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君丽, 王子嫣

(东华大学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上海 200051)

1994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纺织品服装出口国,但也是被发起纺织品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根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的数据测算,1993—2021年全球对纺织工业发起的贸易救济案件中,对中国纺织工业发起的反倾销案件占比达36.33%。在纺织品贸易摩擦频发的同时,国内原料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节能减排压力增大,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面临巨大挑战,但中国纺织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加速,投资金额不断增加。根据国家商务部的数据测算,2003—2018年,中国纺织产业对外直接投资额累计达97.96亿美元,年均增速为15.6%。

关于企业国际化的界定,学术界至今尚未完全达成共识。Hitt等[1]把企业经营活动跨国界的拓展行为都称为国际化,企业经营活动跨国界的拓展行为包括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2],本文的国际化选择是指企业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权衡。那么贸易摩擦是否是影响纺织企业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选择的重要因素?外部因素贸易摩擦和内部因素生产率等如何相互作用,进而影响企业的国际化选择?此类研究有助于中国企业在当前多变的贸易环境下,更有效地参与国际贸易、投资及国际分工合作,以寻找破解内外压力的突破路径。

早期的学者从宏观角度研究了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包括替代关系、互补关系和权变关系[3-11]。新新贸易理论的研究学者从微观的企业异质性角度来研究贸易和投资之间的关系,以企业生产率衡量企业的异质性,认为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会选择内销或退出市场,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会选择出口,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会选择对外投资[12-18]。但是,国内部分学者在研究企业的出口和内销选择时发现了相反的现象:生产率低的企业选择出口,生产率高的企业选择内销。学者们把类似与新新贸易理论结果相反的现象称为“生产率悖论”[19],生产率悖论包括出口—内销生产率悖论,对外投资—内销生产率悖论,对外投资—出口生产率悖论。现有文献对于出口—内销生产率悖论的研究较多[20-21],探讨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较为薄弱[22]。

贸易摩擦是指两国之间的贸易矛盾和贸易纠纷[23-24],主要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三种形式。本文主要从反倾销的角度量化贸易摩擦。一些学者从贸易摩擦角度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认为企业为了规避反倾销等贸易壁垒,会选择增加对外直接投资[25-28]。例如,日本的纺织企业为规避美国的反倾销调查,先在东南亚国家进行投资,再出口到美国[29]。另外一些学者从贸易摩擦角度研究了出口贸易,认为反倾销存在四种贸易效应,包括贸易破坏效应、贸易转向效应、贸易偏转效应和贸易抑制效应[30],并从实证角度检验了反倾销的这四种贸易效应[31-34]。从纺织行业角度,反倾销措施在短期内会降低出口贸易量[35],并削弱中国纺织服装的出口竞争力[36],贸易壁垒对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选择的影响有行业异质性和国别异质性[37]。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于国际化选择的研究从宏观角度转到微观企业视角,也有文献从企业国际化选择的外部因素贸易摩擦对于出口,或者对于OFDI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但是鲜有文献研究贸易摩擦与生产率内部因素综合作用,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国际化选择。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1) 在新新贸易理论异质性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贸易摩擦外部因素和企业异质性内部因素结合起来,研究贸易摩擦对于企业出口、OFDI国际化选择的影响,探寻企业出口与OFDI国际化选择的动因,找到了“生产率悖论”的新解释,深化了新新贸易理论的研究。2) 区别于以往对于贸易摩擦与出口,或者贸易摩擦与投资两者的单独研究,本文将出口和投资两者综合考虑,研究贸易摩擦与两个选择之间的替代或互补关系,对丰富企业国际化选择的研究有积极贡献。3) 方法上,一是在实证模型研究之前,本文通过企业访谈方法,对纺织企业国际化选择进行了案例分析;二是本文按照企业经营的产品与遭受反倾销调查的产品相匹配,统计反倾销数量,这种统计方法更加精确;三是本文对纺织业及纺织服装、服饰业的上市企业进行了合并研究和分类研究,探索这两类上市企业在贸易摩擦背景下的国际化选择。

1 特征事实与研究假设

1.1 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关系

现有文献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的关系有替代、互补和权变三种关系[3-11]。在贸易摩擦的背景下,跨国企业如何选择国际化模式?案例方法可以解释现实,尤其是解释新兴市场企业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机制[38]。笔者对上海新业鸿刺绣服饰有限公司进行案例访谈,了解企业对外投资发展的情况。根据访谈资料,公司的对外投资历程如图1所示。2003年为了免配额制,公司到柬埔寨和蒙古乌兰巴托投资办厂,配额取消后撤回投资。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应客户要求,2019年公司在埃及和柬埔寨建厂。

