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 强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法国叙事学家布雷蒙在《叙述可能之逻辑》一文中指出，叙事的基本单位是由行动和事件组成的叙事序列。叙事序列包括三个功能项：可能(情况形成)、过程(采取行动)和结果(达到目的)。三个功能项下又都存在着改善或恶化两种可能，叙事序列由此分出两个基本类型：(1)要得到的改善→改善过程→得到改善或未得到改善；(2)可以预见的恶化→恶化过程→产生恶化或恶化得到避免。在改善或恶化过程中，为了任务的完成，施动者出于消除对敌的目的，可能采取和平或对抗的形式，前者通过协商达成和解，将对敌转变成同盟；后者通过打击消灭对敌，其重要的策略之一是设立圈套，对受骗人进行欺骗。受动者做出防卫，采取可能的方法来消除面临的障碍，以求得改善局况。[1]153-176“二尤之死”故事在《红楼梦》中相对独立，情节集中，叙事线索清晰，充满戏剧化元素，存在着较大的阐释空间。笔者依据布雷蒙的叙事理论，探讨“二尤之死”情节的叙事逻辑，以之为《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经典案例。

一、吞金自逝：尤二姐故事的叙事逻辑

以布雷蒙的叙事逻辑理论来看尤二姐故事可以发现，尤二姐始终扮演着受动方的角色，面临着来自施动方的各种威胁，经历了一个恶化过程，最终未能避免恶化的结局。具体来说，尤二姐故事的叙事序列有以下环节。

第一个环节：贾琏偷娶，尤二姐沉沦情欲，故事存在恶化的可能。从“二尤”入宁府始，到熙凤讯家仆止，是尤二姐悲剧故事的开端。时值贾敬暴毙，宁国府治丧，人手缺少，尤氏接继母及其二女来宁府协助看家。贾珍、贾蓉父子早先已与“二尤”存在非道德性行为，借丧事之机与“二尤”厮混，贾琏得以参与其间；随后贾珍父子牵线，助尤二姐退亲，贾琏偷娶成功，并安排尤二姐与尤三姐、尤老娘居住在花枝巷。尤二姐因此有机会接触到贾琏的心腹小厮兴儿，从而对贾府众人尤其是王熙凤和平儿的基本情况有了初步了解。后来，王熙凤也正是通过讯问兴儿，掌握了偷娶事件的来龙去脉，暗中谋划对策，尤二姐此时便有了走向恶化的危险。

从故事发展的可能看，尤二姐一开始就陷入了贾珍、贾琏等人的圈套，“二尤”被贾珍等人视为玩物。贾珍、贾蓉看似为尤二姐婚姻大事着想，实际上是利用尤二姐婚后在外居住的机会，方便自己去厮混；贾琏对尤二姐的爱更多是建立在性冲动上，他的滥情可以对任何一个女性(如多姑娘、鲍二家的)展开。贾琏许诺只等王熙凤一死，便接尤二姐进去做正室，这在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贾琏“身上有服，并停妻再娶”[2]897，意味着贾琏、尤二姐婚姻有违封建礼法；尤二姐作为贾琏的偷娶之妾，很难成为封建世家的正妻。故而偷娶行为一开始就是欺骗与被骗；尤二姐自以为终身有靠的念头，也不过是异想天开。尤二姐通过兴儿了解到王熙凤“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2]913的特点后，仍然企图通过以礼相待的方式来换取王熙凤的容忍，这种愚暗懦弱的性格也注定了她的悲剧结局。

贾琏偷娶事件的暴露在所难免，家仆泄密加速了事件的恶化进程。在小说第六十七回中，王熙凤讯问家仆时，采取了步步紧逼、层层递进的手段。她先是讯问旺儿，旺儿推托不知，于是引出兴儿；她并未单刀直入地询问兴儿，而是旁敲侧击，不点明具体何事，在兴儿装糊涂的情况下，王熙凤才进一步挑明：“你二爷外头娶了什么新奶奶旧奶奶的事，你大概不知道啊。”[2]936这种明知故问的语言策略，致使兴儿顿时慌神，遂将贾琏偷娶始末和盘托出，王熙凤“越想越气，歪在枕上只是出神，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2]938。叙事进程开始继续向前推进，故事似乎潜藏着一种未知的发展态势，但显然已经笼罩在一种不祥的氛围之中。

