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格,吴 上

(1.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多党合作教研部,南宁 530007; 2.广西医科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南宁 530021)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乡村旅游得到快速发展,在提升农民生计水平、促成农业多元经营、助推农村全面发展等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成为乡村振兴的实现载体和可行路径之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农林牧渔业休闲观光与农业农村管理服务实现增加值6 213亿元,占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的3.7%[1]。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以时间短、距离近、频次高为主要特征的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率先复苏,成为旅游业恢复性增长最为突出的领域[2]。从既有研究来看,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互融互促已然成为广泛共识[3]。一方面,乡村旅游带来资金、政策、技术等外部性资源的集聚,并与土地、劳动力、组织等乡村本土性资源融为一体,产出的复合效益直接纾解了乡村在经济发展、文化保护、生态修复、自主治理等方面的危机困局[4];另一方面,乡村全面、持续的振兴发展也有效破解了乡村旅游所面临的市场开发、服务増质、产品供给、资源整合等方面的制约梗阻,使发展乡村旅游的内外环境得到双向优化[5]。基于以上共识,学者们从理论解析和经验凝练两个层面,围绕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6]、作用机制[7]、耦合机制[8]、分配机制[9]、评价体系[10]、路径选择[11]、实施策略[12]等展开了丰富研究。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主要从政策、理论、实践等层面对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间的关系作了详细解读,为发展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提供了一定参考,但以上三条研究进路相对独立,使得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间理论解析和经验凝练的系统性程度有待提升,特别是缺乏将政策、理论、实践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未能破解乡村旅游究竟如何引导乡村振兴的“黑匣子”密码。故而未来研究至少需实现两个层面的跨越:一是突破以往运用个案研究法来记叙乡村旅游发展案例“故事”的局限,深入挖掘并提炼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一般机制和内在规律;二是突破以往以静态分析方式来解读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过程机理的不足,从动静结合的角度赋予理论解析以更大的适应性,从而使发展乡村旅游与推进乡村振兴之间的学理解释更具现实指导意义。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是一项由小到大、由点及面、由散至合的整体性复杂工程,涉及到多元主体参与、多类要素聚合、多种机制协同,并根据情境变化作出相应调适,进而实现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等五大振兴目标的融合发展。因此,本文尝试构建基于“资源-结构-功能”演变的理论框架,通过典型模式的比较分析,阐释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为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实践提供理论指引。

二、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机理阐释

有研究指出,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是一个“螺旋上升、层次推进”的动态过程[11]。换言之,在乡村旅游的带动下,产业黏性得到增强、人才回归加速实现、本地文化重焕活力、生态保护开发趋于平衡、组织建设迈向规范[13],进而助推乡村振兴。按照资源基础理论的解释,优质、异质的本地资源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但能否将其转化为稳定、持续的输入性驱动力,则更是关键所在。资源转换效度主要取决于乡村旅游参与主体的自主行动,本文将其称为资源能力,即参与主体聚焦内外部资源进行理性决策、作出合适行动的能力。随着乡村旅游效益显化,各方主体的行动趋于正式化和规范化,发展乡村旅游所必需的资源能力得到培植、生成和巩固。同时,由乡村旅游发展而带来的裂变增殖效应、磁场吸引效应、灯塔导向效应、能人带动效应、迭代修复效应逐渐叠加,直接作用于乡村结构的调适和优化,具体表现为乡村空间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协同重构。而乡村结构的正向调整也使乡村功能不断完善,尤其是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乡村经济效率得以提升,乡土特色文化有效传承,生态保护开发更趋平衡,人才吸引能力明显增强,乡村治理基础不断巩固。进一步而言,尽管不同村庄的乡村旅游资源禀赋、具体形态及发展历程不尽一致,但总体上仍体现出“资源能力进阶-乡村结构重构-乡村功能优化”的发展路径,最终实现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根本目标。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理论框架

