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建福[广西艺术学院]

明清时期，壮族聚居区土司制度得到全面推行，土司们听命于朝廷，贯彻和执行朝廷的各项政令，客观上有力地维护了壮族聚居区的社会稳定，巩固了边疆的稳定。土司制度的推行也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壮族聚居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沟通与交流，比如朝廷在壮族聚居区开辟交通要道、设置驿站、修道路、开辟江河水道交通与海上交通，都有利于促进壮族与各地人们的往来与交流，同时也促进了壮族聚居区文化的发展。比如明清时期各种书院、学校、乡间私塾逐渐遍及壮族聚居区，一批颇有影响力的文人学者在壮族聚居区开办私塾、学堂，极大地推进了壮族聚居区教育和文化的发展。明清时期，壮族聚居区的民间绘画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普及。

民间绘画的发展，离不开民间造纸业的发展。明清时期，广西壮族聚居区造纸业开始兴起并迅速发展和推广。明代万历三年（1575年）蔡迎恩、甘东阳修纂的《广西太平府志》载：“纸（太平府）城西军家所作。”这里的太平府即今天的广西崇左县太平镇。明万历二十五年（1579年）广西参政苏浚纂修的《广西通志》又载：“纸，桂林镜面纸、宾州纸极佳。”徐霞客游粤西之时记载了广西上林县韦龟村造纸的情况，《徐霞客游记》卷四上《粤西游记四》载：“韦龟洞，在城西十里，韦龟屯……函盖独辟，山水皆逆捍，洵世外丹邱也。数十家倚山北麓，以造楮为业，栖舍累累。”及至清代，广西壮族聚居区的造纸业仍然得到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