第二个环节：熙凤计赚，尤二姐深陷围城，故事呈现恶化进程。王熙凤成功骗取尤二姐入府，是尤二姐悲剧故事的发展阶段。贾琏因公在外，王熙凤借寺庙进香之名，暗中去往花枝巷，见到尤二姐后一番长篇大论，“哭诉”衷肠，随即又命人献上拜礼，再度“自怨自错”，尤二姐信以为真，进入大观园，自此陷入虎狼窝，故事进一步恶化。

从故事发展的过程看，为了消灭对敌(尤二姐)，施动者(王熙凤)一直设法挫伤对敌，她先是欺骗尤二姐，使其落入圈套。“欺骗活动分成两种互相联系的行动：一种是掩盖，另一种是伪装。”[1]165王熙凤一方面掩盖自己的恶行；一方面伪装良善，接近尤二姐，最终欺骗得逞。王熙凤利用得到的优势让尤二姐缺乏防卫行动而束手听命。具体来说，欺骗人与受骗人之间的叙事逻辑如图1所示[1]166。

图1 欺骗人与受骗人之间的叙事逻辑

在欺骗过程中，欺骗人王熙凤试图完成两项行动：掩盖与伪装。王熙凤努力要掩盖的“真象X”是她平时的恶行以及她妒忌狠毒的真实性格，她要伪装的“非真象Y”是她良善可亲的模样，这也是要使受骗人尤二姐相信的“假象Y”。平常打扮得光彩夺目的王熙凤，此时“头上皆是素白银器，身上月白缎袄，青缎披风，白绫素裙”[2]939，一方面凸显自己清素淡雅，与人无争；另一方面表示自己遵守礼法，严于律己。在国孝家孝面前，王熙凤以自己的守礼来暗中谴责尤二姐的不守礼，一开始就给了尤二姐一种精神威慑。为了获取尤二姐的信任，王熙凤发表了一番真情独白，表面示好亦示弱，实则假情又假意。她先是肯定贾琏娶尤二姐的行为，称自己“曾劝二爷早行此礼，以备生育”[2]940，这无疑是以正妻的身份来抚慰尤二姐，从而消除后者的名分顾虑；随即，王熙凤要求尤二姐搬至家中，以便共同服侍贾琏，以免外人见笑，进一步以礼数的名义节制尤二姐；然后，王熙凤开始努力将身上的恶名归之于府中下人的中伤，试图摆脱狠毒与善妒之标签；最后，王熙凤恳求尤二姐随其回府，甚至愿意做小，每日服侍尤二姐梳洗，以求洗刷身上不实之恶名，甚至以“呜呜咽咽哭将起来”[2]940这种示弱的表现来迷惑对方。

王熙凤这套表演十分成功，使尤二姐误认为王熙凤是个贤良之人，将王熙凤背负的恶名归结为小人诽谤主子的常理，一来二去，“竟把凤姐认为知己”[2]941。入园后，欺骗过程仍然在持续。尤二姐流产，王熙凤烧香礼拜，情愿吃斋念佛，以求二姐身体痊愈、怀胎生子。这种伪装瞒过了大家，“贾琏众人见了，无不称赞”[2]959，受骗群体已经扩大到贾府一众人等。

第三个环节：熙凤逼凌，尤二吞金自尽，故事终成恶化结局。从尤二姐入园到吞金自杀，这一部分是尤二姐悲剧故事的结束阶段。王熙凤安排尤二姐住下，服侍的丫鬟也换成自己人。不过几日，丫鬟善姐便开始处处与尤二姐作对，尤二姐深知自身处境，不敢张扬。王熙凤又命人暗中找到张华，令其向官府告状，同时用三百两银子上下打点。随后借机大闹宁国府，将尤氏、贾蓉母子一顿痛骂，撒泼打滚，企图以此方式逼迫宁府带走尤二姐。虽然最终未果，她却以此要挟尤氏母子拿出五百两白银来解决问题，尤氏母子与尤二姐居然都对她感激不尽。贾琏因办公事给力，贾赦将丫鬟秋桐赏他为妾；贾琏喜新厌旧，将尤二姐抛闪在一边。在王熙凤一再唆使下，秋桐视尤二姐为眼中钉，屡屡欺辱尤二姐。在贾府“虎狼”的折磨下，尤二姐本已病侵肌骨，又被庸医胡君荣下错药，导致流产。她失去了最后的希望，最终选择吞金自杀。尤二姐故事走向完全恶化的结局。