图1 贸易环境与新业鸿公司对外投资决策Fig.1 Trade environment and foreign investment decisions of Xinyehong Company

根据访谈结果,企业对外投资的决策与贸易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贸易摩擦增加后,企业对外投资增加,以规避贸易壁垒,但是同期并没有发现出口的显著下降。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的替代关系并不明确,如果有关系,也是通过对外投资带动产品出口,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1: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不存在显著替代关系。

1.2 贸易摩擦强度越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大

贸易摩擦强度是指贸易摩擦发生的频次[39],本文以国外对中国纺织企业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量来衡量贸易摩擦强度。图2中反倾销案件数量为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披露的中国纺织产业在研究期间每年遭受的反倾销案件调查数量,新增选择OFDI的企业数量的计算方法为用滞后一期的选择OFDI的企业数量减上一年选择OFDI的企业数量作为当年的新增选择OFDI的企业数量。由图2可见,反倾销案件数量与新增选择OFDI的企业数量基本上为同趋势变动,2009年贸易摩擦较高的同时,新增选择OFDI的企业数量明显上升。

图2 纺织产业反倾销案件数量与新增选择OFDI的企业数量Fig.2 The number of anti-dumping cases in textile industry and the number of enterprises newly choosing OFDI

根据上述特征事实,以反倾销为代表的贸易摩擦数量增多时,选择OFDI的纺织企业数量会增加。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在东道国政府采取反倾销措施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会增加对外直接投资[40]。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贸易摩擦强度越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大。

1.3 企业的生产率越高,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大

本文计算了纺织业及纺织服装、服饰业上市公司的生产率,计算公式如下:

LTFPit=ln(Sit/Lit)

(1)

式中:LTFPit表示企业i在第t年的劳动生产率;Sit表示企业i在第t年的产出,用调整后企业的营业收入表示并以2000年为基准的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减;Lit表示企业i在第t年的员工人数。

营业收入和员工人数的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测算的结果如图3所示。2005—2017年在纺织业及纺织服装、服饰业的上市公司中,内销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均值普遍大于出口企业和OFDI企业,存在出口—内销生产率悖论和对外投资—内销生产率悖论“双悖论”的特征事实,但是在2017年后,生产率悖论消失,由于部分内销企业选择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变为OFDI企业,内销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均值便大幅下降,低于出口和OFDI企业。在2005—2011年,对外投资企业和出口企业生产率的关系不确定,但是2011—2019年,OFDI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大于出口企业。

图3 OFDI企业与出口、内销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均值Fig.3 The average labor productivity of OFDI companies and export and domestic sales companies

新新贸易理论的学者们发现,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会选择OFDI,生产率次之的企业会选择出口,生产率低的企业会选择内销[41]。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企业的生产率越高,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大。

1.4 贸易摩擦会弱化生产率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

随着贸易摩擦强度的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均值逐渐下降,如表1所示。由于贸易摩擦的存在,使得部分生产率并不是很高的企业为了规避非关税壁垒,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均值随着贸易壁垒的增加而下降。因此,以反倾销为代表的贸易摩擦会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临界生产率,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表1 贸易摩擦强度与OFDI企业生产率的关系Tab.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nsity of trade friction and OFDI’s productivity

H4:贸易摩擦会弱化生产率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

根据以上假设,本文归纳得出贸易摩擦、企业生产率与企业的国际化选择之间关系的机理,如图4所示。

图4 贸易摩擦、生产率与企业国际化选择之间关系的机理Fig.4 The mechanism diagram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rade friction, productivity and firms’ choic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2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2.1 变量选取

表2 变量及数据来源Tab.2 Variables and data sources

2.1.1 被解释变量

国泰安CSMAR数据库“关联交易数据库的上市公司基本情况文件”包含了1999年以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上市公司的基本信息。以中国证监会最新制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为准,选择2019年行业名称为纺织业及纺织服装、服饰业的上市公司共73家。对样本进行如下处理:1) 删除研究期间的ST公司;2) 保留仅发行A股的样本,处理后共保留60家上市公司。

OFDI:若企业当年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则取值为1;否则为0。根据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关联交易数据库的“关联公司基本文件”,根据该上市企业当年是否存在控股的海外关联企业,判断该上市企业在当年是否进行了对外直接投资。

2.1.2 解释变量

企业生产率:该变量用LTFP表示,缩写为LP,用上市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行衡量,如式(1)所示。

