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波

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主流影视作品如何有效抓住市场变化的机遇并赢得观众高度的认可始终是创作者不懈探讨的重要话题。作为建党百年的节庆献礼片，电影《1921》在尊重历史与合理想象的基础上，以细腻真挚的艺术化表达手法生动地演绎了百年前那段波澜壮阔、敢为人先的革命史诗，彰显了青春与诗意的完美交融、理想与激情火热碰撞的艺术效果，成为近年来通过光影艺术展现百年党史和红色风华的佳作。诚然，电影《1921》这种讲述宏大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不仅是因为满足了观众的审美标准和迎合了市场的商业需求，而且更在于揭示了深刻的历史主题和传承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在创作过程中，导演黄建新及其团队另辟蹊径，通过准确把握群像塑造与家国情怀相互结合的叙事逻辑，使影片中演绎的革命先辈既有面对崇高事业时“甘将热血沃中华，笑看旌旗红似花”的视死如归，又有面对都市生活时“最喜人间烟火气，且以凡心度风尘”的流连陶醉；实现了故事结构搭建的完整化和人物形象表达的立体化，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影片的时空广度、主题高度、情感深度和历史厚度。

一、另辟蹊径：主流影视作品尝试创新叙事策略

作为一种视听艺术，主流影视作品的创作要自觉坚守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以深刻的思想和娴熟的技法来表达真情实感，进而在精神层面持续引发情感共鸣。想要达到这种理想的艺术效果，主创团队应该具备强烈的创新意识，努力探寻能够突破以往主流影视作品在故事架构和人物塑造等方面趋于类型化、扁平化和脸谱化的叙事手法，逐步实现由单一视角到整体思维、由片面强调历史的严肃性到重视将其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深刻转变，并大胆应用于具体实践当中，才能将人们“熟知”而非“详知”的历史事件以耳目一新、别具一格的方式表达出来。可以说，电影《1921》就是在这方面勇于实践的“开路先锋”。

其实，早在拍摄电影《1921》之前，已经有《开天辟地》《建党伟业》等以编年体的形式反映建党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电影问世，并获得了一致好评。但是，“电影最好还是不要按照历史事件的编年进程拍，而是要以人为中心来叙事和表情达意。”因此，电影《1921》积极转换视角、迎难而上，反其道而行之，将宏大的历史主题寓于具体的情节线索和人物事件当中，突出强调以人物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使情绪的表达更加真实可感。可以说，这种高超的处理方式是建立在充分尊重和把握社会发展趋势和艺术创作规律的基础之上的。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会发现，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国内形势，可谓是伴随着启蒙与革命、愚昧和觉醒的相互激荡而始终处于风云变幻的状态之中。正因如此，通过拓展情节线索和借助人物事件来映射电影所要传达的价值观念显然比生硬的灌输和平直的叙述更有针对性和说服力。总的来说，电影《1921》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尝试：

其一，在尊重艺术创作规律和提升视听体验效果的基础上，重视强调电影的商业属性，进而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发挥政治宣传和价值引领的功能。从本质上来看，以《建党伟业》《开天辟地》等为代表的建党献礼片就是在努力传达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因而是具有显著政治属性的电影。也就是说，这种类型的电影想要取得良好的商业效果，必须重视把握市场规律，自觉融入商业元素，才能使电影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既叫好又叫座，进而达到兼具政治宣传、艺术呈现和商业获利的目的。就电影《1921》而言，在继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这一电影艺术创作原则的基础上，转而以“人物”和“空间”的变化为叙事主线，将中共“一大”代表所开展的建党活动自觉纳入当时国际国内的复杂局势当中，以一种更加扑朔迷离、惊险刺激的方式渐次展开。实践证明，这样的艺术化处理方式能够充分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激发观众的观影热情，并随着刺杀与追踪、偷窥与侦探等叙事情节的跌宕起伏、紧张跳跃而深入思考剧中人物命运的曲折变化。由此可见，电影《1921》灵活运用了一系列商业手段，不仅从视听感官等微观层面吊足了观众的“胃口”，而且从时代变化等宏观层面暗示了国际局势的风云激荡和国内社会的风雨如晦。

