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兰兰

（江西警察学院，江西 南昌 330000）

一、引言

“十四五”时期是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发力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任务和主要目标之一，到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值此新历史方位之下，加快推动城乡融合，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是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举措，亦是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1]。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要以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为抓手，着力推动城乡融合，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强有力支撑。2022 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也提出，要以城镇化方式为手段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快推进全民共同富裕。

事实上，中国于2019 年12 月就已设立了城乡融合发展的11 个国家级试验区，为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据经济日报报道，2011—2021 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3.13下降至2.50。尤其是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省，2021 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下降至1.94。在国家大力推动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城乡融合发展取得实质进展。可以预见，城乡融合作为城乡关系的全新描述，将成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最终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攻坚环节与关键着力点。

作为乡村全面振兴和新型城乡关系定位的前沿交叉问题，城乡融合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部分学者从城乡融合的理论逻辑层面展开研究，如何仁伟(2018)通过基础理论分析对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关系进行剖析，认为城乡融合主要借助空间动态变化促进乡村振兴发展，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支撑[2]。张海鹏(2019)就新中国成立70 年以来城乡关系演变历程进行总结与分析，提出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进程等促进城乡融合的建议[3]；部分学者对城乡融合水平进行实证测度，施建刚等(2022)采用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对长三角地区27 座中心区城市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城乡融合水平总体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4]。周佳宁等(2019)基于多维视角构建城乡融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实证结果表明城乡融合整体水平较低，但正由“量变”转变为“质变”，整体呈现向好趋势[5]。此外，梁向东、阙启越(2021)基于要素配置视角，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城乡融合发展情况，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中要素投入对城乡融合发展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6]。崔树强等(2022)对现有城乡融合的发展研究加以梳理，发现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城乡融合效应及驱动效应等方面[7]。

梳理上述文献可知，学术界关于城乡融合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为后续研究奠定扎实理论基础。但不可忽视的是，当前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格局探究尚缺。并且，城乡融合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共同繁荣、达成全民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然而目前来看，少有学者从共同富裕视角审视城乡融合的发展现状。因此，文章以共同富裕为切入点，运用基于熵权法的灰色关联模型，结合城乡关系特征与共同富裕内涵，刻画中国城乡融合水平的发展轨迹；进一步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探究城乡融合水平空间格局，为推动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

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指标体系设计的核心原理与基本原则

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发展的高阶状态，是推动城乡和谐共荣的目标，也是加快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在共同富裕视角下，构建城乡融合指标体系需综合考量城乡互动、城乡差别的动力及对比性指标，以全面展示城乡共同富裕的发展进程和融合状态。依据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的内涵机理，研究认为共同富裕视角下，城乡融合是城乡地域的要素—经济—空间—社会—生态的深度融合。城乡要素融合反映城乡间以“人、地、钱”为主的要素平等交换与双向流通水平，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注入新活力；城乡经济融合是城乡融合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城乡空间融合主要刻画城乡资本、权利及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空间关系；城乡生态融合旨在改变原有将城市作为中心的条块分割治理模式，借助城乡生态环境良性互动的方式推动共同富裕；城乡社会融合主要刻画城乡社会民生方面的融合程度与城乡之间各项社会福祉均等化水平。

具体指标选取需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合理性。所选指标具有典型代表性和合理性，能够准确衡量城乡融合的某一特征。第二，数据可得性。即所选指标在观测期内可获得较为完整的数据，将缺失数据较多的指标进行剔除处理。第三，细化性。即所选指标能够从细化微观层面反映城乡融合发展的特点。

2.最终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上述框架、理论与原则，同时结合已有研究[8-14]，遴选相关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简要说明如下：

城乡要素融合：从劳动力成本、助农资本占比及城乡科技发展水平三个方面进行测度。

城乡经济融合：主要反映以城市经济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贫富差距。选取城乡经济总水平、城乡产业结构水平及城乡就业水平3 个指标测算。

城乡空间融合：城乡空间融合反映共同富裕视角下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精神支撑与生活依托。选取城市空间扩张、城乡公路路网密度和城乡人口密度占比3 个细分指标，对城乡空间融合水平加以衡量。

城乡生态融合：指的是加强城乡间有机联系，实现城镇与农村环境互补。研究选取工业碳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绿色治理投入资本、完成绿化覆盖率和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效率衡量城乡生态融合水平。

城乡社会融合：共同富裕视角下，城乡社会民生保障差距主要体现在物价调整后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财富差距等方面。研究选取物价调整后城乡基本人均公共服务支出水平、城乡人均用电量、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财富差距、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城乡人均住房面积、城乡交通通讯系数对比6 个指标衡量城乡社会融合水平。

最终指标评价体系包含5 个一级指标和20 个二级指标，具体见表1。

表1 共同富裕视角下中国城乡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三、中国城乡融合水平测度

1.研究方法

灰色系统理论是用于研究贫信息、少数据等非确定问题的新方法，可有效解决部分特殊领域里的未知因素问题。但灰色关联模型评价精度较低，无法达到本研究的精度要求。而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可有效弥补灰色关联模型低精度的缺陷，且能有效避免人为赋权的主观因素干扰。故文章采用基于熵权的灰色关联模型对中国城乡融合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以更公平、客观地展现研究区域在共同富裕视角下的城乡融合现状。

