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刑法回应
2022-12-28敦宁
齐鲁学刊 2022年5期
敦宁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2016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工作。在司法经验相对成熟之后,2018年10月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对该制度作出了相关规定。201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又联合发布了《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以进一步明确该制度的适用规则。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关内容来看,其不仅包括程序上的从简处理,也包括实体上的从宽处罚。那么,在《刑事诉讼法》已作出相关规定的同时,作为实体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应如何来回应这一制度,无疑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对此,一种相对主流的观点认为,应当将认罪认罚作为一种法定量刑情节,明确规定在《刑法》之中。但也有论者指出,过于匆忙地修改《刑法》的相关规定,可能会造成既有量刑规范的混乱与失衡,并不利于“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原则的实施(1)黄京平:《认罪认罚案件从宽处理的实体法依据——兼议刑事诉讼法修正与刑事实体规范的关系》,《人民检察》2018年第17期,第35页。。
应当承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着明显的“提升司法效率”的程序向度,但是,离开了实体法的保障与支撑,这种偏重司法效率的制度变革必定会遭遇司法公正的拷问。因此,在刑法规范与该制度存在衔接不畅的问题时,也并不能完全排斥对相关刑法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正或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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