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红梅

王彬彬迄今为止在《钟山》发表文章八十余篇，绝大部分是历史题材的非虚构作品。仅以作品数量而论，是当之无愧的《钟山》“第一作者”。一个作家的写作与一本文学期刊结合得如此紧密，这在当代文坛并不多见。作者自己强调，这些文章是被主编贾梦玮“拿枪顶着”，“逼”出来的。而后者多年前就对作者王彬彬如此评价，“他每次的文章都提前和准时到我信箱里，让我这个做编辑的心里比较踏实——这年头，让我心里比较踏实的作者不是很多”。为了给《钟山》写稿，王彬彬大量阅读，经年累月的资料准备加深了个人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了解，进而影响到自身对于专业领域内现当代文学史的理解。久而久之，历史写作与文学研究交会互动，成为他写作地图上不可或缺的分岔小径，并最终抵达了某种“深刻性”和“一种新的写法”。

一、实验：文史互动

孟繁华称《钟山》是四十年来“中国文学最大的实验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从“探求者”，到“新写实”“新生代”，以及“非虚构”，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实验”。王彬彬的历史写作参与其中，成为新世纪以来《钟山》产生较大影响的非虚构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世纪发表于《钟山》的第一篇王彬彬作品是《“打江山”与“坐江山”》，刊于2000年第2 期“散文随笔”栏目。此后作者辗转于“文坛旧事”“栏杆暗拍”“钟山记忆”“非虚构文本”等数个栏目——频繁更换栏目的过程本身就充满实验色彩。“随物赋形”成为这些作品的标识，放在哪个筐里都说得过去，但又不是严丝合缝。直至2013年，固定的个人专栏“栏杆拍遍”上线，王彬彬才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园地，专栏至今已累计发表作品四十余篇。他在连续性的历史写作中逐步确立了个人稳定的风格、语气和调性，也拥有了稳定的读者与受众。

单以内容论，王彬彬的历史写作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类：一类关乎“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和代表人物。如《1919年3月26日夜》《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鲁迅的不骂蒋介石与胡适的敢骂蒋介石》《知识分子与人力车夫——从一个角度看“五四”新文化阵营的分化》《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鲁迅丧事》等。第二类关乎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历史。如《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中共与美国之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有人破坏样板戏，你知道不知道？”》《中共军队称名的变迁》《和平土改的可能与现实》等。第三类，涉及清末民初之际社会发展史内容。如《清代文化专制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八国联军袭来前后》《义和团运动中的光绪帝》《1900年的汉奸罪名》《袁世凯最大的罪恶》《清末民初军事学校的科学文化意义》等。另外还有涉及德国反犹历史的部分篇章。如《谁是犹太人》《犹太人的金牙》《船离开了我：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对纳粹的逃离》等。

从成文时间看，作者的研究对象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向中国近现代史等领域不断拓展。起初，笔下人物是陈独秀、胡适、鲁迅、郭沫若、丁玲等文化界人士，他们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或主将，也是现当代历史上的著名作家、学者或政客，人物身份的交叉重叠使得作品“文学性”与“政治性”兼而有之；随着专栏积累作品体量的日渐庞大，写作边界的不断拓展，作者的目光逐渐越过文学、文化的范畴，越来越多的人物、事件进入他的观察和研究视野，专栏开始朝着“有效地以文学和学术的方式深刻介入思想史和社会现实”的方向掘进。

这样的跨界实验在作者看来是必然和必要的。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王彬彬认为，我们对于现代史的认识较之古代史，要“模糊得多”，这与意识形态的左右，现代史史料尚未“解密”，以及研究者作为“现代史的一部分”之局限相关，因此得出“中国现代史还是一本糊涂账”的结论，并且对这样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自己去一笔一笔地弄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当我们面对的某个文学问题与某种历史现象密切相关时，我们切勿轻易地借助和依赖关于此种历史现象的现存看法，而应该用自己的眼光去分析和研究这种历史现象。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一个合格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中国现代历史研究者。”他的历史写作，就是基本复刻了“自己去一笔一笔地弄清”的过程，也是他向着一个“合格”的文学研究者和历史研究者身份奔赴的过程——这个说法也许并不确切，对于作者来说，大概并不存在“双重身份”这一说，他认为一个合格的文学研究者就应该具备历史研究的素质与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者的历史研究仍然以文学为指归，并致力于提升文学的思想性与介入现实的能力。

