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彪

(海南省民族博物馆 考古征集部，海南 海口 570203)

海南渔民的“更路簿”是南海渔耕文化的民间传抄文书，是历史上海南渔民在南海海域的航海指南。“20世纪70年代，随着韩振华先生率领的科研团队在海南发现‘更路簿’并于80年代公诸于世，‘更路簿’由此进入我们的视野，学术界对‘更路簿’的研究随之展开。”(1)李国强：《〈更路簿〉研究评述及创建“更路簿学”初探》，《南海学刊》，2017年第1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 对广东及海南两地民间留存的渔民“更路簿”的调查、研究日渐兴起。不少考古学、地方史专家撰文对“更路簿”各抄本所载地名、航线和航程等进行阐释与考证，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意义的重要理论研究成果。

海南渔民“更路簿”于2008年6月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其记载的主要内容包括海区环境、岛礁地貌、航行路线、海洋气象和水文知识等。陵水疍民“更路簿”作为陵水疍民古往今来耕海牧渔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海南渔民“更路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探究海南疍民渔耕文化的重要史料。

2016年8月至2017年7月，笔者参与了海南省民族博物馆“更路簿”调查组对三亚市和陵水黎族自治县的四次专项文化调研，深入陵水县英州镇赤岭村委会，新村镇海燕、海鹰、海鸥村委会和三亚市海棠湾区藤桥渔业合作社、吉阳区红沙社区居委会等地，有针对性地对疍民“更路簿”发现地进行田野调查。在以专项调查带动文物征集工作中，于2016年8月征集到赤岭村梁华欢先生的“南沙航行表”“西沙各岛航行方向”“海南岛潮水退定更志录”(统称梁本“更路簿”)。这些“更路簿”由梁华欢先生记录，内容涉及他在海南岛沿海渔场和西沙、南沙海域航海捕鱼等情况。本文通过研究现藏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冯安泰(已故)“广东省辖内流水簿”(以下简称冯本“更路簿”)和海南省民族博物馆的梁本“更路簿”，对陵水疍民地区“更路簿”所载地名、航线、航程、海域特征等内容略抒浅见，不妥之处，希望得到各方专家学者指正。

一、陵水疍民历史溯源

在探究陵水疍民“更路簿”史料情况之前，有必要略述陵水疍民的历史溯源。

据《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七记载，疍户，县所管，生在江海，居多舟船，随潮往来，捕鱼为业(2)林朗秋：《从译介角度研究广西北部湾地区疍家民俗文化》(2020年10月21日)，https://www.fx361.com/page/2020/1021/7683137.shtml。。周去非《岭外代答》：“以舟为室，视水为陆，浮生江海者，疍也。”(3)周去非：《岭外代答》，杨武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15页。陈序经先生在《疍民的研究》一书中，从疍民的起源、地理分布、人口、与政府关系、职业、教育、婚姻家庭、宗教迷信、生活和民间歌谣等十个方面，对疍民的历史溯源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历史考证和社会学叙述。该书结合当时珠江流域疍民生产生活情况，将有关疍民起源的传说和学说系统归纳为六个大类，并对其中大部分偏颇的传说和学说观点进行据理批驳，明确地指出疍民与古越族的渊源关系。该书还指出海南疍民分布在琼山、文昌、万宁、陵水等地，并对其迁徙活动进行了记述：“在琼州东北的清澜港，每年春夏两季，好多疍家渔艇，从万宁、陵水一带随南风而来清澜。他们在清澜海旁，有些插木为柱、以茅为瓦，有些仍住在艇上。到了秋冬两季，他们又随北风而南返万宁、陵水。他们秋去春来，就像燕子一样，一年要住二三个地方。”(4)陈序经:《疍民的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55-56页。