有学者提出，王熙凤“力图成为贾府最有实力的当家人构成了全书的一个重要叙事序列”，这意味着她会“不惜一切代价巩固自己琏二奶奶的地位”[3]。尤二姐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对王熙凤的地位形成威胁，两人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尤二姐成为她亟待消除的对敌。就叙事而言，施动者采取打击方式的目的在于消灭对敌，“就被打击者而言，这一过程的开始构成一种危险；为了避免这一危险，一般要求作出防卫行动”[1]165。从打击者(王熙凤)来说，消除对敌的过程主要包括：需要做出的打击(除掉尤二姐)→打击过程(安排善姐、指使张华、挑唆秋桐)→打击成功(逼死尤二姐)。对于被打击者(尤二姐)来说，也存在一个抵抗过程：需要避免的危险(遭受王熙凤迫害)→防卫过程(忍气吞声)→防卫失败(吞金自杀)。很显然，从故事发展及其结果看，打击者(王熙凤)完成消除对敌的任务，被打击者(尤二姐)并未进行有效的防卫行动，最终处境恶化直至“牺牲”。

王熙凤对尤二姐的打击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同时又是多线路的。换丫鬟是第一步，王熙凤通过善姐这一耳目掌握尤二姐的动向，断绝尤二姐与外界的联系。丫鬟善姐欺辱尤二姐时，尤二姐一言不敢发。打击的第二步是指使张华告状，形成舆论攻势，结果居然换来尤氏、尤二姐和贾蓉的感激，可见王熙凤欺骗手段之高明。打击的第三步是借刀杀人，用秋桐对付尤二姐。面对贾琏和贾母的询问，尤二姐仍然选择忍气吞声，此后日渐消瘦，身染疾病。王熙凤一再欺辱尤二姐，尤二姐却一再懦弱退让。最后，尤二姐流产，“母凭子贵”的幻想彻底破灭，尤二姐也在贾府“虎”逼“狼”逐的境地中丧失所有希望，只好选择结束生命。

综上可知，尤二姐故事进程呈现了叙事序列的三个阶段：一是尤二姐陷入欺辱的“可能”；二是尤二姐被骗入府而至深陷“虎狼窝”的“恶化过程”；三是尤二姐被逼吞金自尽的“恶化结果”。贾琏和王熙凤分别从自身利益出发，先后对尤二姐进行欺骗与欺辱。这是一桩显而易见的恶行，“对于受打击者来说，由此产生的恶化状态可以标志故事结束”[1]172，尤二姐被逼凌致死，意味着这个故事的结束。

二、横剑自刎：尤三姐故事的叙事逻辑

尤三姐之死的叙事序列与尤二姐的被动“牺牲”过程有所不同。尤三姐最终走向死亡之路，是其主动抗争而做出的选择。根据布雷蒙的叙事理论，叙事过程存在恶化的可能，也存在改善的可能，同时“一个改善的过程，中间可能镶嵌着某种恶化，一个恶化的过程，中间孕育着某一阶段的改善”，这就构成一种“叙事循环”。[4]尤三姐之死的叙事逻辑正是建立在这种叙事循环的基础之上，它经历了以下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尤三姐不甘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境遇，不断地抵抗玩偶命运。从尤三姐入宁府，到搬入花枝巷，作践珍、琏以取乐，是尤三姐悲剧故事的第一个阶段。尤三姐头脑清晰，看破贾珍等人的丑恶嘴脸，力劝尤二姐不要被白白玷污。尤三姐不甘心成为贵族男性的玩物，面对贾珍、贾琏的调情和玩弄，她显得既无耻又老辣，既风情又刚烈，甚至要叫上尤二姐一起取乐，反而将贾珍二人唬住。尤三姐对贾府的丑恶有清楚的认识和理智的判断，她痛斥贾珍等人为“现世宝”，敏锐地察觉到贾琏偷娶事件一旦泄露，王熙凤必然会大闹一场，因此主张借此机会作践取乐，于是天天挑拣吃穿，戏耍贾珍、贾琏等。尤三姐虽暂时抵挡住了贾贾珍等人的骚扰，其自身处境却亟待改善。