观察作者的专栏文本，他是将充沛的历史研究心得付诸文字，结成了文学的奇异果，这是其历史研究对于文学创作的直接、显性贡献；在另一层面，对于历史的深度介入及解读，必然会影响主体对于文学史既定的理解与看法，改变其研究方法及路径。这种潜移默化的隐性关联，有时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历史并不总是处于辅助和从属的位置，它在默默重塑着主体的文学观与价值观。正是在这样的变动不居中，作者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史互动的实验。

二、方法：细部为王

基于前文所述，就能更好地理解孟繁华对于“栏杆拍遍”专栏的评价：“‘栏杆拍遍’栏目不止是它的连续性和数量，更重要的是在于它的深刻性和它探索到一种新的写法。‘栏杆拍遍’是一种方法，这一点王彬彬和《钟山》的贡献非常之大。特别是写民国的那些文章，我们看了都能够会心。”“见识与材料在正史之余又在历史之中，他是当今随笔世界的独特存在、一大景观。”这句“正史之余”准确道出了王彬彬历史写作的特色，这些随笔出入历史而谓之“余”，是因为它有别于正史宏观、总体、全面、科学的表述，偏重于微观、具体、侧面的叙事，带有明显的“文学性”倾向。与历史学家相比，王彬彬“述史”，更关注局部和细节，更倾向于细说和趣说，他总是竭力寻找“文学和历史之间那些实实在在的关节点”，尝试在两者之间“建立真实而活泼的勾连”。

“历史性细节”这一概念是王彬彬提出并定义的，指向小说中的“那种特别富于历史内涵和政治包孕性的生活片段”，“在面对历史事件时，历史学家所忽略之处，有时正是文学创作家所应注意之处。文学创作家如果能够敏锐地观察到那种‘历史性细节’并巧妙地呈现出来，他就可能比历史学家更真切、更深刻地洞察了历史”。作者没有让针对虚构文体的研究结论停留在纸面上，而是精心转嫁到写作实践中，将理论收获内化为写作的自觉，并且在对文本的把控上表现得游刃有余。

单从考察文章篇名入手，就可以获得对于“历史性细节”最直观的印象：如《留在沪宁线上的鼾声——谨以此文纪念陈独秀辞世60 周年》《沫若之吻及其他——写在郭沫若诞辰110 周年之际》《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鲁迅的不骂蒋介石与胡适的敢骂蒋介石》《于会泳：一张字条伴终身》《陈宝箴的喉骨——谨以此文纪念戊戌变法一百二十周年》《犹太人的金牙》《袁世凯的语言战略》等。从鼾声、抱吻、骂人、字条、喉骨、金牙、文字游戏等生动的器物和生活化细节入手，借此来准确把握历史症候，渲染时代氛围。

陈独秀的鼾声，响起在他1932年被押赴南京受审途中，终点可能就是刑场，宋庆龄、蔡元培、胡适等人都在外奔走营救，他自己却“恬然入睡”……作者声称，如今乘坐沪宁线上的火车，那夜陈氏的鼾声“至今仍清晰可闻”，这鼾声包含了一代知识分子通体透明、胸怀坦荡的秉性，以及“不可夺志”的胆识。作者运用通感、夸张等修辞，致敬了这位“大英雄”和“真豪杰”。对于另一位风云人物郭沫若，作者则从“党喇叭”这一略显尴尬的比喻入手，对照郭氏抱吻胡适在前，大肆批胡在后的巨大落差，再参考中共部分高层人士和知识分子群体对于郭氏共同的鄙弃，得出了其人“真有点里外不是人”的结论。合乎逻辑的推理，一竿子到底的论断，酣畅淋漓的表述，以及不加掩饰的情感褒贬，这些正是王彬彬文章的“爽点”所在。