（1）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

文章借鉴已有研究[15]，依托标准化方法对各评价指标进行变换，减小极值对评价过程的影响，同时利用坐标平移达到消除负值目的。公式如下：

其中，和zab分别代表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指标值及平移后的指标值；xb代表第b个指标均值；sb代表第b个指标的标准差；T表示平移幅度，可为任一正实数。

进一步计算第b项指标的第a个方案指标值的比重pab，进而对评价指标的熵eb加以确定。公式如下：

计算第b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db，可以将熵权的评价指标定义为δb，公式如下：

（2）灰色关联模型计算指标得分

借助式(1)和式(2)对指标进行规范化处理，确定数列最优向量。同时借鉴已有研究[16，17]，得出最优向量G，公式如下：

其中，gb代表第b项指标的最优向量；∨代表最大运算符。

进一步计算最优序列G和第b项评价指标zb之间的关联系数ζa(zb，G)，得到最优序列G和第b项评价指标zb之间的关联度R，公式如下：

其中，ρ 代表的是分辨系数，一般取值为0.5。

2.数据来源

2012 年党的十八大会议首次明确提出，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并将城乡一体化发展纳入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故文章选取2012—2020 年为样本观测期，基于共同富裕视角探究中国城乡融合水平。同时，考虑样本数据的完整性、可得性及准确性，将中国30 个省份作为研究样本(不包含港澳台地区与西藏)。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EPS 数据库、《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对于个别缺失数据，根据统计理论与各地区城乡历史发展状况，进行订正和差值修补。

3.结果比较与分析

依据前文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基于熵权的灰色关联模型，对30 个省份城乡融合水平进行测算（表2）。

表2 共同富裕视角下城乡融合水平的测算结果

（1）省份排名比较

分析表2 可以发现，中国各省份城乡融合水平差距较大。从城乡融合水平变化来看，研究期内，北京、上海、江苏、天津、浙江、江西等省份排名次序基本保持稳定，其余省份排名次序则变化较大。如四川下降8 位，河北、河南均下降7 位。可以看出，城乡融合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联性较大，即区域内富裕程度对城乡融合水平具有一定影响。从城乡融合水平均值来看，上海、北京、浙江、天津和江苏的城乡融合水平较高，位于30 个省份的前五名。这些省份经济基础雄厚、区位优势突出，经济发展水平及城市化水平较高，能够有效辐射带动周边乡村。就上海来说，为贯彻共同富裕理念、推动城乡深度融合，上海推出“五个新城”建设，形成城乡融合新模式。该模式下，松江区小昆山镇基本实现了农业与工业高质量发展、城乡空间的高水平融合。新疆、青海、云南、贵州和甘肃城乡融合水平相对落后，位于30 个省份的后五名。其中，新疆、青海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种植或养殖等传统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城乡富裕程度不高，城乡融合处于较低水平。甘肃、贵州、云南的经济基础相对较差，外资利用率较低、贸易便利化总体水平不高。海南虽属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但其经济基础薄弱，对外贸易规模较小，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与富裕程度远低于其他东部沿海省份。

（2）区域得分变化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区域划分标准，文章将30 个省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并利用表2 将各地区所属省份的得分进行加总后求算数平均值，得出各区域城乡融合水平的变动趋势如图1所示。

图1 中国城乡融合水平得分变化趋势

由图1 可以看出，2012—2020 年中国全国整体和东部地区城乡融合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中、西部地区城乡融合水平呈下降态势，各地区城乡融合水平有显著差异。就绝对差距而言，东部地区城乡融合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较为接近。就相对差距而言，东部地区城乡融合水平与中、西部地区差距有显著扩大趋势。原因在于，东部地区凭借其地理区位优势，凭借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早一步实现了对外开放，在营商环境、经济基础、外贸规模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得益于此，东部地区城乡居民富裕程度不断提升，城乡融合水平亦大幅提高。而中、西部地区大部分属于内陆地区，前期对外开放的基础较弱。虽然国家逐步推出并落实产业梯度转移政策，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但中、西部地区开放平台及资源大部分集中在核心城市或省会城市，“虹吸效应”过大。由此导致区域内、城乡间生产要素与社会公共资源无法实现均等化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低。

四、中国城乡融合水平空间格局分析

1.空间分位分析

据前文可知中国城乡融合水平存在显著区域差异。为验证这一结论，依托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文章描绘中国2012年和2020 年30 个省份城乡融合水平空间分布格局，并借助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其划分为四个等级。结果显示：2012 年位于第四等分的省份有广东和上海；位于第三等分的省份有辽宁、北京、天津、江苏和浙江。2020 年位于第四等分的省份有北京、广东和上海；位于第三等分的省份为江苏、浙江和天津。对比来看，虽然2012 年和2020 年城乡融合水平空间格局发生细微变化，但位于第三、四等分的省份依旧同属于东部地区。这表明东部地区城乡融合水平相对稳定，且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此结果与前文研究结果基本相同。