2016年6月，笔者实地走访陵水新村港的郭世荣、黎英智、冯安坤和赤岭村的梁华欢等疍民长者，当问及其祖籍时，为广东江门、新会、顺德等地。据调查，新村港的疍家人在200多年前从福建泉州和广东等地迁至海南岛，最先到达海南岛西北部的临高地区，然后沿海南岛西部海域捕捞，一路南下到三亚。其中一部分人定居三亚，另一部分人又北上到达新村港，见港湾良好便定居下来。后来新村港人口渐渐增多，形成一个新的疍家聚居地。1950年后，新村港将疍家人定为“疍族”，但“四清运动”(1963—1966)时则将“疍族”登记为汉族(5)陵水黎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陵水黎族自治县志(2001—2010)》，北京：方志出版社，2019年，第168页。。陵水疍民现主要聚居在陵水新村镇的海鹰、海鸥、海燕村委会，部分散居在英州镇赤岭村。目前日常交流使用粤方言，也称广东“白话”，又被称为“水上话”“船上话”“疍家话”。根据学界多年来对陵水疍民研究情况的探究，我们已了解到陵水疍民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形成的一个独立水上居民群体，临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其在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独特元素。

二、陵水疍民“更路簿”的背景

历史上陵水疍民主要靠捕鱼作业、货物运输、修造小型渔船等维持生计。疍民在出远海捕鱼或做海上货物运输时，都将“更路簿”作为航海指南。

冯本“更路簿”的使用人冯安泰，曾是陵水县新村公社(现为新村镇)运输社的船长，常年往来于广东沿海港口与海南岛沿海港口之间，从事货运生意。据现年86岁的新村水运社老船长林树喜先生口述：“新中国成立前，当地部分疍民靠海上运输，把货物从新村港运往广州一带或海南其他港口。1954年成立的新村水运社，当时仅有8艘木帆船，其中7艘船每艘载重14吨，1艘载重20吨。当时这些木帆船属疍民私人所有，水运社成立之初，疍民的船只是以公私合营的方式入股水运社的。解放初期，为支持海防碉堡建设，水运社的疍民响应政府号召，把石子料等建筑材料从新村港运输到三亚的铁炉港。水运社的主要职能是货物运输，把海南的木材、椰子、钛矿等物资运往广州、佛山、江门等地，再把广州、佛山、江门等地的化肥、陶器、瓷器、布料等生产生活用品运回海南销售。当时往返于新村港与海南岛沿海其他港口或广东沿海港口之间，就是依据冯本‘更路簿’作为航线指南并配合罗经盘才能驾驶船只。有4级左右的西南风时，从新村港驾驶木帆船到达广州要用5天左右的时间。”

梁本“更路簿”征集于2016年8月。据当时82岁高龄的梁华欢先生口述，他20多岁就开始掌握驾驶木帆船技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曾任新村赤岭渔民互助组组长并兼任船长等职务，常年在海南沿海一带从事捕鱼和货物运输。1958年，他带领从疍民聚居的海鹰、海燕、海鸥、赤岭四个渔业大队中挑选出来的40名年轻力壮的疍民，驾驶4艘木帆船前往西沙群岛海域捕鱼。时值2月，乘着4级左右的北风，他们从文昌清澜港拔锚起航，仅靠一个老式的航海罗经盘和“更路簿”，经过4天3夜的航行，才到达西沙东岛，之后在东岛与永兴岛之间的海域进行了为期3个月左右的捕捞作业。当时有一位年仅18岁的小伙因患病得不到医治，不幸离世。可见，在当时的条件下，到西沙群岛捕鱼不仅要有健康的体魄，还要有排除万难、不惧生死的勇气。随后，1959年至1986年期间，他又多次带领疍民前往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海域开展捕鱼作业。梁本“更路簿”记录的内容就是最好的印迹。

为何1958年2月陵水疍民到西沙群岛捕捞作业不从本地的新村港起航，而选择海南岛东北部的文昌清澜港？梁华欢先生的解释是：“当时的木帆船是靠风力航行，在同样的风向条件下，新村港的地理位置使得驾驶木帆船难以具备往西沙群岛方向航行的条件和技术，而文昌清澜港或琼海潭门港则具备这样的地理位置条件。同理，到了4至5月份刮南风时，又得从西沙返回清澜港或潭门港。”