(一)资源能力激发乡村旅游活力

发展乡村旅游的首要任务是采取资源识别、资源挖掘、资源整合等系列资源获取行动,实现资源要素的在地重聚[4]。每个村庄均拥有着一定数量的资源,包括自然禀赋、人文景观、基础设施、产业积累、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多种类型。丰裕的旅游及配套资源固然有利于乡村旅游的顺利启动,但既存资源更多表现为乡村旅游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特别是旅游资源匮乏型的农村,亦可以通过培育、嫁接、转化等方式来生成新的特色资源,弥补前期劣势。此外,资源并不会自发地整合为一体,要形成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离不开主体的能动性参与,将资源占据的优势转化为资源利用的能力。需要说明的是,乡村的资源能力涉及到多个方面,如资源识别能力、资源拼凑能力、资源捕获能力、资源整合能力、资源培育能力等。乡村旅游主体的资源行动是村庄采取的聚焦内外部资源的组织行为,在不同的资源情境下,村庄通过采取不同的资源行动推动旅游资源能力的重塑。

换言之,乡村旅游主体的资源行动关键在于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并逐步转移到资源延伸、资源再构等更为高阶的能力面向上来。具体来说,村庄首先要识别既有和潜在的资源规模,进而作出是否适宜发展旅游以及选择何种细分业态的判断。由于缺乏前期经验,大部分村庄发展乡村旅游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演进过程,从而决定了村庄需要借助小规模试验来规避风险,因而采取资源拼凑的行动策略更为常见,即通过促成小范围内的资源简易联结,完成旅游资源的初步整合。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壮大,拼凑方式逐渐不能满足资源投入的需求。此时,资源获取的边界相应向外延伸,村庄更加主动地捕获地方政府、旅游企业等外部主体所掌握的扶持政策、市场信息、资金技术等资源,以满足扩大旅游产业规模所需。但随着单纯依靠资源累加投入所产出的效益出现边际递减,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向着质量为本转型,也就需要重新构架旅游资源系统的体系结构、利用方式,将内外资源进行一体化再构,优化资源配置,依托更高阶的资源再构动态能力培育新的优势,一方面增强其在乡村旅游市场中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使休闲旅游业成长为支柱产业,持续激发乡村发展的活力。

(二)旅游繁荣促成乡村结构重构

乡村旅游的繁荣所带来的显性效应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乡村人居环境普遍改善,大多数旅游村庄为增强游客体验、塑造服务口碑,往往会优先解决村庄的绿化、亮化、硬化等基础设施配套问题,加之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厕所革命”的刺激带动,旅游村庄的“面子”更为干净整洁;二是乡村产业格局更趋优化,乡村旅游相较于一、二产业有着更高的附加值,也为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可靠载体。得益于乡村旅游的发展,农村打破了对以农产品种养殖和初加工为主的土地利用方式的依赖,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村产业链条延伸不足、风险抵御能力偏弱的劣势;三是农民就业选择更加多元化,乡村旅游的发展必然开发出一批非农就业岗位,农民在家门口即可就业,同时降低生活成本,提高工资性或经营性收入占比,进一步增强以“半耕半工”为主要特征的农户家庭生计结构的稳定性。

乡村旅游不仅重构了村庄的产业格局,也在空间布局、劳动就业、家庭生计等领域产生了连锁效应,推动乡村空间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协同演变,为村庄可持续发展夯实结构性基础。首先,村庄通过对旅游资源的拼凑、捕获、整合与培育,乡村旅游由弱至强,为科学调整村庄规划布局、完善公共基础设施、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奠定了物质基础。其次,乡村旅游直接面向目标消费群体提供服务,大部分利润留在了村庄,使村庄在城乡要素市场中获得相对公平的竞争地位;同时乡村旅游带来的“人气流”“信息流”“资金流”,也为其他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利好条件,增强了农村经济的韧性[14]。最后,乡村旅游还能潜移默化地推动乡村社会结构转型。一方面,乡村旅游将现代化的消费文化、经营理念、生活方式带入乡村,还有不少地方探索出“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土地入股、股权分化”等模式,推动了村级组织治理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壮大,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渠道进一步畅通,相应地乡村化被动为主动,引导更多资源流向乡村,进而在县域乃至更大范围内形成乡村旅游服务供给共同体[15]。

