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兵 | 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

看似简单的瓷器装饰，其实是工艺、形式、内容等诸要素的集合体现，其中蕴含着诸多历史文化信息。地处湖湘之地的长沙窑，瓷器以装饰丰富著称，作为唐代重要外销瓷产地，装饰中频频出现洋溢着域外文化特色的内容，如围栏环绕生有羽状枝叶的椰枣树。长沙窑制瓷技术深受以岳州窑为代表的南方青瓷影响，但又受到北方制瓷技术的影响，装饰技法上岳州窑多印花，唐三彩则流行模印贴花，盛唐之后兴起的长沙窑则包括印花、模印贴花、釉下彩绘、雕塑等工艺。长沙窑瓷器装饰中流行一类模印贴花纹饰，纹饰由羽状枝叶、飞鸟、颗粒状果实、绶带纹、文字等多种图像元素组合而成，形态多样，形式上都呈现为上端凸起，中间宽，下端略尖犹如叶片的形状轮廓。饰有此类纹饰的瓷器在窑址、沉船、城市、墓葬、运河等遗址考古发掘中多有出土，除江苏扬州文化宫遗址出土酱釉双系罐外，器形多为执壶，纹饰位于流及双系的下方，且常与椰枣树纹或坐狮纹等组成围绕执壶一周的三个模印贴花纹饰组合（图1）。长沙窑工匠为何会喜于制作此类纹饰？本文将从纹饰本体入手，围绕其制作生成，从唐代南北方陶瓷文化的互动交流中寻找更多线索。

图1 长沙窑模印贴花执壶及纹饰展开图 高20.8 口径10 底径12.4cm 扬州博物馆藏

一、叶状椰枣纹的分类

纹饰本身形式面貌多样，分布广泛。相较于其他遗址，“黑石号”沉船出水带有“宝历二年（826）”刻铭的瓷碗， 为船载瓷器制作年代提供了判断依据，也为纹饰分析提供了年代参考。根据现有资料，“黑石号”沉船出水长沙窑瓷器上的叶状椰枣纹可细分为三类：

第一类，叶状椰枣纹取对称构图，中间偏上横置有两只相向对立的立鸟，以此为界，纹饰可以分为上下两部分，下端部分为五片羽状枝叶，底端一片，两侧各两片；上端则以羽状枝叶为主。窑址出土制作此类纹样的印模。纹饰可以通过缩小内部单片羽状枝叶的面积，在内与外两层羽状叶片之间添加石榴状果实；或者将内部的羽状枝叶替换成他种纹饰，或者替换纹饰顶端的图像元素，就会产生新的纹饰变体（图2）。

图2 长沙窑叶状椰枣纹

第二类，纹饰构图和组成元素与第一类大同小异，差别在于对鸟上端添加了四出绶带纹。依此为基点，将内部与底端的羽状叶片替换为由联珠纹与双重曲线组成的几何纹样，就演变为新纹样，窑址出土有两件制作此类纹饰的印模，其中一件印模背面有可能代表工匠姓名的“李十造”刻铭。纹饰本身中还会添加姓氏之类信息，如长沙窑址出土青釉模印贴花“张”字纹执壶，“张”字正位于此类叶状椰枣纹的中间位置（图3编号）。

图3 长沙窑叶状椰枣纹

第三类，叶状椰枣纹并不完全取对称构图，以一段弯曲茎干由上至下贯穿纹饰，大致有五至六片羽状枝叶两侧生长，一般是从顶端向两侧分别生出衔接的两片羽状枝叶，茎干的底端生出一片或两片羽状枝叶，茎干与枝叶的空隙则填充以葡萄状果实，或单只或一对飞鸟（图4）。整个纹饰由茎干、羽状枝叶、葡萄状果实、飞鸟组成。另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即茎干的顶端往往向外突出，取向内侧弯曲之势，形成类似涡卷的形状。

图4 长沙窑叶状椰枣纹

除上述叶状椰枣纹，还有第四类叶状椰枣纹，见于长沙窑址出土印模（图5），纹饰为标准对称构图，上部为一对飞鸟相向而立，鸟身下为羽状叶片和石榴状果实。但暂未找到饰有此类纹饰的器物。