20世纪50年代初期，陵水疍民每艘船上一般都有前辈传下来的“更路簿”，靠世代口头相传和纸本抄写，没有固定和统一的文本和格式，大多由船主或船长保管和使用。作为陵水疍民开展渔业生产或海上货物运输的航海指南，陵水疍民“更路簿”随即与南海渔业资源的探索和利用产生了必然的联系。“更路簿”大都是纸质本,常年在船上使用容易受潮、破损，很难长期保存。20世纪70代开始，随着航海图的普及应用，疍民逐渐选择海图加罗经盘作为航海指南。笔者从征集到的梁华欢曾使用过的1971年出版的“北部湾渔场图”和1975年10月海南行政区水产研究所编的“海南岛至南沙群岛北部渔场图”得到印证。两张海图既标明不同渔场的所在位置，也把海域的沙堆、泥堆、暗礁、拖网渔场、破网位置等内容在图纸上加以注明，这与传统的“更路簿”相比，内容更清楚且容易掌握。另外，按照陵水疍民的传统风俗习惯，逝者生前所用物品都随之弃掉，所以能够保留至今的“更路簿”很少，成为海南渔耕文化重要遗产之一。

三、冯本“更路簿”和梁本“更路簿”的内容特征

(一)航海区域不同

冯的职业为海上货物运输，其“更路簿”的内容是环海南岛沿海港口及广东沿海港口货物运输航海更路指南，详细记录海南岛沿海港口及广东江门港至钦州港(钦州港原属广东省管辖，1965年划归广西壮族自治区)沿海港口航行路程、方向、海流、潮汐涨退、暗沙水道、礁石隐现、停泊处海水的深浅等。如“广东海南岛驶船水程更路志录”记载：“自加定角放下急水门，架乙辛一更转针亥巳半更船，即是到也。自海口港放下天尾角，架乙辛辰戌转针卯酉一更船，即是到也。……自堂西(笔误，应为桐栖)陵水港上至黎安港，水程三十里，港口礁石，小船可入得港，泊船驶船，远看有州仔一只，即是黎安港也。自黎安港上角洲仔，在东南中海，离岸远三十里，此便即是双篷石，四面周围离远百任内外，驶得船过不防也。自双篷石上至分界水程二十里内外，驶得船过不碍也，打水深三四任坭地可寄椗也，此处是陵水县仝万宁县交界也。”这一小段文字，记录了港口的状况，同时提醒后来的航海人如何在这一海域安全航行以抵达目的港口。这里的“乙辛”是指航向角度 ，“更”既是时间也是距离单位 。

梁本“更路簿”则记录了梁华欢先生作为船长，带领疍民从文昌清澜港、琼海潭门港及万宁大洲(今万宁东部海上大洲岛)前往南海诸岛的航行路线。如梁本“更路簿”“南沙航行表”记载：“自白屿子到双屿；驶：乾巽巳亥平二十八更爲定。”“自双屿到铁屿子驶：子午癸丁平二更爲定。”(如图1所示)再如“西沙航行航度表”记载：“从清澜港放回西沙永兴岛150度，从西沙永兴岛放回海南清澜港330度”“从潭门港放回西沙永兴岛145度，从永兴岛放海南潭门港325度”。从以上的记录内容看，有使用传统的罗经盘刻度标识和使用阿拉伯数字刻度标识记录法，说明海南疍民已经逐步从运用传统的“更路簿”向使用现代海图和数字式罗经盘辨别航向转变。在捕捞作业生产中，陵水疍民将西沙或南沙环礁海域俗称为“圈”“匡”或“筐”，同琼海潭门的渔民叫法一样。形如筐子的环礁涨潮时是看不到的，退潮时方可见。

图1 梁本“更路薄”内容

梁本“更路簿”侧重于对西沙和南沙群岛一带海域航线的记载。前面叙述的1958年2月海南疍民到西沙群岛海域捕鱼这一事例表明，疍民的航海技术已达到一定水平，所驾木帆船已具备较好的抗风浪能力，能满足远程航海的基本要求。

