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以鲜

当然，胡姬的出现并不始于唐朝，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胡姬的角色。中华文明很早以来就有向西方探索的历史，传说中的周穆王西征会见西王母的故事，或许就是对周人到达中亚地区与当地部落首领接触的带有神话色彩的记录。如果按照苏雪林的说法，豹尾虎齿的西王母，可能来源于一位具有胡姬血统的女神：西亚金星女神易士塔儿（Ishtar）。易士塔儿亦曾与巴比伦古代著名女王西美腊美斯（Semiramis）相混合，成为人神混合的象征。

到了西汉时期，随着张骞的两次出使西域，不仅把中国文化带到了沿途各国，同时也将西域各国的文化，包括各种物产带回了中原。《汉书》里记载说，自汉武帝以来，来自西方的“明珠、文甲、通犀、翠羽”等珍宝充满宫中，皇家园囿中则饲养着来自异国的各种禽兽，如狮子、大象、鸵鸟以及各种名马等。一时之间“殊方异物，四面而至”。随着商贸和文化交流的相互渗透，中原与西域及中西亚地区的人口双向流动也不断繁忙起来。混血的行为也开始出现：乌孙国臣属于西汉后，龟兹国王绛宾为了向汉朝示好，立即迎娶乌孙国解忧公主的女儿弟史为夫人。这个乌孙公主弟史，便是最早进入中原视野且身份显赫的胡姬。

这之后的漫长岁月，无论民间还是皇宫，不断上演着类似的场景。比如：北周天和三年(568），周武帝宇文邕迎娶突厥木杆可汗（土门可汗之子）公主阿史那氏为皇后，赠予的陪嫁中，除了各种奇珍异宝之外，还有一支炫人耳目的龟兹乐队。可别小看了这样一支西域乐队，他们来到中原，尤其是汉族文化的腹心地带，对于形成后来唐代多姿多彩的音乐属性，影响不可估量。

络绎不绝的商队来往于长安与撒马尔罕甚至更远的地方，骆驼和丝绸之间，胡姬魅影闪闪烁烁，开始进入诗人的视野。最早写及胡姬的，当数东汉诗人辛延年，他在《羽林郎》诗中，第一次为我们展现了胡姬的美与烈性：“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银鞍何煜爚，翠盖空踟蹰。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就我求珍肴，金盘鲙鲤鱼。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诗中所写的冯子都即冯殷，大将军霍光的管家，生得一表人才，工于权术，甚得霍光宠幸，深度介入霍光的政治领域。一时之间，朝廷百官争相与之交结，卑身服事。冯子都仗着霍光的门面，举止放纵为所欲为。一天，冯子都路过一个正值青春年华的胡姬开设的酒馆。从诗中所述可知，冯子都并非偶然路过，而是有备而来，还准备了用以调戏的道具（青铜镜）。接下来，诗人并没有直接描写冯子都的“调笑”行为细节，而是用极富民歌情调的夸饰手法，为我们描画出一个十五岁西域少女无与伦比的美丽：充满爱情意味的（连理与合欢）长裾和广袖，头上耀眼地闪着异域光泽的珠玉以及昂贵的乌黑双鬟！“金吾子”即执金吾（汉代负责京师治安的禁卫军官员），这里用以借称并未做过执金吾的冯子都。将军家奴的派头十足，出行有银鞍翠盖，饮食有金盘玉壶，出手阔绰一掷千金。但是，这些并没有打动胡姬：“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这儿的“裂”字，我认为是不能用通常人们爱引用的《广雅》中的那个“裁”义来解释的——并不是冯子都从织布机上裁剪下一整匹布帛要送给胡姬——而是“撕裂”的意思。冯子都在两次“就我”，一次“贻我”及“结我”之后，行为越来越放肆，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以至于产生了肢体骚扰。刚烈的胡姬不惜冒着红裙被撕裂的危险，义正词严地予以回击：毁掉一条裙子算得了什么，为了尊严，我可以死给你看！胡姬不仅是美丽的，像西域的葡萄酒一样醉人；也是凛冽的，如同一团勇敢的玫瑰。

从现存文献资料来看，西域胡姬主要在两个行业出现：一个是歌舞表演行业，一个是酒馆饭店行业(直接做老板或成为其中的招待员)。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总结说：“自汉代以来，旅居华夏之中亚胡人，颇以善酿著称，而吾国中杰出之乐工亦多为西域胡种。则此长安故倡，既居名酒之产区，复具琵琶之绝艺，岂所谓‘酒家胡’者也？”