不同于尤二姐的愚弱，尤三姐深知自身的危险处境和不幸命运，试图改变个人的生命走向，争取改善命运的可能。她以一种泼辣潇洒的作风“哄得男子们垂涎落魄，欲近不能，欲远不舍，迷离颠倒”[2]909-910。这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时代，无疑是一种反抗贵族男性欺辱的独特方式，是以争取主动来摆脱被动。此外，尤三姐更是直接要求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提出要找“一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若是“心里进不去，也白过了一世”[2]911。这一大胆直白的宣言，闪烁着女性自我解放的微弱光辉。

第二个环节：尤三姐寻找助手以实现自主婚姻，开启了自身命运的改善进程。封建时代女性的唯一出路是觅得良人，依附男性。尤三姐早已心有所属，她选中的对象是柳湘莲，说此人若十年不来，她愿等十年；此人若死，她甘心剃度出家。她深知欲改善命运，依靠自身力量难以消除明显的障碍，因此企望借助帮手来实现对敌手的打击。恰逢贾琏因公外出偶遇柳湘莲，柳湘莲打算月中进京再商讨订婚事宜，贾琏索要柳湘莲“亲身自有之物”为定礼，柳湘莲遂以传家之宝鸳鸯剑为缔结婚约的聘物。

小说本可以直接安排尤三姐愿望的落空，然而作者采取了一个从希望到绝望的过程，来昭示现实的残酷。柳湘莲一向行踪不定，贾琏却偏偏与之偶遇，恰巧柳湘莲有娶妻之意。倘使贾琏未遇到柳湘莲，或柳湘莲无意婚姻，事情自会有另外一种发展可能。尤三姐自从认定柳湘莲后，每日“只安分守己，随分过活”[2]920，在收到鸳鸯剑后，更是喜出望外，“自笑终身有靠”[2]921。故事的发展看似平稳顺利，尤三姐好像抓住了逃出贾府魔窟的藤蔓，然而事实上潜藏恶化的危险，即尤三姐的过往可能会影响到柳湘莲的态度。柳湘莲进京见到宝玉，自诉疑虑，交谈后意识到尤三姐两性关系混乱，心生悔婚之意。

柳湘莲是尤三姐改善行动中可能的助手，是尤三姐消除障碍的潜在同盟者。尤三姐需要得到可靠的配偶，柳湘莲也需要合适的婚姻，两人的结合是一个双向受惠的过程：施助者(柳湘莲)做出帮助的行动，即以鸳鸯剑为聘礼订下婚约；受助者(尤三姐)接受帮助，即收下鸳鸯剑，接受婚约。两人一旦完婚，实现施助与受助的互动流程，即可令尤三姐达成改善的愿望。柳、尤故事的叙事逻辑如图2所示。[1]162

图2 柳、尤故事的叙事逻辑

然而，尤三姐理想中的这样一个助手，存在着退出改善行动的可能，这也预示着尤三姐的改善行为有失败的可能。柳湘莲与宝玉会面，透露了自己对贾琏异常举动的怀疑：一则两人平日相交甚少，此等美事何及于他；二则两人路上偶遇，匆忙订约，有着“女方反赶着男方”的意味。他在得知尤三姐的过往经历后的反应首先是跺脚，显露悔恨的情绪，随即直呼此桩姻缘断然做不得：“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2]922这种态度源于柳湘莲对贾府子弟的所作所为有着清醒的认知，尤三姐也被他归入淫奔无耻的行列，因此他不愿做“剩忘八”。柳、尤二人的婚姻悲剧至此拉开序幕。

第三个环节：尤三姐爱情婚姻理想破灭，“恶化”完成。尤三姐自刎到柳湘莲出家是尤三姐悲剧故事的结束阶段。出于对女性贞洁的世俗成见和对尤三姐的了解不深，柳湘莲决定退婚。见到贾琏后，柳湘莲先是在尤老娘面前自称晚生，以老伯母呼之；随后在与贾琏的交谈中，他谎称姑母四月间已为其定下婚约，从而提出索还定礼的请求。面对贾琏的执意相劝，他坚决不从：“弟愿领责领罚，然此事断不敢从命。”[2]922柳湘莲的强硬言行令尤三姐绝望，她主动以雄剑相还，又以雌剑自刎以示真心。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尤三姐故事“恶化”的过程中，尤三姐是如何采取一系列方法来消除障碍以改变恶化趋势的。她需要消除的障碍，一是贾珍、贾琏的肆意玩弄和侮辱践踏，二是封建婚姻观念对人性的残害。前者是浅层次的表象性障碍，后者是深层次的制度性障碍。这一消除障碍的故事逻辑主要包括：消除障碍的过程(改善过程)；可能的方法→方法的采用→方法的成功；障碍得到消除(得到改善)。[1]160

