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敏，许 敏

（1.南京工业大学计划财务处；2.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1816）

基础研究作为最具前瞻性和探索性的知识创新活动，是国家战略在科技方面的重点部署，也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等一系列重要改革方案的出台助推了我国基础研究领域实现重大突破。2018 年1 月，国务院提出开展基础研究差别化试点，明确“三步走”的基础科学研究发展目标。2020 年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2021 年3 月，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要健全稳定支持机制、大幅增加投入，以科研评价为抓手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使科研人员心无旁骛从事基础研究。近几年，我国R&D 经费投入强度保持稳定增长，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不断加大，基础研究已被摆在整个国家科技工作更加重要的位置。一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领域独占鳌头，主要依靠的是其所拥有的众多世界一流大学推动基础研究前行。2015 年，我国颁布实施《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2017 年9 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公布了“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包含137 所高校，其中教育部直属高校74 所。“双一流”建设高校成为国家科研资源投入的重要载体，是促进我国基础研究全面发展的排头兵，其中作为“国家队”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更是推动我国实现原始创新突破的中坚力量。因此，对教育部直属“双一流”建设高校进行基础研究绩效评估和监测，对推动我国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未来科研资源合理配置和原始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均具有重大意义。

1 主要文献回顾

高校R&D 活动中的基础研究是指为了获得相关现象的基本原理而进行的理论性研究，其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为科学著作或论文［1］。Kohse-Hoinghaus等［2］、Black［3］和Czarnitzki 等［4］研究指出，基础研究通过自由独立地探索思想和开放交流来努力理解自然，通过不断挑战现有知识的范围克服了传统概念的局限性，并创造了新的假设、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Zhu 等［5］认为基础研究将成为未来世界发展的主导力量和战略引擎。Li 等［6］、白静等［7］提出，我国应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法律环境和社会氛围，积极保护和充分利用基础研究成果，不断增加“从0 到1”的突破性成果，为国家科技创新提供源头供给。而孙晓枫等［8］和李言荣［9］等认为高校是我国基础研究的生力军，应当承担起国家基础研究的重任，作为基础研究的主要执行者和推动者助力我国实现基础研究的“从0 到1”。

近年来，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从基础研究投入效益和基础研究绩效评价两个角度对基础研究领域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在基础研究投入效益方面，如Chen 等［10］认为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高校基础研究绩效的提升对于高校总体科技创新绩效的提升愈发重要。高校科技资源是高校科技创新的物质基础，支撑高校科技活动顺利开展，可表示为生产性的投入，是高校科学研究实力的综合体现［11］。科技资源通常包括人力、财力、物力和信息4 种类型［12］。科技资源之间通过配置与组合实现紧密关联和相互依存，基于不同资源的有机组合最终有效发挥最大效益［13］。因高校物力资源与信息资源难以统计与衡量，所以关于高校科技资源投入效益的已有研究主要从人力投入和财力投入两个角度出发。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总投入的比例较低，长年维持在5%左右［14］，2020 年该比例首次超过6%［15］，而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比可达到15%～30%［14］。根据《中国科技人才发展报告2020》，2019 年我国R&D 人员全时当量为480.1万人年，从事基础研究的R&D 人员全时当量为39.2万人年，占全国（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R&D 人员的8.2%；从事应用研究的R&D 人员全时当量为61.5 万人年，占全国R&D 人员的比例为12.8%；从事试验发展的R&D 人员全时当量为379.4 万人年，占全国R&D 人员的79.0%［16］。可以看出我国科研人员中的基础研究人员比例也存在较大差距。因此，要促进基础研究绩效的本质性增长，必须重视对基础研究相关科技资源的投入。