其二，在强化象征意蕴和采用多线叙事的前提下，重视展开合理的结构联想，试图通过创新故事的讲述方式来增强隐喻效果和拓展精神空间。作为电影叙事的“生命”，结构联想在电影创作过程中具有不容忽视的突出作用和显著意义。其实，黄建新导演及其创作团队从很早就开始使用结构联想这种叙事策略，并取得了良好的反响。在谈到《建党伟业》这部影片时，他敏锐地察觉到，采用现代电影的方式来讲述历史，应该尽量发挥通过影像产生联想的力量，进而达到文字和图片所不具备的艺术效果。就电影《1921》而言，黄建新导演及其创作团队更加重视使用结构联想这种方式来呈现立体化的艺术效果。比如，通过塑造居住在李达、王会悟夫妇家对面的小女孩形象，使叙事情节带有一种虚拟化和象征性的意蕴；从6个时空叠加的横截面入手，以纵横交错的方式同时展开多个人物和线索，将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典型素材整合在一起，使电影主题和思想内涵的表达更加具有整体意识；在讲述中共“一大”几位代表被逼入绝境而选择以死明志时，通过混合与快闪的剪辑方式加强了故事情节的紧张节奏，从而达到了酝酿观影情绪和激发观影高潮的效果。由此可见，通过结构联想的方式来增强电影的艺术性和观赏性，进而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这种方式所能发挥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概而言之，主流影视作品叙事方式的有效创新直接关系到思想主题的准确表达和艺术效果的精彩呈现。因而“必须走出主旋律电影或主流电影忽略甚或无视其艺术本体及其视听特性的误区。”在电影《1921》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黄建新导演及其创作团队在创新叙事策略方面所做的努力探索和大胆实践，即把历史大逻辑和故事小逻辑通过具体的事件和人物恰如其分地呈现出来，实现了叙事层面和潜意识层面的精准对位。正是在这种整体性思维的导引下，相关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线索也就能够在理想和现实层面达到浑然一体的状态，进而使电影在群像塑造的同时，又能够自然而然地融入家国情怀的思想因素。正因如此，观众在欣赏电影的过程中，就能够因潜移默化的熏陶而进入最佳状态和引起情感共鸣。

二、群像塑造：电影《1921》对历史人物和重要事件的立体式呈现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通过影视艺术的方式来演绎宏大的历史主题，向来以其本身所具有的严肃性而让观众在心理上有一种距离感和敬畏心。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以一种崭新的艺术化表现手法呈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始终是考验创作者是否具备开拓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关键所在。面对这种历史题材的影视创作，如果只是对观众耳熟能详的历史常识进行重复式的演绎，那么，显然会因为毫无新意而让观众产生极度的审美疲劳，传播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创作者必须要积极主动地结合现代语境进行探索式的创作。就电影《1921》而言，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试图突破传统意义上的二元对立叙事模式，进而实现以平民化和常人化的叙述视角对与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宏大的历史主题相关的人物事件进行经典再造。可以说，这是电影《1921》的高明之处，无疑能够在心理和生活层面拉近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与此同时，在观看电影《1921》时，不难发现叙事主线和支线的纵横交错，不仅可以让故事情节变得更加引人入胜，而且通过这种多线并举的方式所塑造出来的革命群像能够使这种宏大的历史主题实现“软着陆”，变得更加真实可感。不可否认，影片的主线依然是围绕十三位中共“一大”代表冒着极大的风险从各地汇聚于上海来参加建党活动，但是通过对他们以及周围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细节化描写，无疑可以使人物形象变得更加鲜活生动而让观众逐渐摆脱固有的刻板化印象和碎片化认知。此外，还有国内外反共势力阻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沪参加建党活动、日本特高课派侦探在租界跟踪日本共产党员等多条支线齐头并进，使电影《1921》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放到了国际社会这一时空背景下进行综合审视，自觉地将其纳入轰轰烈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当中。这种国际视野的加入，在拉伸叙事空间的同时，通过对革命群像的塑造，可以更加充分地展现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的那段特殊时期里，国内外形势的错综复杂和不同势力的激烈交锋，以此彰显建党活动的艰难曲折，进而更好地反映电影所要表达的主题。

在影片开篇，依然是围绕观众非常熟悉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主角——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位历史人物展开叙事，随之而来的是空间的切换，即从北京到上海、广州等地。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传统的叙事方式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致敬，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处理方式，后续的精彩故事才能渐次展开。影片中，既有对李达、王会悟夫妻新婚燕尔这种喜庆场面的细致刻画，又有对二人如何谨慎地邮寄开会通知、布置会议场所和协调代表住处等具体事项的描摹；既有对青年毛泽东与妻子杨开慧离别时的氛围营造，又有对毛泽东在“一大”会议上与代表们围绕应该依靠什么力量来拯救中国时激烈讨论的经典呈现；既有对周佛海、陈公博两对夫妇流连“十里洋场”而“乐不思蜀”的潜在暗讽，又有对二人最终因信仰动摇而背叛革命的前期交代……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这种对历史群像进行塑造的巧妙构思在电影《1921》中随处可见，特别是“一系列生活化场景的设置，再一次使精英人物摒弃了‘高大全’的形象，表现出鲜为人知的‘普通人’的一面。”实现了“祛魅”与“写实”的高度统一，从而拉近了普通观众与历史人物之间的距离。

电影《1921》采用群像塑造的艺术方式进行叙事，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影片的写意外延和表达空间。在影片中，通过对不同人物的形象和心理的直观呈现，以点划线、以线带面，构成了一张张清晰可见的人物关系网，并采用扣人心弦的节奏使相关的历史事件以耐人寻味的稳健姿态向前推进。概言之，整部影片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红色主流影视作品之处，就在于希望通过群像塑造这种必须依托多线叙事的技巧来囊括同一时空内相互激荡、精彩纷呈的人物和事件，进而全景式地呈现那个既具有寻常烟火气而又饱含历史厚重感的1921年。可以说，这是电影《1921》的导演及其创作团队具有“精品意识”并努力追求卓越的一种生动体现。

