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韧性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2022-10-17赵明睿唐云清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年3期

宋磊，赵明睿，唐云清

(1.辽阳市弓长岭区政府，辽宁辽阳 111008；2.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辽宁大连 116029)

海洋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海洋强国”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陆海统筹、建设海洋强国.2022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发展海洋经济”.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但是近年来受地缘政治风险、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影响，我国海洋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稳定性因素增多，如何在提升海洋经济抵御外界冲击扰动能力的基础上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亟待思考的关键问题.本文就中国沿海省市(区)海洋经济韧性展开研究，期望为沿海省市(区)保障海洋经济安全、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依据.

韧性最初是物理学概念，反映物体受到压力后恢复至原先状态的能力.1973年，Holling首次将韧性概念引入到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中[1]，之后韧性被应用到经济地理学、社会学等领域[2-5]以解释经济社会系统从冲击中恢复的能力，由此区域经济韧性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目前，国内外关于区域经济韧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从区域经济韧性的诱发机制来看，学者通过对经济韧性进行研究，认为经济系统受到的冲击有金融危机、自然灾害等激烈的形式，还有在发展过程中的慢性燃烧(slow burn)，以上扰动因素在干扰经济系统运行过程、破坏既有经济结构时将引发经济体的防御机制，即促使经济系统显现出经济韧性.从区域经济韧性的概念内涵来看，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内涵[6-9]作出不同界定，Martin从4个维度揭示了区域经济韧性的内涵[10]：首先是抵御冲击的能力，其次是冲击后恢复的能力，第三是区域经济系统在冲击后重新整合内部资源与结构的能力，最后是区域经济对发展路径的更新能力，这也是当前最被广泛接受的定义.从区域经济韧性的测度来看，现有研究主要包括两种方法：一种是构建全面的指标体系，最早是Briguglio采用这种方法对区域经济韧性进行测算[11]，由于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定义不同，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也存在差异[12-15]；另一种是通过分析区域应对冲击的核心变量来反映区域经济韧性的水平[16-17]，一般是较大的金融危机或技术革命带来的冲击，忽略了发展过程中的慢性燃烧.研究对象上，现有研究多针对传统陆域经济系统[13,14]的抗风险能力进行研究，缺乏围绕区域海洋经济韧性展开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述，当前学界对区域海洋经济韧性的相关研究尚显不足，时值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历史时期，亟需就海洋经济系统抵御风险扰动的能力展开研究.本文在界定海洋经济内涵的基础上，构建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突变级数法和ArcGIS软件分析中国沿海省市(区)海洋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化特征，并通过计量模型对海洋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旨在为推动中国沿海省市(区)海洋经济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内涵界定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通过梳理国内外代表性研究成果[6-15]，本文将区域海洋经济韧性内涵界定如下：一是抵御力，即抵御冲击的能力，是海洋经济韧性最基本的能力，使系统在面对冲击时其内部结构和要素不被破坏；其次是恢复力，是在冲击的破坏下，促使系统在原有经济结构和模式下逐渐复苏的能力；第三是重构力，指对海洋经济系统的结构和要素重新组织的能力，在重构力作用下，区域海洋经济系统内部结构和要素将发生改变.

当前，对于区域经济韧性的测度尚无权威的指标体系.多数学者采用就业率或GDP等指标分析在短暂冲击后的变化，由此分析区域经济韧性的强弱，但由于指标单一、研究年限过短，仅能表示区域经济韧性的抵御能力，不够全面.基于此，本文从区域海洋经济韧性的内涵出发，遵循完整性、精简性、可获取性的原则，构建中国沿海省市(区)海洋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表1)，对中国沿海省市(区)海洋经济韧性进行测度，并对测算结果进行数量分析和特征归纳.

