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和原，李景平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一以贯之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然而“市委书记打下属耳光”“航天集团董事长殴打院士”等不少负面案例都表明：当前少数领导干部仍喜欢“耍官威”“摆特权”，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耍官威”现象的本质是官僚主义[1]，它不仅严重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望，更威胁着党的执政根基，甚至“蔓延到校园，使‘社会病’演化成‘校园病’”[2]，影响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目前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3]，“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4]。因此，对“耍官威”现象进行根源性治理迫在眉睫。

当前针对“耍官威”现象的研究比较匮乏，多是从党规党纪、行政法规等宏观制度层面或个体角色认知等微观层面进行的现象评析。例如任红禧等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具体阐述了“耍官威”违背了哪些党规党纪，进而对其进行了针对性批判[5]；齐卫平指出，“耍官威”现象“在于干部对角色认同的扭曲”，是“刻意把自己与群众相区分”，“必然导致干部角色的错位认同”[1]；郝涛等则将领导干部“耍官威”的原因归结于“管官不严的制度短板、为官不正的素质困境以及以官为本的价值偏差”三个方面，并提出“压制‘实际反对者’、引导‘拥护者’”等治理对策[6]。现有研究缺乏基于管理学、心理学或社会学等学科视角，对“耍官威”现象背后的行为机制进行的深入分析，因此治理对策也大多集中于政治意识培养、政策法规落实等层面，其实践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作为社会认知论中阐释个体行为机制机理的三元交互决定模型，全面探究了个体因素（认知等）、环境因素及行为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决定关系[7]（P19-23），对深入分析领导干部“不作为”现象具有较好的理论指导价值。本研究以社会认知论三元交互决定模型为理论基础，在厘清当前领导干部“耍官威”现象表征的基础上，运用三元交互决定模型具体剖析了现象背后的动因，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破解该难题的具体实践路径，以期能够为有效治理领导干部“耍官威”现象、提升党的形象与权威，提高领导干部队伍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能力提供一定的理论关照。

一、理论基础：社会认知论三元交互决定模型

（一）社会认知论

社会认知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由班杜拉于20世纪80年代创立，其理论逻辑建立在认知心理学基础上，打破了以心理动力学和特质论为代表的“内部决定论”，以“激进行为主义”为代表的“外部决定论”关于行为作用机制的单向影响、单向决定的逻辑。社会认知论认为，人的行为既不是由内部力量或内部因素所单独驱动和决定的，也不仅仅受外部情境或刺激的影响和控制，而是由个体因素（认知等）、环境因素及行为作为相互决定因素共同作用的[8]（P17-21）。三者之间的这种相互影响和作用，能够更加全面地解释行为发生的机制。社会认知论被广泛应用于各类行为研究中，例如Lin等和Chiang等，分别运用该理论分析了“健康信息交换”和“视频共享网站用户使用”行为，讨论了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9][10]；金帅岐等基于社会认知理论，通过实证调研分析了用户健康信息搜索行为的影响因素[11]。林颖则从社会认知论中的个体因素角度出发，阐释了官场“两面人”的心理演变过程[12]。

（二）三元交互决定模型

三元交互决定模型（Triadic Reciprocal Determinism）将个体因素（认知等）、环境因素和行为因素看作“相对独立而又交互决定”的理论实体。这里的“交互决定”是指个体、环境与行为之间构成的“相互决定关系”，“其中任何两个因素之间双向互动关系的强度和模式，都随三者自身的不同而发生变化”[7]（P24），即每两者之间都存在双向的互动和决定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三元交互决定模型示意图

行为因素与个体因素的交互作用。一方面，个体的期待、意向、自我概念等认知因素强有力地支配并引导着个体的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行为及其结果的反馈，个体的理性在对个体认知发展进行限制以维持其与周围世界的统一的同时，又以行为是否达到个体的目标为依据，判断其认知的合理性，进而做出调整和纠正。所以，不仅是个体认知决定着个体行为，个体行为及其结果反过来也影响并最终决定了个体认知的内容与情感反应，即二者之间是交互影响、相互决定的。

