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龙，卢春天，曾玉华，马波，金玉柱

(1.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学系，陕西 西安 710049；2.西安理工大学 体育部，陕西 西安 710048；3.西安体育学院 运动训练学院 710068；4.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体育部，陕西 西安 710071)

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媒介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以及如何利用网络媒介推动全民健身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取得了进展，但也存在一些分歧。心理学研究表明，网络媒介可以对居民参与体育的意识、态度、动机等产生作用，进而影响其行为。传播学研究表明，网络媒介延展了居民体育参与方式，扩大了体育人际关系的互动与交往，丰富了传播内容，为居民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提升参与水平。社会学研究表明，网络社交是巩固和拓宽社群内外体育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相关实证研究结果却存在分歧。部分研究显示，网络媒介对居民体育参与具有积极影响，趋于“媒介动员论”。部分研究则显示，前者对后者具有消极影响，或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关系，趋于“媒介抑制论”。本研究认为，这些研究更多集中在群体性别、年龄等个体因素层面上的探讨，而忽略了地域和阶层等结构性因素，这可能是造成研究结果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基于当代中国经济的不均衡发展与阶层固化，有研究表明，居民体育参与呈现出明显的地域与阶层化现象。目前相关研究尚未完全展开，因此有必要从地域与阶层等更宏观的结构性视角，探讨网络媒介使用“更有利于城市还是乡村居民的体育参与？”“更有利于优势还是弱势阶层的体育参与？”等异质性命题。

从地域的结构性视角来看，体育参与习惯的形成与居民所处的体育社会环境有着直接联系。政府资金投入是促进体育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而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不完善、基础设施薄弱是导致居民体育参与水平偏低的原因。但媒介环境学理论认为，媒介与社会有着互动共生的关系，网络媒介在体育的制度与政策宣传、资源配置和文化传播等方面塑造着体育社会环境，从而对居民健康意识和体育参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然而，有关地域因素的研究指出，个体掌握新媒体资源的不均等与地域新媒体资源分布的不平衡交织在一起，进而影响个体相应的社会行动。受区域发展不平衡限制，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表现出东部高于西部、城市高于农村的态势。互联网普及率的空间差异，既影响着体育社会环境建成，又制约着居民通过网络媒介获取体育资源的广度与深度，会对不同地域的居民体育参与行为造成不同影响，但不确定的是互联网普及率高的地区网络媒介使用是否对居民体育锻炼行为产生的效应会更大。从目前研究结果来看，相较于东部和城市地区，健康观念不强、健身意识淡薄以及体育资源的可及性受约束是影响西部和农村地区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而网络媒介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些方面的不足。因此，相较于东部和城市地区，网络媒介使用可能对西部和农村地区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效应更明显。

从社会分层的结构性视角来看，既有研究表明社会阶层是影响居民体育参与的重要因素。但是在互联网信息时代，网络媒介有可能会打破社会阶层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限制。一方面“弱势群体”借助网络媒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对体育资源占有的不足；另一方面，居民通过网络社交可以拓宽体育参与途径，进而影响体育参与行为。有研究指出，网民在网络中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超越阶层的，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方式，但在现实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个体在网络社会中同样拥有资源优势，而在现实社会中处于弱势阶层的个体，在网络资源占有方面仍然处于劣势。实证研究表明，虚拟网络中的社会阶层并非实体的社会阶层，通过网络社交不仅可以实现社会网络人际交往的虚实转化，还可以提升和增强人际社会资本，并且使教育程度、职业地位、收入等阶层各不相同的群体之间出现平等化趋势。有研究结果进一步显示，在互联网信息获取方面，虽然中间阶层要高于社会低层群体，但是社会低层群体互联网使用的趋势开始上升，网络媒介可以弥补弱势阶层在体育社会资本占有上的不足，从而促进居民体育参与水平。这意味着，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体育参与的影响有可能会突破社会阶层的限制。因此，与较高阶层相比，网络媒介使用可能对较低阶层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效应更明显。

除了地域与阶层方面的结构性因素，个体因素也值得关注。从行为理论来看，体育参与的态度、动机、情感体验、结果期望等能够有效地解释个体参与或退出机制，比较准确地预测不同人群体育参与情况。而网络媒介提供的体育与健康方面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居民对体育健身价值的认知和体育参与的态度、动机和行为。简言之，在中国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可能具有积极影响，但也可能存在“时间替代效应”：网络媒介使用频次的增加有可能是以减少体育参与为代价的，即网络媒介使用的时间越多，体育参与的时间就越少。因此，也有必要从总体上考察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双重效应。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使用2017 年中国综合调查数据主要探讨2 个问题：(1)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影响的总效应如何？是否存在倒U 型效应？(2)从结构性视角考察其影响效应是否存在地域与阶层的异质性？