图5 长沙窑陶印模 10 cm×6.9cm 窑址出土

纵观上述叶状椰枣纹，除第四类外，纹饰在9世纪初期就已经出现，但暂时无法确定纹饰是否存在类型上的演变关系。叶状椰枣纹以对称构图为主，第三类纹饰则通过纹饰的排布打破对称构图，整体更显形象生动，形似一段折枝花果。纹饰组成要素有羽状枝叶、飞鸟、葡萄状果实、石榴状果实、绶带纹等多种图像元素。纹饰整体轮廓形似叶片，制作纹饰的工匠会通过纹饰的排布组合，创造出不同的纹饰面貌。在分析纹饰的构图关系之前，我们先关注下长沙窑叶状纹样中的图像元素。

二、叶状椰枣纹中的图像元素分析

叶状椰枣纹图案构成多以羽状枝叶、飞鸟为必要元素，再配以葡萄状果实、石榴状果实、绶带纹或文字。

纹饰均以单片羽状枝叶为基本构成要素。羽状枝叶以叶脉为轴，两侧紧接以短线代表叶片，或是稍扩大叶脉与叶片间的距离，在其间以曲线环绕叶脉，形成肥大的羽状枝叶。羽状枝叶本是棕榈科植物的特征，但在长沙窑瓷器装饰纹样应用较多，除叶状椰枣纹外，还应用于模印贴花树状椰枣纹和团状椰枣纹，纹样也会出现在壶鋬、罐系等器物局部装饰中。长沙窑装饰中的羽状枝叶与椰枣树图像有关，而生有羽状枝叶的椰枣树图像在西亚北非地区诸文化中有着漫长的传承历史和复杂含义，而长沙窑瓷器装饰中的椰枣树纹正是唐代外来文化的例证。

与洋溢着异域风情的椰枣羽状枝叶不同，图像元素中的葡萄状果实、石榴状果实、飞鸟纹均为唐代社会中的流行纹样，金银器、石刻、织物等不同媒材之上均有出现，是长沙窑工匠对于当时流行纹样的借用。这一点也明显体现在第二类叶状椰枣纹中的绶带纹上。纹饰中的绶带纹，多为四出绶带纹，并与对鸟组合，但并非长沙窑瓷器所独有。山西忻州唐大中九年（855）高徵墓出土白釉印花盒（图6），盒盖顶模印有凸起的绶带和对称鸟纹，周围戳印珍珠地纹，绶带分为上下两段，下段绶带纹向两侧伸出两条绶带，而一对鸟纹立于其上，鸟喙衔上段绶带，相同的白釉瓷盒也发现于西安韦氏家族墓地。恰恰唐文宗（826—840年在位）即位之初规定官员所穿袍袄上的纹饰等级，“三品以上服绫，以鹘衔瑞草，雁衔绶带及双孔雀；四品、五品服绫，以地黄交枝；六品以下服绫，小窠无文及隔织、独织”，晚唐时雁衔绶带纹成为官方服饰等级中标志物，而辽会同五年（942）耶律羽之墓和辽代早期的内蒙古代钦塔拉M3均出土雁衔绶带锦袍可作为纹饰参考，辽代继承唐代文化，锦袍纹饰与唐代流行纹饰大同小异。同时，鸟衔绶带纹饰也在唐代金银器装饰中大量存在，陕西杨家沟窖藏的五曲银盒、“李杆”款葵花形银盘，西安枣园村出土直腹银盆均饰有双鸟衔绶带纹，以及私人收藏的鸿雁衔绶纹椭方银盒，纹饰多为对鸟口衔四出绶带的样式。可见此纹饰在唐代颇为流行。

图6 唐代白釉印花盒

同时，绶带也可单独作为金银器装饰纹样，如陕西杨家沟出土八瓣四出绶带纹银碗、河南偃师杏园唐墓出土云头形银盒、江苏丁卯桥窖藏出土十字花鹦鹉纹五曲银碗。据研究，这批饰有绶带纹的金银器均为9世纪后半叶的标准器物群，即金银器上的绶带纹也主要流行这一时期。陕西西安沙坡村唐墓、河北衡水市固城均出土白釉提梁壶，壶身侧面饰有绶带纹，可能产自邢窑，河南黄冶窑址出土有贴花绶带纹三彩背壶，长沙市博物馆藏有唐代酱釉贴花绶带纹执壶。学者早已提出，唐代瓷器上出现的宝相花纹、双鸳鸯纹、双鹦鹉纹、鱼鳞形纹、狩猎纹、鱼子地纹都是受到金银器装饰纹样的影响，想必瓷器上的绶带纹也是纹饰跨媒介传播的案例。