在基础研究绩效评价方面，已有相关研究常基于投入产出视角，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文献计量法、二次相对评价法等，以企业、特定区域高校或者特色型高校为研究对象对基础研究绩效进行评价。其中，国外基础研究绩效评价涵盖了科学、经济、文化、教育、环境等多维度范围；国内则多侧重评价论文发表数、论文被引数、专著数、同行评议、国际地位等短期性直接效果。总的来说，研究表明，与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绩效评价和管理体制相比，我国大学基础研究评价发展相对滞后，基础研究评价的规范有待进一步完善［17］；我国高校应重新审视基础研究的重要作用，完善科研评价制度，努力提升基础研究绩效，增强自身竞争力［18］。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多针对总体科技创新绩效，细化至基础研究绩效的较少，且多止步于绩效评价；此外，从科技资源角度切入分析其对基础研究绩效的影响时，多数只考虑投入量和投入强度因素，较少分析科技资源协同作用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以投入产出理论、资源配置理论、协同理论等为理论基础，从基础资源投入强度和基础资源协同两个角度测量教育部直属“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基础研究绩效水平，并通过投影值分析高校基础研究资源投入与产出结构的合理性，探讨科技资源投入的合理安排对基础研究绩效提升的作用和意义，为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提供新思路参考。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教育部直属高校实力较强、学科特色鲜明，是我国高校中的“国家队”，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充分投入使得教育部直属“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研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超国内大多数其他高校，因此教育部直属“双一流”建设高校是我国科技创新所依靠的核心力量，故本研究选取教育部直属“双一流”建设高校作为研究对象，测算其基础研究绩效水平，研究我国高校基础研究投入产出结构的合理性。教育部官网上公布的部属高校共有75 所，由于部分高校性质特殊、相关科技数据统计不全或未进入“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因此最终选取了其中64 所高校作为实证研究样本，观测其在2015—2019 年间基础研究绩效的动态变化情况。

2.2 研究方法

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方法是一种基于多项投入和多项产出进行同类型决策单元有效性评价的一种数量分析方法，基本模型包括CCR 模型、BCC 模型、FG 模型和ST 模型。传统DEA 模型如CCR 模型和BCC 模型都属于径向和角度的度量，被称为“径向模型”，无效决策单元通过同比例减少所有投入或者同比例扩张所有产出以达到有效状态，然而这并不符合现实情况，且径向模型往往忽视松弛问题，基于径向角度的DEA的度量是不够准确的，非径向的SBM 模型由此应运而生，因此本研究采用SBM-BCC 模型，从结果视角对样本高校的基础研究绩效进行评价；此外，本研究将着重关注运用SBM-BCC 模型得出的纯技术效率，将其定义为各高校的“基础研究绩效水平”进行投影分析，考察各高校基础研究投入与产出的结构合理性情况。

BCC 模型在规模报酬可变的前提下求出的是纯技术效率。模型形式如下：

SBM 模型形式如下：

2.3 评价指标选取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高校基础研究绩效相关问题通过设置评价指标进行探索，但始终未形成一套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DEA 模型特点，将样本高校基础研究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分为投入与产出两部分，对以往相关研究中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梳理和回顾，如表1 所示。

表1 高校基础研究绩效评价指标研究主要成果

表1 （续）

充分借鉴以往学者的相关研究结果，结合数据的可量化性与可获得性，选取基础研究经费和基础研究人员作为投入指标，选取SCI 论文数、出版的科技著作数、发明专利授权数和国家级项目验收数作为产出指标，具体如表2 所示。

表2 高校基础研究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2.4 指标数据来源

综合教育部官网更新的相关数据，考虑到研究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完整性，选取2015—2019 年样本高校的有关指标数据进行观测。除SCI 论文数主要来源于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其他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教育部官网公布的《2016—2020 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和各样本高校官网。

3 高校基础研究资源配置有效性与差异性分析

本研究采用纯技术效率衡量样本高校的基础研究绩效水平，即高校通过自身原始创新能力得到的产出效率。结果如表3 所示，纯技术效率均值为1的有清华大学等8 所高校，这些高校处于纯技术有效的状态，表明其科技资源配置处于高效率状态，实现了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基础研究绩效水平较高；东华大学等7 所高校虽然5 年内的纯技术效率均值并未达到1，但均达到0.9 以上，表明其科技资源配置处于相对较高效率状态。总的来说，纯技术效率均值达到0.8 以上的样本高校有19 所，占总样本的29.69%，表现出样本高校在基础研究领域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较高的优势。

表3 样本高校基础研究绩效水平评价结果

表3 （续）

进一步研究发现，纯技术效率均值处于较高水平的高校大多十分关注多渠道的科研经费投入，且对科研成果制定了明确的激励机制，鼓励师生把基础研究和底层技术研发作为科技创新的关键突破口，注重培养原创型科研人才。

