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仙台辍学与回国成婚有没有关系呢？无论如何，1906年夏天，他奉母命回国了，此行是去与绍兴丁家弄的朱安女士成亲的。对方是叔祖周玉田家蓝奶奶的内侄女，比鲁迅大三岁。鲁迅后来说：“这是我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有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之前，鲁迅突然收到老家发来的“母病”消息，函信促归，有时一日两封，让他忧心忡忡、坐卧不安，不得不踏上归途。就彼时国际邮件往来的缓慢程度，收到母亲第一封信时应该还是在仙台辍学前的初春，而一日两封的频率，要说不影响到学习状态，恐怕是不可能的。

东渡扶桑后的每次回国都让鲁迅印象深刻。第一次，装了个假辫子。这是第二次，一进家门，“母病”的家里居然张灯结彩、喜气盈庭，母亲从来没有如此健康且高兴。为了迎接新娘，假辫子又不得不再次装上。15年后，它将隐微在一部叫作《阿Q正传》的小说中，以“假洋鬼子”的形象自嘲。

完婚后才四天，鲁迅便携二弟周作人返回了东京，行动如此匆促，令人难免怀疑是否经历了家庭谈判——明明没有谁生病，却促我千里迢迢回国，如今已经办完喜事，请允许我再回日本。

而那时周作人刚刚从江南督练公所取得留学生资格，立马随大哥远行。这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已经超过一万名。

鲁迅辍学回东京，还或因需集中时间校阅书稿。1906年4月30日，位于浅草区的东京并木活版所初版了顾琅与鲁迅合作编写的《中国矿产志》，封面印有“国民必读”四字，采用洋纸，两面印刷，洋式装订。教育家马良为之作序，强调编者旨在让“我国民深悉国产之所自有，以为后日开采之计，致富之源，强国之本，不致家藏货宝为他人所攘夺”。仅仅四天后，即5月4日，上海普及书局便发行此书，并附上《中国矿产全图》。《中国矿产全图》道林纸铜板套色精印，由顾琅独自编纂，另行定价单独销售，绘图封套上印有“国民必携”“附中国矿产志”字样。该书几个月之内连印三版。清政府农工商部通令各省矿务、商务界人士购阅，学部批准为中学堂参考书，称赞其“于中国地质原流主之藄详”。1906年12月，在东京的河南学生创办《豫报》（共出版6期，1908年夏天停刊），该报持续刊登了《中国矿产志》和《中国矿产全图》的广告。

除译著外，《中国矿产志》应该是鲁迅出版的第一本书，终于可以显身于让其大开眼界的东京出版界，何况作为“矿山科”学生而来日本留学的他，一定对这一成果激动不已。恐怕不到印刷所亲见其书版，亲见手民操作，都不能罢休。按部就班、功课一分钟也不能落下的医专节奏，允许他这样做吗？

《中国矿产志》，上海普及书局1906年5月版

对此最有说服力的当然还是许寿裳，在他后来被广泛征引的回忆中，鲁迅刚回到东京，便被其追问何以中断学医。据说鲁迅踌躇了一下后乃道：“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二人相对苦笑。

听上去，仿佛一部充满了人物、情节的小说忽然跳出的议论部分。

鲁迅生平的叙述之路当然充满歧途，却又是对其人生张力的最好印证，后来者不得不开足马力去深思，以便得出自己独特的结论。20世纪初的中国大作家在刚刚进入传记书写及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执笔者对于历史的确定性总是充满了热情。

兄弟怡怡

再到东京后，不用穿学生制服了。鲁迅开始和服系裳，下着裤裙，单、夹、棉三套布制轮换，最多一件夹外衣，冬天会穿短衬裤对付过去，唇上也留起了德式胡须。特别适应席上坐卧，用矮脚书几，甚至不用桌椅。吃穿都不讲究，闲中逛书店或夜市，会着木屐。最重要的是，终于不必严格遵守作息时间，可以自由无拘束地熬夜读书了。

周氏兄弟最先下榻的是本乡区汤岛二丁目伏见馆，房间在楼上路南一排的西端。据周作人目测，有四张半席子大小，平时点的是洋油灯。日本的世界语学会即诞生于此。

二人每日安安静静地在房间里读书，每每那些志在升官发财之徒来往大声喧哗都忍了，然而作为老房客，却要让着他们先去洗澡，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伏见馆住了不到一年的光阴后，1907年春，兄弟二人又搬到同在本乡区东竹町的中越馆。中越馆是不是安静些呢？并非如此，就地理位置看来，中越馆其实比伏见馆更加热闹。

1906年秋天，周作人在江南水师学堂的同学孙竹丹，托他带东西给亲戚吴弱男，并让交给宫崎寅藏收转。这时周作人的日语还不熟练，凡是对外打交道的事情均由鲁迅出面交涉，便代他送去。宫崎寅藏曾赞助孙中山革命，后来以同盟会日本全权委员资格参加革命策划活动，其《三十三年落花梦》等书的中译本，在爱国青年中颇有影响。鲁迅与之见面后，二人谈得相当融洽，再次相约到平民新闻社晤谈。《平民新闻》的主笔堺利彦，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三巨头之一。宫崎寅藏欲介绍鲁迅与之相识。鲁迅马上购买了堺利彦编辑发行的理论刊物《社会主义研究》共5期，其中第1期载有《共产党宣言》日译本，第4期译载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是鲁迅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最早接触。