表1 区域海洋经济韧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Table 1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egional marine economic resilience

抵抗力维度，从资源利用、社会发展和污染排放三个方面构建.其中资源利用选取海洋自然资源综合开发指数、水产品总量两个指标，海洋自然资源综合开发指数用来表征我国沿海省市(区)海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该指数采用海洋捕捞产量、海洋原油产量、海洋天然气产量、海洋矿业产量以及海盐产量的数据综合计算得到；水产品总量用我国沿海省市(区)水产品资源的存量来表征.社会发展选取外贸依存度、单位海岸线GOP、社会保障力三个指标表示，其中，外贸依存度是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代表区域对外开放程度，鉴于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徐媛媛等以江苏省为例，证实外贸依存度与经济韧性为负相关[18]，因此认为该指标为负向指标.单位海岸线GOP表征各省市(区)单位海岸线的海洋经济生产能力，用来表示该省市(区)的社会发展潜力.社会保障力选取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数据综合计算得出，表征各省市(区)社会保障能力；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污染排放选取海洋工业废水排放量这一指标，用来表示各省市(区)海洋污染情况，为负向指标.

恢复力维度，从产业结构、创新水平以及经济状况三个方面构建.产业结构选取海洋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海洋产业区位熵、涉海就业人口比例三个指标，海洋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为海洋第三产业产值与同期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比值，表征各省市(区)海洋第三产业的发展情况；海洋产业区位熵反映海洋产业结构变化对地区海洋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涉海就业人口比例能够反映海洋产业的发展程度.创新水平选取海洋科研人才储备情况、海洋科研机构专利申请受理数、海洋科研机构密度三个指标，海洋科研人才储备情况反映海洋经济系统创新的潜力，海洋科研机构专利申请受理数表征海洋经济系统创新的可能性，海洋科研机构密度决定海洋经济系统创新的广度；经济状况主要从海洋经济系统创造的经济价值考量，采用人均GOP、GOP贡献率以及海洋固定资产投资额三个指标，海洋生产总值(GOP)是反映海洋经济系统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是一种综合性的核算指标，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海洋经济活动的最终产品的价值，本文用人均GOP来表征各省市(区)海洋经济发展状况；GOP贡献率是GOP对GDP的贡献程度，表征各省市(区)的经济发展对GOP的依赖程度；固定资产投资额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结构和发展速度的综合指标.

重构力维度，政府决策、技术手段以及观念意识等是重构力的重要体现，因此本文从政府管理和环境保护两方面进行构建.政府管理选取财政自给率和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增加值占GOP比重两个指标，财政自给率是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比值，体现政府在面对冲击时，能够动用财政储备组织经济建设的能力，财政自给率较大，表明政府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是指在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过程中所进行的科研、教育、管理以及服务等活动，反映政府的管理能力以及调控的可能性，该比重越大，表明政府的管理能力越强；环境保护方面选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OP 的比重和海洋类型自然保护区数量两个指标，环境污染治理的实际投入反映了区域为改善经济环境而做出的积极措施，海洋类型自然保护区数量反映区域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重视程度.

1.2 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沿海11个省市(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为研究地域单元，数据来源于《中国海洋统计年鉴》(2009—2018)《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2018).

1.3 模型方法

1.3.1 熵权法

熵权法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1)无量纲化处理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

Xij=(Yij-min(Y1j,Y2j,…,Ynj))/(max(Y1j,Y2j,…,Ynj)-min(Y1j,Y2j,…,Ynj)).

(1)

负向指标：

Xij=(max(Y1j,Y2j,…,Ynj)-Yij)/(max(Y1j,Y2j,…,Ynj)-min(Y1j,Y2j,…,Ynj)).

(2)

其中,yij为原始数据,xij为无量纲化后的数据.

(2)确定指标权重

计算各个指标的权重，为后续进行突变计算确定指标的重要性次序.

①第j项指标的第i个样本的比重Pij：

(3)

②第j项指标的熵值ei

(4)

③第j项指标权重为

(5)

1.3.2 突变级数法

突变级数法常用于状态评价和变化趋势分析，突变模型的相关公式如表2所示.表中x为突变系统中的一个状态变量,V(x)为状态变量x的势函数,u1，u2，u3，u4，u5为状态变量的控制变量，本文主要用尖点突变模型和燕尾突变模型[19].