到了唐代，胡姬出现于诗文中的频率越来越高，这与唐代的开放政策密不可分。很多学者认为唐代的开放具有先天的优势。说得再具体一点，就是唐代的开放来自于统治者的血缘关系。的确，唐王室及众多名将大臣，很多来自关陇地区，他们和异族有着天然的深刻融合，很多人血管中本身流淌的就是异族之血。唐朝统治者李氏，从族属上来看肯定是汉族，但已非纯粹的汉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混入了少数民族血液：李渊父亲李昺娶鲜卑族独孤信第四女独孤氏为元贞皇后；李渊本人又娶胡姓窦氏为皇后；李世民的皇后亦为鲜卑长孙氏。在这祖孙三代中，鲜卑族的血液几乎占据了一半。

在古代中国，很难找到第二个像唐代这样对外来人员和文化持完全开放态度的朝代。长安的胡姬，如同一个血肉丰盈的比喻，让唐代的世界性得到了最完美和生动的表达。

唐代诗人中，与胡姬关系最深的，非李白莫属。个中原因很多，但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城（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的个人背景，是最为内在的原因。这种与生俱来的亲近感无可取代：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李白去胡姬们那儿饮酒寻欢，就是一次想象中的故乡之旅。李白笔下的胡姬大方又美艳：“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像春风中的芬芳：“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我最喜欢的美国汉学家薛爱华在《撒马尔罕的金桃》中，用极具想象力的口吻描述道：“在这里，精明强干的老板娘会雇佣带有异国风韵的、面目姣好的胡姬（比如说吐火罗姑娘或者粟特姑娘），用琥珀杯或玛瑙杯为客人斟满名贵的美酒。而这些姑娘则会使酒店的生意更加兴隆。由胡儿吹箫伴奏的甜润的歌唱表演和迷人的舞蹈，也是酒店老板增加销售量的重要手段，友好和善的服务，正是招揽顾客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这些温顺可人、金发碧眼的美人儿使诗人们心荡神迷，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我们还依稀可以看到她们绰约的风姿。”胡姬的大胆和热烈，是汉族女子所没有的。道教诗人施肩吾在《戏郑申甫》诗中写道：“年少郑郎那解愁，春来闲卧酒家楼。胡姬若拟邀他宿，挂却金鞭系紫骝。”

胡姬和她们所在之地，不仅成了欢乐之地，也是离别忧伤之地。岑参在《送宇文南金放后归太原寓居因呈太原郝主簿》诗中劝酒：“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为问太原贤主人，春来更有新诗否。”岑参甚至在《江行遇梅花之作》诗中说，就连鸟儿们也喜欢胡姬，她们是最懂得诗人之心的：“此鸟衔花胡姬前，胡姬见花知我怜。”

这些远离故乡的美人，有时也是孤独和悲伤的。这一点很少有人看到，但是诗人李贺看到了。李贺《龙夜吟》：“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一声似向天上来，月下美人望乡哭。”

公元七至八世纪，是丝绸之路最为繁盛的时代。长安古城西侧的安远门，则是这条文化商旅大道的起始点。《资治通鉴》载：“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驼，日驰五百里。”其时陇左道凉州府，是胡汉民族杂居集中地。很多中亚移民而来的昭武九姓（如安、石、康、米等国人），均在此休养生息。一部分胡姬，即从此进入长安，以经营或服侍于酒业为生，并聚集于长安西市及城东自春明门至曲江池一带歌楼酒肆之中。

有人认为唐朝胡姬可能主要指的波斯女性，这也未必然。日本学者吉田丰根据一件粟特买婢契文认为，长安市上那些装扮入时的酒家胡，可能很多都是丝绸之路上被粟特商人贩卖到中国来的女奴。陈寅恪先生在其名著《元白诗笺证稿》中提出一个推论——《会真记》中的崔莺莺，就是酒家胡姬。崔莺莺出身为中亚粟特人，为唐代蒲州酒家胡姬，崔莺莺的原名为曹九九。近年来，葛承雍教授通过对故事发生地山西永济唐代蒲州城普救寺的实地考察，辅以历史文献及考古出土碑刻的佐证，进一步坐实了陈寅恪的推测：崔莺莺所居的蒲州，即唐代河中府所在地。这儿恰置长安洛阳两京交通要道，唐朝皇帝、官吏、文人、商贾均往返其间或驻留于此，亦是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后中亚粟特移民的居住区。河中府治所官衙名为“绿莎厅”，“绿莎”可能是粟特语Xsevan的译音，意即“首脑”，为胡人比照粟特语以统称州府官衙的叫法。这说明，蒲州曾有大量的中亚胡人生活其间。