三、家国情怀：电影《1921》对永恒价值和时代精神的经典化植入

在自媒体时代，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绪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趋势。面对这种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现状，创作者如果依然局限于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一味地因盲目猎奇而迎合低级趣味，使作品缺乏深层次的情感融入和价值关怀，那么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只会在市场化的大潮涌动中沦为转瞬即逝的“泡沫”，很难给观众留下深刻而难忘的印象。由此带来的启示是，主流影视作品在遵循一般叙事逻辑的过程中，还要以春风化雨的方式自觉植入家国情怀的思想因素，不断强化和拔高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主流影视作品除了具备一般艺术作品所应满足的审美标准和商业需求之外，还要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来传达能够激发观众情感共鸣的永恒价值和时代精神。惟其如此，才能使作品经得起观众和时间的双重检验。

电影《1921》既有对激荡青春的诗意刻画，又有对革命理想的生动传达，使历史人物的青春岁月和革命理想得到了精彩的呈现，并巧妙地展现了历史人物在风雨如晦的年代里所具有的崇高的家国情怀，实现了历史人物在生活情感、革命意志和民族气节等方面的有机交融，人物形象也因此而变得更加丰满和立体。影片中，关于上海繁华夜景的呈现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这是为了衬托在当时那种时代背景下，被誉为“东方巴黎”的魔都上海极具吸引力，以致于使初来乍到的中共“一大”代表也陷入一种狂欢之中；另一方面，这也预示着他们所要拯救的是一个充满美好和欢乐的世界，他们此行所承载的使命是一项伟大而光荣的事业——建立中国共产党。特别是青年毛泽东沿街奔跑的场景，以充满活力和动感的镜头语言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觉体验和冲击。在这个过程中，黄建新导演及其创作团队采用蒙太奇的剪辑手法，加入少年毛泽东在家乡与父亲争执时奋力奔跑的画面。虽然同样是奔跑，但通过对比两种不同的画面，表现了毛泽东自少年时代起，就有一种反抗权威、摆脱束缚的强烈意志。此外，毛泽东的奔跑也寓意深刻，表示他始终有改变旧世界的崇高理想和雄心抱负。这种试图突破“小我”而成就“大我”的意念，就是对青年毛泽东饱含家国情怀的直观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还有两处关于李达的细节描述令人动容、印象深刻。第一个细节是，李达冒着极大的风险，执意要将即将印刷出版的刊物中的“百姓”改为“人民”二字，看似是一个简单的举动，实则折射出李达心中已经将“人民”视为国家真正的主人。这种现代意识的嵌入绝非偶然，而是想要借此表达一种有别于传统的家国观念。年轻的李达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说明他的思想观念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不再拘泥于对旧有观念的恪守，而是要敢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这是需要家国情怀作为内在支撑，才能具备的一种先锋精神。此外，还有一个细节是，当李达拿出火柴时，才发现是外国制造。那一刻，他的眼神中虽然带有一丝黯然神伤，但是转而却变得无比坚定。这种情绪的微妙变化，映射出李达由对山河破碎的痛心疾首到对救亡图存的义无反顾。作为一个年轻的革命者，此时此刻在李达的心中无疑已经燃烧起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熊熊烈火。可以说，此处也是对家国情怀这种崇高而朴实的情感的细腻描摹。

当然，电影《1921》中关于历史人物所具有的家国情怀的细腻刻画绝不仅限于此。诸如此类的细节描写是影片能够获得观众认可的关键所在。回望20世纪20年代那段难忘的历史，可以清楚地意识到，敌我矛盾的尖锐对立必然使得通往胜利的道路充满荆棘和坎坷，甚至是鲜血和牺牲。正因为如此，影片在叙事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以历史事件为主轴，而要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细腻地刻画历史人物，自然而然地融入家国情怀，更能使观众深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也更能体会到为什么那群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青年会为了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共产党而聚在一起。一百年前的那群“青年”，他们心中不仅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更有对家国深沉而厚重的爱。可以说，这是支撑他们最终走向胜利与辉煌的最为重要的情感因素。电影《1921》无疑抓住了这一核心因素，极大程度上深化了影片所要表达的主题。

结语

综上所述，电影《1921》在写实与写意两个方面都进行了大胆革新，进而使其与传统意义上的主流影视作品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之处。特别是在叙事方式层面上，更加注重将群像塑造和家国情怀进行深度结合，为观众全景式、立体化地呈现了在那个普通而特殊的1921年所发生的“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电影《1921》能够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顺利实现“突围”和“破圈”，足以证明这种叙事方式的合理运用是比较成功的，因而可以为相关主流影视题材作品的创作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方法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