位于东京大学附近的西片町十番地乙字七号，是夏目漱石曾经租住的旧宅。当时，夏目在东京大学担任讲师，后来成为朝日新闻社专属作家，开始在报纸上连载长篇小说《虞美人草》。鲁迅非常喜欢这部语言狂欢的作品，每天早晨醒来，必是依偎在寓所的床铺上，叼着“敷岛”牌香烟，翻阅《东京朝日新闻》的小说版，每出一期就将《虞美人草》“切拔了卷起留着”。

1907年，夏目终止了租房合同。1908年4月8日，一个飘着雪的日子，鲁迅与周作人、许寿裳、钱均夫、朱谋宣五人搬来同住，取名“伍舍”，门口路灯柱上便贴着标牌。

丸善书店

许寿裳告诉我们，建筑在坂上的伍舍，居高临下，眺望甚佳，华宅新洁而美丽，庭园广大，隙地又多，年轻人便种上了很多朝颜。如今我们叫作牵牛花的朝颜，变种极多，花色形状千奇百怪。每当晓风拂拂，晨露湛湛，全部笑口齐开，仔细听还会有“拍拍”的声响。傍晚浇水，摘掉花瓣凋谢后的花蒂，再开的花轮便会和原先一般大小，尤为可爱。夏日荷池，清新可人，而当秋花满地，菊畦烂漫，蟋蟀初鸣，又是另一番美景。天堂也不过如此吧！

周作人则提到，伍舍房间设计是南向两间、西向两间，均一大一小，即十席和六席，拐角处为门口，另有下房几间。钱均夫住西向小间，大间作为食堂、客堂，鲁迅住在南向小间，大间里是许寿裳与朱谋宣。

不得不说，许寿裳的文笔充满了诗情，而周作人的则客观具体。鲁迅的伍舍是否隐在一首旧体诗当中，抑或是在《朝花夕拾》的“序”里暗暗呼应，只有他自己内心深处明了。

冬天来临，花木萧条，人也离散。先是朱、钱二人退租，许寿裳预备来年春天去德国留学，迟早也是要退。1909年2月，鲁迅就在西片町十番地丙字十九号觅得一所小小的赁屋，预备与许寿裳、周作人三人暂时同住，待到许寿裳走后，兄弟二人同住。

周氏兄弟最喜欢逛书店，购书毫不吝惜。鲁迅尤其嗜书如命，即便是和许寿裳同游上野公园赏樱花，也是因为到南江堂购书方便才去的。在直抒胸臆的许寿裳笔下，上野的樱花是“一大片微微带红色的云彩。花下的茶肆，接席连茵，铺以红毡，用清茶和樱饼飨客”，真是人间仙境。而鲁迅却用“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这样含蓄隽永的笔调来书写。“无非”“确也”，呼应着对于这习见之美丽的漫不经心。

瑞克阑姆万有文库小丛书

与伍舍临近的神田书肆街是周氏兄弟常常光顾的地方，二人在旧书摊前搜购德文新旧书报、浏览出版消息，积极搜求包括匈牙利、芬兰、波兰、捷克、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被压迫民族诸国文学。这些国家的文学作品，在日本并不易得，英译本稀少，德文本虽说在瑞克阑姆（Reclam-Verlag）小文库中有不少种，可惜因没有销路，东京书店也不批发。鲁迅花大力气，查各种书目，一本本列了书账，又千方百计地筹钱，托相识的书店向银座规模宏大的丸善书店征求定购。

东京的消费水平远远高于仙台，何况弟弟同来，开销加大，每月官费虽仍能保持33元，但支付衣食学费外，几乎没有赢余。为了补贴生活费用，鲁迅甚至去印刷所校对稿件。他们所定购的书籍往往两三个月之后才由欧洲遥遥寄来，这样的搜求正可谓“粒粒皆辛苦”。坐落于日本桥的丸善书店是周氏兄弟光顾最多的地方，这里以经营欧美书刊见长。鲁迅描写旧书铺的掌柜，仿佛是“静踞网上的大蜘蛛”，专待飞虫，而自己呢，常常是“逡巡而入，去看一通，到底是买几本，弄得很觉得怀里有些空虚”。回国后，鲁迅仍不时从丸善邮购书刊，直至晚年。

鲁迅那时购置的主要是德国瑞克阑姆出版社创立的万有文库（Universal-Bibliothek）小丛书。自1867年以来，这个出版社以德语翻译出版了大量北欧及俄国文学作品，价廉物美，在德国的售价是每本20芬尼，据周作人回忆，在日本购买时每册一角至五角，是穷学生也负担得起的。很多我们现在熟知的19世纪的经典作家，比如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显克微支、塞万提斯、莫泊桑、波德莱尔、魏尔伦、聂鲁达，等等，他们的作品鲁迅那时都已经购读了，包括一些至今还没有翻译过来的作品。并且有的书的日译本、德译本、英译本、俄译本乃至中译本，只要能买得到，他就全部买下来，如尼采《察罗堵斯德罗如是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德译本和日译本。而浏览日本新刊书与杂志则去东京堂。另外，鲁迅在日期间并非只关注外国作品，如果他发现某些在中国已经散失不见了的古籍在文求堂的中文旧书中出现，便会果断买下来，比如《游仙窟钞》《古谣谚》等。还有中国古典名著的日译本，比如《忠义水浒传》等。除了万有文库，鲁迅还购买搜集其他出版社的各类文学小丛书。他也不是只买文学书籍，还包含生物学、动物学和美术学等各类。德文书则主要在本乡的南江堂购买。他留下手书的“拟购德文书目”，就收录了五家德国出版社的五种丛书。

