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官僚规则变通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理论模型*
——基于L县政策执行的实证考察
2022-10-12吴开松曹素芳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22年5期
吴开松,曹素芳
(1.中南民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2.中南民族大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4)
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①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01).,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提升治理创新能力,有效推进包括治理方式、治理机制、治理主体和治理能力等方面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从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之间关系来看,国家治理体现的是宏观层面的治理设计,充当指南针的作用,而基层治理是支撑前者理念、思想得以贯穿于我国各领域各行业的操作平台,发挥基石作用,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实现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基层治理的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①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1-07-12(01).。政策作为治理的工具,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也就对加强基层政策执行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事实上,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治理制度的优越性也体现得更加明显,但政策执行却面临着行动决策基于“经验—决策—事实”过程的“悖论”:一方面是身份的悖论,政策执行主体作为行政理性人不仅要从有限的职位晋升空间中谋求自身的发展,同时还要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肩负起社会福利公平分配导向下的执政为民的初心使命;……
登录APP查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