出口:该变量用Export表示,缩写为EX,根据上市公司年报“主营业务收入构成”中“分地区”项下是否包含出口、国外或境外的数据,判断上市企业当年是否出口,数据来自上市公司年报。

点评：这样的调研是及时的、急需的，这也是中国金融监管机构转变作风的开始。不难想见，更优化的金融机制正在酝酿。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通过调查研究让金融人增加对实体经济的真情实感。只有有了真情实感，金融才会心甘情愿地当好服务员，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

企业规模:该变量用Scale表示,缩写为S。用2005—2019年企业经过调整的营业收入表示,并以2000年为基准的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lnSit表示企业i第t年的企业规模,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

企业年龄:该变量用Age表示,为研究年份与成立年份之差。企业成立年份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上市公司基本信息数据库”的上市公司基本信息年度表。

2.1.3 调节变量

金融危机:该变量用Financial Crisis表示,缩写为FC,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于经济各方面的影响较大,为了降低经济数据异常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加入金融危机作为调节变量,将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变量设为1,其余年份为0。

“一带一路”政策:该变量用Belt and Road表示,缩写为BR,在“一带一路”政策实施后,为寻求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纺织企业的数量显著增加,由此加入“一带一路”政策变量作为调节变量,将2014—2019年的“一带一路”政策变量设为1,其余年份为0。

中美贸易摩擦变量:该变量用Trade Frictions表示,缩写为TF,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纺织企业的出口影响较大,由此加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作为调节变量,将2018—2019年的中美贸易摩擦变量设为1,其余年份为0。

2.2 模型构建

根据被解释变量的特点,本文采用面板logit模型对数据进行回归,运用STATA15软件对纺织业及纺织服装、服饰业上市企业2005—2019年60家共702个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将OFDI作为被解释变量,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LP),企业规模(S),企业年龄(AGE),金融危机(FC)作为解释变量,建立模型1,回归方程见式(2),研究生产率对纺织企业OFDI的影响。

OFDIit=β0+β1LPit+β2lnSit+β3AGEit+β4FCit+εit

(2)

将贸易摩擦(AD)作为解释变量加入模型中,设为模型2,研究贸易摩擦对企业OFDI选择的影响,以及对企业生产率和OFDI之间关系的作用。将企业是否选择出口(EX)作为解释变量加入模型2中,设为模型3,研究贸易摩擦下上市企业OFDI和出口之间的关系。将调节变量“一带一路”政策(BR)和中美贸易摩擦(TF)加入模型2中,设为模型4,研究两个调节变量对上市企业OFDI的影响。将企业是否选择出口(EX)作为解释变量加入模型4中,设为模型5,研究“一带一路”政策和中美贸易摩擦两个调节变量增加后,贸易摩擦对上市企业OFDI选择的影响及出口和OFDI之间的关系。模型6和模型7是对纺织业和纺织服装、服饰业两类企业的数据分别进行回归,考察贸易摩擦对这两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出口和OFDI之间的关系。

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3.1 实证检验

本文对数据分别进行了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面板logit回归,并进行了Hausman检验,Hausman检验的p值为0.859 3,不显著,表明应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模型的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贸易摩擦对纺织企业OFDI影响的实证结果Tab.3 Empirical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trade frictions on OFDI in textile companies

1) 在贸易摩擦增加的情况下,模型3中出口变量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说明贸易摩擦增加的条件下,OFDI和出口之间不存在显著替代关系,这与假设1相符。

2) 模型2中,贸易摩擦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贸易摩擦增加的情况下,企业选择OFDI的概率显著增加,这与假设2相符,中国纺织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规避反倾销动机。

3) 模型2中,纺织企业的生产率越高,选择OFDI的概率越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得到支持,存在对外投资生产率悖论,这与假设3不符。这个结果与赵君丽等[44]研究得出生产率高的企业更倾向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结论不同,但是事实上并不矛盾,因为她们的研究结论是把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和非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出口企业和内销企业统称为非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进行对比分析得到的,其中对外投资企业的生产率均值仍然低于内销企业,只是她们没有对此进一步展开分析。对此的可能解释为:制度不完善、国内市场分割和社会信用体系缺陷使国内贸易成本高于国际贸易和投资成本[45-46],生产成本高的低生产率企业可能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

4) 在模型2中加入贸易摩擦,生产率的显著性增加,说明贸易摩擦显著弱化生产率对OFDI的影响,这与假设4相符。说明贸易摩擦除了直接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选择外,还会通过显著降低企业OFDI的临界生产率,增加对外直接投资,这为找到生产率悖论提供了新解释。