经过形式分析可见叶状椰枣纹是一种组合而成的纹饰。制作纹饰的工匠，如“李十”采纳唐代流行纹饰——绶带纹、飞鸟纹、联珠纹，结合异域纹样羽状枝叶纹创作出一种叶状椰枣纹。工匠尤如带着脚镣舞蹈般，借助于自己的创造力，在极为有限的空间中创造出各异的纹饰类型。纹样兼容外来纹样与唐代流行纹样，倒也符合长沙窑作为重要外销瓷产地的特点。

三、叶状椰枣纹与杏叶饰

倘若沿着叶状椰枣纹的边缘画出整体轮廓，纹饰顶部凸起，呈半圆形，或呈梯形，向下宽度逐渐扩大，再收缩，在底端形成尖角，两侧轮廓线均有凹凸变化，纹饰整体轮廓均近于上端凸起，下端略尖的叶片形。不免好奇，片状椰枣纹为何会形成此种轮廓？或者说，长沙窑工匠为何要将各种图像元素纳入到叶片状轮廓之中？

制作工艺上，叶状椰枣纹饰是工匠利用印模压印泥片，然后在泥片尚保持湿润之时粘贴于器物外壁，或在纹饰上加饰褐釉。学者曾提出，长沙窑模印贴花纹饰，并外罩褐色斑块，是在模仿金花银器。在物质文明发达的唐代，以成本较低的材质来刻意模仿贵重材质器物，包括器形、装饰，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如陶瓷模仿金银器、玻璃器。是否此类纹饰外轮廓也是模仿金属器的纹饰？

更有趣的是，叶状椰枣纹饰轮廓反倒是与唐代马具中的杏叶饰极为相似。杏叶为马具中的饰件，常悬挂于胸带和鞦带上，唐代又称其为银花，或“压胯”，除作为马具饰品外，还装饰到其他动物坐骑上。唐代墓葬中常有杏叶饰出土，神龙二年（706）懿德太子墓就出土有多种鎏金铜杏叶（图7），长4.9-6.5厘米、宽4-5厘米；正仓院也藏有唐代杏叶（图8）。杏叶整体多呈对称构图，造型下端尖，边缘轮廓凹凸不平，上端有圆形或矩形凸起，是连接革带的挂扣，杏叶上饰有葡萄叶纹、卷叶纹、飞鸟纹等纹样，或镶有宝石。

图7 懿德太子墓出土鎏金铜叶

图8 正仓院藏银杏叶

倘若将叶状椰枣纹与杏叶并置（图9），虽然内部的图像元素区别较大，无法一一对应，但不难发现两者之间造型形式上的相似性，顶端的凸起，底端的尖角，起伏的边缘，两者尺寸也都在10厘米以下。尤其是正仓院所藏杏叶与长沙窑址出土印模，无论外形轮廓，还是内部图像元素，都能发现诸多相似点。制作技术上，金属杏叶大多是捶揲而成，与印模压印而成的叶状椰枣纹属于两种技术系统。从用途来看，杏叶是马具的组成部分，起到装饰作用，这与叶状椰枣纹的作用一致。这种形式上的相似性该作何解释，是否是长沙窑模印贴花纹饰直接模仿了杏叶饰？

图9 叶状椰枣纹（上）与杏叶饰（下）对比图

恰好，除金属杏叶外，还有陶质杏叶的存在，出现在唐三彩陶马之上，例如懿德太子墓出土两件完整三彩马俑，鞍鞯齐全，覆盖有鞍袱，胸带、鞦带、当卢等位置均缀有形状相同的杏叶饰。这类带有整套马具的三彩马俑，在唐代两京地区墓葬中大量出土，一般作为明器置于墓葬中。据学者研究，唐三彩恰恰是刻意模仿了“金银铜铁、绫罗绸缎以及真人毛发”等奢华材质，结合唐三彩的流行时间段，它的出现正是应对唐代扼制“厚葬之风”，提倡“薄葬”规定的产物，意在以一种廉价的媒材营造“奢华”的效果。显然，三彩马俑上的陶质杏叶是直接模仿了金属杏叶。