对比研究是作者常用的叙事技巧。比如鲁迅和胡适，文中以“风高放火”和“振翅洒水”作喻，来表明二人一个“政治怀疑主义者”，一个“政治工具主义者”的差异，找到了两者对蒋介石“不骂”和“敢骂”的区别与根源；在另一文中，作者又取“鲁迅的不看章太炎”与“胡适的不看雷震”来作对比，着重分析了两人当时所处时局政治、人物关系，从而得出两者“都是不应苛责的”结论。由此可见，作者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素材但并不完全依赖它，在事件抓取和人物分析过程中，始终是主体思想和情感在起主导作用；既倚仗客观推理来还原历史现场，但又不止于客观，还有着设身处地的宽容。

当然，王彬彬并不总是宽容的，在《周作人是特殊的汉奸吗？》一文中，他直斥周作人身上“浓烈的庸人气息”及其“自欺-他欺”的思维模式是其落水的主观原因，但作者的指斥绝不仅仅是主观情绪的宣泄，而是结合了汪伪汉奸运动的总体状况，在反复的举证和类比下，得出周作人作为汉奸并不特别“复杂”也无特殊“功绩”的结论。

围绕着一张“小字条”，于会泳的一生起伏跌宕，结局悲惨，作者于文末发出感叹，“于会泳的一生，或许因为多写了一张小字条，所以少写了一部回忆录”。将其匪夷所思的人生际遇，着落在“小字条”和“回忆录”的取舍得失上，读来不免有种偏离常规的荒诞感和悲剧性。而这种“荒诞感”和“悲剧性”，正正暗合了那段特殊年月的特殊氛围。

陈宝箴因新政失败被慈禧赐自尽，喉骨被挖呈验的细节令人不寒而栗。“赐死”一说未见于旁证，作者却选择相信，“关于陈宝箴由慈禧秘旨赐死，这虽然是孤证，但我以为是真的”，“取下喉骨呈验，当然是慈禧密旨中的要求”。戊戌政变之后的清廷已是摇摇欲坠，慈禧一党早已深陷于灭亡之前的“癫狂”之中。陈宝箴的喉骨，即便不是压垮清室这匹濒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是无数的稻草之一。历史的变革与进步的代价，从来不只是某个人的一块喉骨；但每一块喉骨，都有它值得被记取的意义——这大概也是作者选择相信孤证的主观原因。

在对于德国反犹史的纪实与虚构作品的对照阅读中，作者提炼出“犹太人的金牙”这一极富时代内涵和政治寓意的细节，揭示了纳粹反犹行为背后，精神信仰及仇恨以外的“物质性”动机。作者在文末说：“由犹太人的金牙熔化铸制成的金条，应该还在世间存在、流通。这些由金牙变成的金条没有消失，一如希特勒式的荒谬、凶残和犹太人所承受过的那种苦难，没有消失一样。”并未消失的金牙，转化成每个人心头沉甸甸的隐喻。

民初的权术大师袁世凯，“以玩弄语言的方式烘云托月、移花接木，以运用文字的技巧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依然没能改变“中华帝国”败亡的结局。作者通过恰到好处的语言修辞，刻画了复辟者及其追随者的虚伪、狡诈和机关算尽，也反衬了他们逆时而动的荒唐与徒劳。

对于自己笔下的人物，作者有理解、有同情、有敬服、有鄙视甚至唾弃，倾注了充沛情感，抱持着鲜明的价值判断；通过充分调动种种文学表达手段，运用多样化修辞，力图达成其创作初衷：以“细部”说史，说得细致、生动、有趣。无论面对何种时代与外部环境，作者都能瞄准那些看似无足轻重的器物与节点，透过它们来感知人物心跳，触摸生活质地，体会时代痛点；以个体独特的文学洞察力和想象力，完成对于“细节”的捕捉，对于“真切”与“深刻”的强调，并做出逻辑自洽的推理与论断。通过这样有血有肉，活色生香的叙事，颠覆人们印象中有关历史叙事宏大扁平的标签式想象，赋予历史生长和延续性；尝试以文本牵手，引导人们重新趟过时间的河流，去体会那种“全知全觉”视觉替代不了的“感同身受”。