在消除障碍的过程中，尤三姐可采取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协商的形式，即选择顺从屈服，接受被欺侮的现实，与对敌(贾珍、贾琏等人)达成某种屈辱性和约；二是打击的形式，即选择反抗斗争，主动出击解决问题。她采用的方法是后者，虽然这一方法最终失败，但她努力改善的行动仍然取得了初步成效。

针对第一重障碍，尤三姐采取反客为主的方法，主动出击，常拿贾珍、贾琏嘲笑取乐，动辄痛骂贾珍、贾琏、贾蓉，令三人不敢轻易招惹于她，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再次受到欺侮和玷污。这一方法的成功意味着这一层障碍的暂时消除，尤三姐争取自主的爱情婚姻出现了可能。

针对第二重障碍，尤三姐大胆提出爱情宣言，要求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她唯一确定的目标是与柳湘莲结合，其他人“虽是富比石崇，才过子建，貌比潘安”[2]911，她也不稀罕。这种决心，一方面避免了贾珍等人恶意的婚姻安排，另一方面也能借助外嫁逃出贾珍、贾琏的淫爪。很显然，尤三姐的方法开始奏效，柳湘莲赠鸳鸯剑作为定礼，二人暂订婚约，这意味着又一层障碍的消除，尤三姐可能由此获得新生。然而情况急转直下，柳湘莲不愿以淫奔女为妻，要求退婚，最终造成尤三姐自刎、柳湘莲出家的结局。尤三姐企图逃避封建时代失贞女性的悲惨命运，但她消除障碍的努力终归失败。

本该成为尤三姐抗争命运帮手的柳湘莲，此时却因其性道德观念成了尤三姐摆脱困境的障碍。这是第三重障碍，即观念性障碍。尤三姐绝望之余，采取了最激烈的抗争方式，表达对爱情婚姻的渴望和对现实的愤慨。她的死亡昭示着“恶化”的最终完成，但她的死最大责任并不在于柳湘莲，而在于以贾珍为代表的贾府男性，在于封建礼法和传统的性道德对女子的束缚。柳湘莲最后震撼于尤三姐的刚烈血性，悔恨不已，大哭后而去。作者并没有就此打住，他又描绘了一幅《梦中诀别图》：尤三姐自叙肺腑，洒泪泣别，惟留“与君两无干涉”[2]924之语；柳湘莲如梦似梦，万念皆空，终“以空门宣泄绝望之心态”[5]。

综上可见，尤三姐故事进程也呈现了叙事序列的三阶段：一是尤三姐“改善”命运及其“变化的可能”；二是抗争被欺辱命运、寻求称心婚姻的“改善”进程；三是抗争未果、拔剑自刎的“恶化”结局。与尤二姐故事的叙事进程有异，尤三姐面对命运的摆布，做出了积极主动的“改善”行动，既是“欺骗”行为的受动者，也是“改善”行为的施动者。她试图对抗封建的尊卑制度和不合理、不对等的婚姻观念，采取了多种方法来消除障碍，最终还是与尤二姐殊途同归，难以避免被牺牲的命运。

三、“二尤”故事对比叙事的逻辑力量

“二尤”的婚恋生活，始终同贾府中几个贵族男性的日常生活纠缠在一起，“二尤”的命运总是在无形中被男性所操控。尽管“二尤”死亡的路径不尽相同，但最后都指向因绝望而自杀的宿命。“二尤”悲剧的成因，源于封建礼法与传统性道德对女性的戕害。

