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汉晖 章琼

“长津湖”原本是个地名，位于朝鲜半岛东北部的盖马高原上，处于柳潭里和下碣隅里之间，该地带平均海拔高度有1300米，冬季气温通常在零下20多度。1950年11月7日、12日和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下属的第20军、27军和26军分别秘密赴朝，隐蔽在长津湖四周陡峭的山岭中，于11月27日黄昏时分打响中外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围歼战，历时近一个月，史称“长津湖战役”。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联袂导演的电影《长津湖》再现了这一段历史，该片集结了吴京、胡军、李晨等多位被誉为国内“硬核”的实力派男演员。该影片长达176分钟，总投资13亿元，毫无悬念地成为中国电影史上迄今为止制作手笔和投资规模最大的战争片。整部电影以巨大的军事体量和题材容量，承载了个人成长、历史记忆和家国情怀，并选择在2021年9月30日“国家烈士纪念日”当天首播，以及国庆黄金周时段连续播放，无不暗含播映与观影的仪式性象征意义，引发了观众强烈的审美期待。

一、传播仪式与历史记忆

仪式是具有文化象征意味的特殊行为与活动，不同的仪式具有不同的象征内涵，大型的仪式活动通常具有组织化和典礼性，目的在于“用以界定和表现特殊的时刻、事件或变化包含的社会与文化意味”，达到弥合情感、凝聚共识、强化记忆、祈祷祝福等功能。作为电影传播环节的播映仪式，“它不是个人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集体共享信仰的表征”。一部电影通过特定的播映仪式，使个体感受这种仪式所表征的文化氛围和内蕴的历史精神，容易形成观影后的集体情感共鸣和从众心理反射，“并产生团结、符号体系和个体情感能量等仪式结果”，由此提升影片传播知名度，增加票房。

作为反映抗美援朝历史的战争影片，《长津湖》承担了再现历史、铭记历史、缅怀英烈、珍惜和平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选择在“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这种极具象征意味和纪念意义的时段播放，本身就充满传播意义上的仪式感。观众在这种特殊时段走进影院，其观影行为也具有心理层面的仪式性，这种双重的仪式感无疑能强化受众对长津湖战争历史的深刻记忆。在对战争事件形成正义与非正义的道德评判时，历史记忆是构建国民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的重要元素，具有道德审判的依据性功能。所谓历史记忆，并不是陈旧的回忆与虚无的幻想，而是建立在重大史实基础上的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中多数成员脑海里留存的对过去事件的系统性再现”。同时历史记忆也是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内容，具有选择性、重构性和集体性。国家往往选择建立烈士陵园、英雄纪念碑、革命博物馆、战争遗址、英烈故居等物理媒介，或通过特殊节日的纪念活动、庆祝活动等仪式行为，或借助表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视剧、文学作品等艺术媒介的传播，丰富与重构有利于本国合法性权威的历史细节，有意唤起国民的集体回忆和历史荣誉感，从而达到强化身份认同、激发家国情怀和文化心理归属的目的。

在抗美援朝历史中，“上甘岭战役”广为人知，也许与《上甘岭》影片早在1956年完成拍摄并进行传播有关。其实，1950年的“长津湖战役”是抗美援朝东线战场的生死之战，比上甘岭战役还早两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在长津湖畔与美国陆军第10军陆战一师展开了殊死决斗，而此时长津湖地区遭遇了自1888年以来人类有温度记录之后最强劲的寒流。我方在零下3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缺衣少食，坚持战斗到底，以付出数万人伤亡的惨痛代价，“共歼灭美军13916人”，最终迫使美军从东线溃败撤逃。胜利来之不易，其壮烈程度丝毫不亚于“上甘岭战役”。毛泽东曾指出，长津湖战役是“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然而，这段悲壮的历史却鲜为人知，而电影《长津湖》在国庆档的强势传播无疑是观众了解该段历史的最佳机会。实际上，观众在影院集体观看震人心魄的战争场景时，将自动把自身纳入回忆历史与重构历史的传播仪式中。

由于“国庆日”是国家追溯历史源头和刻意铭记的日子，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即使不举办任何纪念活动，本身也具有仪式象征的崇高感。当《长津湖》逼真的轰炸画面与战争现场跃入眼帘时，受众无形之中会产生“身临其境”的历史场域感，甚至会把自己想象成战场上奋力杀敌的战士，形成与影片中战士同仇敌忾的情感共振，自觉建构个体的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此时，观众不只是长津湖战役的观影人，同时也是该战役的一名见证人甚至亲历者，能产生“苟利国家生死以”的价值认同和集体归属感。所以，就该层面而言，《长津湖》的意义不仅在于向国庆献礼，更在于以影像魅力使观众铭记历史，形成爱国共识的凝聚力。