由此看出，部分教育部直属“双一流”建设高校注重原始科技创新，通过加强产学研合作，同步扩展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渠道，促进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一体化部署和全链条实施，提高了基础研究产出效率值，达到了较高的基础研究绩效水平，成为我国高校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的骨干力量；但仍有部分高校尚未达到DEA 有效，尚未实现科研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需要重视拓宽基础研究投入渠道，优化投入结构，提高科研管理质量，以提升基础研究绩效水平。

4 高校基础研究资源配置效率投影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样本高校在基础研究投入产出的各个指标上是否存在冗余和不足的问题，探讨各高校基础研究资源投入与产出的结构是否合理，甄别导致基础研究绩效水平不高的关键环节，对基础研究非纯技术有效的56 所样本高校的基础研究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了投影分析。如表4 所示，从产出上来看，SCI 论文产出情况较好，48.21%样本高校的SCI论文产出达到最优状态，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在出版的科技著作数和国家级项目验收数方面，各自均有9 所高校达到最优状态，占比为16.07%；在发明专利授权数上，北京化工大学、华北电力大学、东华大学等10 所高校达到最优状态，占比为17.86%。此外，中国矿业大学和江南大学两所高校的SCI 论文数、科技著作数和发明专利授权数等3 项产出均达到最优状态，整体基础研究产出情况较好；而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9 所高校的4 项产出均不佳，亟待改善，需增强基础研究资源的投入与产出匹配性，有效利用基础研究资源。

表4 （续）

表4 （续）

如图1 所示，从径向改进值、松弛变量值和投影值来看，样本高校均存在基础研究科技资源投入冗余的问题。从投入来看，所有样本高校的各项科技资源投入的径向改进值均为负值或零值。其中，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28 所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松弛变量为0，其余28 所高校都为负数，表明存在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冗余问题；再者，北京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20 所高校基础研究人员投入的松弛变量值为0，其余36 所高校都为负数，表示存在基础研究人员投入冗余问题。总体而言，很大一部分样本高校的基础研究资源投入过剩问题较为严重，财力和人力资源都存在浪费现象，应重新考量自身的基础研究资源投入量，控制资源的投入总量，提高资源集中度，增强效率意识，优化基础研究资源配置，实现基础研究资源的充分利用。

图1 2015—2019 年非纯技术有效样本高校基础研究资源配置效率投影分析

综上所述，样本高校科研活动发展不均衡问题较为突出，大部分高校的基础研究资源投入与产出结构并不合理，基础研究资源投入过剩问题和基础研究产出不足问题同时存在，基础研究财力和人力资源存在不同程度的浪费现象，基础研究产出与科技资源投入的匹配度不高，科技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需要由此引起警惕，重视科研管理成效，加大对“冷门”学科、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的长期稳定支持，不断增强科研生产力，以强调资源配置和优化投入产出结构来拉动基础研究绩效水平的提升。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我国教育部直属64 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为研究对象，基于基础研究经费、基础研究人员、SCI 论文数、出版的科技著作数、发明专利授权数和国家级项目验收数6 个变量构建高校基础研究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量样本高校2015—2019 年的基础研究绩效水平，并通过投影值分析其基础研究投入产出结构的合理性。研究结论如下：

（1）样本高校基础研究绩效水平整体偏低，仅有8 所高校的纯技术效率达到了1，基础研究处于有效状态，占比为12.5%；超过85%的样本高校基础研究绩效水平没有达到有效标准，未实现DEA 有效。此外，样本高校间的基础研究资源投入产出效率存在较大差异，总体有待进一步提高。

（2）通过投影分析发现，未达到有效状态的样本高校的基础研究资源投入与产出结构并不合理，投入冗余与产出不足的问题并存。一方面，基础研究资源投入过剩问题普遍存在，财力和人力资源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浪费现象；另一方面，基础研究产出也普遍不足，基础研究资源没有得到合理且充分地运用，资源配置方面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虽然我国稳步增加的科技资源投入对高校基础研究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拉动作用，但是从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来看，高校的基础研究绩效水平仍存在明显差距，基础研究投入与产出结构不合理的高校比例较高，尚有较大的努力和提升空间。为此，以下从基础研究意识、资源配置结构、有效的科研管理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5.2 相关建议