首先，从叙事起点看，“二尤”开始进入贾府的动机并不纯粹，尤其是尤二姐企图依靠贾琏以实现人生逆袭与阶层跨越，但“二尤”的出身阶层注定了她们无法实现理想婚恋的结局。“二尤”与贾珍父子有聚麀之行，很多人以“淫奔”目之不无道理。“二尤”投奔贾珍父子，本来就是一种寄食行为。她们不仅经济上依附贾府，精神上也依附贾府，她们与贾珍父子的淫乐似乎成了不可避免的现实。“二尤”与贾珍父子间的“不妥”此前已发生，小说第六十三回，宁府贾敬暴亡，贾珍、贾蓉父子并无悲痛之色，在听到“二尤”入府的消息后，二人心照不宣，相视一笑。贾珍留下的几声“妥当”明指丧事，又暗指“二尤”入府，暧昧无尽。

所谓“造衅开端实在宁”[2]79，宁府之“淫”乃作者重点批判之所在。有学者认为，正是由于“缺乏家庭和礼法制约的力量，更易出现男性的放纵、子孙不肖”[6]的情况。贾珍作为贾氏一族的族长，先是与儿媳秦可卿有奸情，后又与“二尤”私通，丝毫不以礼法为意。小说先写“淫丧”，后写“淫奔”，有力地鞭挞了以贾珍为代表的封建男性权贵的恶行。像“二尤”这样出身低下的女性，她们被迫背上了“淫”的恶名。因此，在叙事进程的开始阶段，“二尤”的悲剧命运已然伏下祸根。

其次，从叙事过程看，“二尤”的人生路径并不相同。她们从进入贾府的那一刻起，就成为权贵豪富的玩物。尤二姐向生活妥协，选择接受贾琏的欺骗与盘算，成了等而下之的偷娶之妾；尤三姐与命运抗争，选择反抗贾珍、贾琏的欺侮，成了冲决世俗的刚烈女子。但她们试图消除的障碍都是强大的封建宗法制度与男权社会秩序，尤二姐还有一个劲敌王熙凤。“二尤”都在实践层面做出了自我改变。

尤二姐婚后一改之前淫滥的生活，努力以贤惠、温良的形象示人。在贾琏奉命外出办事时，她“操持家务十分谨肃，每日关门阖户，一点外事不闻”[2]920。这种变化代表了男性利益的封建道德与礼教对女性的规范。在封建社会，男权主义随心所欲地塑造女性形象，“当男人贪恋性爱时，他们所艳羡的渴望的是妖艳、妩媚、放浪形骸的女子；而当男人需要安稳的家庭时，他们所寻找的又往往是忠贞不渝、痴情专一的贤妻良母”[7]154。尤二姐与贾琏的结合，有着一种回归家庭的意味，正是顺应男性的需要，她从“淫奔女”变成了“贤妻良母”。尤二姐进入大观园后之所以忍气吞声，正是因为偷娶之妾的身份十分不光彩。对封建伦理规范的屈从是尤二姐后期遵循的重要行事准则，也是她走向死亡的根本原因。

尤三姐并没有像尤二姐那样选择妥协，而是充满着强烈的反抗精神，试图争取女性的个性自由。在封建时代，“整个社会文化乃至运作机制依然是以男权专制和偏见为中轴”[7]189，因此，女性要以男人为其人生中轴，尤三姐也不例外。尤三姐需要通过依附男性来获得存在价值，但她又不同于一般的传统女性。她有着强烈的人格尊严和主观能动性，她要求自主选择所要依附的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某些“自由”。更重要的是，尤三姐最后能够“耻情而觉”，否定依附男性而获得的“情”，实现了在精神上的自我觉醒与对“情”本身的超越。

最后，从叙事结局看，“二尤”的悲剧殊途同归。面对来自贾府贵族男性的迫害，“二尤”无论是选择顺从，还是选择拒绝，都避免不了悲剧的结局。虽然尤三姐对“情”的认知远远超过尤二姐，但不可否认的是，两人的生命皆因情而亡，婚恋悲剧内核同出一源，即封建男权社会残害女性的现实。“二尤”力图实现自我道德的发展与完善，但强大的男权意识形态话语牢牢操控着二人的命运。她们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却均未能消除障碍，未能实现改善过程的完成，都以失败告终。