个体因素与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个体因素与环境因素之间，亦是相互决定的关系，尤其在社会情境中，这种双向决定关系表现得愈加明显。个体的信念、习惯、认知能力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时常受到诸如“示范作用”等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而个体生理、心理及社会的主体特征又反过来影响着周围的社会环境。换句话说，个体周围的社会环境往往是其人格特征的产物：一边是个体的社会特征决定着个体周围的社会环境，另一边则是社会环境所给予个体的“感受回馈”影响并调节着个体对自身、他人及社会的认知，即二者互为因果、相互作用。

环境因素与行为因素的交互作用。行为不仅由个体的主观认知所支配，同时也受现实环境的制约和影响。然而环境往往不是以某种固定模式产生影响的，并且这种影响的产生与否还取决于个体行为能否将其激发，即环境的影响具有潜在性。与此同时，由于个体不但是环境的产物，更是环境的创造者。因此当个体通过行为与环境发生联系时，这种联系的性质和内容就已经决定，进而也决定了其感知到的是什么样的环境。正是这些感知到的环境因素，反过来又决定了个体接下来将要实施的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双向的交互决定关系。

二、现象表征：领导干部“耍官威”现象的特点与表现

（一）暴力化：嚣张跋扈，对待下属“粗暴蛮横”

行事作风“霸道”，常用蛮横无理的方式对待下属是“暴力化耍官威”的典型表现。如河南济源原市委书记张战伟在机关食堂因座位问题当众呵斥并暴力掌掴下属等事件。这类“耍官威”的根源在于部分领导干部平等意识的缺失，平时习惯了嚣张跋扈，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这反映出少数地方机关的党内政治生态畸形以及党组织贯彻民主集中制不足，使得“一把手”严重自我膨胀、追求绝对“权威”，最终导致上下级离心背德。

（二）特权化：唯我独尊，醉心“搞特殊”

喜欢“搞特殊”，习惯以“官本位”思想和“特权”方式解决问题是“特权化耍官威”的典型表现。有的领导干部甚至纵容家属、亲戚、朋友等周围人搞特殊化，享特权。如大连市金普新区友谊街道办原副主任王琛明打着“我认识康乐社区卢书记”的旗号拒不配合防疫检查，严重扰乱疫情防控工作秩序等事件。这类“耍官威”的根源在于部分领导干部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意识、自认高人一等的行事作风以及事事都要求特殊的畸形心态。这反映出个别领导干部对纪律规矩甚至法律法规的漠视，其官本位特权思想深入骨髓。

（三）滥权化：擅作威褔，滥用职权无底线

权欲熏心，视公权力为“耍官威”的底气和霸凌群众的工具是“滥权化耍官威”的典型表现。如贵州一女子在微信群骂社区支书“草包支书”而被警方跨市铐走并行拘3日等事件。这类“耍官威”的根源在于个别干部对权力行使的泛化以及对权力边界的践踏，作为领导干部不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反而将公权力肆意滥用，以显示其自身的“威信”。这反映出部分地方党委政府对权力监管不严、制约缺失以及问责不到位等问题。从本质上看，是“权力失范”的具体表现。

（四）贪腐化：贪婪奢靡，视权力为“摇钱树”

功利心重，把为官当作发家致富捷径，利用权力大肆赚取“经济利益”和“政治资本”是“贪腐化耍官威”的典型表现。如甘肃定西原市委书记张令平在推进与自己有利益关系的违规项目时采取谩骂、威胁等各种手段，逼迫当地国土资源局局长服从等事件。这类“耍官威”的根源在于部分领导干部的思想意识不坚定、当官动机不纯以及对利益和权力过分追求的病态心理。这反映出某些地方机关“利益至上”的不良政治生态，其实质在于假借“耍官威”来掩饰以权谋私。

三、成因剖析：领导干部“耍官威”现象的动因

（一）认知因素影响

认知对个体行为起指导和决定作用。认知因素对领导干部“耍官威”现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角色认知”和“行为性质认知”两方面。