(三)结构重塑助推乡村功能优化

乡村不仅是满足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空间场域,也是农村经济发展、乡土文化传承、乡村公共服务建设及农民社会交往的平台载体[16]。换言之,乡村是一个发挥着多重功能的复合系统,表现为生产功能、生活功能、生态功能“三位一体”式地嵌套叠加[17]。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方针,实质上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优化乡村功能的纲领性要求。关于乡村功能的演化机理,学者们提出了“空间推动论”[18]和“要素牵引论”[19]两种解释思路:前者认为工业化、现代化的推进赋予乡村更多的空间意涵,乡村在保留作为生产空间的传统属性基础上,不断向着消费空间转变,进而使乡村功能由内至外地得到极大扩展;后者则强调在资源要素流入或流出的作用下,乡村功能相应地增强或衰退。而在结构功能主义看来,社会系统的各部分均遵循着某种既定结构来运行,并发挥特定功能以维持社会系统的稳定性[20],在典型化行动和创新型行动的影响下,社会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二者间一直处于交互形塑的状态[21],从而在结构调整与功能优化之间达成动态平衡。

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解释,乡村旅游在重构农村空间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必然使农村的生产功能、生活功能、生态功能发生新的变化,在多元主体参与、多类资源聚合、多方利益协调的综合作用下,单维散点的功能变化转向更紧密、更互补的功能协变。空间结构的重构使得农村的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之间形成了更为清晰的区域划分,从而在空间布局上巩固了乡村多重功能协调发挥的基础;农村经济结构的重构不仅进一步理顺了乡村一二三产业间的关系,使生产功能得到强化,还为补齐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的短板提供了物质保障;而乡村社会结构的重构既为实现共同富裕、扩大民主参与、增进社区团结等多维发展目标凝聚起广泛共识,也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在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的一致行动中构建起乡村的生态保护屏障。最终使乡村功能完成由“补齐”到“叠加”再到“黏合”的递进式优化。乡村在顺利完成由资源能力进阶到乡村结构重构再到乡村功能优化的完整过程后,乡村产业振兴、乡土文化传承、生态系统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等多重目标得以协同实现,进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三、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典型模式分析

基于“资源-结构-功能”演变的理论框架可以发现,旅游村庄崛起的前提在于是否具备资源能力,关键在于能否实现资源能力的进阶提升[22]。结合村庄内外旅游资源的多寡,以休闲旅游为主导产业的村庄可划分为资源丰裕型和资源匮乏型两种典型模式。自2019年起,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已推出三批共计1 199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有学者在研究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基础上,证实了其作为行业标杆和培育重点的代表性[23],意味着在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选择比较案例具有一定典型性。同时,考虑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基础设施状况可能造成的差异影响,增强案例间的可对比性,本文从同在一市的空间尺度选择旅游资源相对丰裕的明月村和相对匮乏的五星村两个村庄作为分析对象。明月村和五星村同位于四川成都,在2012年前后开始启动乡村旅游,并分别于2019年、2020年成功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尽管两村的旅游资源禀赋不同,乡村旅游发展起点有着极大差别(详见表1),但从结果来看,两村基本同步实现乡村旅游的发展壮大,并在助推乡村全面振兴上取得良好成效,表征着两条方向一致但方式有别的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实践进路。

表1 明月村和五星村的旅游资源禀赋比较

(一)识别整合内外资源,逐级巩固乡村旅游的竞争优势

明月村位于成都市蒲江县甘溪镇西部,地处大五面山浅丘带,距县城约20公里。辖12个村民小组,1 383户4 086人。明月村生态本底优良,拥有6 000亩雷竹、2 000亩茶田,森林覆盖率接近50%。历史上,明月村一直是邛窑陶器的重要产地,制陶技艺传承了300余年。2012年民间陶艺师李敏到访明月村,意识到陶艺、古窑不仅有着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价值,更是开发潜力巨大的旅游资源。于是明月村便利用李敏的人脉,吸引一批工美大师、文化创客来到明月村成立工作室,以陶艺为主题的文创集群雏形开始显现。随后,当地政府决定重点发展明月村文化产业,联合社会资本投资2.45亿元推动明月国际陶艺村项目落地。2014年修缮后的明月窑正式接待游客,迅速成为集陶文化展示、陶艺体验、陶器生产销售、田园度假为一体的“网红打卡地”。随着旅游热度激增,当地政府与村委会共同组建国际陶艺村项目工作领导小组,系统性地整合编排土地、人才、资金等要素。首先,将187亩国有建设用地优先用于新建文创项目,并引导村民出租闲置林盘,以缓解土地供给难题;其次,坚持筑巢引凤的人才策略,在县级部门选派当地干部,引进规划运营专业人才,同时吸引100余位知名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入驻明月村;最后,统筹政府专项财政资金,并通过土地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经评估论证有序引入优质项目,以满足旅游核心区建设的融资需求。