周氏兄弟孜孜埋首于新思想的涉猎与汲取，“过的全是潜伏生活”，他们对于陌生感的寻求远远大于熟悉感，阅读经验不断丰富。只要能找到材源，二人就据各种译本互相参看，痴迷地张望和打量世界文学的风景。他们也时刻关注国内译界，凡畅销作品，便找来这一作家的其他作品阅读。如陈独秀指导苏曼殊翻译法国文豪雨果的《惨社会》1903年于《国民日日报》刊登（后镜今书局出版发行，改名为《惨世界》），他们便找到日本黑岩泪香1902年出版的日译本和另外的英译本来参看。

在阅读时，鲁迅喜欢做剪报，还经常拿到订书店去，做成硬纸板书面，背脊用青灰洋布，重新改装收藏。周氏兄弟喜欢的林纾所翻译的小说就曾经享受这样的待遇。目前有两本鲁迅做的日式剪报册遗留了下来。其实就是他从所阅读的报纸杂志中拆解下来的文章，然后另外编排，装订成一册的新书，均有手书目次。其中一本是十篇日译俄国小说合订本，这十篇俄国小说包含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四位作家的作品，其中屠格涅夫的作品有四篇，是四个作家里保存作品最多的，而且译作发表的年代也较早。这说明，鲁迅最早接触的俄国作家并不是果戈理，而是屠格涅夫。另一本是从1903—1908年间分别发表于《河南》《民报》《浙江潮》《天义报》等报刊的作品中选取的60篇诗文，包括章太炎、刘师培、陶成章、黄侃、汤增璧等12位作者。这两本剪报册于1966年在钱玄同遗物中被发现。

再是语言

鲁迅在日本的最后三年，再度东京与初度东京相呼应，关键词“语言”又一次占据学业履历的醒目位置。甚至可以说，在此期间的留学记录是参加了三个语言学习班。

独逸语

从仙台医专退学之后，鲁迅并没有再去全日制学校读书，而是把学籍挂在东京独逸语专修学校。据北冈正子考证，这所成立于1901年3月的私立学校，是德国学协会学校教授德语与一般学科的中等教育学校，只教独逸语。该校没有入学考试，任何人都可以依自己的学力入学，选择其中的任何一门课程。校规弹性，日夜授课，相当于私立语言培训学校。

彼时的日本国立学校，德语教育尚不够完善，而德国学协会学校在推动日本德语教育上担任着领头羊的角色。教师大多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或东京外国语大学，阵容强大，普通科与高等科的教师梯队差别不大。来普通科就学的鲁迅与许寿裳由此接受了日本明治时期顶尖的德语教育。

教科书的选定非常专业，讲授方式、学案也充满了巧思与创意。普通科使用的教科书与德国学协会学校相同，高等科则使用德语原文小说作教材。其中便收录了让鲁迅大为倾倒的易卜生与柯尔纳的作品。根据《独逸语学杂志》所刊1906年课程表，所用教科书均由独逸语学杂志社出版。特别是《独文读本》在日发行量极大，对当时日本人通过德语摄取域外文化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于该校担任“国语”（即日本语文）教学的外聘兼课教师则是《国民性十论》的著者芳贺矢一。

这所德语专修学校的毕业生90%都成为医生，也有医学院的老师。令人惊喜的是，其中有7位是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同学，就连鲁迅在仙台医专的德语老师也是该校毕业生。

这不禁使人要问，鲁迅由仙台医专到此独逸语学校落下学籍，是否因为德语学得吃力，学医不畅，需要专门强化呢？不然，清廷因何理由同意他的退学申请，并仍然保有官费？至少在书面上是应该有明确正当的理由的。

鲁迅在籍东京独逸语专修学校的三年，打下了良好的德语基础。虽然周作人讲乃兄只是落个学籍，基本不去上课，但其实至少保持了令校方满意的出勤率。作为当时的国际性语言，德语为鲁迅洞开一方文艺新天地，成为其解锁各民族文学之门的密钥。此后，德语和日语在鲁迅的外国文学阅读活动中未曾稍离，与汉语一起共同涵养了其完善的知识结构、辩证的思维方式，乃至创造性心流。

文字学

1906年6月，章太炎出狱，中国同盟会同人将其接到日本东京。迎于锦辉馆，观者7000人。《民报》自第六期始，主编为章太炎。鲁迅敬仰太炎先生的思想学问和风骨，称他为“有学问的革命家”。

有大半年时间，鲁迅与许寿裳、钱玄同、周作人、朱蓬仙、龚未生、朱希祖、钱均夫7位同学一起去民报社，听太炎先生讲授文字学。最初，章先生是在大成中学的一间教室为青年讲学。鲁迅和许寿裳虽然很想去听，但因为与独逸语学校的课程安排相冲突，就托龚未生转达，希望先生另设一班。章先生慨然应允。地址就在先生寓所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这一小班同学每星期日清晨前往受业，有4人是由大成中学再次来听讲的。

