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晓迪

沈燮元，1924 年生，江苏无锡人，版本目录学家，南京图书馆研究馆员，从事古籍整理、研究与保护工作60 余年。20 世纪80 年代，他曾参与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至今退而不休，致力于清代藏书家黄丕烈题跋的整理工作。

早上7 点多，98 岁的沈燮元从家里出发上班——先乘18路公交车，再到新街口转3路。他习惯早点出门，车好走，空位多。快点半小时，慢点不到一个钟头，他在目的地南京图书馆站下车。

2022年，B站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2》的热播，让与古籍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沈燮元成为年轻人口中的“南图扫地僧”。这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他依旧风雨无阻地上班，坐在靠窗的工位里，埋首于满桌的书本资料中。

“买了一辈子的书，编了一辈子的目录，旁的不做，也没旁的时间。”沈燮元如此总结自己的一生。在他家中的墙上，挂着一幅两年前写的古人七言绝句：“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馀。白酒酿来缘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

中国是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历代知识分子著述刻印，留下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江南自古以来是藏书重镇。沈燮元生于无锡，在苏州长大，虽曾就读教会学校，接受洋派教育，但从小自学古文，四年级能写文言作文，引得老师惊诧。抗战胜利后，他考入苏州美专，画素描，也学中国画，因为眼睛近视，只上了一个学期，转考无锡国专。无锡国专创办于1920 年，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曾担任教务长。考试要求学生用文言文写一篇自传，“对于我小菜一碟”，发榜时，他得了第二名。

1947 年，沈燮元转学到国专的上海分校，同行的老同学中，就有后来的红学专家冯其庸。学校附近有一个合众图书馆，创办于1939 年，由金融家叶景葵、出版家张元济发起成立，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担任总干事（馆长）。彼时，全国图书馆或已停顿分散，或在炮火中化为灰烬，私家藏书也零落流散；日美等国大肆搜罗，乘势掠夺。危局之中，留守上海孤岛的“合众”同仁，为中国传统文化营造了一处栖身之所。在教务长王蘧常的推荐下，沈燮元来到合众图书馆，在那里完成了《屠绅年谱》的初稿。屠绅在历史上不算名人，因为写了一部小说《蟫史》得到鲁迅的评价，为后人所注目。屠绅的材料很少，但沈燮元“偏偏要去试试”。这篇稿子，先是发表在报纸的副刊上，1958 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58页的小书，3.3万字，定价2毛，稿费500元。“50 年代拿500 元不得了啊。我买了一块瑞士手表，又做了一件日本进口料子的大衣，还剩下一点零花钱。”

1955 年10 月，沈燮元来到南京图书馆，开始了与古籍打交道的日子。

一种古籍有哪些版本，哪个本子好，哪个本子劣，流传过程中存在哪些谬误，这就是版本目录学，一门记载图书版本特征、考证版本源流的学问。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版本目录是治学的门径；在现代人眼中，却难免艰深枯涩。

“古书很深，里面有好多问题：要懂文字学，要懂音韵学，看印章要懂篆文，看毛笔字要懂书法。有时候看一篇序，一个草书不认识，横在那里，整篇文章就读不通了。所以，古籍研究要做出成绩，太难了。”

在这个“冷板凳”上，沈燮元一坐就是60多年。常年在图书馆编目的“实战”经验让他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能通过观察行格、避讳、刻工、纸张、字体、印章，鉴别出古籍的版本及真伪。因为对古人的“户口身份”了如指掌，顾廷龙先生曾戏赠他一顶“派出所所长”的桂冠。每年春天和秋天，沈燮元会到上海、杭州、苏州、扬州等地为馆里买古书。图书公司大开仓门，让他去书库挑。库房很大，书摞到了天花板。沈燮元近视又老花，看书时把眼镜放到书架上，走走看看，再回来，就找不到眼镜了。

黄丕烈，被誉为“五百年来藏书第一人”，在藏书界，经他题跋的古籍都被视为重量级藏品，有了“黄跋”，“价格嘭嘭嘭就上去了”。士礼居，就是黄丕烈的藏书楼名。百余年来，“黄跋”先后经几代学者多方搜集，汇编成书。但由于一些整理者没看过原书，难免错漏。退休以后，沈燮元一直在整理黄丕烈题跋集，希望整理出一个更翔实完善的版本。他的《士礼居题跋》不仅对照原书、书影，将旧辑本的讹误一一纠正，还搜寻了不少散落各处、前人未见的“黄跋”。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80 万字的书稿，他全部手写。苏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李军是沈燮元的忘年交，帮他将稿子录入电脑，从2007 年 到2017 年，“打 字 打 了10 年”。“他 精益求精，一定要拿到书影墨迹来核对，哪里发现了新材料，也要设法弄来看。”这样的结果就是无限拖延。2017 年，李军把电子稿交给了出版社。如今5 年过去了，沈燮元还在进行二校，不断地增加、修改，书稿上黑笔、红笔、铅笔、修改液的痕迹错落。“书囊无底，我和他说，你不可能把地球上所有黄丕烈的东西都收集起来。但是他很坚持，在他手里，这本书一定要尽善尽美。”李军说。

在某些地方，沈燮元有自己的执着。

他不太信任电脑。“噼里啪啦地打，印出来发现错了。有些是同音字，比如‘嚴文郁’打成了‘嚴文鬱’；有些是字体的问题，比如‘春晝（昼）堂’打成了‘春畫（画）堂’。”他在本子上一笔一画地写下这些讹误，“就瞎搞，架子上的正式出版物，随便翻翻就见到好多错字，这个不行，害人的”。吃饭，他有自己的口味，热爱苏帮菜，在南京几十年吃下来，除了盐水鸭，其他东西都不好吃。喝酒，他喝了一辈子。年轻的时候喝多了，他还曾醉卧在苏州忠王府的大殿前，如今每晚回家也要喝点，一杯黄酒或一罐啤酒，白酒不碰了。

2018 年，《沈燮元文集》出版，深耕古籍60 余年的著述汇总起来，只是不厚的一册。这一代古籍研究者都没有留下鸿篇巨制。“他们编了一辈子，很多书的来龙去脉清清楚楚，只是不愿意写，觉得微乎其微。换成现在有的学者，一本书能写好几篇文章。”李军说。

“我今年98 岁，从来不想这个年龄，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生活越简单越好，不要胡思乱想。我奉行的信条就是5 个字——过好每一天。”中午11 点40 分，他慢慢溜达到食堂，坐下慢慢吃。吃完饭，他不午休，还有满桌的校稿等着看。《士礼居题跋》只是前奏，他要做自己的“黄丕烈三部曲”，题跋集之后，还有诗文集和年谱。年轻人替他着急，他的心态却很好，“黄丕烈弄不完，我不会‘走’的”。

一尾蠹鱼，潜入古籍深海，流光如矢，且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