2.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不同富裕程度的地区间城乡发展会产生相互作用，即存在空间相关性。故有必要考察共同富裕视角下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是否同样存在空间相关性。借鉴已有研究[18，19]的通常做法，文章运用全局莫兰指数检验邻近省份的空间负相关与空间正相关关系。公式如下：

其中，Ra代表省份a 的城乡融合水平，n 代表省份总数。I代表莫兰指数，即城乡融合水平的空间相关性，其取值范围为[-1，1]。W 代表空间权重矩阵，公式如下：

对中国2012—2020 年30 个省份城乡融合水平的全局莫兰指数进行测算，结果见表3。观测期内，全局莫兰指数均大于0，且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中国城乡融合存在显著空间正相关性，即对于一个富裕程度较高、城乡融合水平较高的省份，会有一个或多个城乡融合水平较高的省份与之相邻；对于一个富裕程度较低、城乡融合水平较低的省份，亦会有一个或多个城乡融合水平较低的省份与之相邻。就全局莫兰指数变化趋势而言，中国城乡融合水平展现出相对稳定的空间集聚态势。

表3 中国城乡融合水平的全局莫兰指数

3.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自相关能够展现城乡融合在空间上的整体分布情况，但无法具体描绘出集聚位置和区域相关集聚程度。故文章借鉴现有研究[20]，运用局部莫兰指数判断局部空间集聚现象，刻画城乡融合过程中部分地区空间相关性。公式如下：

其中，Ia代表局部莫兰指数，反映各相邻省份间的空间相关性。参照已有研究，将各空间标准化属性值作为莫兰散点图X 轴，邻近空间标准化属性值作为Y 轴，绘制2012 年和2020年散点图。

结果显示，2012 年和2020 年中国城乡融合水平象限分布无明显变化，波动较小，即考察期间内中国城乡融合水平各区域间分布变化不明显。就高—高集聚类型而言，2012 年包括福建、浙江、北京、上海、天津及江苏。到2020 年，该类型省份新增了安徽、江西、山东3 省。这些省份城乡融合水平较高，各类要素高效流动，产生较强经济效益与带动作用。就低—高集聚类型而言，2012 年包括河北、吉林、安徽、江西、海南，2020 年处于该类型的省份数量有所增加，新增省份为湖北、湖南、四川、黑龙江、辽宁，安徽与江西2 省则转变为高—高集聚类型。该类型省份城乡融合水平较低，相邻省份城乡融合水平较高。就低—低集聚类型而言，2012 年包含新疆、陕西、甘肃、宁夏、云南、青海、河南、四川、黑龙江、贵州、内蒙古、湖南、广西、山西、湖北15 个省份。2020 年则变为山西、宁夏、内蒙古、青海、河南、贵州、甘肃、云南、广西、陕西、新疆11 个省份，数量有所减少。这些省份大部分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城乡发展差距较大，且相邻省份城乡融合水平也较低，故表现为低—低集聚现象。就高—低集聚类型而言，2012 年该类型所属省份包括重庆、广东、辽宁、山东，2020 年则变为广东和重庆。其中，广东和重庆的城乡融合水平位于全国前列，而贵州和广西则为城乡融合水平较低省份，因此呈现高—低集聚现象。

五、结论与建议

文章立足共同富裕视角，选取2012—2020 年省级面板数据，借助基于熵权的灰色关联模型测算并分析中国城乡融合水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探究中国30 个省份城乡融合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相关性，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中国城乡融合水平在考察期内呈现上升态势，且呈现显著区域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城乡融合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体现出中国城乡一体化政策实施效果，亦体现出城乡融合的不平衡特点。第二，东部地区各省份排名较为稳定，中、西部地区各省份城乡融合排名变动较大。各地区省份城乡融合尚处于不平衡状态，中、西部地区城乡融合水平上升空间较大。第三，中国城乡融合水平呈现出显著空间正相关性，且不同区域类型表现不同。东部地区主要表现出高—高集聚现象，中、西部地区主要呈现出低—低集聚现象。

第一，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导向，推动城乡社会—空间联动融合。具言之，政府部门在制定城乡融合发展政策时，需增强城乡融合发展政策与共同富裕行动纲要的匹配性，探索构建城乡融合先行示范区、高标准引领重点培育区以及集中攻坚区，以城乡融合为着力点推进共同富裕。

第二，以生态—经济融合为驱动，撬动全民共富。坚持“以产养景、以景育产”为核心，在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优化城乡产业结构的同时，推动城乡生态经济融合发展。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借助现代流通体系，强化农产品供需合作，拓宽农业产业链，提振农村经济。同时，明确都市生态农业定位，培育一批生态型农业龙头企业，打造乡村休闲产业集群，绘制好“一镇一风光、一村一幅画”美丽乡村图景，以生态产业发展促进城乡经济融合。

第三，因地制宜盘活要素资源，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就东部地区而言，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空间辐射带动作用，积极引导区域内高端技术、优质资本等要素向中、西部低水平地区传递，加快推动区域共同富裕进程。就中、西部地区而言，要立足区域发展实际，打造优质的商业运营与创新环境，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有效缓解要素配置不均衡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