2006年，我从卫校毕业了，在父母的安排下去了地级市的一所三乙医院。能进这个大医院，除了关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医院看中了我的助产士背景。那年我十九岁，满脑子里装的是尼采与八大山人、张爱玲与米莱斯，学校于我而言不过是个看书和幻想的避难所。我用艺术来逃避现实的压力，对步步逼近的外部世界视而不见，被安排到妇产科门诊时，整个人完全是懵的。男人和女人们匆忙地进来，再匆忙地出去，吸引器里的黏膜，玻璃管里如透明海马的胚胎，膨胀的肿瘤和各种脓液，辅以轻描淡写的调笑和麻木的眼泪。

病人麻木，我也麻木。这份工作带给我最大的痛苦，是每天目睹生命毫无尊严地被抛掷，是美被践踏。认真说起来，我也没尊严，脸孔藏在口罩后，没有独立签字权，病人既不知道你叫什么也不关心你长什么样，明明是正式招聘的员工，却没有一分钱工资，要戴着练习生名牌，和县城来的中年进修医生挤在学生宿舍里，来度过长达一年的试用期。不管出于谋生还是自尊，这都是个艰巨的考验。一次漫长的加班后，我睡到第二天的下午醒来，想要喝水，张开嘴却流出一股温暖黏腻的液体，流淌的血把手和床单都弄脏了，原来是嘴巴被黏住，一动被撕裂了。我没感到疼，只感到孤独，在初夏的夕照里心脏莫名发冷。

这件事成了我离职的导火索。在父母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我找院长签了离职书，私自离开。在同学的接济下，我在社会上晃荡了一个月，考了教师资格证，旁听了导游课程，还去郊区招聘公务员的监狱里看了看，但这些选项，都只是遥远距离下的另一种幻想，最后迫于生计，我在报纸上找了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