1.3.3 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最早由Lefeber提出[20]，从重心、椭圆的大小、趋势方向和长短轴的变化上能够精确测量经济要素空间差异与分析经济要素空间分布[21-22].本文采用标准差椭圆来反映中国沿海省市(区)海洋经济韧性的空间分布和移动特征.计算公式如下：

平均中心：

(6)

x轴标准差：

(7)

y轴标准差：

(8)

2 中国沿海省市(区)海洋经济韧性时空演化分析

通过上述建立的区域海洋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得出2008—2017年中国沿海各省市(区)海洋经济韧性指数(表2).根据各省市(区)海洋经济韧性指数的差异，基于均值加减标准差方法(M+/-SD)，将海洋经济韧性划分4类(表3)，即低韧性[0,0.590)、中低韧性[0.590,0.666)、中韧性[0.666,0.742)以及高韧性[0.742,1).

表2 中国沿海省市(区)海洋经济韧性指数(2008—2017)Table 2 Marine economic resilience index of China’s coastal provinces (2008—2017)

表3 区域海洋经济韧性测度分级标准Table 3 Grading standards for measuring resilience of regional marine economy

2.1 时间变化分析

(1)总体分析

基于测算结果绘制海洋经济韧性指数柱状图(图1)，总体来看，2008—2017年间，中国沿海省市(区)海洋经济韧性指数呈现不断攀升的趋势，至2017年达到最高，为0.689，达到中韧性，2008年为最低，海洋经济韧性只有0.629，为低韧性，就年增长率而言，2009年增长率达到最大，为3.34%，其次是2013年，为0.106%，最低年增长率出现在2012年，为0.004%.

图1 中国沿海省市(区)海洋经济韧性水平(2008—2017)Fig.1 Resilience of marine economy in China’s Coastal provinces (2008—2017)

分维度来看(图2)，抵御力指数得分最低但是呈上升趋势，表明2008—2017年中国沿海省市(区)海洋经济发展未经历较大的冲击，但近几年呈现出压力不断增强的趋势；恢复力指数得分最高，表明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后，海洋经济系统不断调整发展方向并实现经济复苏，故表现出恢复力较强的特征，但恢复力整体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这也印证了我国海洋经济发展乏力的现象；重构力得分相对较高，反映出各地政府和企业在危机过后积极应对、大力组织恢复生产，重构力指数也没有明显的上升变化.

图2 各系统层平均指数得分(2008—2017)Fig.2 Average index score by system layer (2008—2017)

(2)各省市(区)分析

从各省市(区)来看(表3)，天津的海洋经济韧性水平在11个省市(区)中最高(0.816)，达到高韧性，海南的海洋经济韧性最低(0.565)，处于低韧性，两个省市(区)的海洋经济韧性水平差距较大，存在海洋经济韧性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

根据韧性测度结果绘制各省市(区)的海洋经济韧性指数折线图(图3)，2008—2017年，天津海洋经济韧性水平提升最快，明显强于其他省市(区)，海洋经济韧性水平2008年前后差距较大，究其原因，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海洋经济韧性指数为0.620，处于中低韧性，而为应对危机，政府、企业各方积极采取应对措施，组织恢复生产，调整经济系统内部结构，故天津海洋经济韧性于2009年迅速提升，增长率高达30.56%，海洋经济韧性达到0.810，跃升至高韧性.上海海洋经济韧性在研究期内没有明显的变化，维持在0.765以上，虽始终处于高韧性，但在近几年有下降的趋势，2017年增长率为-0.003%.河北的海洋经济韧性在研究期内同样波动不明显，最低海洋经济韧性出现在2012年，为0.683，最高指数达到0.724，始终维持在中韧性，与上海不同的是，河北海洋经济韧性在近几年呈现上升的趋势，且在2015年达到历年最高增长率，为0.018%，这是因为河北有较广阔的海岸线以及丰富的海洋资源，近几年在政府的管理和政策的支持下，海洋经济发展趋势向好.辽宁与前者均不同，在研究期内出现较为明显的波动，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海洋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的辽宁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在此之后的3年内海洋经济韧性虽略有上升，但整体不高，处于中低韧性.2010年后，在“东北振兴”的政策支持下，辽宁海洋经济系统内部运作能力增强、协作效率提升，使得海洋经济韧性指数增长率达到0.017%，并于2011年上升至中韧性.广东海洋经济韧性在研究期内波动不明显，始终处于中低韧性，近几年海洋经济韧性呈现上升的趋势，在2017年达到最高水平，为0.662.山东海洋经济韧性同样没有明显的波动，整个研究期都处于中低韧性，与广东不同的是，除2011—2014海洋经济韧性略有上升外，其余年份均为负增长或零增长.江苏海洋经济韧性在研究期内虽呈轻微上升趋势，但整体来看，上升不明显，最低水平出现在2010年，为0.620，此后几年海洋经济韧性水平不断上升，至2017年达到最高，为0.646，江苏10年内的韧性指数始终处于中低韧性.浙江海洋经济韧性较江苏有着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整个研究期内增长率为0.054%，同样在2017年上升至最高水平，为0.677，浙江海洋资源丰富，近几年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使得海洋经济系统内部结构更加稳固，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有所提升.福建海洋经济韧性在研究期内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在研究期内增长率达到16.91%，2008年后，福建依托自身的海洋经济发展基础，大力改善海洋产业结构，得到明显成效，2014年从中低韧性上升至中韧性，并在2017年达到最高.广西和海南海洋经济韧性明显处于11省市(区)的最低，两地韧性趋势走向大致相同，海南由于地理位置的局限性，海洋经济发展缓慢，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在面对经济冲击时更易遭受结构性创伤，故韧性处于沿海11省市(区)最低，但在研究期内，广西与海南海洋经济韧性水平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广西增长更快，增长率达到16.77%，两地虽均始终处于低韧性，但结合目前的增长趋势以及两地的海洋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有望在近几年提升至中低韧性.

