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结

古人从文体论谈诗与赋，较早也最为著称的是陆机《文赋》所说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李善《文选注》释曰：“诗以言志，故曰缘情；赋以陈事，故曰体物。”由此，人们也习惯以“情”与“物”区分诗与赋之体的差别。当然，什么文章不发乎情呢，于是又有了从文学情感论出发，以“情”为本加以区分诗与赋，比如刘熙载《艺概·赋概》认为“赋别于诗者，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以“声情”与“辞情”辨别诗赋异趣，不乏妙思。其实，赋之于“情”，不仅在历史上有诸多抒情赋作，还有一特异现象，就是赋家好以“情态”为赋，如江淹之《别赋》《恨赋》等，如此立题解析，于诗域也不多见。

所谓“情态”，指人心理与肢体活动的情形，而赋家则好将此情形凝定为一种样态加以描写与阐发。“情”入赋类，初见《文选》收录四篇，分别是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与曹植的《洛神赋》，是写女性人物以描写丽情，而江淹的《恨赋》《别赋》则归于“哀伤类”。我们说的情态赋，在陈元龙编的《历代赋汇》主要归于“情感类”，如孙楚《笑赋》、江淹《恨赋》《泣赋》、李白《拟恨赋》、符载《愁赋》、屠隆《欢赋》等，又将江淹的《别赋》归于“怀思”类。于是再翻检马积高主编的《历代辞赋总汇》，这类专题情态赋作有50余篇之多，分别赋“笑”“悔”“恨”“别”“愁”“泣”“欢”“哀”“疑”“忧”“喜”“怒”“乐”“惜”“悲”“叹”“怨”“怀”“妒”“适”“宁”“闷”“闲”“思”以及“情”等。这类创作有两个现象，一是同题创作多，如《愁赋》就有释贞观、符载、王世贞、顾景星、夏敬渠、沈赤然、熊琏、蔡廷弼、沈祥龙等同题创作。二是延伸作品多，如江淹《恨赋》，则有李白与李东阳同题《拟恨赋》、杨世熊《反恨赋》等；如以“愁”为赋，延伸赋题如《坐愁赋》(晁补之)、《四愁赋》(黄淮)、《江上愁心赋》(李纲)等，前者属于我们说的情态赋，后者则属于有特定环境与个人遭际的抒情赋。

继孙楚《笑赋》而较早写此类赋的还有梁简文帝萧纲的《悔赋》，其序引《易》“悔吝者，忧虞之象”发端，可见其有释“悔”之义，或谓由经义入手来作赋。正因如此，通观全篇，颇有理趣，而欠缺情采，但观其铺写之法，已启导后世同类赋的写作特征。如赋中叙述“默默不怡，恍有所失”“静思悔吝，铺陈前史：吊古伤今，郁忧叹杞，成败之踪，得失之理”，则历述秦皇、汉帝诸史事，以印证“悔”义。如写楚霸王项羽一则：

至如下相项籍，才气过人，拔山靡类，扛鼎绝伦，声驾盛汉，势压余秦。巨鹿有动天之卒，辕门有屈膝之宾。既刓有功之印，亦疑奇计之臣。唱鸡鸣于垓下，泣悲歌于美人。抱乌江之独愧，分汉骑之余身。

以事例证文，能增添“魂惊神爽，悔结嫌彰”的艺术效果。

将一种情态细腻而完整地描写或刻画出来，到江淹的《别》《恨》二赋既可谓肇发，又可谓集成，达到同类赋的最令人赞赏的经典化境地。《别赋》首先点破离别之情，阐明主旨，即“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复由“别虽一绪，事乃万族”荡开，分写各类别情，包括行人、居人、富贵、任侠、从军、绝国、伉俪、方外、情侣等，使之具体而形象。如写从军之“别”云：

或乃边郡未和，负羽从军，辽水无极，雁山参云。闺中风暖，陌上草薰；日出天而曜景，露下地而腾文；镜朱尘之照烂，袭青气之烟煴。攀桃李兮不忍别，送爱子兮霑罗裙。

又如写伉俪之“别”云：

用典于无形，抒情借词采，许梿《六朝文絜》评曰“状景写物，缕缕入情”，可谓知言。《恨赋》写法，亦类《别赋》，其中铺写历史事件以彰显诸“恨”，例如“至如秦帝按剑……若乃赵王既虏……至如李君降北……若夫明妃去时……至乃敬通见抵……及夫中散下狱……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等等，以归结于“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的情绪。而观其赓续之作，如李白的《拟恨赋》所谓“若乃项王虎斗……至如荆轲入秦……若夫陈后失宠……昔者屈原既放……及夫李斯受戮……或有从军永诀”，“与天道兮共尽，莫不委骨而同归”；李东阳的《拟恨赋》也是“或事几之幸会，或祸败之相寻”，“若乃国士报怨，吞炭漆身”的写法，历述恨事，以彰情思。可以说，江淹的恨、别两赋，基本凝定了情态赋的书写方法，也构成了这类赋创作的模式化特征。

