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玉辉 刘娟霞

（1.剑阁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四川 剑阁 628300；2.广元市博物馆，四川 广元 628300）

1 “青盖”铭龙虎四神禽兽镜纹饰

“青盖”铭龙虎四神禽兽镜，原藏于旺苍县文管所，现陈列于广元市博物馆。直径18.8厘米，边缘厚0.8厘米，圆形，斗圆形鼻纽，黑漆古色。镜面微鼓，镜背纹饰以圆形纽座环绕的斗圆形鼻纽为中心，呈同心圆从内圈向外圈环绕分布。一圈略凸的弦棱纹将镜背分为内外两区，内区凹陷，外区微凸，内区纹饰圈从内向外依次是龙腾虎跃纹饰区、四神禽兽纹饰区、铭文带区，外区为锯齿波浪弦纹带。纹饰整体布局内外有界、层次分明，端庄大气（图1、图2）。

图1 “青盖”铭龙虎四神禽兽镜

图2 “青盖”铭龙虎四神禽兽镜线图（罗泽云绘制）

1.1 内区纹饰

龙腾虎跃纹饰区：龙虎图案以镜纽为中心对峙环绕分布，镜纽上方为一条睁目龇牙、凌空腾飞的龙，镜纽左下方为一组睁目龇牙对峙的龙虎图案，双龙身躯重叠压于镜纽之下，使镜纽和纽座成为龙身躯的一部分。龙虎皆采用圆雕工艺，灵动活泼，栩栩如生。

四神禽兽纹饰区：龙虎对峙图案外有一周弦纹，弦纹外有七枚以花瓣纹为底座的乳钉，将此区等分为七个小区域，七个区域内分别饰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独角兽、白泽六种神兽，神兽后上方各有一只禽鸟，神兽张牙舞爪，小鸟憨态可掬，画面动感十足。

铭文带区：铸有隶书铭文42字“青盖作竟（镜）大毋伤，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羊（祥），朱鸟玄武顺阴阳，子孙长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铭文句式对仗工整，字迹清晰有力。

几何纹区：铭文区外过渡性的装饰有一圈简单的短线几何纹饰，短线几何纹外环绕一圈略凸的弦棱纹，以此隔开内区和外区，使整体装饰显得内外有度、层次分明。

1.2 外区纹饰

短线几何纹外一圈略凸的弦棱纹将镜背分为内外二区，与弦棱纹齐平的外圈饰有一圈锯齿纹，镜缘同样装饰有一圈锯齿纹，两周锯齿纹间饰一圈双线波折纹及一圈弦棱纹，与内区纹饰繁简相宜。

2 “青盖”铭龙虎四神禽兽镜年代判断

此枚“青盖”铭龙虎四神禽兽镜是旺苍县文管所工作人员从本地农民手中征集而来的，原出土地早已无可考证，也无其他资料佐证其年代，但是将铜镜形制及铜镜本身所蕴含的纹饰、铭文等信息与目前国内外发现的其他铜镜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其制造年代为东汉中后期至晚期，原因如下：

首先，该枚铜镜背面装饰的龙虎四神纹，就目前出土资料显示，用于铜镜装饰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1956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了一枚战国螭虎纹镜。《说文》有曰：“螭，若龙而黄，北方谓之地镂。”汉代，随着天文学说的发展以及五行学说、谶纬学说的盛行，龙、虎与朱雀、玄武相结合，组成四神，成为装饰铜镜的主要纹饰，尤其是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以四神为主要纹饰的尚方镜（因其背面铭文以“尚方”二字开头，故称尚方镜或尚方铭四神规矩镜）广泛流行，《洛西汉墓》刊布的两汉铜镜共有175枚，尚方镜占了47枚。因此，通过对比分析，确定其年代为汉代无疑。