师生环绕一张矮矮的小桌，席地而坐。据许寿裳回忆，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释，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枯燥的材料在太炎师滔滔不绝的讲授中趣味盎然。朱希祖的笔记记得最勤。谈天时，钱玄同像个话痨，在席上爬来爬去，说个不停。鲁迅便给他起了个绰号，曰“爬来爬去”。幸运的是，鲁迅的听课笔记保留了下来。

日中同文，留日学界毫无批判地使用日本词汇、过度同化的现象越来越多。而中国古代汉语被日本人在翻译西语时过分生吞活剥地使用，正以简化了的新用语面目逐步进入近现代中国语文。比如，“文学”，采用的是古汉语“文章博学”的字面之义，对应翻译literature，又使其具备了教育的外延与内涵，真正贴近美学核心的文学概念并没有树立起来，这应该是鲁迅追随章太炎学习文字学的外部刺激。

鲁迅听讲，极少发言，据许寿裳在《从章先生学》中的追念，只有一次，便是谈及文学的定义如何。“鲁迅答道：‘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先生听了说：这样分法虽较胜于前人，然仍有不当。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呢。鲁迅默然不服，退而和我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许寿裳尤其欣赏鲁迅这种治学“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态度，并深刻体味到他对于什么是文学已经有了相对独立、深刻的思考。

正是在往民报社听讲期间，《民报》被日本政府以违反出版法之名义禁止了，并处以罚金，龚未生与许寿裳商量挪用了《支那经济全书》译本印费的一部分，化解了危难。据章太炎自拟年谱，清廷使馆派人潜入报社下毒，东京同盟会自此萧散。

习俄文

俄国文学对鲁迅的影响至深且巨，可谓贯穿其一生文学活动之始终。最初打动鲁迅的就是俄国文学“为人生”的主流态度与“求自由的革命精神”。然而，在鲁迅留日时期，日译俄国小说并不发达，19世纪中叶活跃在俄国文坛的经典作家作品进入日本已经是20世纪初，而且译作经过改写和编排，故事已成日本式。俄文翻译人才在日本相当缺乏，也就长谷川二叶亭和升曙梦两个人，长谷川二叶亭的译文艺术性又很高，基本都日本化了，这与鲁迅所追求的“诚实性”差得太远，只能将之用作参考的资料，不好当作译述的依据。

日语这一过滤器显然不是透明的，被阻挡住的俄文原作的光芒，由热烈转而微温，不过仍能间接温暖鲁迅孤独冷寂的心。小说这种在中国传统观念里供消闲之用的文类，在欧洲只属于上流社会绅士淑女的“艺术之宫”，竟能在此邦发出被压迫者的呻吟和挣扎之声，这让鲁迅感受到在自己的民族里汲取不到的热量。他越来越希望通过学习俄语直接通读俄国文学原著。

1907年秋天，由光复会成员陶望潮发起，鲁迅和周作人、许寿裳、陈子英、汪公权等，向因为从事革命而流亡到日本的玛利亚·孔特夫人学习俄语。实际上，陶望潮也是因为受徐锡麟案牵连而流亡日本的。授课地点就在孔特夫人居住的神田区，用的是托教员从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买来的一册初级教本。孔特夫人不通日语，只能用俄语讲授，曾经请过一个外国语专门学校的肄业生来翻译，结果来了一两天就不来了，大家只好靠字典和文法书自学。那时，兄弟二人每天吃完晚饭便出发，由中越馆徒步走到神田骏河台，回来后，鲁迅便在洋油灯下用功，等到别人都睡了才休息，第二天房东整理炭盆，只见那里插满了烟蒂，像个大马蜂窝。由于学费每月五元，觉得太贵，来年春上授课地点又改为西片町，路远了，学了几个月，几个人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只好解散。对于俄国文学从此便通过英文或德文去间接寻求。

反清革命

一般认为，鲁迅于1904—1905年加入了以反对清朝统治为宗旨的民族主义革命团体光复会（成员多为浙江、江苏两省出身者），比如沈瓞民就很明确地说鲁迅加入了，但至今并未见到明确的名册记录。在同时代人的回忆里，鲁迅对于自己参加反清革命的述说持一种超然轻松的态度，甚至自称“革命的强盗”，比如如下被广为征引的一段：

上级命令他去暗杀某要人，临走时，他想，自己大概将被捕或被杀吧，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亲怎样生活呢？他想明确知道这点，便向上级提出了，结果是说，因为那样地记挂着身后的事情，是不行的，还是不要去罢。

甚至让人感到不严肃：“强盗们吃肉，是拿出这么大的家伙（他用手作了一个比划），你要是不把它全部吃掉，他们可要生气哩。”而在日本友人山本初枝夫人面前，更是说过：“我曾经当过强盗，强盗的情况，我可熟悉啦！”听上去洋洋得意，其实真的是太熟悉了，因为陶成章是个同社会有着广泛联系的革命家，到处奔走，计划起义，章太炎就戏称他“焕强盗”“焕皇帝”，鲁迅也跟着这样称呼他，所以才如此随便。

