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文杰

任弼时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之一，他的一生都在为党的事业兢兢业业、鞠躬尽瘁，被誉为党和人民的“骆驼”。同时，他也是革命年代中国青年的导师以及中国青年运动的指导者、引领者。自1920年，刚满16岁的任弼时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到1950年因病逝世，他的一生始终与中国青年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任弼时在大革命时期连任两届团中央总书记，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提供了青年基础。在这一阶段，任弼时自身作为党内少有的青年领导人，以二十出头的年纪，凭借高超的政治水平和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功底，积极领导党的青年工作和青年运动的发展，在当时的中国青年运动中壮大了团组织的队伍，形成许多特色鲜明的思想经验，创造了众多值得后人借鉴的光辉典范，成为广大青年的良师益友。任弼时的青年思想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依然有着莫大裨益，当代青年工作者、高校思政课教师都可以从他的青年思想中得到诸多启示。

一、立足国情，坚定自身政治立场

1924年7月，青年共产国际(第三国际领导下的各国革命青年的国际联合组织，成立于1919年11月26日)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办，任弼时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之一出席会议，会议提出要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并指出这个组织“不仅在组织上应当是独立的，而且应有自己特别的政治面貌。”对于建立这个明显带有与中国共产党并立性质、充满政党色彩的组织，任弼时没有盲目遵循青年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是立场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在任弼时看来，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国民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在第一次合作中进行北伐革命，此时的青年团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加强自身建设，使革命力量更为集中而非分散，这个提议也得到了所有中国出席代表的赞同。

1924年8月，在结束莫斯科东方大学三年的学习生活之后，任弼时回到国内，起初接受组织安排，在上海大学教授俄语，不过很快他的工作重心就转向团务中来。9月后，任弼时以青年团上海区委委员、江浙皖区委委员、团中央宣传部下设编辑部编辑员的身份，在《中国青年》《团刊》等报纸刊物中与同僚一起以笔为刀，撰写诸多政论文章。当时，距离我国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已过去4年之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也对青年团进行相关的整顿改革，然而在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失误。比如说在青年团的宣传推广上，偏向于较多地宣传团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宗旨，在工作实践虽然积极开展青年维权实践，但对于党与团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所模糊与忽略，导致在一段时期内团组织“第二党倾向”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失误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与青年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相关联，在当时中国的国情下，并不利于革命的发展以及党团的壮大。

1924年9月，任弼时在《团刊》发表文章，反对青年共产国际建立“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的提议。他明确指出，首先，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青年团已经有着多年的斗争经验，“为求国民革命实力集中，使国民革命早日成熟计，则绝对不能有新且独立而带有政党性的青年组织实现之必要”，青年团与中国共产党两者应该一道在国民党内部负责指导大革命的任务；其次，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当在大革命背景下继续争取广大群众，壮大已有组织，而不是另立一个在政治上相当独立的组织。任弼时指出，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只会加速团组织的不纯洁性，使更多非无产阶级思想混入团组织当中，那对于革命有百害而无一利；最后，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至今，自身团的建设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另建组织只会“徒使我们自己组织上的技术工作加多，物质上和人才上的损失而已，并有因此而反轻视青年团内部自己应做的青年工人运动和团内训练、纪律及国民运动工作之危险。”这些主张都体现了任弼时在当时对于团的建设问题上的高瞻远瞩，同样也是他在回国之后，切身体会中国基本国情，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当时革命环境深入分析的结果。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自身还处于幼年状态，许多路线方针政策还远未达到成熟状态，而任弼时作为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领袖，能够克服对青年共产国际的盲从，做到不唯上、只唯实，坚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落实在中国土地上，这样的政治勇气和坚定立场是我们应该积极提倡与学习的。在当今培养新时代的青年过程中，我们继承任弼时同志的精神，要教导青年站稳政治立场，坚定“两个维护”，并且要促使青年将自身知识、技能、才华与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结合在一起，肩负起实现民族复兴的重任。

二、坚持党性原则，正确处理党与团的关系

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早期党组织之一，是先于中国共产党而成立的，因此，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理顺党与团之间的关系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对于青年运动之决议案》明确指出，“青年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一部分重要的工作，因共产党是这一般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指挥，青年运动必须在共产党指导之下，是无疑的。”这是在中央文件层面对党与团之间关系的明确规定。任弼时认为，团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应该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共青团由于其成员的特性，在许多场合都有着积极带头的作用，这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革命的进程，但同时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与党并立”的局面。在1926年7月，任弼时在上海主持召开共青团中央第三届二次扩大会议，与会人员详细讨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究竟是什么，有的人说是“党的左手”，有的人说是“党的候补学校”，还有一部分人说“是做文化工作的组织”，最终，会议总结研讨了各方意见，规定“本团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群众组织，是列宁主义的学校。”这是任弼时党性原则在青年团工作的生动体现，极大削弱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青年团的不利影响，在当时，很多地方青年团由于国共两党合作关系，放下了属于自己的工作，转而投入国民党的组织活动，团组织在很长时间里陷于停滞状态，使得共青团难于动作。在明确规定了党团关系之后，青年团的活动才逐渐活跃起来。