那这些三彩马俑的产地在哪？根据考古发掘，唐代生产三彩器的窑址有河南巩义窑，陕西黄堡窑、醴泉坊窑、唐东市三彩窑，河北邢窑、井陉窑、定窑，山西浑源窑、泽州窑，四川邛窑,其中巩义窑、唐东市三彩窑发现有制作马俑的模具。这类三彩马俑体量高大，应为分段制作，烧制后再组装，粘贴杏叶饰等配饰。而这些陶质杏叶是模制成型，由单模压印而成，其中河南巩县黄冶窑遗址就出土多种红陶印模，如桃形贴花模就有多种不同类型（图10），其中一类纹饰为对称构图，以桃形为中心，周围环绕卷草纹。贴有此类桃形贴花饰的三彩马俑在河南省屡有发现，如巩义市二电厂M38唐墓（图11），周身施酱釉，络头、胸带、鞦带上均垂挂桃形杏叶贴花。窑址发掘具有偶然性，印模发现数量较少，但从洛阳唐墓出土三彩马俑上还可以见到多种杏叶饰（图12）。陶质杏叶模仿金属杏叶，圆形、心形、三角形等均有，纹饰多取对称构图，内部纹饰主题有植物、动物，或骑马人像等。有意思的是，陶质杏叶刻意保留了金属制杏叶与带具连接处的挂扣，挂扣或圆或长方，使得贴花纹饰的轮廓与长沙窑片状椰枣纹的轮廓极为相近。

图10 桃形贴花模 径6.5cm 巩义市黄冶窑址出土 巩义博物馆藏

图11 三彩马俑及杏叶饰局部 俑高50.9cm 河南巩义二电厂M38唐墓出土 巩义博物馆藏

图12 洛阳出土 三彩马俑杏叶饰

紧接可能要问，两者之间的用途存在较大差别，叶状椰枣纹是贴于执壶、双系罐等实用器物之上，而马俑杏叶饰则为模仿金属马具，多为明器，如何联系在一起？根据陶瓷考古可知，每个窑址产品类型多样，如唐代黄冶窑就生产白釉、白釉蓝彩、黑釉、绿釉、黄釉、蓝釉、三彩瓷制品，而三彩制品又可分为器皿、陶俑、模型、玩具、建筑构件等不同类型。相应在同一个窑场中，不同类型器物会共享相同的装饰工艺，相应就会使用共同的图像库。进入到中唐和晚唐时期，以三彩为代表的唐代铅釉陶产品出现明显有别于盛唐时的变化，产品以实用的器类和玩具占据大宗，而7世纪末以来大量生产的三彩明器陶俑已趋消亡。因而印模压印出的贴花饰会用在不同器物之中，如上文提到黄冶窑的桃形贴花纹，就不仅用作三彩马俑杏叶饰，也会作为罐、炉、壶等日用器物的贴花装饰（图13）。黄冶窑址出土贴花饰熏炉残片（图14），对称构图的贴花纹饰顶部明显还存留着圆形挂扣，原为连接胸带、鞦带悬挂杏叶饰之用。也就是说三彩马俑的杏叶饰是模仿自金属实物，也转化为陶瓷装饰，工匠将其贴饰于熏炉之上，而早已失去实用功能的挂扣部分仍就保存了下来。考古出土三彩马俑杏叶饰的形态远多于三彩器物杏叶饰，但两者装饰共用模具的现象无疑已经存在。

图13 黄冶窑出土模印贴花三彩薰炉残片

图14 黄冶窑出土熏炉残片

在金属杏叶、三彩马俑杏叶、三彩器物贴花杏叶饰、长沙窑叶状椰枣纹之间存在形状上的相似性— 纹饰顶部凸起，呈半圆形，或呈梯形，向下宽度逐渐扩大，再收缩，在底端形成尖角，两侧的轮廓线均有凹凸变化。不免好奇，长沙窑叶状椰枣纹顶端的圆形或梯形凸起是否就是原先杏叶饰挂扣的形状，失去实用功能，形状却保存了下来，长沙窑工匠则分别以弯曲的茎干和绶带纹填充了圆形和梯形的挂扣区域，整个纹饰的外轮廓依旧保留原来金属杏叶饰的外形。也就是说以黄冶窑为代表的北方窑场所产三彩器恰可以作为金属杏叶与长沙窑叶状椰枣纹之间的中间环节，那三彩又是如何影响到长沙窑瓷器装饰？