1907年夏，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发动安庆起义，弹尽被捕，次日被杀害，秋瑾也在绍兴古轩亭口就义。秋瑾在东京留学期间，鲁迅与她是有往来的。12年后，鲁迅在《新青年》发表小说《药》，以她为原型创造了夏瑜这个革命者典型。晚年仍在《病后杂谈之余》一文中提到：“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可见对其一生的深刻影响。

受徐锡麟案牵连，光复会重要成员陶成章、龚未生、陈子英、陶望潮等逃到日本，经常来鲁迅、周作人所在的中越馆谈天说地，慷慨激昂地议论国事。特别是陶成章，喜欢谈的是什么地方不久就可以“动”起来了，口讲手画，眉飞色舞。为了防避日本警探搜查，陶成章经常把一些光复会的会党文件送交鲁迅保存。其中有手抄的会党的联合会章，会章中有一条说，凡违反规章者“以刀劈之”。又有空白票布，布上盖有印章，其中有一枚是红缎的，叫作“龙头”。陶成章曾笑谓鲁迅：“填给你一张正龙头的票布何如？”据有人考证，“正龙头”是一种很高的职位，是仅次于“君主”以下的“将帅”，是可以自开“山堂”的“老大哥”。这都表明他对鲁迅的信任，鲁迅在他的心目中是革命意志坚定的同志。陶成章同鲁迅开怀畅饮，常常谈到吃饭时候，主人身边有钱，就添一样菜，否则就吃普通饭。这应该就是回忆录里“我和强盗们有往来”的史实了。不过，在鲁迅后来的辛亥书写中，对于某些革命党人狂热的革命浪漫，有深刻的反思。“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暗杀幻梦，赖以成事的队伍又往往侠义、草莽、散漫，诸此种种因素复杂地混搅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不乏野蛮的所谓“气”，因而鲁迅在心灵上终究没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后来，鲁迅还对成为伴侣的许广平谈起目睹的一次暗杀。一位革命领导泰然自若地和朋友聊天，彼时正有部下遵照命令在实际行动中丢炸弹。震耳的响声传来，鲁迅脑海中首先出现的是实际行动者可能惨死的境遇，为此而焦烦不堪，而那位革命领导却面不改色，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这让鲁迅惊佩不已。鲁迅索性老实交底：“远地方在革命，不相识的人们在革命，我是的确有点高兴听的”，“如果我的身边革起命来，或者我所熟识的人去革命，我就没有这么高兴听”。

革命近在咫尺，然而鲁迅对此保持了文学距离。其实远不止于此。鲁迅虚构的未庄居民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这一段特殊的历史，也正是在这些人中间，出现了纸上角色的范爱农、夏瑜、N先生、假洋鬼子。文章运用了记忆的魔法，却不是那么具有自我指涉性。作为一名精微的思考者，鲁迅不会作简单粗陋的关联，他默默隐随在革命先驱者的影子里，记录下沸腾鲜血瞬间冷凝后无尽的苍凉，独看到炒食革命党人心肝的不仅是当权者，更有默不作声的民众：“震骇一时的牺牲”尤显得“无谓”。他一直坚持现实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衍生的意义的不确定性。实际上，他去世前一直认为应该好好写一部辛亥革命史。

文艺运动

《新生》夭折

1907年，中国留日学生要求出版权独立，意气高扬。正是这年夏天，鲁迅和周作人、许寿裳决定一起筹办文艺杂志，“介绍外国新文学”，最初拟用“赫戏”或“上征”，都采取《离骚》的词句，但觉得不容易使人懂。的确如此，估计今天就更少人能懂了。思来想去，最终决定借用但丁作品“La Vita Nuova”，翻译过来即“新生”，以此作杂志名称，意谓“新的生命”。不过，马上就有人背地取笑，说“新生”难道不是“新进学的秀才”吗？

以鲁迅的文艺眼光，杂志的封面选用了刚去世三年的英国画家华慈的作品《希望》，描绘的是一位用布条包着眼睛的女子跪在地球上面抚弄独弦诗琴。文中插图已备好，还准备了俄国反战画家威勒须却庚的《髑髅塔》和英国军队把印度起义者缚在炮口处决的图，并定印了不少日本楮质稿纸，长方一张，14行每行34字，格子不大，适合用自来水笔书写。内容定位更是清晰，主打介绍欧洲新文艺思潮，尤其是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其宗旨精髓集中体现在了后来发表于《河南》杂志上的《摩罗诗力说》这篇宏文中。

谁来写稿呢？当然周氏兄弟为首，另外明确可知的还有胡仁源、袁文薮等，后来二人因个人原因离开了日本，袁文薮一度回到国内，家中纸行破产，经济窘迫。这位比鲁迅大8岁的才子于1902年11月，以在科举考试中获取“壬寅科副贡”的身份自费游学日本，此前曾经创办过鼎鼎有名的《杭州白话报》。鲁迅很欣赏他的诗文，佩服他的学识，引为同人，是心中特别倚重和期待的作者骨干，然而却无缘携手。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呐喊·自序》）