（1）增强高校基础研究发展意识，构建基础研究绩效评价体系

教育部直属“双一流”建设高校作为我国的高水平大学，更应积极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在科研结构优化、科研效率和科研质量提升方面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对于“双一流”建设及至其他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不仅需要量变求生存，更加需要追求内涵式质变，改变“重申请、轻研发”“重数量、轻质量”的不正风气，不断强化基础研究意识，重视科研效率提高，把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摆在高校科技工作更加重要的位置。一方面，应积极响应国家“破五唯”要求，保证科研产出质量，避免步入盲目多课题、多项目、多论文的误区；另一方面，亟须构建基础研究绩效评价体系，基于基础研究特性及发展规律设置可量化的绩效评价指标，对不同领域研究成果予以分类评价，重点突出高质量、高影响的原创成果的价值认定。对于投入产出效率较高的基础研究项目或人员给予适当的科研津贴、劳务费奖励，也可以从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取得的收益中抽取适当比例奖励作出重要贡献人员或团队。还可通过配比适度的基础研究激励机制，增强基础研究人员学术动机，激发高校基础研究人员的研究热情，支持和鼓励科研人员勇闯创新“无人区”，促进高质量科研成果产出，实现绩效评价与绩效激励的相互关联、相互促进。

（2）加大高校基础资源配置力度，保障人才资源投入质量

高校间的基础研究资源投入强度差距较大可能是基础研究周期性长、可预见性差导致的，所以部分高校更倾向于将科研经费投向周期短、确定性较高的应用研究，规避研究风险，难以充分发挥基础研究的影响力。基础研究成果外溢效应显著，对高校基础研究绩效乃至整体科技创新绩效的提升都具有根本性作用，高校理应顺应国家政策走向，加大基础研究资源投入强度，确保基础研究活动顺利进行；同时结合本校发展实际制定中长期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科学合理评估基础研究资源的需求量，形成稳定增长的投入机制，不断增大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比重、逐渐减弱基础研究人员的财务动机，并推动加强学术动机，营造出基础研究人员初心纯粹、静心思考、潜心研究、全心投入的科研生态。

除了关注投入强度之外，投入资源的质量也不容忽视，尤其要重视基础研究人员投入的质量。人员冗余现象在高校中普遍存在，如果中低端基础研究人员投入过多且出现冗余，则会导致高校的基础研究能力不足，失去发展动力。高校应出台相应的引才规划，注重引进基础研究方面的领军人才，通过聚焦国家重大创新需求、承担国家级项目等方式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团队，充分保障基础研究人员的水平和能力，充分发挥人才的最大价值。

（3）优化高校基础资源内部配置，提升协同效应和匹配效率

随着国家对基础研究投入的不断增加，我国高校在追求基础研究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基础研究资源的重复配置与浪费、盲目热衷于人才引进导致的“抢人大战”等。经费投入和人员投入是高校基础研究绩效提升的前提和基础，但盲目地大规模投入并不能提高高校基础研究资源投入产出效率，反而会造成资源浪费，因此高校在加大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和人员投入的同时还要注重二者的协同效应和匹配效率，强调资源配置和优化投入产出结构比单纯追求规模的增加对基础研究活动更有意义。

一是注重基础研究人员和经费配置的公平和匹配度。高校在分配基础研究资源时常见马太效应现象，即经费和人员多集中于优势突出、实力较强的科研项目或科研团队，长此以往，可能会消磨其他科研人员开展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令其丧失开展基础研究的动力。基础研究资源适度集中有利于维持基础研究绩效水平，但不合理的资源偏向和倾斜则可能对基础研究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高校应确保基础研究人员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待遇，保证更多基础研究人员得到基础研究经费支持，并赋予基础研究人员更大的经费支配权；同时配套建立科研信誉机制，完善基础研究经费使用诚信档案，增强科研人员的责任感，推动科研项目高质量完成。

二是细化基础研究人员分工，单独分化经费管理职责。以往科研人员在基础研究经费管理和报销方面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影响基础研究活动效率。高校可以发挥专业型人力资本的作用，细化基础研究活动内部分工，配备合理数量的科研财务助理专职管理研究经费，处理研究经费的使用、报销及项目结题等事务，让基础研究人员从繁重的表格填报等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使基础研究人员能够集中精力开展基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