三、调性：要智识，也要美感

在对于“历史性细节”的提倡上，作者与一些从事非虚构历史写作的同行不谋而合。美国历史学家、作家巴巴拉·W·塔奇曼在自己的书里引用了他人观点来强调历史写作应该运用“文学艺术的手法”，“已故的剑桥大学现代史教授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生前就是历史文学写作的高手，反对把历史科学化。他在一篇著名的论述自己灵感的文章中写道，理想的历史写作，应该是勉为其难地用文学艺术的手法，把过去的事实中，最有情感价值和智识价值的部分呈现给普通大众”。“科学化”，还是“文学化”？这是一个问题。首先要明确的是，反对历史的“科学化”，不是反对智识，反对准确与理性；而是反对将历史写作简化为纯粹的知识输出，简化为无趣的年份、数据与公式；是要在价值和美感之间找到理想的平衡状态——创造就在这样的平衡中产生。

历史写作伊始，就伴随着对材料的主动选择或舍弃。那些被优秀写作者孜孜以求的“历史性细节”，并不是独立外在于历史的，而是需要写作者披沙拣金的眼光和打磨雕琢的能力。对于如何运用个人灵感去获得可贵的细节，塔奇曼也贡献了自己的心得：“当我说自己像个艺术家时，我意思是，我发现自己一直能抓住一些蛛丝马迹，感知到历史的真相（至少我认为那是真相），然后再小心地积累证据，最后传递给读者。不是堆砌事实，那是博士生的做法，而是运用艺术家的特权——挑选。”

“挑选”是一个好词。它一下子将主体推举出来。郜元宝评述王彬彬的当代文学研究，称其有着“高度的选择性”，“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谈论什么，不谈论什么，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文学作品介入中国社会核心历史进程的深度与广度”。始终为强烈的历史意识和现实介入精神所驱使，表现在文学研究上正是如此；而在历史写作上，作者倒有点“反其道而行之”。

在他的众多作品里，我对《杨明斋：一个山东农民的理论雄心与悲剧命运》一文印象颇深。主人公杨明斋“长期是中共党史上的失踪者”，而作者却把他视作“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细读和爬梳，他详细掌握了杨明斋的出身、经历、知识水平等相关细节，从而得出结论，这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忠厚人”，同时也是“一个理论上的妄人”。这个对中共诞生起到重要作用的“本性忠厚的山东农民”，不擅长“搞阴谋诡计”，也并非不择手段的野心家，只是抱持着近乎可笑的“理论雄心”，一步步走向自己的悲剧命运，很快“就从中共党史上消失”。对于一个中共党史不着笔墨的小人物，作者却倾注了极大关注与耐心，他的着眼点和落笔处不在于人物的历史地位与政治意义，而是在观察一个无法平衡心理与现实落差的早期革命者，在时代的跌宕中被放大的戏剧性——这里的戏剧性是悲喜交集的。从杨明斋近乎偏执的理论自信，到不得志、被逮捕、被流放，乃至精神失常，最终被杀。发生在他身上的一系列遭遇自然引起人们内心的疑虑、困惑、同情、荒诞等情绪反应。作者从人物自身的分裂与冲突切入，让读者在对个人悲剧根源抽丝剥茧的过程中，体察到外界的风云变幻和时代大势。被历史学者忽视，却在文学史研究者笔下“活”过来，杨明斋可以算是个典型的“细部人物”。在这样一个人物身上，集中了“历史失踪者”“内在矛盾体”“时代解码器”等多种特质；正如前文所述种种“细节”，大部分都是游离于历史学和历史学家视野之外的“别史”或“孤证”，但它们携带了当时社会政治的基因与剧情，裹挟着时代的密码。这些作为“细节”而存在的人与事，往往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数”以及宏大叙事之外广阔的历史野地；这些不被记录、保存和回溯的历史记忆，被以另一种“非虚构”的文本形式加以描述和留存，这也是王彬彬历史写作的意义所在。