英国画家华慈的作品《希望》

当时留学生中很多杂志办得很成功，引领潮流，而《新生》计划却失败了，这对鲁迅来说是很大的打击，很长一段时间陷入浓重的寂寞和悲哀，痛切地领悟到“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新生》的夭折其实也是一个谜，历史留下了太多未知。由于鲁迅没有具体回忆细节，周作人刚刚到东京还没有完全融入鲁迅的朋友圈，从“若干担当文字的人”，“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这样的表述看，同人队伍的规模应该不小，但具体都是哪些人，到底什么原因隐去了，为何逃走了资本，其中有什么样的故事乃至冲突，潜台词其实很丰富。有学者推断出陈衡恪、苏曼殊应该也是拟被邀请参加《新生》计划的人，因为当时用心于文艺的留学生本来就少,很可能在东京对于治文学与美术有兴趣的留学生都曾经有过联络。

翻译活动与经营杂志是留日学生所从事介绍启蒙思想和宣传革命的思想运动之两翼，鲁迅拟创办的第一个同人杂志却不明就里地失败了，没有文艺阵地，而感到“无可措手的悲哀”。但他本人立志翻译被压迫民族反抗文学的决心却越来越坚定，便独自探索世界文学花园的幽深处，“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

发声《河南》

1907年，留学生在日本创刊的中文杂志共21种，质素领先于国内杂志，发行量也很大，《河南》《四川》《天义》都办得风生水起，唯独鲁迅计划的《新生》流产了。对此，他其实是难以超脱的。幸好，他想在《新生》上说的话，后来在《河南》上说了。

1907年年末，河南籍留日学生越来越多地加入了同盟会。为传播革命思想，同盟会河南分会会长曾绍文及该会骨干成员决定在东京创办《河南》月刊，旨在激发河南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鼓吹革命：“排脱依赖性质，激发爱国天良，作酣梦之警钟，为文明之导线。”杂志总经理张钟端，总编刘积学。鲁迅自己的杂志没有办成，恰遇《河南》杂志编者通过光复会成员孙竹丹来约稿，于是便慨然应允。

从1907年12月到1908年12月，《河南》共出版9期，篇幅超过一千页。杂志辟有图画、社说、政治、地理、历史、教育、军事、实业、时评、译丛、小说、文苑、新闻、来函、杂俎15个栏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文字生动活泼，是一个在当时影响力大、革命性强的战斗刊物。鲁迅以“令飞”“迅行”为笔名，在此先后发表了《人人间之历史》、《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头条）、《科学史教篇》、《破恶声论》（未完）五篇编译的文言文章，以及一篇译文《裴彖飞诗论》，文体语风充分显示了其在此期间对于章太炎的追随。他拒绝使用骈文，亦不效仿风靡一时的梁氏新文体。其中“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摩罗诗力说》最长，连载两期，据说稿费也很高，且根据长度而递增。

当一部分留学生钻在东京或其他地方的图书馆里，专意搜集抄写明末遗民著作，翻印《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希望助革命成功的时候，鲁迅正为拜伦的诗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见他那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时的肖像，更加为之激昂。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鲁迅注意到波兰的复仇诗人密茨凯维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彖飞（裴多菲），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菲律宾文人厘沙路，德国剧作家霍普特曼、苏德尔曼，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等当时在欧洲正负盛名的作家，在中国译界却几无人知，于是参考拜伦、雪莱、普希金的作品及作家传记、东欧国家文学史及文学评论等明治日本最新著作，写下《摩罗诗力说》，介绍这一批西方富有反抗精神的诗人，并翻译了裴彖飞（裴多菲）的诗歌，赞美诗人们为撒旦（佛语谓之摩罗）的化身，发为光华，借诗歌之力，刚健不挠，勇于战斗，以此激励号召国人反抗与进取，打破沉寂，“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

《河南》杂志

《人间之历史》是介绍西方生物进化论学说最早的一篇文章，也是我国介绍德国著名科学家海克尔学说的最早的文章。鲁迅参考了《宇宙之谜》日译本及《进化新论》等日文著作，充分肯定达尔文、海克尔等人在破除神学、弘扬科学方面的积极作用，向国人传播介绍进化论思想。《科学史教篇》针对当时“崇古”和“蔑古”两种思潮，专门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发展史，倡导科学精神，同时也指出提倡科学不应妨害文艺的发展，把莎士比亚（原文译作狭斯丕尔）、拉斐尔（原文译作洛菲罗）、贝多芬（原文译作培得诃芬）、嘉莱勒和牛顿、波尔、康德、达尔文一视同仁，主张科学与文艺并重。《文化偏至论》则针对当时着眼于西欧各国铁路矿事、制度文明之末者，强调文化思想的重要性。《裴彖飞诗论》和《破恶声论》虽没有载完，但也表达了运用文艺的武器，促进民族觉醒的深刻思想。

鲁迅这几篇编译之作激扬文字，思想深刻，内容广泛，是他向国人翻译介绍国外新学说、新思想，以启发民智的具体文化实践，意在用科学来振兴邦国，用文艺来照亮国民心灵，同时更为注重文学的特性及美学功能，激发灵感、愉悦身心。文章所据各有材源，日文、德文、英文，令人眼花缭乱，显示了无比开阔的历史视野、驾驭辨析材料的游刃有余，以及知识生产的创新能力。著名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立而后凡事举”“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等精彩的言说，都是出自这些文章，显然它们是连续的思想统一体，具有精神亲缘性，闪现着鲁迅思想的独异光芒。其文笔动人心弦，不同凡响，与其心理和精神深度不无关系。它同时具有一种诗学品格，就如曼陀罗一样文质兼美，显现了他的文学志业，更是预见了之后他必将引领的学术志业。