愚弱天真的尤二姐寄希望于自己婚后的幸福生活，她看不到自己所献身的对象与自己关系的本质，“处于命运的顺境时想入非非，而处于逆境时则毫无反抗的勇气和力量”[7]28。她婚前听信谎言而期待成为贾琏正妻，婚后幻想凭借腹中之子争取富贵，面对敌手接连而来的打击，毫无主观意识去进行防卫。她所依附的对象贾琏不能给她提供庇护，最终她只能通过死亡以求自身的解脱。这无疑深刻反映了封建时代妻妾制度下女性的悲剧命运，以及封建传统赋予女性的羞辱和卑贱意义。

尤三姐同样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附，她要通过与柳湘莲的婚姻来实现自我价值。可是，柳湘莲视失贞的尤三姐为淫奔之妇，这促使心灰意冷的尤三姐选择以死明志，表现她对爱情理想的忠诚。但尤三姐不惜以身殉情，也只能给柳湘莲当头棒喝，而贾珍、贾琏等一干酒色男子依然逍遥快活，腐朽奢靡。在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面前，尤三姐追求幸福的斗争终成泡影。

总而言之，“二尤”所做的一切努力，是要实现由“淫”到“情”的转向，从“恶化”过程进入“改善”过程，不过代价却是两人生命的消亡。因为封建道德钳制女子贞洁，传统礼教桎梏真情至性，“二尤”之前的“淫”在她们身上已经留下深深的烙印，“二尤”永远突破不了封建思想的藩篱，女性被残害的悲剧命运始终笼罩着封建男权主流意识的阴影。清代读者诸联对两人的死有着不同的评价：“尤三姐之死也使人愤，二姐之死也使人恨。”[8]愤的是尤三姐至死抗争而不得，是因柳湘莲的失信悔婚，是封建淫恶势力的步步紧逼；恨的是尤二姐的哀而不争，是贾琏的欺骗和王熙凤的算计，是封建妻妾制对女性的摧残。有学者认为“二尤”悲剧命运有区别：尤二姐是“得了好处安身”而不堪折磨，尤三姐是欲求“好处安身”而不得，归根结底，二人之死的深层原因是“男女两性在性道德上的不平等”。[9]的为确论。

《红楼梦》精心设计了“二尤”故事的发生、发展及结局，对“二尤”的性情、个性、道路选择、观念态度、悲剧性质等做出全方位的对比叙事。这种俯瞰尘世悲哀、剪裁生命差异的叙事格局，无疑增添了叙事的逻辑力量。

四、结 语

从整个叙事逻辑来看，面对贾珍、贾琏、贾蓉等男性所施加的屈辱，“二尤”采取了迥异的方式：尤二姐与生活达成妥协，可她想要回归传统伦理秩序之中而不得，显得卑微又软弱，在贾府“虎”逼“狼”逐的境地中，尤二姐没有做出实质性的防卫行动，最终成为男权体制衍生的妻妾争斗的牺牲品；尤三姐选择主动出击，勇于反抗封建礼制，并采取多种方法以消除障碍，虽然取得暂时的胜利，但因深层次的障碍实在过于强大，使她最后仍以失败收场。

在“二尤之死”的叙事进程中，诸多相关的人物性格得到了凸显，尤其是王熙凤阴险毒辣、两面三刀的特点异常鲜明。她一面虚情假意地以姐妹相称，将尤二姐骗入府中；一面暗中唆使善姐、秋桐等人欺辱尤二姐，将尤二姐一步步逼入绝境，胡庸医乱开虎狼药致使尤二姐堕胎，进一步促发悲剧的生成。此外，贾琏的淫滥无能、平儿的淳朴善良、秋桐的骄恣刻薄等特点，在叙事进程中也都一一得到展现。

“二尤之死”在叙事逻辑上呈现出完整的故事序列，包括可能(“二尤”寻求人生归宿及其“变化”的可能)、过程(采取行动由“淫”转“情”)和结果(自杀身亡，未达到目的)。“二尤之死”体现了小说在布局上的精巧构思，它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既紧密镶嵌在整本书的框架之中，也能够抽出来单独成篇。这反映了《红楼梦》文本整体性与片段性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二尤之死”故事揭示了封建男权观念下普通女性的悲剧命运，控诉了古代男权社会的残酷真相，凸显了相关人物的性格特征，堪称《红楼梦》的经典篇章之一。以此为案例深入小说阅读，有助于透视《红楼梦》全书的叙事逻辑，进而把握《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