镜缘装饰的锯齿双线波折纹与四神纹组合用于装饰，盛行于王莽时期及东汉早中期，如河南洛阳出土的居摄元年四神铭纹镜、洛阳西郊汉墓出土的天凤二年四神规矩镜边缘皆饰有两圈锯齿纹夹波折纹，而且根据《广州汉墓》发掘报告公布，广东省广州市发现的汉墓出土东汉早中期铜镜共有32枚，其中17枚镜背边缘装饰皆为锯齿波折纹，由此可判断，该“青盖”铭龙虎四神禽兽镜制作年代最早也至东汉早期或中期。

其次，该铜镜形制及背面篆刻的铭文也为年代判断提供了有效信息。铜镜铭文虽出现于战国时期，但作为铜镜装饰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始自汉代。西汉时期的铭文大多为与日月有关的三字、四字或六字词组，如昭明连弧铭文镜、日光连弧铭文镜等。至东汉中期，铭文才发展为寓意吉祥的七言韵语，并与无序排列的龙虎四神禽兽纹、锯齿波折纹相结合，采用平雕工艺装饰于铜镜背面。总之，四神纹与锯齿双线波折纹、寓意吉祥的七言韵语镜铭结合，采用平雕工艺装饰于镜背是东汉中期铜镜的最主要特征。

而此枚铜镜，硕大的镜纽外围装饰龙虎纹，再外一圈装饰有无序排列的四神及其他禽兽纹，边缘装饰为锯齿波折纹，纹饰特征与东汉中期的铜镜纹饰特征相符。但是从镜形及工艺来看，这枚铜镜采用了比平雕工艺更为先进的圆雕工艺，龙虎纹饰凸出镜体平面，显得更为灵动活泼，而且镜面也从平面变为凸面，便于照出面容全貌，设计更符合科学原理。这些工艺的进步是随着手工业的发展铜镜制作工艺不断精进的结果，制造年代或晚于东汉中期。

综上所述，笔者推断此枚“青盖”铭龙虎四神禽兽镜铸造年代应该晚于东汉中期，可能是东汉中后期至晚期的器物。此为笔者浅见，若有未尽之处，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3 青盖铭铜镜镜种探源

铭文镜始于战国末，战国日月八卦纹铭文方纽铜镜上就铸有“天地含象，日月贞明，写规万物，洞鉴百灵”铭文，但当时的镜铭制作水平非常有限，铭文并未发展为铜镜装饰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两汉时期，镜铭才开始盛行。目前出土的大部分汉代铜镜背面都铸有铭文，题材各异，内容丰富，几乎包含了当时社会现实和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

前文已介绍，目前出土的西汉时期的铜镜背面铭文多为三字、四字词组，如铸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见日之光，长毋相望”铭文的日光镜，铸有“长乐未央，长毋相望”铭文的长乐未央镜，铸有“日有熹，月有富，乐毋事，常得意，美人会，芋瑟事，贾市程万物”铭文的日有熹镜，也有少量六字词组铭文镜，如铸有“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扬而愿忠，然雍塞而不泄”铭文的昭明镜。东汉时期的铜镜铭文则多为表达升官发财、父母安康、儿孙满堂、国泰民安等思想的七言韵语。其中最常见的为铸有“尚方作镜”铭文的四神规矩镜和铸有“青盖作镜”铭文以及“张氏作镜”“吕氏作镜”“杜氏作镜”等姓氏镜铭的龙虎禽兽镜。例如，1955年长沙丝茅冲墓地群四区3号墓出土一枚铜镜上有铭文曰“尚方作竟（镜）大毋伤，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羊（祥），朱雀玄武顺阴阳，寿敝金石乐未央，长保二亲富贵昌，子孙备具居中央，女为夫人男为郎”，1982年四川资阳出土一枚铜镜铸有铭文曰“青盖作竟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1953年长沙刘家冲2号墓出土一枚铜镜铸有铭文曰“吕氏作镜自有纪，长保二亲□孙子，辟去不羊宜古市，为厉高升居人右，寿如金石”，1954年长沙仰天湖1号墓出土一枚铜镜铸有铭文曰“张氏作竟（镜）大毋伤，长保二亲乐未央，八子九孙居高堂兮”等。其中出现最早的要数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的尚方镜，稍后是青盖铭及姓氏铭龙虎神兽镜。前文已论述，这两种铜镜在形制、纹饰及工艺方面一脉相承，所以要想追溯广元市博物馆“青盖”铭龙虎四神神兽镜的起源，须先追溯尚方镜的起源，并探索其发展历程。