20年后，在北京西三条21号宫门口周宅，许广平重新对照《河南》杂志逐一抄写这五篇文章，收入鲁迅的杂文集《坟》。作为鲁迅一生思想的骨骼，作为鲁迅式“文艺复兴”思路的早期呈现，由于表达现代观点的古文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显得晦涩难懂，新时期以来不断有学者尝试将其译成白话。

异域文宗

1914年或1915年，上海广昌隆绸缎庄的一家寄售处忽然起火，这不是一般的绸缎庄，库存里还有若干《域外小说集》，那是五六年前出版于日本的毛边本。

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域外小说集》上海群益书社1921年版“序”）

一代代读者读着鲁迅上述文字割肉般的疼痛，一代比一代更加痛彻骨髓。

这就是被鲁迅自嘲为“在那年（一九〇七或八年）开始，也就在那年结束，只出了薄薄的两集”，“小本经营，姑且尝试”，然终于大为失败的事业。

然而，新文化运动掀起后，这一项寂寞失败的事业，逐渐引起了新文化界的关注，《域外小说集》得以重印。尽管以古文讲述现代，唤起文化回响与新生的努力，显现为“久不开封的纸裹里”寻出的“诘屈聱牙”，生硬字句，但它本质的光辉无法遮蔽，社会期待译成白话，从而广行。

明治日本的翻译界堪称勤勉、迅捷，目标锁定欧美一流文学，然而充满了文人式的豪杰译。一度吸引周氏兄弟的国内翻译大家林纾，又倾心于意译，将人名地名加以本土化也就罢了，内容还多有删改，乃至构成误译。这让鲁迅越来越感到不满足，在他眼中，翻译应该忠实于原著，“任情删易，即为不诚”。就像反思中国国民性缺乏“诚”与“爱”一样，在翻译小说方面，他也极力主张“诚”。

文艺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在追忆笔调中，显现为一种茫漠的希望，而在最初，它们却是追梦般的瑰丽朝霞。在不停变换的租房里，鲁迅与周作人艰苦地翻译东欧文学，立志纠正误译的不良风气，却没有急功近利地去追求明白畅达。与中国相比，东欧及巴尔干诸国不但因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差异大而故事特别，作品被重译的可能性也大大减少。当然，寻觅冷僻的材料和“稀奇古怪的国度”所产出的文学作品也是为了译作的销路打算。为此，鲁迅甚至也想搜求印度和埃及的作品，却苦于无法获得。

《域外小说集》收录至为审慎，避开了那个时代主流最受欢迎的故事，而独辟蹊径地选择了斯拉夫民族文学。第一册收录的三个国家的七篇小品中，俄国就有五篇，包括契诃夫两篇、安特莱夫两篇和迦尔洵一篇，使其几乎成了俄国短篇小说专辑。另外两篇是波兰显克微支与英国王尔德的作品。从专意做俄译小说剪报，到学俄语、购读俄国小说，鲁迅逐渐深入到俄国文学的腹地，后来走在了日本译界的前面。他对安特莱夫和迦尔洵的阅读和翻译，证明了不凡的眼光。第二册收小说九篇，美国爱伦·坡一篇，俄国迦尔洵一篇、斯谛普虐克一篇，波兰显克微支两篇，法国莫泊桑一篇，芬兰哀禾一篇，波思尼亚穆拉淑微支两篇。

这其中，鲁迅只据德译本翻译了三篇，即安特莱夫的《默》《谩》和迦尔洵的《四日》。翻译中，他很用了几个偏僻的字，排印时不得不请印刷局特地铸造。许寿裳曾对照德文译本一一读过，“觉得字字忠实，丝毫不苟，无任意增删之弊，实为译界开辟一个新时代的纪念碑”，认为鲁迅是“中国介绍和翻译欧洲新文艺的第一人”。作为鲁迅的同窗，对终身挚友冠以“第一”这样的评价，是许寿裳的自豪感使然，尤其是当鲁迅的公众形象已经达到民族魂的高度之后。实际上，所谓“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强调的是“新”，而非“始”。1900年12月，中国留日学生杂志《译书丛编》便创刊了，当然是以“专门译载介绍欧美的法政名著为宗旨”。邹容不但通读了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名著，并且以“则吾请执卢骚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的气魄，为这一普罗米修斯般的伟业激情而烧尽自己。那时候的鲁迅甚至没有资格参加留日学生纯粹基于学术立场而组成的翻译团体，然而，作为个体的他毕竟以自己的方式与世界文学的总能量开始产生链接了。当然，许寿裳的评价也是中肯的，正是周氏兄弟首次向国内引入弱小民族国家的文艺之声。

鲁迅手稿《〈域外小说集〉序言》

《域外小说集》的序言、略例也均出自鲁迅手笔，他还负责文字的润饰修订、版式书样设计、联络出版发行等琐碎事务。在翻译态度、装帧、版式乃至标点方面，都作了新的尝试。封面设计请的是陈衡恪，选画仍然是缪斯女神拨奏里拉琴，也就是诗琴，仿佛是《新生》的复活。初版纸质极佳，毛边不切，浑然天成，装订完全新式，异常考究，留白裕如，无处不透露着鲁迅对于如何使一本书获得生命的痴迷。