1 数据、变量与分析方法

1.1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研究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 年数据(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以下简称CGSS2017)对上述提出的命题进行验证。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各地学术机构共同执行，是中国首个全国性、综合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CGSS2017 调查采用多阶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从全国28 个省、市、自治区共抽取12 582 个样本。其中男性5 935、女性6 647，东部、中部、西部样本分别占总样本的44.84%、27.29%、27.87%。

1)结果变量。本研究的结果变量是居民体育参与行为。按照美国学者凯尼恩对体育参与概念的界定，体育参与应涵盖4 个层次，即“认知”“情感倾向”“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本研究将居民体育参与限定在“直接参与”层次上，即直接从事体育健身活动。在调查问卷中，测试者被询问“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参加体育锻炼”，选项依次为：1“每天”、2“一周数次”、3“一月数次”、4“一年数次或更少”、5“从不”。由于有序回归模型需要满足平行线检验假定，本研究对该变量的选项进行了部分合并，并反向编码：4“每天”、3“一周/一月数次”定义为“一般”、2“一年数次或更少”定义为“很少”、1“从不”，取值越大表示体育参与越频繁。该变量中选择“不知道”的样本仅占总样本的0.14%，因此作为缺失值处理。

2)预测变量。网络媒介使用是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根据媒介信息传播的特点，报纸、电视、广播被称为传统媒介，而将互联网、手机、电脑等媒体称为网络媒介。借鉴同类研究对媒介类型的划分，本研究通过问卷中“过去一年，您使用互联网(包括手机)使用情况”作为网络媒介使用的测量指标。1“从不”、2“很少”、3“有时”、4“经常”、5“总是”，取值越大说明网络媒介使用越频繁。

3)控制变量。为了控制其它因素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本研究纳入了3 类控制变量：地域因素、阶层因素和人口学特征。(1)地域因素。按照中国区域划分标准，将被访者所在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并分别赋值为 3、2、1。按照居住的社区类型将居住地划分为城镇和农村，分别赋值1、0。(2)阶层因素。遵循社会学研究传统，本研究选取收入、教育、职业声望作为测量个体社会阶层的指标。其中，收入变量由问卷中“您家2016 年全年家庭总收入是多少”进行测量，考虑到收入变量的偏态，取其自然对数纳入模型。受教育程度采用“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是”来测量，并重新赋值：0“未受过教育”、6“小学”、9“初中”、12“高中(含职高、普高、中专、技校)”、15“大专”、16“本科”、19“研究生及以上”。职业声望测量按照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SCO08)将职业划分为10 大类，借鉴同类研究将 10 大类职业中的 0、1、2、3 类职业定义为高职业声望，赋值为3，将4、5、6、7 类职业定义为中等职业声望，赋值为2，将8、9 类职业定义为低职业声望，赋值为 1。(3)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性别(0=男，1=女)、政治面貌(0=非党员，1=党员)、婚姻状况(0=未婚，1=已婚)、健康状况(1=很不健康、2=比较不健康、3=一般、4=比较健康、5=很健康)。各变量描述统计结果如表1 所示。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1.2 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结果变量“体育参与”为离散型有序变量，根据数据类型，选择有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对各变量的系数进行估计。具体回归方程为：

其中，)(XjYP≤=代表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体育参与影响的发生概率；j 为居民体育参与的等级；X为网络媒介使用和其他控制变量；a为截距，ε 为残差，β表示网络媒介使用和其他控制变量每提高1 个单位，居民体育参与的发生比率。该模型假定X在各等级上具有相同的效应值，即β=β=…β=β。因此，有序回归模型能够有效估计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效应。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将体育参与作为连续变量，采用线性回归模型(Linear Regression)对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所有数据的统计与分析采用stata16.0 软件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1 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建立3 个回归模型考察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其中，模型1、模型2 为有序逻辑回归模型(Ologt)，以居民体育参与行为为结果变量，加入区域、城乡、收入、教育、职业地位等控制变量；模型2 在模型1 的基础上加入网络媒介使用，考察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模型3 为线性回归模型(OLS)，在模型2 的基础上加入网络媒介使用平方项，来验证过度网络媒介使用是否会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产生负面影响，并对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3 个模型均采用稳健标准误来估计。为了方便理解和解释，模型1、模型2 括号内的值为回归系数的OR 值，结果见表2。