“尚方作镜”铭文中的“尚方”一词，始见于《前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之下有尚方令一人，御用及官制铜镜均由尚方制作。”由此可以判断最初尚方镜应该是汉代皇家手工作坊—尚方署专为宫廷制造的器物，专供宫廷贵人使用。至于它为何散布于全国各地而非皇室墓葬独有，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皇帝把它作为贵重的恩赏之物赐予朝廷大臣、官眷贵妇、出嫁公主等群体，尚方镜由此走出宫廷，散布于各地。把铜镜作为恩赏之物赐予臣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此传统，《左传·庄公二十一年》记载：“郑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鉴（即铜镜）予之。虢公请器，王予之爵，郑伯由是始恶于王。”另一个原因是东汉末年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地方官营手工作坊（史书称“工官”）在法令政策允许下开始代朝廷铸造尚方镜，使尚方镜产量骤增，很可能在产地进行少量的销售，是以专属皇室的尚方镜散布各地不足为奇。毕竟地方工官为尚方作器在汉代是有先例的，《史记周勃世家》记载：“条为父买工官尚方甲盾五百被可以葬者……”陈直《汉书新证》载：“工官，疑指郡国工官而言。”广汉西蜀便是东汉时期生产尚方镜的郡国工官之一，有出土铜镜为凭。河南省南阳西峡县出土的元兴元年纪年尚方镜铭曰“元兴元年五月丙午日，天大迹，广汉西蜀造作尚方明镜，幽湅三商，天王日月，长乐未英（央），宜侯王，富且昌，师命长”，1985年湖南湘阴县城南乡出土的永寿三年纪年铜镜铭曰“永寿三年月丙午造作，尚方兮明镜，广汉西蜀，幽湅三商兮，周列无极，世得光明。贾人大富兮，师命长，□□□，长乐未央，宜侯王，富且昌兮”，其他还有“熹平三年正月丙午，吾造作尚方明竟，广汉西蜀，合湅白黄”“惟中平四年，太岁在丁卯，吾造作尚方明镜，广汉西蜀”等镜铭。

尚方镜作为皇家手工作坊专门制作或郡国手工作坊代为制作，主供宫廷贵人日常使用和赏赐把玩的生活用品兼艺术品，器型规整，做工精致，镜面明亮，装饰华丽，质量上乘，令普通贵族及平民心向往之，但是碍于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严格的身份束缚不敢僭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间手工业的进步，一些规模较大的民间私人手工作坊便抓住时机，抢占市场，模仿官方铜镜形制纹样和铭文。尚方镜的制作权力由中央专属下放到地方工官，进而可以少量出售的行为，也降低了尚方铜镜的阶级权威和制作门槛，进一步推动了私人手工作坊模仿官方作镜这一商业活动。因为不敢盗铸官营手工作坊的“尚方作镜”铭文，有些便以姓氏代之，故而出现了“张氏作镜”“吕氏作镜”“杜氏作镜”“龙氏作镜”等只换姓氏、不改内容的铭文，在形式上努力向官营作坊铜镜靠近，“青盖作镜”可能就是其中一种。毕竟私仿官镜有实物为证，《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收录的桓帝延熹三年（160）环绕式神兽镜铭曰“汉西蜀刘氏作镜，延熹三年五月五戌，□□竟□日中□□。寿如东王公西王母，常宜子孙，长乐未央，士至三公，宜侯王”。此铜镜铭中的“汉西蜀”之“汉”似为朝代名，而非广汉郡名，与“汉有善铜出丹阳”中的“汉”同义。此铜镜应该是刘氏私营作坊模仿广汉西蜀工官作镜的产品。