四、由印模看长沙窑与北方三彩窑关系

叶状椰枣纹受到以黄冶窑为代表北方唐三彩窑址制作的杏叶饰贴花的影响，再加上片状椰枣纹本身就是一种组合而成的纹饰，长沙窑工匠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新创造，汲取唐代与外来文化中的图像元素，进而制作出形态各异的叶状椰枣纹。那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这种跨区域的工艺传播是如何完成的？可能的途径是什么？

三彩杏叶饰与片状椰枣纹的制作都需要先制作印模，而印模是模印贴花工艺中的必备部件。模印贴花作为胎装饰的一种，在唐代之前，六朝时期青瓷谷仓罐，北齐时期墓葬出土的青瓷莲花尊均饰有大量贴花纹饰，唐乾丰二年（667）段伯阳墓出土白釉贴花高足罐，故宫博物馆藏有唐代青釉贴花凤首壶，唐代陕西黄堡窑也有贴花装饰器物出土，但正是在唐三彩中贴花工艺才达到巅峰，应用广泛，纹饰内容包括有植物、动物、人物，及几何图形等诸多类型。先于长沙窑兴起，并对其产生重要影响的岳州窑瓷器装饰多以印花纹饰为主，长沙窑兴起于盛唐末期至中唐时期，模印贴花装饰别具一格，包括有动物、植物、人物、建筑等。同时，长沙窑与黄冶窑模印贴花中也出现了相同内容，如伎乐人物纹。李建毛曾提出长沙窑的贴花装饰直接来自中原地区。

而两类贴花纹饰之间的影响关系似乎可以通过印模的跨区域流动来得以完成。

从大的时代背景上看，移民史研究已经明确指出，安史之乱后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北人南迁潮流，而长沙窑所在湖南地区恰恰是移民的重要居住地，“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节度使”。长沙出土唐大和六年（832）王清墓志记载，“家居汝南，后寓居长沙”。长沙窑遗址中的墓葬区应该是长沙窑窑工的墓葬，2010年经过考古调查发掘，但未在墓葬中发现详细的身份信息。但我们仍不能排除移民带来的技术交流可看作是长沙窑椰枣纹饰形成的原因之一。

除移民因素之外，我们还得注意其他可能性，印模的跨区域流动不仅可以通过移民得以完成，而且商业等其他推动因素也值得重视。扬州城作为唐代重要商业贸易城市，各地商品多汇聚于此，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90年在扬州市文化宫遗址晚唐地层中出土一件双鱼纹印模（图15），灰陶胎，残长6.7厘米、宽9.9厘米、厚1.8厘米，残存双鱼和类似绶带的纹饰，暂时不能确定其所属具体窑口。同样，扬州大东门街遗址出土晚唐时期的圆形灰陶模，直径约5厘米、厚1.5厘米，其纹饰近似八瓣莲花纹（图16）。作为商业城市、贸易港口的扬州城遗址内出土印模，况且扬州本身并非重要的陶瓷产地，陶模出现于此应该就是晚唐时期印模跨区域流通的一个实例，无论印模是作为商品，还是作为个人携带品，都有这种可能性。

图15 扬州市文化宫遗址出土双鱼纹印模

图16 扬州大东门街遗址出土唐代陶模

印模不仅出现在商业城市，而且在运河遗址中同样有所发现。安徽宿州泗县汴河古道出土有大量唐宋时期的陶瓷制品，其中就有莲花纹红陶印模；宿州博物馆也藏有2006年于运河遗址出土宋代红陶模具。同样，安徽省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原属于京杭大运河一部分，进行过系统考古发掘，在北宋地层出土有10件红陶模具，纹饰内容包括人物、植物、动物纹样。模具所属时代晚于长沙窑瓷器的时代，但模具在运河河道和码头遗址中被发现，至少说明北宋时期模具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流动传播。至于此类模具的性质更可能是作为商品而非个人所有品。苏州大石头巷宋代坊市遗址出土18件泥质陶模，题材包括人像、动物、花卉、建筑。大石头巷原为宋代平江城平权坊坊市遗址所在地，靠近茶楼酒肆所在街道，根据出土钱币推测遗址时代下限晚至南宋末年。在靠近市场的遗址中出土陶模，不免怀疑这批陶模本身就是商品的一种。