5) 模型4、模型5中加入了“一带一路”、中美贸易摩擦(2018—2019年)两个调节变量,回归结果中,“一带一路”政策变量系数为正且显著,中美贸易摩擦调节效应不显著,说明“一带一路”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6) 模型6和模型7分别对纺织业和纺织服装、服饰业企业2005—2019年的数据分别回归,劳动生产率和贸易摩擦的系数都与前面模型中的系数保持一致且显著,纺织服装、服饰业的系数大于纺织业,说明生产率和贸易摩擦对OFDI选择的影响中,下游终端纺织服装、服饰业的影响大于上游纺织业的影响。

3.2 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索洛余值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44],代替式(1)中的劳动生产率,进行相同的回归。将全要素生产率值代替劳动生产率值进行随机效应面板logit回归,如表4所示。

表4 贸易摩擦对纺织企业OFDI的影响的稳健性检验结果Tab.4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trade frictions on OFDI in textile companies

将全要素生产率代替劳动生产率进行回归,除了金融危机变量,所有解释变量的系数的符号均与使用劳动生产率回归时解释变量系数的符号相同,并且贸易摩擦、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都显著,增加了实证结果的可信度。

在对模型1和模型2回归时,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损失了较多的样本量,近似全要素生产率和出口不是很显著,但变量符号与使用劳动生产率回归时相同。

3.3 因果关系检验

为分析对外投资与生产率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方法(表5),选取最优滞后阶数,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表5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Tab.5 Granger causality test results

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来看,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认为劳动生产率(LP)是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格兰杰原因,但对外直接投资(OFDI)不是劳动生产率(LP)的格兰杰原因。劳动生产率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是单向的,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未发现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而提高生产率的情况。

4 建 议

1) 通过多种方式提高生产率水平,破解发展困境。生产率是影响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的重要因素,在纺织业及纺织服装、服饰业的上市企业中存在生产率较低的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选择在国内销售的情况,主要原因之一是国内市场销售成本高于国外市场销售成本。在当前地缘政治和疫情影响下,企业出口和对外投资的风险增大,开拓国内市场是企业一项重要选择。从本文的研究结果看,纺织服装企业开拓国内市场需要提高生产率水平。纺织服装企业规模较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技术创新能力,可通过多种方式,如内部研发、合作研发、委外研发、技术并购等方式来实现。

2) 构建“以我为主”的区域价值网,重构产业的新竞争优势。贸易摩擦对企业的国际化选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贸易摩擦呈现多种新形式,如绿色壁垒、新疆棉等问题给纺织企业技术、供应链等带来重大挑战,中国纺织企业的出口环境恶化。面对贸易摩擦带来的贸易成本增加,产业转型的路径可以从原来的依赖全球价值链,转为构建区域价值链,利用区域贸易协定和“一带一路”倡议等,通过“走出去”等方式,实现主动转型,促进地方性“块状”格局和国内外“链状”格局相联结,构建以“自我为主导”的区域价值网络,结合中国内需巨大的“特定优势”,重构产业的新竞争优势。

5 结 论

本文选取了一家非上市纺织企业的典型案例和60家纺织业及纺织服装、服饰业上市企业2005—2019年的数据,研究在贸易摩擦的条件下,中国纺织企业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化选择。通过典型案例研究和建立面板二元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 存在对外投资生产率悖论。上市纺织业和纺织服装、服饰业企业中,生产率最高的是内销企业,其次是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再其次是出口企业。实证结果证实了生产率低的企业会选择对外投资。2) 纺织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规避贸易摩擦的动机。随着贸易摩擦的增加,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增大。3) 贸易摩擦是低生产率企业选择对外投资的重要原因。贸易摩擦显著降低了企业OFDI的临界生产率,这为找到生产率悖论提供了新解释。4) 贸易摩擦增多时,下游纺织服装、服饰业选择OFDI的概率更大;生产率对下游终端纺织服装、服饰业OFDI选择的影响更显著,对于上游纺织业OFDI的影响不显著。

由于需要生产率数据,国家商务部《对外投资企业名录》没有生产率等经营绩效数据,故本文选取纺织上市公司数据,导致样本量有限,这可能限制了实证检验的结果。未来可以扩展到更多产业,研究贸易摩擦对于企业国际化选择的行业差异,也可以对贸易摩擦、区域贸易协定与企业国际化选择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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