五星村位于成都市崇州市白头镇南部,紧邻崇州中心城区,路网发达、交通便捷。辖16个村民小组,878户3 066人。五星村原是纯农业村庄,以水稻、小麦、油菜等农作物种植为主。因产业结构单一、经济效益不高,五星村在2013年时仍被列为贫困村。因而对于旅游资源匮乏的五星村而言,发展乡村旅游必须弥补两大短板:一是开发旅游景点,实现游客引流;二是完善配套服务,提升游客消费意愿。为此,五星村主要采取了资源改造的灵活方式,来解决缺景观、少配套这两大痛点。其实早在2010年,五星村率先试点农业共营制,即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引导土地流转并实行规模化经营,引入职业经理人实现专业化管理,培育农业服务组织提供农业产销一站式服务[24]。在多元主体共同经营下,五星村高标准农田建设快速推进,除建成近千亩的水稻种植大田外,还打造了草莓种植基地、稻田养蟹养鱼示范基地等一批现代农业项目,前来体验农事、观光农田的游客日益增多,形成了五星村的第一个乡村旅游增长点。随着客流量的增加,五星村乡村旅游业态单一的局限愈发明显,游客引得来却留不住。为此,五星村抓住获批为成都市深化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机会启动新村建设,重新规划村内闲置林盘,集中建设了800多套特色民居,为后续发展民宿、餐饮、文创奠定了良好基础。

综上可见,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在于村庄能否聚焦内外部资源采取有组织的行动。明月村借助村庄制陶技艺传承的资源优势,在乡村旅游发展初始期顺利完成了由自发识别到自觉整合再到自主再构的资源能力进阶,以识别历史文化遗产为契机,依托政府财政扶持和社会资本加盟,破解明月村发展文创旅游面临的资源束缚,形成多方主体强强联合的有利局面。而五星村尽管缺少先天旅游资源优势,但其早期做法表明,相较于资源丰裕型村庄,资源匮乏型村庄在乡村旅游发展初始期借助资源拼凑能力,最大程度、最优效率地将现有资源赋以旅游价值,塑造特色旅游项目,同样可以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二)借力乡村旅游效益,系统重构乡村发展的结构体系

在激发村庄旅游资源能力后,如何才能在激烈的旅游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进而实现村庄经济、空间、社会结构的重构,成为摆在不同旅游资源禀赋村庄面前的重要难题。如前所述,文创旅游的发展为明月村带来的资金流、人才流、信息流、游客流,促成了产业链条的延伸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明月村先后成立明月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雷竹土地股份合作社,推出制陶、印染、农事、民宿、餐饮等系列服务项目,以品牌化策略包装当地手工艺品和农产品,衍生开发出明月陶、明月染、明月笋、明月茶、明月果酒等系列高附加值产品,使产业结构趋于优化。经济活力的激发和经济效益的累积也为明月村其他领域的结构转型打下良好基础。一方面,村民家庭生计不断改善,村民既可出租房屋,也能自主创业,还能通过合作社提供的岗位实现非农就业,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近3万元。另一方面,科学规划村庄空间,改造院落、营造景观时注重保护保留生态本底和文化本底,按照点状供地的方式将新建建筑与田间山林融为一体,形成了“一核、四区、一环线”的空间布局。此外,明月村还构建公平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和收益共享方式,包括专门划定村民创业区,支持创业成功的村民带动群众共同致富,合作社分红时更多向村民倾斜等。