1.政治角色认知偏差

“耍官威”的领导干部并未意识到或根本不认同其“耍官威”行为的错误性。受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他们更多享受自身“官位”带来的利益和特权，将为官“初心”抛之脑后。与此同时，领导干部“耍官威”除了追求特权，争得利益外，往往还伴有“寻求自身在组织中的身份认同，以此提升社会地位，满足对权力的渴望”等错误认知及扭曲的权力观，进而致使其对自身的政治角色定位不清。正是这种政治角色的认知偏差，时常成为引发“耍官威”现象的直接原因。

2.行为性质认知失调

“耍官威”现象的背后，折射出部分领导干部对自身行为性质的认知失调。在不少“耍官威”案例中，当事人偏执地认为其行为性质符合传统认知中的“上下级行为”观念，属于正常的行政行为，并无不妥。所以在“耍官威”行为实施后不仅不会受到自我道德的谴责，还强化了继续实施该行为的决心，出现道德认知与错误行为之间的错位，进而使得该行为极易在日后重复出现，引发个体对社会规范、党规党纪甚至法律法规的无视，最终造成“耍官威”现象的频繁发生和蔓延。

（二）环境因素影响

环境因素对领导干部“耍官威”现象的影响除了体现在包含“个体潜在文化氛围、文化理念等”在内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包含“当前执政环境等”在内的政治经济环境两方面外，还体现在与其工作息息相关的日常工作环境方面。

1.社会文化环境

由于完整的官员选拔制度在我国形成较早，因此官僚阶层在历史上一直扮演着国家治理和社会教化的核心角色，其与封建经济制度一道促成了以“政府集权”为主导的社会结构和以“农耕文明”为特点的生活方式，催生了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构建了“家国同构”的治理格局，以致“对待权力的迷恋崇拜、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成为了官僚主义的文化基因”[13]，最终形成了以“官本位”为核心的官场文化。时至今日，这样的官场文化对领导干部个体以及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依旧存在，为以“耍官威”现象为典型的官僚主义提供了滋生的温床。

2.政治经济环境

一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以信息化、智能化为主线的新常态，对领导干部群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部分领导干部落后的专业知识储备、古板守旧的工作方式以及不愿学习、抱令守律的工作态度常常导致“能力与要求不匹配”的情况出现，从而致使诸如“一刀切”“粗暴行政”等“耍官威”现象的发生。二是随着我国改革步入深水区，势必面临“打破阶层固化、社会资源再分配”等难题，这不仅是对领导干部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考验，更是对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的挑战。而少数领导干部往往出于保护既得利益、谋取更高权力等目的选择消极应对改革，进而导致诸如“滥用权力以谋私利”等“耍官威”现象的发生。

3.日常工作环境

“领导者作为群体内拥有权力且高度突出的个体，往往被其他个体视为重要榜样”。[14]这表明领导者的一言一行都具备极大的示范作用，而群体中大多数成员的行为往往就是在观察和学习这些“榜样”的示范性行为过程中习得的，尤其是与权力、利益等绑定的领导干部，极易成为权力崇拜者和利益追求者的学习对象。同理，当领导干部所处日常工作环境中出现“耍官威榜样”时，很容易导致其受此“负面”示范作用影响而实施类似的行为，从而引发诸如“上行下效”等结果。这也是“耍官威”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行为因素影响

行为是连接环境与认知的桥梁，行为因素对“耍官威”现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角色行为规范”和“行为结果判断”两方面。

1.角色行为规范

每个个体都在自身所处的社会情境里“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15]（P37-40）。个体在社会角色实现的过程中，必须遵守相应的行为规范。一旦这种行为规范被打破，往往造成个体角色行为的偏差，进而引发不良后果。“耍官威”行为的产生，伴随的正是领导干部对于自身角色行为规范的突破，以致权力无法在规范下运行，权力的边界遭到任意践踏，并最终导致权力的异化。因此，从行为引发因素的角度分析，角色行为规范的打破时常能够直接引发“耍官威”现象。

