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金兰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应用经济学院，北京 102488)

引言

从中央地方关系中寻找改革动力，是我国推动改革的重要规律和取得成绩的重要经验。早在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构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政令统一、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体制机制”“理顺中央与地方权责关系”“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工作”。由此可见，作为单一制的大国，我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发挥，尤其不能离开中央领导下的地方积极性的调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高度依赖于地方层面的制度创新(1)郑永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中文版序。。地方竞争机制是我国重要的制度安排。在经济发展和市场转型的初期，中国式分权体制下的以“GDP增长为中心”的地方竞争机制较好地契合了当时我国生产关系发展的要求，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被誉为“经济奇迹”。为此，先后有学者用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2)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第36-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