随着大田景观和民宿条件的成熟,五星村的乡村旅游迈上正轨,对乡村的结构性影响也愈发深刻。首先,农旅融合的产业结构渐趋定型。外来投资者进入五星村,创办了五星春天酒店、一满文旅、悦漫花园餐厅等特色项目,逐步覆盖到餐饮、住宿、购物等多元业态。其次,田园湿地的空间布局开始成型。五星村集体经济的壮大也为环境治理提供了资金保障,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河道整治、黑臭水体治理,把桤木河打造成为占地达五千余亩的湿地公园,并按区域经营方式将湿地公园与林盘民宿、农田景观有机融为一体,使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实现统一。再次,兼农兼业的生计结构更加明显。乡村旅游带来大量本地就业机会,不少村民返乡创业。而为解决村民粗放经营、盲目竞争的弊端,五星村借鉴农业共营制的经验,组建五星村旅游合作社,实行“五统一分”运行模式(1)“五统一分”运行模式即统一资源收储、统一规划设计、统一招商引资、统一共享客源、统一管理服务、分户经营。,以抱团发展的方式增强分散农户的抗风险能力,提高其经营收入的稳定性。2022年,五星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万余元。最后,集体经济的分配结构逐渐优化。随着村级集体经济体量不断扩大,五星村把重点放在调整红利分配、平衡个体利益和集体收益上,创新实施了“3322”新型集体经济分红方式(2)“3322”新型集体经济分红方式即在当年集体经济收益中,拿出3成用于全体成员分红,3成用于扩大生产、升级农旅服务产品,2成用于奖励先进个人、帮扶困难群体,2成用于基础设施改扩建等公共事业。,既发挥出有效的激励作用,也为带动村民共富、加快村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归结而言,明月村主要通过村庄结构升级,实现村庄产业多元化布局到乡村一体式发展,即明月村在发展文创旅游的同时,能兼顾到村庄各领域的结构协同调整,一方面延伸产业链条,不断增强乡村经济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另一方面克服资本的盲目逐利性,减少对乡村原生生态、文化、空间的挤压风险,使内外主体共享乡村旅游发展红利。与明月村相类似,五星村主要通过村庄结构调整,实现村庄单一结构布局向复合结构融合,即五星村在乡村旅游发展成效初显后,也有意识地引导乡村结构的多维调整,一方面引入并整合社会资本,拓展乡村旅游的业态类型,形塑一二三产业复合一体的乡村经济结构,另一方面聚焦空间结构、机会结构和分配结构的动态调适,具体包括通过改造生态湿地凸显特色农旅主题,依托合作社统一管理赋以村民参与乡村旅游并获利的平等机会,借以红利合理分配释放乡村旅游对产业提质、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激励和保障作用。

(三)协同优化核心功能,全面助推乡村振兴的多重目标

乡村振兴的五大目标实质上指向了乡村功能的一体化,进而打造复合叠加的功能共同体。明月村的发展成效集中展现在乡村功能的持续强化上。首先,明月村以补齐公共基础设施短板为重点,投资建成2 300余平方米的文化广场、1 000平方米的综合文化站、9公里的旅游环线、8公里的观光步道,修建明月书馆、明月画室、明月乡村研究社等公共空间,实现生产功能、生活功能、生态功能的协同优化。其次,明月村瞄准村庄软实力的提升,以社区教育为抓手,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开创乡村文化传承的新局面。如培育舞队、琴社、诗社、乐队等6支群众文艺队伍,引进公益组织定期举办明月讲堂、明月夜校,推动乡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互动融合。最后,明月村依托自治、法治和德治的融合来助推村庄善治。如成立“五老”调解会、乡贤理事会、道德理事会、村民议事会,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主动性;开展模范家庭评选活动,以良好家风涵养文明乡风。

同样,五星村在发展乡村旅游之前,长期是以农业种植为主的传统村落,农业生产效益不高,农民生活条件相对简陋,农村生态环境受损明显。而乡村旅游的发展成为五星村多元功能互补强化的黏合剂。首先,借助资源改造,五星村将传统农田转化为特色景观,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附加值,也拓宽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使农业生产的效率得到提升。其次,五星村引导村民从散落林盘中搬迁出来,既实现林盘资源的活化利用,也改善村民的生活居住条件。最后,五星村整合多方资金治理河道、打造湿地公园,持续投资基础设施改扩建,既增强了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也提升了生态品质和公共环境,将生产功能、生活功能与生态功能衔接起来,并促成功能间的叠加黏合。