2.行为结果判断

由于行为主体通常会基于对行为结果的判断而作出下一步的行为决策，因此对行为结果的奖惩性判断对于个体是否继续施行该行为就具有重要的影响。在“耍官威”现象的发生过程中，一旦行为没有得到及时制止或没有受到相应惩罚，作为行为实施主体的领导干部往往就会依据行为结果的奖惩分析，断定自己不会得到相应的制裁或认定行为的收益远大于成本，进而作出继续施行该行为的决策。换句话说，对行为结果的错误判断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耍官威”行为。这也是不少领导干部频繁出现“耍官威”行为，甚至将“耍官威”变成日常工作作风的重要原因。

（三）认知、环境与行为的交互影响

综合上文分析，“耍官威”现象受认知、环境和行为三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三者的交互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行为与认知的互动”“认知与环境的互动”以及“环境与行为的互动”三方面。

1.行为与认知的交互影响

领导干部对“耍官威”行为的认知，时常受到其对行为后果的判断等因素的影响。当行为及其结果的反馈较为“负面”时（如领导干部耍官威后未受到惩罚），往往就会导致领导干部形成错误的认知图式。长此以往，这样的认知图示不断被强化并支配着领导干部接下来的行为，使得“耍官威”逐渐成为其日常“行事风格”，进而直接或间接引发更多“耍官威”行为。换句话说，“耍官威”行为及其结果反馈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领导干部对于“耍官威”本身的认知，而这些认知接下来又引导其实施更多的“耍官威”行为。

2.认知与环境的交互影响

由于个体的社会特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周围的社会环境，因此在领导干部形成并不断强化对“耍官威”的错误认知图式的过程中，其周围的社会环境也会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换言之，当“耍官威”的错误认知传递到领导干部周围的社会环境中之后，势必对社会环境进行“再生产”，即个体认知对环境的重塑。当这样的重塑完成后，领导干部周围社会环境的性质往往也随之发生变化，并最终形成接受或认可“耍官威”的社会环境和氛围。然后通过“负面示范作用”等方式，反过来又影响着个体对自身、社会、行为等的认知，从而引发更多“耍官威”行为。

3.环境与行为的交互影响

社会环境和个人生活环境一方面为个体提供了相应的文化、制度等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也为“耍官威”行为的发生创设了行为情境和条件，并对其产生着潜在的影响。因此，当出现“适合耍官威”的行为情境和环境条件时，环境对于行为的潜在影响作用就很容易被激发，并最终导致“耍官威”行为的发生。与此同时，个体作为环境的创造者，具有改造环境的主观能动性，因而其“耍官威”行为往往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耍官威”社会环境和氛围的形成，进而导致更多类似行为的发生。

四、破解进路：领导干部“耍官威”现象的治理路径

（一）认知调节：深入矫正认知偏差，根除“耍官威”思想根源

1.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扫除封建残余思想影响

“耍官威”现象的发生，是部分领导干部“官僚主义”思想、“封建等级观念”作祟的具体体现。根除领导干部“耍官威”现象的思想根源，首先要祛除传统“官本位”文化的思想毒瘤，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培养领导干部“天下为公、奉三无私”的人生观，“赤心报国、以民为本”的事业观，“洁己奉公、鞠躬尽瘁”的工作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绩观，“安心恬荡、宁静致远”的利益观等。另外，还要引领广大干部牢记为官初心，自觉抵制封建官僚思想。同时加强廉政建设，大力弘扬廉政文化，引导干部廉洁从政用权，时刻保持对权力和人民的敬畏之心。

2.提升党性修养，锤炼过硬政治品格

“耍官威”现象作为“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根源在于部分领导干部的党性不纯，政治品格不过硬，致使其对自身政治角色的认知出现偏差。这就要求广大领导干部加强自我反省、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从“理论、政治、责任、能力和作风”五方面扎实提升自身党性修养，始终在政治立场、方向、原则和道路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做到“五个过硬”，锤炼政治品格，提升思想境界，主动“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16]。以优良的党性修养，过硬的政治品格掐断“耍官威”现象发生的源头，摆正、摆准领导干部自身的政治角色。