通过考古实例，说明宋代时陶模本身可能就作为一种商品经过运河运输散布到各地，再加上扬州市零星出土的晚唐时期陶模，不免让人怀疑晚唐时期陶模可能已经作为一种商品在流通。再加上，长沙窑出土双鱼纹贴花印模，印模背面以褐彩写“印□子直（值）万钱”，文字除强调印模的价值之高外，似乎也能反映出印模本身的商品属性。

不论借由移民之手，还是在商人力量的协助下，印模可以看做由北方唐三彩的杏叶饰到长沙窑片状椰枣纹的媒介，前者为后者的形成提供了一个纹饰框架，长沙窑工匠在这一框架中填充了与椰枣纹相关的图像元素，进而构成了叶状椰枣纹。虽然学者提出长沙窑模印贴花纹饰是在模仿金花银器，而唐代金银器中出现有仿叶片的器形，如大都会藏缠枝纹叶形银盘，器物融合锤揲、錾刻等加工技艺制作而成。但无论从工艺技术，还是器物形状，长沙窑模印贴花纹饰不一定会直接受到金银器装饰的影响，而与北方唐三彩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一影响关系，不仅体现在模印贴花纹饰之中，还表现在瓷塑之上。长沙窑烧造小型人物陶俑，约5-10厘米之间，多作持物之状，以乐器居多，瓷塑制作比较简略，应是由前后合模的模具制作而成。类似的小型陶俑，在黄冶窑也发现素烧拍板乐俑、腰鼓乐俑，及制作陶俑的前模，俑的尺寸约为5-7厘米。可见北方三彩窑装饰工艺对于长沙窑的巨大影响，因而长沙窑又被称为“唐三彩的后裔”，地处四川的邛窑瓷器装饰工艺中同样也能发现唐三彩的影响。

五、结语

细观纹饰细节，长沙窑叶状椰枣纹与唐代马具中的金属杏叶饰之间存在形式上的相似之处，以黄冶窑为代表的北方唐三彩恰好能为两种不同媒材装饰之间的相似性提供中间环节，因为唐三彩本是模仿金银器而来，又有大量贴饰杏叶饰的三彩马俑，马俑上的杏叶饰是用印模制作而成，而同一印模制作的纹饰也贴饰于器物之上。在晚唐时期，印模很可能已经成为一种商品，成为了纹饰传播的媒介，而长沙窑工匠在北方唐三彩杏叶饰的基础上创造出叶状椰枣纹。简单的叶状椰枣纹饰的生成，代表了长沙窑装饰艺术形成的一个层面，其反映的却是唐代南北方陶瓷文化的互动交流，正是在诸多文化碰撞交流下，长沙窑才得以形成独特面貌。

① 模印贴花团状椰枣纹见于“黑石号”沉船出水的酱釉贴花罐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酱釉罐，以及窑址出土的模印贴花罐和酱釉贴花罐残片。见长沙窑编辑委员会. 长沙窑·作品卷贰[M].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153、319；长沙窑课题组. 长沙窑[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图版247。

② 敦煌藏经洞出土普贤菩萨像、文殊菩萨像，其坐下的白象、狮子的胸带和鞦带上缀有与唐代马具中形态类似的杏叶饰。韦陀. 西域美术（一）：大英博物馆藏斯坦因搜集品·敦煌绘画1 [M]. 林保尧编译，台北：艺术家出版社，2014：图12-1、23、52-1、54-1。

③ 陕西富平李凤墓、独孤思贞墓、永泰公主墓、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新疆盐湖墓、内蒙古科左后旗胡斯淖契丹墓均出土有金属制杏叶。富平县文化馆等.唐李凤墓发掘简报[J]. 考古，1977（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唐长安城郊隋唐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39；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J].文物，1964（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甘肃武周时期吐谷喜王慕容智墓[J]. 文物，1973（10）；张柏忠.科左后旗胡斯淖契丹墓[J]. 考古，19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