(二)抄录形式特征

冯本“更路簿”封面落款为冯安泰置，长约17厘米、宽约12.5厘米，里面有“毛泽东同志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毛主席家乡——韶山、革命摇篮——井冈山、革命圣地——延安”等四张摄影插图。抄录内容有177页，其中135页为毛笔书写，书法工整，笔迹清楚，个别内容有别字和错字。如陵水的“桐栖”港写为“堂西”港(见图2)。抄写的每段内容结尾处都有一个不规则的圆形红色标记印章(经调研相关人员和比对笔迹，获悉为新村镇居民赵向仍先生所抄写)；42页为水性笔书写，因冯去世的原因，无法判断为何人抄写。冯本“更路簿”所用笔记本，没有抄录时间，根据笔记本的纸质和摄影插图内容，初步鉴定为20世纪60至70年代初期纸质笔记本。

图2 冯本“更路薄”内容

其内容形式有五大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广东海南岛潮水退定时更志录”，记录了海南岛一年十二个月中每天海域潮水的流向；第二部分为“广东海南岛驶船水程更路志录”，记录海南岛沿海港口航线、更数、沙洲、暗礁、暗沙、暗滩及注意事项等内容；第三部分为“广东驶船下海南岛更路志录”，记录广东沿海港口到海南岛驶船水程更路志录；第四部为“自硇洲上至澳门潮水省城内河番志录”，记录初一至三十(农历)内河潮水流向；第五部分为“广东江门驶船下北山水程更路志录”，记录出发港口江门港驶船下北山沿海、航线、更数、岛礁沙滩名称等内容，这部分的内容还记录钦州港暗礁甚多。冯本“更路簿”细致入微地记述海南岛海域潮水在各个月份的具体时辰流向情况大致如何，船驶航行到该处是否可行等，同时还记述了环海南岛沿海港口、广东沿海港口航线、更数、沙洲、暗礁、暗沙、暗滩等内容。

从冯本“更路簿”抄写形式看，前半部使用毛笔抄写和后半部使用水性笔抄写，其抄写内容基本雷同，且为纯文字记载，从其记述陵水的沿海港口名称来看，有桐栖港没有新村港的记录，结合清康熙版《陵水县志》内容和清光绪版《琼崖道地图》等文献资料，笔者初步推测以为冯本“更路簿”为清代中期流传下来，经过一代一代的疍民重抄和补充完善，完整记录了疍民在航海途中所经过的岛屿、暗礁、海流等重要的航海信息。仔细研读冯本“更路簿”中疍民在广东沿海港口生产生活的这些航路，不难发现出发港或者起始点，比如从起始点广东江门港顺延南下至海南岛的沿海港口，经长年累月的航行，形成了一条成熟的便于掌控的航向路线。

梁本“更路簿”利用文字和绘草图的形式抄录，内容不仅记录“南沙航行表”“西沙各岛航行方向”和“海南岛潮水退定更志录”，而且记录捕到的墨鱼、龙虾数量等情况内容。书写字体个别较为潦草。“南沙航行表”本子长约17.5厘米，宽约12.5厘米，厚约1.8厘米，共18页，标记为1975年抄录；“西沙各岛航行方向”和“海南岛潮水退定更志录”长约18厘米，宽约12.5厘米，厚约2厘米，有92页，标记为1981年。

据梁华欢先生回忆，疍民在西沙群岛捕捞所用的网具是四角罾网，采用麻绳编织，细绳约0.2厘米，粗绳约1厘米，其网长约70米，宽约50米，内围网格宽约2厘米，顺延至外围网格宽约7厘米，这种网具20世纪60年代末逐步淘汰。当时捕到的鱼类是“英尾鱼”“结尾鱼”和“石星鱼”(6)陵水疍民方言，“英尾鱼”每只重约1市斤，“结尾鱼”每只重约2市斤，“石星鱼”每只重约0.6市斤。，每次捕获约百“担”(7)陵水疍民捕鱼习惯以“担”作为计量单位，“担”实为用竹篾编织成的大箩筐，每箩筐的鱼约百斤。。每次捕到的鱼，为便于储存须要用粗盐腌制。在西沙海域捕捞作业期间，要实时观察海上的气候，熟悉海流深浅、海道航线、海域礁石、潮汐涨退等情况，才能免遭不测。4月份刮4级左右南风就返回海南岛。