二、历史记忆的再现与史诗美学的气韵

“长津湖战役”是抗美援朝战场上异常惨烈和悲壮的一段战争史。我军面对在二战中从未打过败仗、号称“王牌师”的美陆战1师，既要与装备精良的劲敌交战，也要与极寒的残酷天气较劲。据记载，长津湖战役期间，气温低达零下30多度，天寒地冻，我军后勤供给线多次遭敌机轰炸，战士们衣着单薄，因冻死冻伤减员，“177团2营6连的125名官兵一个个持枪俯卧战壕，保持着战斗姿势，但已全部冻死在高地上”，真实地演绎了“人在阵地在”的战争悲歌。毋庸置疑，历时20多天的战役，有数不清的英雄壮举和历史细节，诸如全歼美国陆战一师“北极熊团”，造成“陆战队历史上最为艰辛的磨难”和最为漫长的撤退等。正是由于人民志愿军的英勇善战，才挫败了麦克阿瑟从东线攻入鸭绿江的企图，扭转了东线战场的局势。作为反映这段历史的战争大片《长津湖》，如何保持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平衡，从而达到史诗气韵的战争美学，是拍摄者必须考虑的创作艺术点。

事实上，电影《长津湖》自始至终都以再现战争真实事件和战场核心人物为叙事基点。一方面，“联合国军”仁川登陆、敌机轰炸中朝边境村庄、第九兵团紧急跨区调动奔赴前线、战士们秘密入朝埋伏雪山、歼击“北极熊团”、炸毁水门桥、美机抵近侦察与地毯式轰炸、美军撤出兴南港等等，这些在长津湖战役中发生过的史实，影片《长津湖》进行了全景式呈现。另一方面，联军总指挥麦克阿瑟战前的自信与战后的沮丧、美第10集团军司令阿尔蒙德在大战中的盲目与狂妄、美陆1师师长史密斯在战局中的谨慎与稳重、敌方栩栩如生的核心人物等，《长津湖》都给予近距离的镜头特写。此外，在影片中，我方运筹帷幄的领袖毛泽东、调兵遣将的总司令彭德怀、沉着指挥的司令员宋时轮、遭敌机空袭牺牲的毛岸英、引爆身上炸药扑向敌人的特级英雄杨根思、坚守阵地冻死也不撤的“冰雕连”等，这些与战争相关的历史人物与群像，以多条线索交替叙事的方式得以立体化记录。可以说，《长津湖》在完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实现了长津湖战役的全方位艺术表现。的确，“《长津湖》也是迄今公映的第一部文献记录式全景叙事的抗美援朝战争电影”。

当然，以电影故事的方式记录历史，并非简单回忆历史，而是站在一定立场阐述历史、传承深层次的价值观。与国家有关的历史记忆需要宏大叙事给予强化，此时，史诗品格的艺术创作恰好能承担对国家历史进行深度书写与表现的重任。黑格尔认为，“史诗是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确实如此，具有史诗气韵的影片通常人物众多、题材重大、线索繁复、规模宏大，表现历史深度、揭示历史事件本质、塑造神性的英雄。作为一部体现工业化生产水平的电影，《长津湖》以史诗级的创作手法，全景式地记录了长津湖战役的全貌。影片采取我军高层指挥官视角、中层连队群体视角、基层个体战士视角以及美军指挥官视角共四条线索并置交替叙事，并以“正史化”的叙事姿态，尝试立体化、客观化记录战争的方式再现历史现场，还原历史细节。

电影《长津湖》海报

为达到再现战争现场的真实性，《长津湖》不惜耗资13亿元，仅摄制组人员就超过7000人，聘请的技术公司有80多家，群众演员高达7万人次，其中包括退伍士兵、退役消防员和外籍演员。影片几乎全是恢弘的外景镜头，战斗场面接连不断，加上蒸汽机车、装甲车、坦克、轰炸机、机关枪、高射炮等高逼真仿造道具的运用，甚至连战壕工事都依据真实的作战要求挖掘，力求最大化地复原历史现场。而且，整部影片有很多“沙场秋点兵”式的宏大场面，如我方第九兵团万里赴戎机的场景、战士们从雪山上蜂拥而下奋力杀敌的情景、仁川万人登陆的海滩现场、敌机低空侦查俯视长津湖畔的全景镜头、美军兴南港大撤退兵败如山倒的慌乱现场，以及漫天飞舞投弹的联军轰炸机等，宏阔画面和震撼音响相得益彰，使人仿佛置身于真实的战争现场。

事实上，题材重大的战争大片以大手笔进行制作是必不可少的，影片《1917》耗资9500万美元，《敦刻尔克》投入1.5亿美元。可见，这种工业化大手笔的制作手法对于体量巨大的长津湖战役而言非常必要，不仅真实还原了历史全貌，同时打造了影片的史诗气韵。对于受众而言，可以使其沉浸历史、回味历史，达到集体共情的效果。

