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曾勋

古人讲究“盖棺定论”，除了留下事迹、作品和口碑，最直接的形式莫过于用墓志铭记录墓主人的生世、品德和功绩等等。

对士人来说，墓志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而，找谁写，怎么写，大有讲究。有点身份地位的人离世后，其后人必定会找与逝者关系亲近、级别相当或者著名的贤良为其写墓志铭。自然，受邀写墓志铭的人为谁写，不为谁写，更有讲究。

所以，墓志铭不仅表征逝者生前的道德、财富、人脉、地位，其象征意义，还远远超出石刻悼文内容本身。它承载着古人的性情喜好、人情世故，亦可从中窥见当时的政治脉络。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 年），距离蜀州青城农民王小波、李顺作乱已经过去了60年，当时有谣言说六十年一甲子暴乱又会卷土重来，部分造反分子在暗中摩拳擦掌。宋仁宗命礼部侍郎张方平入蜀安抚人心。张方平进入四川后，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措施安抚民众，迅速稳定了局面。

蜀中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文教昌盛，人才辈出。这次入蜀，张方平还肩负朝廷安排的另一个重要的任务——为朝廷物色人才。他听闻眉山三苏父子文冠蜀中，便去拜访，后来又把三苏父子引荐给欧阳修，成就了“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八大家”的佳话。元祐六年（1091年），85岁的张方平逝世，谥号“文定”。苏轼听闻噩耗，对恩师的离去悲痛万分，为其撰写了墓志铭，并服孝三月。

后来，苏轼在《祭张文定公文》中傲娇地表示，我从来就不愿为人撰写墓志铭，我一生只为五人写过墓志铭，这是因为他们确实有大功大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