图3 各省市海洋经济韧性水平(2008—2017)Fig.3 Marine economic resilience by provinces (2008—2017)

2.2 空间演化分析

(1)空间动态演化分析

根据前文所述海洋经济韧性分类标准(表3)绘制中国沿海省市(区)海洋经济韧性空间演化趋势(表4).

表4 中国沿海省市(区)海洋经济韧性空间演化Table 4 Spatial evolution of marine economic resilience in China’s coastal provinces

2008—2017年，中国沿海省市(区)海洋经济韧性呈向好趋势，同时区域差异不断缩小.2008年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为“一超一强”的格局，海洋经济韧性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具体表现为仅上海为高韧性，仅河北为中韧性，广西、海南为低韧性，其余省市(区)均为中低韧性.上海凭借自身独特的区位优势和经济基础，海洋产业结构及政府管理能力均在其余地区之上，在面临经济危机时有更强的抵御重构能力；河北依托环渤海经济圈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支持，海洋经济系统较为成熟，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强.广西、海南两地虽有较好的海洋资源储量，但开发力度不足，海洋产业结构不合理，海洋经济韧性难以得到有效提升.2012年各省市(区)海洋经济韧性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其中，天津跻身高韧性，辽宁海洋经济韧性提升至中韧性，区域差异较2008年有所减小.辽宁省海洋资源丰富，水产品存量大，海洋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在政府和政策的支持下，海洋经济发展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同时注重海洋人才的培养，海洋产业结构得到优化，海洋经济韧性得以增强.天津作为北方最大的港口之一，依托自身区位优势，积极发展海洋经济，改善海洋产业结构，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海洋经济韧性在此期间得到较好的提升.2017年，各省市(区)海洋经济韧性继续提升，区域差异进一步缩小，其中广西、海南两地海洋经济摆脱低韧性，浙江、福建海洋经济韧性突破至中韧性.究其原因，广西、海南通过培养高素质人才，依托自身优势发展滨海旅游业，调整海洋产业结构，取得一定的成效；浙江、福建两地拥有较完备的高新技术体系及丰裕的高新技术人才储备，在此基础上加强对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的投入，大力发展海洋高新技术产业，海洋经济质量有所改善，防范化解风险能力提升，海洋经济韧性得以增强.

(2)空间演化方向特征分析

采用ArcGIS软件揭示标准差椭圆分布及平均重心变化，以期解释研究期内中国沿海省市(区)海洋经济韧性的重心变化、空间形态及演变方向.从重心变化轨迹来看，中国沿海省市(区)海洋经济韧性重心先向北再向西南方向移动，呈现倒“V”型，南北方向移动距离大于东西方向移动距离.分时段来看，2009年海洋经济韧性重心向北偏移，这主要是在环渤海经济圈协同发展政策的支持下，相关省市(区)海洋经济韧性水平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2009—2017年海洋经济韧性不断向西南偏移，反映出西南地区海洋经济实力不断加强，海洋经济韧性水平随之不断上升，具体表现在浙江、福建两地积极发展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培养海洋方面的高新技术人才，海洋经济韧性不断增强；广西、海南也在国家政策的号召下，推动海洋经济发展，以经济实力促经济韧性.