“青盖作镜”铭文中的“青盖”二字，《汉书·五行志》保存的刘向所著《洪范·五行传论》中指出青盖指帝王座驾，“青盖作竟（镜）大毋伤……”，意为用像帝王座驾一样结实的材质做的镜子又大又好，质量上乘。私人作坊以“青盖”二字作为自家铜镜的品牌，一方面借其寓意证明自家铜镜虽非官方制作，却也毫不逊色，另一方面与其他姓氏镜明显区别，可形成了一种独家品牌。究其原因，无非为扩大民众影响力，在私营市场占据一席之地，这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古代信息传递比较慢，大部分的社会风尚都是通过阶级层层传播的，平民百姓效仿贵族阶层，贵族阶层又时时刻刻都注意着宫廷的时尚风向变动，这也是青盖镜和姓氏镜的出现要稍晚于官制尚方镜的原因。就目前出土结果来看，尚方镜的出土数量远逊于青盖镜和姓氏镜，而且尚方镜多出土于规模建大的贵族墓葬，如湖南长沙丝茅冲墓地群一座规格较高的墓葬就曾出土了一面尚方镜，长沙其他规格较低的墓葬里出土了三面青盖镜和两面姓氏镜。这也从一方面说明了青盖镜、姓氏镜的规格没有尚方镜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青盖镜、姓氏镜这类铜镜的出现是民间私人手工作坊私仿官营手工作坊生产的尚方镜的结果，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文化传播，也是东汉时期手工业高度发展的结果。

4 青盖作镜铭文反映的社会思潮

铜镜既是古人用于整理着装、修饰面容的日常生活用具，也是铸制精良、形态美观的艺术品，背面多装饰着精美华丽的纹饰，这些纹饰和铭文的产生以及流行，与当时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意识形态、社会生活以及时代风尚密不可分。汉代作为中国铜镜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铭文内容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想和主流意识。“青盖作镜”铭文中的“长保二亲乐富昌”就体现了汉代以孝治天下的主流思想。昔日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上而下推崇儒家思想，以孝治天下，在官吏选拔上专设有孝廉一科，强调为人立身以孝为本，任官从政以廉，把孝廉作为晋升向上的主要渠道，故士大夫们都极力博取“孝”名，并毫不避讳地宣之于口，铜镜铭文作为兼具装饰艺术的日常用品，真实地记录了这些话语。“子孙长具居中央”这种祈祷子孙昌盛、儿孙满堂的铭文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思想。还有其他镜铭则体现了汉代轻徭薄赋、无为而治的社会政策、东汉时期风靡一时的修仙思想以及加官晋爵的传统观念等。

5 结语

从“青盖”铭龙虎四神禽兽镜的纹饰、铭文流行的时间以及制作工艺，笔者推断铸有青盖铭、姓氏铭的这类镜种是东汉时期民间手工作坊模仿工官所铸尚方镜的结果，作为商品流行于民间的私铸镜种，而非官方作镜。此类铜镜的兴起，一方面是由于东汉时期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促进了私营手工业的兴盛和繁荣；另一方面是由于东汉末年战乱频发，诸侯割据，皇室权力受到严重的挑衅，朝廷权威渐没，民间仿铸官方镜种兴盛一时。这是平民阶级向统治阶级发出的挑战，也是朝廷式微、阶级重塑的时代缩影。

注释

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岭村虢国墓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63（2）：1-58，111-124，138-153.

③⑥管维良.中国铜镜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72.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⑤管维良.中国铜镜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58.⑦梅原末治.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M].[出版信息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