梁华欢于2021年7月获颁“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他在风帆时代带领疍民前往南海诸岛闯海耕海，开展渔业生产，不仅为“国家的固岛”兢兢业业地工作，而且也印证了南海诸岛属于海南渔民的“祖宗海”，属于中国的领土。

致力于海南历史文化研究的研究员阎根齐指出，“三亚、陵水、昌江一带渔民中很少见到‘更路簿’”(8)阎根齐：《论海南渔民的〈更路簿〉》，《南海学刊》，2015年第3期。，这足以说明，能够保存下来的疍民版“更路簿”少之又少。从这两本“更路簿”翔实的内容和纸质材料分析，它们虽然不是早期的手抄本，但却是经过长期的实践经验积累而形成的较为成熟的手抄文本。尤其是梁本“更路簿”比较完整，真实记录了疍家渔民航行至西沙、南沙群岛各岛礁的航海航向和航程等资料，既是疍民在南海海域捕捞作业的航运指南，也是研究疍民渔耕文化的重要史料。

四、保护和利用

疍民“更路簿”是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化就像一个绵延不断的河流，源头来自远古，又由许多支流、干流汇合而成。“更路簿”作为海南渔民渔耕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符号，真实地给我们认知海南本土海洋文化打开了一扇窗口。然而，现存不过50本的海南渔民“更路簿”，目前属于学术界重点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社会大众特别是海南本土青少年对其内涵了解不多。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更路簿”的保护和传承，随着老一辈的船长年事已高或相继离世，面临失传遗忘的境地。从文博人的视野，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虽然有其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原因，但也与我们的保护利用工作措施不够及时、没有前瞻性地做好海南民俗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拓展文物征集的渠道有关。

从文博人的视野，保护和利用“更路簿”现状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在理性总结以往民俗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工作的过程中，不回避我们工作中存在的短板，是我们应有的态度，也是我们进一步做好民俗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的必然选择。新时代博物馆要做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应从青少年抓起。博物馆重点关注的对象一直是青少年观众，为这一群体提升充满趣味性、探究性的高质量的教育服务已成为新时代博物馆工作的侧重点。对此，要针对性建立“更路簿”保护和利用的长效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博物馆收藏、研究、展示、教育等职能，激活“更路簿”文化资源，共享文化成果，助力渔村乡情文化建设。海南疍民传统村落文化内涵丰富，保存着陵水疍民悠久的渔耕文化、民俗文化，充分体现了其地区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底蕴，要深入挖掘“更路簿”内涵，梳理渔耕文化发展脉络和渔村历史变迁，着眼于讲好背后故事，通过举办专题展览、征文比赛、绘画比赛等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用丰富多彩的内容主题将其串联起来，以更加符合新时代观众的审美意识和标准，展开相关的“更路簿”展览展示，扩大“更路簿”的社会影响力和受众面。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一系列“更路簿”普及性读物及开发相应的文创产品，形成生成性保护利用，致力于海南渔耕文化的传播，让社会大众了解“更路簿”，激发他们对海南优秀海洋文化的认知，以此来提高全社会保护和利用“更路簿”良好的氛围。

综上所述，疍民“更路簿”承载着厚重疍民历史的典籍，蕴藏着海南渔民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文化沉淀，不仅传承着独特的海南地域性文化，又是海南优质的旅游资源，更是海南渔民自发开发南海、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重要实物证据，必须在保护、利用过程中，注重特色的彰显。本着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我们需进一步加强“更路簿”的保护利用工作，不断挖掘其本质内涵，有效地筑牢“更路簿”这一“南海天书”的文化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