从中国沿海省市(区)海洋经济韧性变化标准差椭圆参数来看(表5)，2012年标准差椭圆的面积大于2008年的面积，反映了在2008—2012年期间，中国沿海省市(区)海洋经济韧性水平不断提升，2017年标准差椭圆面积进一步扩大，且较前一阶段增长率更大，表明2012—2017年期间，海洋经济韧性能力持续增强，且增速较前一阶段更快.

表5 中国沿海省市(区)海洋经济韧性标准差椭圆参数Table 5 Elliptic parameters of marine economic resilience standard deviation in China’s coastal provinces

3 海洋经济韧性影响因素分析

3.1 变量选取

根据沿海各省市(区)的实际发展情况分别从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制度环境和文化因素四方面分析海洋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表6).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是海洋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决定各省市(区)有效分散风险的能力，因而对海洋经济韧性产生影响；技术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技术创新能力通过改善区域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效率影响海洋经济韧性的水平，选取R&D经费投入强度来表征，由海洋R&D经费投入与公共财政支出之比得到；制度环境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活力，从而对海洋经济韧性具有影响，选取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口比例来表征；区域内文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区域技术创新，进而影响海洋经济韧性，本文选取海洋专业研究生比例来表征文化因素.

表6 中国海洋经济韧性影响因素Table 6 Definition of variables

3.2 模型设定

为检验中国沿海省市(区)海洋经济韧性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以下模型：

Resiit=α+β1ISit+β2Innit+β3MEit+β4Cogit+ε.

(9)

其中，Resiit表示被解释变量海洋经济韧性,ISit、Innit、MEit、Cogit分别表示t时期i省市(区)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制度环境、文化因素四个解释变量,β1、β2、β3、β4为各解释变量对海洋经济韧性的影响系数,α为常数，ε为随机扰动项.

3.3 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Stata 14.0对中国2008—2017年海洋经济韧性的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结果如下(表7).

表7 海洋经济韧性影响因素回归结果Table 7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arine economic resilience

(1)产业结构对海洋经济韧性有重要影响，表现为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表明海洋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能够有效促进海洋经济韧性的提升，应积极促进海洋第三产业的发展，提升海洋第三产业产值，强化海洋经济韧性.

(2)技术创新对海洋经济韧性有正向显著的影响，表明技术创新能够极大的促进海洋经济韧性的提升，是提升海洋经济韧性的有效途径.

(3)制度环境对海洋经济韧性有重要的影响，表现为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反映了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口比例提高有利于海洋经济韧性的提升.一般来说，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口越多，表明区域市场活力越高，营造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可以显著促进海洋经济韧性增强.

(4)文化因素对海洋经济韧性有正向影响，但是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从影响系数来看，各省市(区)应加强高素质人才创新力度，发挥人才创新功能，促进区域海洋经济韧性的提升.

4 结论

4.1 结论

本文基于海洋经济韧性内涵，首先测度沿海11省市(区)海洋经济韧性水平并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然后对海洋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得到以下结论：

中国沿海省市(区)海洋经济韧性呈现不断提升的趋势，但增幅较小，海洋经济韧性抵御力水平较低，恢复力水平最高，抵御力、恢复力和重构力指数虽在研究期内略有波动，但基本维持在稳定水平.

中国沿海省市(区)海洋经济韧性的区域差异在逐渐缩小，2008年11省市(区)海洋经济韧性呈现出“一超一强”的空间格局，即上海、河北海洋经济韧性较强、其余省市较弱的局面；2012年、2017年，各省份海洋经济韧性得到持续提升，区域差异不断缩小.中国沿海省市(区)海洋经济韧性重心先向北再向西南方向移动，整体呈现倒“V”型.

(3)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制度因素对海洋经济韧性的有显著正向影响，从回归系数来看，文化因素对海洋经济韧性也有正向影响，但是未通过显著性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