表2 居民体育参与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1)

首先，模型1 考察地域、阶层和个体特征变量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第一，从地域结构性视角来看，区域和城乡差异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从区域差异来看，在其他变量相同的情况下与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几率是西部地区的1.29 倍，而中、西部地区居民体育参与行为不具显著性差异。从城乡差异来看，城市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几率是农村居民的1.92 倍。由此可见，中国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这与国内相关研究结论相吻合。第二，从阶层结构性视角看，收入、教育程度和职业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对于收入少、教育程度低、职业地位低的居民，高收入、高教育程度、高职业地位的居民体育参与几率更大。第三，从个体特征因素来看，年龄、党员身份和健康状况均显著正向影响居民体育参与，但是婚姻状况与居民体育参与行为与呈现出负相关，性别并无显著的异质效应，这与国外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可能原因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女性经济独立使得其社会和家庭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升，性别因素对她们体育参与的限制有所减弱。

其次，当控制区域、城乡、收入、教育等变量后，模型2 结果显示，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仍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访者网络媒介使用频率每增加1 个等级，其体育参与行为几率将会提高20%。为了保证研究结果可靠，本研究将体育参与作为连续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OLS 模型3)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3 估计结果与模型2 基本一致，即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具有积极影响。模型3 的回归结果也显示，过度使用网络媒介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具有消极影响，网络媒介使用平方项系数显著且为负。但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U 检验发现，网络媒介使用的极值为6.4，并未落在1～5 的取值范围内。可见“倒U”型影响效应并未得到验证。因此，本研究认为过度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直接体育参与行为具有负效应，但不存在“倒U”型关系。

2.2 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影响的区域、城乡异质性

在厘清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后，本研究以不同区域(东、中、西)和城乡居民的样本分别建模，控制变量与模型1 相同，并在全样本模型中分别加入网络媒介使用与区域和城乡的交互项，进一步考察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地域异质性。回归结果详见表3。

表3 区域、城乡居民网络媒介使用影响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异质性1)

从区域回归结果看，网络媒介使用对不同区域居民体育参与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网络媒介使用频次每增加1 个等级，东、中、西部居民体育参与几率分别上升17.5%、25.9%、19.8%。在全样本中，与模型1 和模型2 相比较，随着交互项的加入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效应变大，同时交互项的系数显示，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区域因素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但在中、西部之间不存在区域异质性，说明网络媒介使用对中部和西部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更大。从城乡回归结果看，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乡村居民网络媒介使用频率每增加1 个等级，体育参与行为的几率分别提高 18.1%、25.0%。在全样本中网络媒介使用与城乡交互项的系数也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说明网络媒介使用对乡村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效应更大。

2.3 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影响的阶层异质性

为了考察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影响的阶层差异，本研究借鉴范晓光等的观点，即：中国人的主观社会阶层认同与客观社会阶层认同存在偏差，城镇居民容易低估其客观阶层地位，而农村居民则会高估其客观社会地位。采用潜类分析法，通过居民收入、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声望3 类客观指标生成高、中、低3 个等级的客观社会阶层，然后以不同阶层居民分样本建模。在全样本模型中，同样加入网络媒介使用与客观阶层的交互项，以验证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影响的阶层异质性(见表4)。

表4 网络媒介使用影响居民体育参与行为影响的阶层异质性1)

表4 回归结果显示，在低、中、高3 类阶层体育参与行为方面，网络媒介使用变量的影响都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具体来看，网络媒介使用每增加一个等级，低、中、高阶层体育参与行为的几率分别提升19.6%、20.5%、19.2%。表明网络媒介使用对不同阶层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但这种异质性是否具有统计显著性，所以本研究继续考察网络媒体使用与阶层地位的交互作用。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随着交互项的加入，阶层地位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显著增大，网络媒介使用与中、高阶层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阶层地位越低网络媒介使用对其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效应越大。