在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同时，任弼时也时刻注意青年团自身发展方向上存在的问题。这在当时表现为“取消主义”与“先锋主义”两大错误倾向。

“取消主义”产生的大背景是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在北伐战争后期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同时中国共产党党内也存在着“左”倾盲动主义情绪，在敌人力量强大的中心城市集中爆发了多次武装斗争，最终使党的组织与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青年团的发展也遭遇重大挫折，一度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趋于沉寂。因此有人便主张取消团组织，效仿国民党在党内设立青年部来展开青年运动。任弼时对于这样的错误主张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这样的错误思想主要是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与青年和工农群众长期脱离联系，不了解彼此的想法才滋生出来，如若真同这些人所讲的，取消团组织，将团与党合二为一，无异于自我削弱了党在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力，最终只会“引导青年工农走向改良主义道路，取消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这样的“取消”，不符合青年团发展的实际情况，不仅会带领团组织走向衰败、走向灭亡，而且在这样的思想统领下，党组织、工会等任何组织都有被“取消”的风险。

而“先锋主义”是在青年团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在党的最高领导人在革命问题、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犯下了影响党的生死存亡的错误之后，团组织的一部分人认为彼时的党依然未能纠正其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在斗争中阻碍到了团的工作，上海的团组织甚至主张要以“布尔什维主义的团”来代替“机会主义的党”。应该说，此种“先锋主义”思想危害性要高于“取消主义”。任弼时认为，这种“第二党倾向”，是对列宁主义建党理论的严重破坏，对当时青年运动的开展极为不利，应该正确认识到青年运动只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一切革命行动都要接受党的领导。同时，为了不打击青年运动的积极性，任弼时指出要把青年带头当先锋与“先锋主义”严格区分开来，前者应该积极提倡，而后者是要舍弃党的领导，应该予以坚决反对。

在新时代的中国，建设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间的关系仍然要吸取“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这两大主义的错误教训，明确处理好党团关系，正确认识党是团的领导者，团是党的助手与后备军，只有这样我们的人才培养工作才能有条不紊，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得到切实增强，社会主义事业的征程才能行稳致远。

三、关注青年群体实际状况，有针对性地开展青年工作

任弼时在组织青年运动时十分重视工作开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面对青年群体中错综复杂的思想矛盾以及千变万化的革命局势时，总是审时度势，善于对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青年群体，注意区别情况来做思想工作。任弼时认为，青年团的工作对象既然是青年，就应该仔细去研究青年的特点，非如此，青年运动就既不能发展，也没有前途。在青年团工作中要做到深入青年，了解青年，服务青年，把团组织更好地与青年群体结合起来，做到不仅是组织上入团，思想上也要入团。

任弼时主张应该大刀阔斧发展团员，努力使团的工作青年化群众化，尽可能多地把社会中的觉悟分子吸收到团组织中来。因此，在入团时不应该设置过高的门槛。1925年7月，任弼时签发的共青团中央关于发展组织和训练团员的通告(第26号)中明确指出，在吸收新团员时，条件不应太严苛，对工人“只要他是诚实勇敢，能活动而服从纪律者即可”，对学生“亦应较前从宽”，只有如此，才能确保团组织在大多数青年中发生影响。在对待团员的教育训练中，任弼时主张开展的活动不仅应该符合青年群体心理和生活的需要，并且要重视不同阶层、团体的发展工作，根据对象的特点针对性地进行宣传与发展工作。

在大革命时期，青年团组织大多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要构成人员，任弼时强调要在斗争中提出各派学生大多数都能接受的最低限度的革命口号与主张，而在“日常的政治思想的宣传上，仍应尽可能地举出各种具体事实，宣传我们的革命理论与策略。”这样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使得青年运动既能以青年自身为主要依靠力量，有着充分自由活动的可能，也能够使组织效能落实进入青年团中，更好地发挥党的指导作用，是面向青年学生思想认知特点所做出的有效工作方针。