为了赚取生活费，鲁迅曾经担任《支那经济全书》的文字校雠工作，结识了承印该书的神田印刷所的人，领略到日本出版印刷业之发达。对方业务很得要领，与鲁迅颇谈得来，这样《域外小说集》也找神田印刷所来承办。1909年3月、7月《域外小说集》一、二册均由神田印刷所初版，署“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发行者：周树人；印刷者：长谷川辰二郎；总寄售处：上海英租界后马路乾记弄广昌隆绸庄。这是蒋抑卮开的铺子。当年，蒋抑卮来东京治疗耳疾，鲁迅协助其翻译和外联等。在鲁迅的生命故事中，蒋抑卮毫无疑问发挥的是行动元的功能，《域外小说集》一、二册在这位银行家的资助下如愿出版了。

可惜即便在知识阶层中间，《域外小说集》也太精英小众，销路不佳，第一册印了1000本，当时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上中下三部曲单行本（1905—1907），各卷初版本的印数不过1000—1500本而已，可见鲁迅的雄心。然而，发行半年后，在东京只卖出21本；第二册遂减半，印了500本，仅卖出20本，在上海也只卖出20本左右。第一册何以多卖一本呢？就因为有一位极熟的友人，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所以亲去试验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册不再试验了。

这20位固定读者是谁，如果记录在案，估计不少也是同行，即便是他们，读完也会摇头叹息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无奈那时的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短篇在眼中即等于无物。那么，普通读者数量实在难以乐观。直到若干年后，国内也登载了一篇显克微支的《乐人扬珂》，如此悲剧，上面却加上小字道“滑稽小说”！这提示鲁迅精心养成的书活在什么样的历史气候中，正是“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

诚如鲁迅所言，介绍外国新文学，“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当初的计画，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X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在“新译豫告”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宏大的翻译计划，甚至有出单行本的意愿。但是由于根本收不回本钱来印第三册，这项寂寞的事业只好叫停。已成的书，鲁迅和蒋抑卮分赠很多友人，余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即便没有全部化为灰烬，也损失惨重。

实际上，两位中国青年的广泛涉猎和海量阅读，特别是不通过日语而自主的翻译行为，当时就引起了日本文化界的注意。《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刚刚出版两个月，东京三宅雪岭主编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第五〇八期（1909年5月1日）“文艺杂事”栏便如此报道：“住在本乡的周某，年仅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大量地阅读英、德两国语言的欧洲作品。而且他们计划在东京完成一本名叫《域外小说集》，约卖三十钱的书，寄回本国出售。已经出版了第一册，当然，译文是汉语。”字里行间透出的历史张力，将我们带回到20世纪初。循着他者的目光，我们才回看到，“以所有资斧少年精力”，首辟荒地的周氏兄弟如何勤奋地在大量阅读，阅读又是一种多么关乎国家进步，引起他国瞩目的行为。文化曙光，将入华夏——即便最初只卖出20册。“当然，译文是汉语”，一语道出中国的读书界究竟有进步，默默有益于中国读者的耕耘者究竟存在。周氏兄弟的精神活动已经共振于生活于斯的明治东京之文化能量场中。

1921年，群益书社终于再版《域外小说集》，将东京神田版合二为一。由《域外小说集》可见，除了诗人摩罗，鲁迅最喜欢的外国作家还有“用谐笑之笔，记悲惨之情”的果戈理、“警拔锋利”之显克微支、“低徊超绝”之夏目漱石、“清淡腴润”之森鸥外、“悲世甚深”之迦尔洵、“神秘幽深”之安特莱夫。鲁迅与这些小说家们如遇故交，会心颔首，通过翻译来自我发现、建立认同，与自身的文化和历史进行角力。此后的人生旅途中，他将持续与这些作家作品对话，携手共同创造新的意义。

1909年9月，鲁迅结束了七年的留学生活回国，而弘文学院也于此时关闭。其实，鲁迅并没有归国之意。他后来说，自己当时“想往德国去”，但“因为我底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很遗憾，对于鲁迅的留学故事来讲，这是一个西方19世纪小说的传统结尾，也恰恰是最鲁迅式的结尾。

注释：

[1][3][4][13]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寿裳回忆鲁迅全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1页，第31页，第29页，第54页。

[2]周作人著，止庵校订：《鲁迅的故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75页。

[5][日]增田涉著，钟敬文译，陈秋帆校：《鲁迅的印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页。

[6][日]增田涉著，卞立强译：《鲁迅与“光复会”》（节译），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第2册，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内部发行），第338页。

[7]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鲁迅回忆录》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93页。

[8]许广平: 《民元前的鲁迅先生》，《许广平文集》第2卷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442页。

[9]鲁迅：《在钟楼上——夜记之二》，《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10]由张钟端执笔的《河南》杂志广告，连续刊登在《豫报》第四、五号上。

[11]鲁迅：《1932年1月16日致增田涉》，《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页。

[12][14]鲁迅 ： 《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第176页。

[15]转引自戈宝权：《〈域外小说集〉的历史价值》，伍国庆编： 《域外小说集》，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页。

[16]鲁迅： 《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