3.坚持人民立场，践行群众路线

“耍官威”现象是部分领导干部背离“群众路线”的必然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强调：“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17]。人民群众不仅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也是党的力量源泉。广大干部要始终坚持“人民中心”这一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树牢“人民公仆”意识，把党的宗旨和群众路线当作履职尽责的“座右铭”，密切联系群众，切实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矫正对“耍官威”行为性质的错误认知，从立场上主动与“耍官威”划清界限。

（二）环境形塑：大力净化政治生态，铲除“耍官威”滋生土壤

1.塑造优良的文化环境

治理“耍官威”现象，首先要从文化环境入手，改变传统的政治文化氛围。具体来说，就是要摒弃传统政治文化中庸俗腐朽的部分，消除“官本位”“封建等级制”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弘扬优秀政治文化，建立平等尊重的上下级关系，打造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同时，对国外政治文化中的部分合理成分予以批判吸收。为广大领导干部营造优良的文化环境和良好的政治生态，从政治文化层面铲除“耍官威”滋生土壤。

2.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治理“耍官威”现象，还要在政治环境方面下功夫。具体来说，就是要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这既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自觉运用，也是避免执政党官僚化的有效方式。同时，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以避免权力的过度集中，提高政府治理效能。全面深化改革，包括对领导管理体制、选人用人机制的改革以及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完善，切实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形成“积极进取、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

3.创造积极的工作环境

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高不高、日常作风怎么样是党内政治生态的“风向标”，对整个社会亦有重要影响。因此，加强党风建设，阻绝“耍官威”现象发生，作为党内“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至关重要。广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层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发挥好自身在组织中的“榜样”作用。这既是对新时代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治理“耍官威”现象的重要抓手。只有“关键少数”以身作则、发扬优良作风，才能为广大干部创造更加积极的工作环境。

（三）行为管理：严格落实从严治党，革除“耍官威”行为陋习

1.严明纪律规矩

“耍官威”奉行的是“官本位”原则，是对党的纪律、规矩置若罔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一名党员和干部都要严格遵守党的组织制度和党的法规纪律”[18]（P54）。因此，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不仅是消除“耍官威”现象影响、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对广大领导干部行为管理的不二法门。这就要求广大领导干部必须时刻树牢纪律规矩意识，坚决做到“五个必须”，明晰自身行为边界，划清行为底线，自觉将严守纪律规矩内化成为自身的日常行为规范，从而有效遏制“耍官威”的形成和发展。

2.加强权力监督

治理“耍官威”现象，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很重要。这里既包括防止“耍官威”发生的事前监督和遏制“耍官威”行为的事中监督，也包括惩戒“耍官威”行为的事后监督与问责。具体来说，就是要深入实践“党内监督与党外民主监督相结合的事前监督机制，使‘耍官威’能够得到有效预防；日常巡查与专项巡视相结合的事中监督机制，使‘耍官威’能够得到及时制止；精准问责与高效执纪相结合的事后监督机制和问责机制，使‘耍官威’能够得到有力惩戒”，以形成监督闭环，确保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能够在监督下平稳、规范运行，从各个环节持续压缩“耍官威”的生存空间。

3.强化制度刚性

在治理“耍官威”现象的过程中，还要防止因制度规定缺乏刚性约束或制度执行不严导致“破窗效应”，而被“耍官威”者钻了空子。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表示：“规定就是规定，不加‘试行’两字，就是要表明一个坚决的态度，表明这个规定是刚性的”[19]（P27）。只有坚定维护制度的严肃性，牢固树立制度“高压线不能碰”意识，为领导干部队伍树立典型，对“耍官威”个体形成震慑力，才能保证相关制度的应有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对领导干部的行为形成有效管束，进而遏制“耍官威”现象的发生和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