对于除学生群体外的其他青年积极分子，任弼时同样予以关注，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青年团应该也必须更多地吸收青年工人，强调要主动在青工、童工、学徒、手工业工人中发展力量，使团组织更多地带有工人阶级的色彩，让团组织与党组织保持一致，发挥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作用。因此，在经济斗争中要时刻注重维护青年工人的利益，团中央也建立起经济斗争委员会，调查当时社会中青年工人的处境，并且依此设置青年运动的活动大纲。同样，农民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青年农民也应该成为团组织的重要力量，要引导农民正确认识到国民革命的意义所在，不断地通过政治理论引导与宣传教育，使农村青年群众源源不断地加入到全国革命的行列中来。对于其他社会团体。例如，文学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美术研究会等，也要注重从本团体成员真实思想情况与知识结构出发，在宣传中可以针对性地进行一些相关专业理论的辩论学习，将其吸引至团组织中来，以结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总而言之，青年团就是要在各种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青年群众中进行工作，总的目标就在于团结和教育青年一代，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培养出千千万万有高度政治觉悟又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优秀革命后备军，源源不断地推动革命事业前进。

在当今世界文明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背景中，青年一代的思维认知有着更为突出的复杂性、多元性和变革性，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也催生着新职业、新阶层的涌现，因此必须深入了解不同青年的实际生活状况，设身处地地关怀、引导青年的发展，做到因人而异、因材施教。

四、维护青年群体切身利益，实现团的工作青年化群众化

“五卅惨案”以后，任弼时在1926年7月总结过去一年来青年团在开展青年运动时的教训，十分突出的一点就是未能注意到学生、青年工人本身利益的斗争和宣传，没能使他们感觉到青年团组织是为了他们利益而奋斗的领导者，致使团组织无法取得他们更深的信任，将其更加有效地团结起来。

针对这一欠缺，任弼时认为这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比如此时政治运动多而党组织力量尚小，为助力党的工作的开展，许多地方的团组织不得不担负起党组织的职责，来指导当地的工人运动。此外，当时团员年龄偏大，较为成熟，在思想上行动上多热衷于政治，许多人也没有青年运动经验，未能明晰青年本身利益斗争(尤其是关于经济斗争工作)与本团发展的关系。

对此，任弼时提出几点方法，首先要使党团从严分化，将过了20岁的团员全数介绍加入共产党，年过23岁的团员完全脱离共青团，即使不到20岁而很能干的团员，也须加入共产党。这种按年龄分化成员的方式不仅可以强健党组织，为党组织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客观上也使得团组织向青年化方向发展，使党与团之间的工作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互相之间更为默契协调。

其次是针对缺少青年活动经验、忽视青年群体自身利益斗争的问题，任弼时指出，这“是平时未有实际斗争、缺少训练的结果，须从实际斗争去纠正这种缺点。换言之，就是只要实际领导青年学生与工人为他们本身利益而斗争，我们自然会得到活动的经验，明白其中关系之重要。”他认为，第一，在实践活动中，要重视会议的作用，以往开展青年运动将重心过多地放在开办平民学校、组织俱乐部方面，然而这些方式的影响收效甚微，远不如用适当的名义(工会或某种团体)召集各种没有党派的青年工人群众会议或代表会议，以此来扩大宣传，会议不仅能够使与会人员增强参与感，还可以促使他们将会议的主题，即精炼之后的工作方针、政策、任务等广泛、有效地传播开来；第二，要组织劳动童子团，为了养成将来的无产阶级战士，对新生无产阶级的教育须从娃娃抓起，所有正在成长的儿童都是未来社会活动的中坚力量，将他们教育成为勇敢、富有奉献牺牲精神的无产阶级战士，是团组织的一项重要职责。因此，要时刻关注工厂、乡村、学校的儿童以及街市流浪的贫苦儿童，将中国的零散的革命儿童运动向系统化发展。

这同样给了当今时代以启迪，青年一代作为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应该重视其相关的利益表达，正确引导他们在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与实现社会价值相结合，做新时代的有志青年。

总而言之，任弼时作为我国最早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之一，在留学苏联归国以后，就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和昂扬的青春斗志组织、领导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运动，在中国无数青年志士心中树立起光辉的楷模，用他的青春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我们唯有悉心学习先辈的智慧与思想，才能开辟更光明的前景。

①任弼时(1904-1950)：名培国，号二南，湖南省湘阴县(今属汨罗市)塾塘乡唐家桥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农红军主要领导者之一。任弼时早年留学苏联，随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代理书记、总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湘赣苏区省委书记，领导红六军团、红二方面军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期间，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五大书记之一，1950年因脑溢血不幸去世。

②大革命时期：亦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指1924至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战争和政治运动。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清共”，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归于失败。

③《在中国应否组织“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之讨论》，《团刊》第12期，1924.9.30.

④《对于青年运动之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1925.2.

⑤五卅惨案发生于1925年5月30日。当时上海学生2000余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的暴行，声援工人，并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100余人。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重伤多人，逮捕150余人，是为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