总的来说,无论是明月村还是五星村通过激发村庄资源能力和重构村庄多重结构后,在很大程度助推了村庄生产、生活、生态等功能的优化,从而有力地推动村庄全面振兴。概括而言,明月村主要依托文创旅游,从不断补齐村庄显性短板功能到提升村庄隐性公共治理功能,进而实现村庄全面振兴。其关键做法主要有三:一是捕捉特色资源,整合内外力量,打造以“陶文化”为主题的品牌核心;二是依托乡村旅游合作社,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形成复合协同的多元产业结构;三是引导各类发展要素有序回流、合理配置,平衡政府与乡村、集体与个人、新村民与老村民间的利益关系,优先保障乡村长远效益。由此,明月村达成了城乡融合、文化传承、经济增长、生态保护、利益共享、治理改善的内在统一。五星村主要通过“田园变景区、林盘变民宿、农产品变礼品”的策略,从传统农业村落的功能失调到现代产业社区的功能黏合,从而实现村庄旅游持续提质增效,发挥出推动乡村振兴的引领作用。其核心做法也主要有三:一是转变对资源的认知局限,主动拼凑既有资源并推动资源旅游化;二是以乡村旅游品牌建设为中心,逐步增强对外来资本的吸引力;三是注重引导乡村旅游的经济效益向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转化,促成乡村合理结构的生成和综合功能的发挥。两村的典型模式比较见表2。

表2 明月村、五星村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典型模式比较

四、结论与讨论

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有效载体,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必将成为未来热点,而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既是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以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重在理顺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内在关联,以乡村旅游的点激活乡村产业的线,进而辐射乡村建设的面,经由乡村结构的重塑和乡村功能的优化,达致乡村振兴的多维目标。区别于以个案描述与经验反思为主的已有研究,本文的贡献在于建构了一个基于“资源-结构-功能”演变的理论框架,从逻辑演绎的角度论证了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并通过典型模式比较的方式验证了该分析框架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就不同资源禀赋村庄的发展成效而言,无论是资源丰裕型村庄,还是资源匮乏型村庄,都有机会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来推动乡村振兴。两类村庄的发展差异更多体现在初始阶段,即根据拥有的旅游资源和面临的内外情境,采取相匹配的资源行动,以促成资源能力的生成,并在资源能力进阶提升的同时带动乡村结构重构、功能优化,最终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同资源禀赋的村庄需要引导乡村旅游所带来的结构性影响和功能性变迁始终保持在可控范围和正确轨道,才能真正实现从产业繁荣跨越到乡村振兴。

基于“资源-结构-功能”理论框架进一步审视不同资源禀赋的旅游村庄发展过程,还可得出以下四点有益启示。(1)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实践过程具有鲜明的系统性特征。不仅需要乡村重点抓好旅游这一主业,培育起乡村振兴的突破点和着力点;更需要坚持系统思维、做好规划设计,将乡村旅游的发展置放于乡村振兴的全局中予以统筹安排。(2)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实践过程并非是自动形成的,需要各方行动主体协同参与。既要发挥关键行动者的比较优势,也需不同主体达成合作共识并付诸具体执行。(3)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虽离不开资源禀赋,但更依赖及时合理高效的资源行动,整合资源存量、促成资源转换、创造资源增量。对于旅游资源匮乏型村庄来说,一系列资源行动可以加速旅游资源的初始开发,进而完成由无至有的转变。(4)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需从长远角度处理好二者的衔接问题,特别关注对乡村结构、乡村功能的内在影响。要使乡村旅游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推动力量,重在释放乡村旅游对乡村结构重构、乡村功能优化的正向效应,让农业增效、农村赋能、农民获益,为乡村旅游、乡村振兴不断注入活力。总而言之,从“资源-结构-功能”演变的理论框架解析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不仅能够有效回答乡村振兴战略对乡村旅游理论研究提出的时代之问,所梳理的经验启示也能为以提质增效为核心的乡村旅游地方实践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