3 讨论

在全面实施全民健身战略的时代背景下，本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数据，考察网络媒介使用对中国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并对这一影响效应在地域和阶层的异质性进行分析。研究结论对加快推进国家体育发展战略、有效提升居民体育参与水平、促进居民体育参与公平性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首先，网络媒介使用是影响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网络媒介使用对不同地域和阶层的居民体育参与行为均具有积极效应。这一研究结果对国家目前推行“互联网+健身”、推进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战略的举措是一个有力支撑，同时也提出有效利用网络媒介手段促进居民体育参与这一时代命题。正如2020年10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指出：推动群众体育蓬勃开展、实施群众体育提升行动，需要提高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水平，这些举措的实施都离不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网络媒介的广泛使用。同时，研究结果也表明，过度网络媒介使用会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产生消极影响。因此，需要辩证认识“媒介动员论”与“媒介抑制论”的理论边界，利用网络媒介进行工作、学习、娱乐等都应该保持合理的使用限度，警惕过度网络媒介使用给居民体育参与带来的抑制效应。鉴于网络媒介测量指标的局限，尚不能给出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体育参与影响的最优值。此外，本研究与部分实证研究的结论略有不同。有研究显示，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现场观赛行为具有“倒U 型”效应。但就居民健身实践而言，这种“倒U 型”效应并未在本研究中得到验证，这可能是体育参与方式不同导致的结果。居民体育参与从观赏式参与(间接参与)到科学健身实践(直接参与)，还需要跨越从兴致到兴趣、从自发到自觉的鸿沟。

其次，网络媒介是促进中、西部及乡村居民体育参与率提升的重要途径。研究发现，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和城乡异质性，尤其在城乡之间。相较于城市与东部地区，网络媒介使用对农村与中、西部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效应更为明显。可能原因是，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最根本的社会结构，东、中、西部是最基本的经济梯度结构，网络媒介有利于打破城乡和地域壁垒、优化体育信息资源配置，对欠发展地区居民体育健身观念的塑造、体育健身技能和方法等网络资源的获取发挥了重要功能。与农村和西部相比，虽然城市与东部地区居民体育健身的意识更强，体育场馆设施也相对较好，但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较为有限。本研究认为，这可能是网络媒介已成为城市与东部居民学习、工作、生活的日常工具，使用率基本饱和。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第4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的数据为例，截至2020 年12 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70.4%，网民数量已突破9.89 亿人，但是农村网民仅占31.3%。并且，网络媒介并非只是应用于体育健身资源获取的层面，其影响也存在一定阈限。随着近年来国家“网络扶贫”“数字下乡”政策的深入推进，网络媒介与体育深度融合，利用网络媒介进行体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已成为加速推进农村与中西部地区居民体育参与的重要工具，有利于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战略的协调发展。

最后，网络媒介具有促进不同阶层居民体育公平参与的作用，有助于弱化居民体育参与的阶层限制。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社会阶层较高的群体，网络媒介对阶层地位较低群体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效应更大。随着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压力、快节奏生活方式和长时间屏幕使用引发了人们的健康危机，使人们认识到体育健身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经济能力、闲暇时间和受教育程度限制了较低阶层的体育参与，经济基础决定了体育参与的物质投入，而受教育程度决定了对体育参与价值与意义的理解。因此，他们更愿意以一种经济、灵活、便捷的方式进行体育健身，网络媒介使用可以弥补较低阶层体育资源占有的不足，加强对体育健身价值与意义的理解，构建体育健身的方法知识体系，进而提升其体育参与水平。同时，网络媒介社交是获取体育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尤其在疫情期间线上网络社交有效跨越了群体结构的边界传递非冗余信息，使阶层地位较低的群体在面对疫情防控时能够有效获取体育防疫的相关知识与健康指导，并进行体育锻炼。总之，网络媒介使用对较低阶层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效应更明显，有利于不同阶层体育参与的公平性。

综上所述，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表现出多元效应。(1)总体上看，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体育参与具有积极影响，网络媒介使用频次越高，居民体育参与的几率越高。另一方面，过度沉溺于网络媒介则对居民体育参与产生消极影响。(2)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城乡异质性，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和东部与中西部地区，而中部与西部地区之间不明显。(3)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阶层异质性，相较于社会阶层较高的群体，网络媒介使用对较低阶层群体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在解释我国居民体育参与行为方面，不能仅局限于西方“媒介动员论”“媒介抑制论”等理论解释，而更应该将研究置于中国现实的媒介环境下，结合居民具体的个体特征、地域特征和阶层特征，对网络媒介使用与居民体育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细致分析。本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其一，由于数据方面的局限，不清楚居民网络媒介使用中所关注的内容是否与体育相关，网络媒介使用这一变量也仅通过使用频次进行测量。其二，本研究从地域和阶层的结构性视角考察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并未涉及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但相关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如能揭示网络媒介使用对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作用机制，就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居民体育参与水平的实践方案，这将对推进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战略具有更为现实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