三、成长叙事的视角与国家认同的建构

《长津湖》既有两军对垒、争锋相斗的宏大视角，也有个体在战争中不断体验与成长的微观视角。影片以伍千里和伍万里两兄弟作为叙述主线，撑起整个故事的框架。伍万里最初只是浙江湖州一个小渔村的狂野少年，看到二哥伍千里抱着大哥伍百里的骨灰从战场上归来跪倒在爹娘面前时，他第一次间接见证了“牺牲”，同时对为国捐躯的大哥肃然起敬。但顽劣成性的他很快与二哥发生了小冲突，为了让二哥伍千里瞧得起自己，他悄悄尾随紧急归队的二哥，决心加入部队成为一名战士。如果说，此时伍万里寻求当兵，只是为了在二哥面前“赌气”证明自己，可谓动机不纯；那么当火车行至山海关，他准备跳车当逃兵时，拉开车门见到万里长城的一刹那，被巍峨的长城崇高的壮美所感染，此时他凭着混沌的本能和朦胧的直觉，获得精神升华的力量，毅然选择留下，而他此刻的动机绝不是为了“证明自己”。众所周知，万里长城是国家的象征，伍万里见到长城之后迅速将“本我”升华到“超我”状态，将“个体”融入“集体”之中，足以证明他对“国家”有起码的价值认同，从个体的转折和变化而言，这就是一种成长。

之后，伍万里历经了“入连仪式”“第一次被罚站”“第一次写检讨”“第一次拿枪”“第一次亲历敌机轰炸”“第一次见到战友被炸死”“第一次开枪杀敌”“第一次投手榴弹”“第一次敬军礼”“第一次懂得军人的荣耀”等，无数的“第一次”使伍万里经历了恐惧、挫折、欣慰，切身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无情。正是这些本不该经历的“第一次”，丰富了伍万里的人生阅历，强化了他的军人身份和集体意识。在敌机的轰炸下，伍万里逐渐建构了“本国”和“他国”的区别意识，对自己国家的历史起源和领土疆域有了初步认知与赞同，逐渐明白到“有国才有家”的朴素道理。

可以说，伍万里在历经多个“第一次”之后，逐渐完成了从不谙世事的莽撞少年到意志坚定的英勇战士的身份转变，他变得成熟、干练和勇敢，随着环境的变化而逐步成长。对于个体而言，成长意味着认知的成熟和精神的蜕变，为行动和选择找到了坚定的价值观支撑。战争不仅使伍万里失去了尊敬的大哥，也改变了他的家庭结构以及自身的命运轨迹，带给他另类的生存危机与精神亢奋，重塑了他的心灵世界。由此可见，《长津湖》中伍万里的成长历程，既是个体生命和心灵的成长书写，又是民族国家在危难中的成长抗争，是个体和国家共同的伤痛史、危难史和斗争史。

然而，为什么伍万里能够得到成长？因为他在经历血与火的考验时，心里装着“家”和“国”。《长津湖》将个体的微观叙事融入“国家认同”或“家国同构”的宏大叙事中。在影片中，伍万里的转折与变化具有情节性的意义，宏大的战争叙事因为他的成长得以建构，他心灵的成长和成熟与国家危难紧密联系在一起。原本他在小渔村过着安静祥和的不羁生活，二哥伍千里从战场归来后正筹划给家里盖房子，但朝鲜战争的爆发很快打破了他们“小家”的安宁，二哥伍千里被紧急召唤归队，与此同时，中国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的子女都在奔赴前线。《长津湖》对“家”和“国”的关系进行了非常形象的叙事建构，影片以几组对比鲜明的画面交叉记录：一边是浙江小渔村的秋色斑斓和月圆祥和，一边是中朝边境的疯狂轰炸和危机四伏；一边是浙江伍姓平民子弟“万里赴戎机”，一边是领袖之子毛岸英积极申请入伍，中南海的中式庭院与浙江湖州秀美的小渔村形成鲜明对照。这两组画面实际上构成一种隐喻，一个是领袖的“家”，一个是普通百姓的“家”。当国家有难时，他们都能“舍小家，护国家”，这就是中国精神和民族凝聚力的最好诠释。

结语

《长津湖》作为一部战争大片，在内容上突出了个体视角、历史感、民族性和家国情怀，无论是视觉的冲击力，还是情感的渲染力，包括人物形象的塑造，几乎都是无可挑剔的。但是，在叙事节奏的把控上，影片还存在情节衔接不流畅的艺术缺失，片中大轰炸的场面堆砌偏多，结尾显得过于仓促，若能祛除这些瑕不掩瑜的不足，观影效果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