尽管作者这样的叙事角度和人物选取方式不免“非主流”，但却让叙述对象在生活化细节的攫取中获得了别一番面貌：他们不是构成历史的主体要素，也不是推动历史进程的工具人；他们个体的声音没有被科学的年份、数据与公式掩盖，而是在微观、具体、侧面的细节里得以伸张；他们不是作为知识信息被习得，而是作为一个人被另一个人的心灵感知或理解——差异由此而形成，前者是求知，后者是审美。

由此可见，王彬彬谈历史，既不是热衷于讲述传奇轶事，以迎合读者的好奇心；也不仅是为了输出知识来满足受众的求知欲；而是尝试运用文学性的勾连，完成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双向引渡”。莫言曾经在一次演说中这样论述小说的现实意义：“总而言之，小说尽管可以写古老的事情，可以写民国，也可以写秦朝，甚至可以写远古、写神话，但即便是以历史、以过去为素材的小说，也必须具有当下性，必须具有现实意义，必须跟我们当下的生活建立一种联系——或者说，必须让我们的读者通过阅读这样一些历史题材的作品联想到他自己正在过着的生活。”古往今来，时空流转变迁，有人的地方生活便始终在继续，那些饱满生动的日常经验与常识，经历时间的磨磋，或恒常，或速朽。自觉的历史写作者，正是通过贴近常识和生活化的表达，摸索攫取生活那部分恒常不变的内容，从而让历史在现实中着陆。王彬彬的历史写作，并不是那种呆板、枯燥、重复的科学记录，而是以活泼的、生长的、审美的文学叙事，一次次地还原了有声有色的“空降现场”。

【注释】

①王彬彬：《敢于“杂”的传统》，引自《〈钟山〉创刊四十周年（1978—2018）》，《钟山》2018年第6 期随刊，第72 页。

②贾梦玮：《我的朋友王彬彬》，《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4 期。

③④⑧孟繁华：《中国文学最大的实验场——纪念〈钟山〉杂志创刊四十周年》，引自《〈钟山〉创刊四十周年（1978—2018）》，《钟山》2018年第6 期随刊，第38 页、37 页、38 页。

⑤吴义勤：《〈钟山〉：新时期文学的风向标》，引自《〈钟山〉创刊四十周年（1978—2018）》，《钟山》2018年第6 期随刊，第36 页。

⑥⑦王彬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互动》，《文艺争鸣》2008年第1 期。

⑨孟繁华：《做一个诚恳真实的批评家——王彬彬和他的文学批评》，《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4 期。

⑩⑲郜元宝：《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关于王彬彬的文学批评》，《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4 期。

⑪⑫王彬彬：《小说中的“历史性细节”——以打狗为例》，《小说评论》2011年第1 期。

⑬王彬彬：《于会泳：一张字条伴终生》，《钟山》2013年第4 期。

⑭王彬彬：《陈宝箴的喉骨——谨以此文纪念戊戌变法一百二十周年》，《钟山》2018年第2 期。

⑮王彬彬：《犹太人的金牙》，《钟山》2016年第6 期。

⑯王彬彬：《袁世凯的语言战略》，《钟山》2021年第1 期。

⑰⑱[美]巴巴拉·W·塔奇曼：《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张孝铎译，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第35-36 页、36-37 页。

⑳王彬彬：《杨明斋：一个山东农民的理论雄心与悲剧命运》，《钟山》2011年第4 期。

㉑莫言：《想象的炮弹飞向何方？》，本文为莫言在复旦大学创意写作班上的演讲，节选自《鸭绿江》2019年第3 期；转载自“当代”微信公众号2019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