其实，隋唐之际的胡人，包括胡姬的族属身份，常常是不确定的。胡姬并不是某一特定民族女姓的称谓，而且各个朝代的胡姬族属也不完全相同。可以肯定地说，波斯和粟特是胡姬的主要故乡，但有时也很难将之区别开来。很多胡人既有波斯萨珊王朝的风格，也有粟特的文化因子（这可能与粟特人曾附属于波斯有关）。开皇十二年（592），在今山西晋阳古城遗址南六公里的晋源区王郭村，经过多年的修造，一座精致的散发着异族光彩的坟墓耸立起来。坟墓的主人叫虞弘，听上去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座雕饰华彩的墓地在沉睡了一千四百多年后，于二十世纪末被人们重新发现：虞弘并不是汉族人，而是遥远而神秘的中亚鱼国人。郦道元《水经注》中提到一个鱼国，位于奉节鱼复故城一带，肯定不是虞弘的故乡。元人周致中在《异域志》中记载了很多国名，白花国、浡泥国、奔沱浪国、陀盘地国等，其中有个师鱼国。学者荣新江指出：虞弘的国籍鱼国，是一个史书失载的古国。从出土墓志文中追叙其先世为有虞氏，后“派枝西域”等记载来看，鱼国处于西域或中亚某个区域。石椁图案中的人物，毋论侍者、射猎奏乐者，还是宴饮者，皆深目、高鼻、黑发，多须髯，均为西域人种，与志文“派枝西域”相吻合，可作为鱼国曾处西域的证据。

根据太原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调查记载，虞弘墓内出土一套完整的彩绘汉白玉石椁、石雕乐佣和墓志。其中的彩绘石椁为汉式仿木结构建筑形式，主要由椁顶、椁壁、椁座等三部分构成，椁壁之上则遍布浮雕，内容为墓主宴饮、狩猎、出行、宗教仪式等内容。造型生动奔放，洋溢着浓烈的中亚萨珊气息。石刻后壁中部一幅被命名为《主人宴饮图》的主浮雕中，具有浓厚波斯文化色彩的构图中，出现了粟特的短发男侍者以及六名粟特男乐工，他们都梳着短发饰有项圈。所使用的乐器有小铜钹、束腰鼓、竖箜篌、横笛、筚篥、曲颈琵琶。这一事实说明，波斯与粟特已经完全混合在一起了。

石刻图案中最令人震惊的是人狮搏斗情景：画面右部，一头雄狮跃起，扑向一个武士，张着大口把武士的头咬在口中。该武士迎着狮子冲去，尽管头部被雄狮咬入口中，仍然保持左手高举右手在下的姿势——似乎手握一柄短剑，要将短剑刺进雄狮的胸部。画面左部也是内容相同的场面，一头雄狮将武士的头咬入口中，该武士右腿发力，弯腰弓背，右手握一把带格长剑，由下至上，将剑锋直接插入狮腹，前半截长剑又从狮背穿出，惨烈而英勇。其刺激和血腥的场面，在中原汉族文化中十分罕见。

这种惊艳的异域风物与气质，对中国艺术乃至中国文化而言，均是一股强劲而鲜活的血液，和胡姬的烂漫风姿一起，为唐代文化，尤其是唐代诗歌注入生生不息的澎湃激情。

我们应该还记得那个曾给大唐的诗歌、音乐、舞蹈和书法带来深刻影响的公孙大娘吧？公孙大娘的出身很神秘，我推断公孙大娘极有可能就是胡姬，甚至可能就是中亚粟特人。唐代宫廷教坊乐工的出身比较多源，有来自乐户的（如唐崔令钦《教坊记》所载任氏四女），也有来于民间乐工的（如唐段安节《乐府杂录》所载张红红、韦青等）。此外就是胡人乐工，《教坊记》中载有一个以善翻“筋斗”入籍的裴承恩，这个人就是一位胡人。还有一个名叫颜大娘的，亦善歌舞，眼重、脸深，有异于众。很明显，长于歌舞和化妆的颜大娘，就是一位胡姬。

横贯中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不仅给中国的大唐带来自由、开放和繁荣，也带来了气象万千的异质文化。穿行其间的胡姬，如同穿花的蛱蝶或翠鸟，作为一种血肉丰盈的美的存在，为唐代诗歌舒展、幻化、催生出璀璨的、令人意醉神迷的万千魅影。

让我们回到李白的《少年行》吧，那样的韶光时代，那样的得意扬扬，那样的旁若无人，那样的纯粹和放纵：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