此后情态赋的写作以明清两朝最多，并呈现出两种走向，一则题材的扩张，如前引已有20余题，二则系统化的展示，如清人汪绂撰写“喜”“怒”“哀”“乐”四赋，以概述人生的主要情态。其赋的铺写方法不变，而用典事以凸显情态，则各有胜意。试摘句如次：

仲舒者，仲晦也，古之自喜人也。天之生生也，地之毓灵也，苍蝇蟪蛄之营营也，是皆其自喜欤？君子之自效也，亦犹是云矣尔。(《喜赋》)

故怒之事，匪能悉数，斯怒之情，各有其故。是故有庸夫之怒，有士人之怒，有豪侠之怒，有君子之怒，有圣神之怒，有人君之怒。(《怒赋》)

盖情或动于所感，志每嗛于相违。举所恃而或失，斯懰栗其含悲。……或含情而揾泪，或抚膺而号啼。百卉因肃然而增戚，天地亦敛咽而成凄。怅斯情其何底，惟悢悢以无涯。(《哀赋》)

富小忧小，富大忧大。声色臭味，侈不可过。少君五利，只为虚话。日夕之间，忧乐相错。是故欢多成厌，乐极生悲。言不可恒贞胜之宜，惟知足者安其所之。(《乐赋》)

此四赋皆长篇铺叙，其如前引赋铺事典以明情态，大体略同，而以上摘句如其一论“自喜”，其二排诸“怒”，其三述“哀”之本原，其四明“知足常乐”和“贫贱乐”的义理，在沿习前人写作方法的同时，也不乏自有的体悟与造设。

回到“赋体物”与“诗缘情”的说法，赋家却偏好为言“情”之赋，刘熙载所说的赋“辞情多”，或可为之佐证。换言之，赋之言“情”，是靠多“辞”以铺陈而出，关键还在这些辞需借“事”外化以呈“象”，这才是诸多情态赋写作的体法。赋家无论是体物，还是明事，都需要呈象，辞是呈象的手段，也因此，《西京杂记》中“相如曰”述赋之笔，谓“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述赋之象，说“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张惠言《七十家赋钞目录序》论赋之物与象，认为“象必有所寓，其在物之变化”。由此，我们再看江淹的《别赋》写法，如其通过“行人”等九种离别的铺写将一种情绪样态化，以及后继作品的赓续与拟效，这种心理活动的呈象又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排列事象。这种排列法几乎是众多情态赋共有的写法，即《别赋》样式的“至若龙马银鞍……乃有剑客惭恩……或乃边郡未和……至于一赴绝国……又若君居淄右……傥有华阴上士……下有芍药之诗……”。后续之作，或有自得之意，然体法样式，大致不差。如隋朝释真观《愁赋》：

其“愁理多方”，故“试举宏纲”以呈象。唐人符载《愁赋》写“愁之为物”，则用另一种腔调，所谓“愁兮愁，志士蹇以徘徊……愁兮愁，静女怅其谁语……愁兮愁，边塞兮行役……愁兮愁，禁掖兮恩光……愁兮愁，春与秋兮登临……愁兮愁，往事纷其断续……愁兮愁，羁志杳而无伴”，排列事象，揭披心绪，也是如此。

二是托喻他象。观《别赋》的离情别绪，并不仅在“行人”“伉俪”等主体形象，而是更多的托喻于他象，诸如“惊驷马”“耸渊鱼”“闺中风暖，陌上草薰”“织锦曲”“回文诗”“秋月”“白露”等物象与事象，给读者以图像化与可观感。传承其法，如明代屠隆的《欢赋》，序称因冯梦龙劝其“何不为《欢赋》，悦心畅意，破彼我之烦懑，宣万物之郁塞”而为之，故赋文称“我思古人，欢情靡一”，于是托喻史事，所谓“娟娟皇娥，夜处璇闺，薄焉遵渚，帝子是依”“秦家公主，气凌紫氛”“越王破吴，奏凯言归”“至若汉帝英雄，初诛项王”“又如延年献歌，夫人初御”“若夫太液波明，昭阳月满”“又有征夫戍边，思妇含凄。长想忽见，远行乍归。今夕何夕，月白星辉。高堂敞兮春溶溶，朱帘卷兮秋漫漫。新婚合兮出琼珮，佳期至兮藉芳兰。金炉兮乍焰，红烛兮未残。莫不款尔弥洽，爽焉和愉。寸肠不结，双眉长舒”等，归于“知离忧之为何物，岂羡夫神仙之所居”。这全然不同于一般抒情赋中有自我的参与，乃因诠释情态，故借他象以发明。

缘此，历史上这类情态赋的有情与无情，有意义与无意义，也就颇费猜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