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曾勋

古人讲究“盖棺定论”，除了留下事迹、作品和口碑，最直接的形式莫过于用墓志铭记录墓主人的生世、品德和功绩等等。

对士人来说，墓志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而，找谁写，怎么写，大有讲究。有点身份地位的人离世后，其后人必定会找与逝者关系亲近、级别相当或者著名的贤良为其写墓志铭。自然，受邀写墓志铭的人为谁写，不为谁写，更有讲究。

所以，墓志铭不仅表征逝者生前的道德、财富、人脉、地位，其象征意义，还远远超出石刻悼文内容本身。它承载着古人的性情喜好、人情世故，亦可从中窥见当时的政治脉络。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 年），距离蜀州青城农民王小波、李顺作乱已经过去了60年，当时有谣言说六十年一甲子暴乱又会卷土重来，部分造反分子在暗中摩拳擦掌。宋仁宗命礼部侍郎张方平入蜀安抚人心。张方平进入四川后，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措施安抚民众，迅速稳定了局面。

蜀中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文教昌盛，人才辈出。这次入蜀，张方平还肩负朝廷安排的另一个重要的任务——为朝廷物色人才。他听闻眉山三苏父子文冠蜀中，便去拜访，后来又把三苏父子引荐给欧阳修，成就了“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八大家”的佳话。元祐六年（1091年），85岁的张方平逝世，谥号“文定”。苏轼听闻噩耗，对恩师的离去悲痛万分，为其撰写了墓志铭，并服孝三月。

后来，苏轼在《祭张文定公文》中傲娇地表示，我从来就不愿为人撰写墓志铭，我一生只为五人写过墓志铭，这是因为他们确实有大功大德。实际上，苏轼一生为七个人写过墓志铭，分别是富弼、司马光、赵抃、范镇、张方平，另外两人赵庸敬、滕元发的墓志铭，是他帮张方平代写的。

富弼、司马光自不必说，他们都是当时的名相。嘉祐年间，苏轼作为职场菜鸟在京城当“京漂”时，就写过自荐信给宰相富弼，夸赞富弼“勇冠于天下，而仁及于百世”。这里面肯定有拍马屁的成分，不过，苏轼的政治主张与富弼大体一致。

后来王安石主张变法得势，苏轼站在司马光一边反对变法。直到宋哲宗上位后，王安石被罢相，司马光拜相，因反对新法而被贬的苏轼、苏辙、刘挚、范纯仁等人回到中央被委以重任。所谓“志同道合方为谋”，苏轼为富弼、司马光写墓志铭，不光体现了他们政治理想的一致，也能看出苏轼对知遇之恩的报答。

苏轼为有“铁面御史”之称的赵抃作墓志铭，除了感恩，恐怕还有钦佩。赵抃跟苏洵同辈，嘉祐四年（1059年），52岁的赵抃调任成都府路转运使，当时眉州属成都府路。之前两年，苏轼、苏辙同科进士及第，名震蜀中，京师的贤良均有所耳闻。

赵抃约见三苏父子之后，推荐苏洵为试校书郎。苏轼兄弟对赵抃推荐父亲的举动心存感激，后来在书信诗文中多有提及。赵抃退休回家，琴鹤相伴，过上了清苦闲适的生活。苏轼写诗说，“清献先生无一钱，故应琴鹤是家传”，赞扬赵氏治事清廉。赵家和苏家经常诗文唱和，相互扶持，实则为君子之交的典范。

而选拔苏轼两兄弟的主考老师之一，就是四川华阳人范镇。范镇作为蜀中学者的代表，在翰林院曾多次负责贡举考试。嘉祐二年（1057年），范镇与欧阳修、梅尧臣为知贡举，选拔出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一大批有识之士。范镇支持司马光反对新法，与王安石不合，他指责王安石主张的青苗法为“残民之术”。

在北宋泾渭分明的政治结构中，苏轼毫无疑问是另类的存在。他不赞同王安石的所有新法，但在私下，他们仍在金陵喝酒唱和，好不快乐。即便王安石知道这名后生与自己的政治理想相悖，仍旧在“乌台诗案”过后，劝诫皇上“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力保苏轼。他们都以身示范，浇筑了士人宽厚仁义的可贵品格。

苏轼选择性地为敬重的师友做墓志铭，纵有政治站位和感情亲疏的考量，但正如他所言，这些人无一不是敢作敢当的耿介之士。文人惜墨如金，遇知己则直抒胸臆，文思如泉涌，这也算一种境界和情怀吧。

到后来，苏轼反对司马光将新法尽除的极端做法，结果搞得两头碰壁，此后大半辈子不是打铺盖卷走人就是在被贬的路上。不过，也正是苏轼的“傲娇”，成就了他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