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容县委员会

“愿与我忠勇将士， 共洒此最后一滴血， 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上以慰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下以救我东北民众沦亡之惨。”

这段文字，发于1933年，是时任临永警备司令何柱国《告第五十七军全军士兵书》中的一段话。如今，虽已过去了89年，但读来依旧字字锥心、热血沸腾、血脉偾张。

何柱国，字焕华，别号铸戈，1897年农历十月二十八日出生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容县杨梅镇成美村，为中华民国上将，属东北军爱国将领。

何柱国

热血少年投身军旅

何柱国7岁接受启蒙，由母亲送入私塾读书；10岁时母亲去世，由二哥何柱范资助，转入小学堂读书；3年时间读完《四书》。私塾老师对他十分赏识，对村人说： “他日，此子必成大器！”

1910年，13岁的何柱国被已在广东当官的二哥接到广州，考入广东随宦学堂就读。二哥何柱范因受孙中山革命思潮的影响，崇尚武道，命何柱国报考黄埔陆军小学第五期。从此开始，何柱国接受了严格的军校训练。1914年冬，何柱国考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中学）；1916年，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继续深造。1917年4月，团成绩优异、学习刻苦被保送到日本留学，进入日本士官学校中华学生第十二期骑兵科学习。毕业后回国，被分配到南苑陆军第九师见习。1921年，何柱国前往东北投奔奉军，得到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赏识，成为东北军重要干将。对于前往东北，何柱国后来回忆说： “第一，我学的是骑兵，去东北正好施展自己所长；第二，我脑子里所想的敌国是日本，认为去东北就是走向国防第一线；第三，为了自己有带兵的机会。”1926年5月，何柱国晋升为少将，1928年5月升为中将师长。1928年11月东北军缩编，何柱国任东北陆军第三旅中将旅长。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决定东北“易帜”，纳入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之下。何柱国竭诚拥护张学良这一决策，因为这是促进中国南北统一的重要举措。1930年4月，蒋阎冯桂中原大战爆发，何柱国的第三旅由朝阳、北票、义县一带进驻山海关驻防。次年1月，何柱国被任为中央政府国民革命军陆军步兵独立第九旅中将旅长。他非常厌恶参加军阀混战，说： “当初我投身东北，怀着抗日御侮，捍卫国土的善良愿望，却没料到后来卷入了军阀混战的漩涡之中。自相残杀，徒耗国力，还给老百姓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回首往事，不胜感慨之至！”

打响长城抗战第一枪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全部沦陷。1932年1月，日军占领锦州后，又大举向关内进犯，大批日军集结于山海关外沿长城一带，直逼山海关，窥视华北。7月，张学良任命何柱国为临永警备司令，司令部设于山海关。日本天津驻屯军秦榆守备队队长落合正次郎多次与何柱国会面，希望他实行独立自治，并允诺可以帮助他取代东北军首脑地位，以换取他为日本效劳。对此，何柱国深恶痛绝，说： “我无论为了个人人格或为民族气节，都绝无考虑余地，但是为了便于全面应付，表面上推说事关重大，不好轻易决定来敷衍，而暗中立即报告张学良，建议从速准备一切。”日军步步进逼，将士腹背受敌，蒋介石却指示“避免冲突”，何柱国在愤懑之中率领全体将士枕戈待旦，修筑工事，坚守孤城，时刻准备与侵略者决一死战。

1932年12月8日，锦州日本第八师团一列铁甲车，以追击义勇军为名，开到山海关站东端长城缺口，突然向城内发炮38发，惊骇全城。张学良把何柱国 （已任第五十七军军长）部布置在北戴河至界岭口之线，第九旅之第六二七团驻山海关城西5公里的红瓦店、七星寨一带，六二五团驻城西五里台、孟家店、角山寺一带，六二六团驻守山海关城和北翼城，准备与日寇一战。

1933年1月1日，日军发动著名的榆关之战。何柱国下令坚决抵抗，向全军发布《告士兵书》，并提出战斗口号： “以最后一滴血，为民族争生存；以最后一滴血，为国家争独立；以最后一滴血，为军人争人格！”

榆关之战是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之后，为实现其野心勃勃的“大陆政策”进而侵占我华北地区的前奏，也是我国军队在长城线上抗击日寇入侵打响的第一枪，是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的英勇悲壮的一战。榆关之战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体现了何柱国等中国将士宁死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情操，和舍身为国的坚强的抗战意志。

为红军北上抗日让路

19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 《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 “武装反蒋”，同时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全国范围内共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蒋介石不仅无视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威胁，反而成立了“剿共”总指挥部发起新的“进剿”。

中共中央为了保卫西北，扩大和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组建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打击反共顽固派马鸿逵、马鸿宾部，在陕甘宁创立新的根据地。为此，彭德怀派人给何柱国送去一封亲笔信，坦诚地说，当前抗日救国是每一个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的庄严使命，应该不分党派和政治见解，同舟共济、共同抗日。他建议何柱国让出海源、同心城一线，搬至固原以南，以协助红二、四方面军顺利北上抗日，并向何柱国郑重保证：在他南撤的过程中，红军绝不对他进行任何袭击行为。接着，又派红军炮兵创始人朱瑞前去谈判。何柱国对自己的参谋长孟绍周颇有感慨地说： “此时不正是东北军为国奋起抗日的大好时机吗？现在国难当头，只有国共两党通力合作，团结一致，方能抵御外敌。在这紧要关头，你我若阻挡抗日，围击红军，当成为历史罪人，将永远被后人唾骂！”于是，他不顾个人仕途，甚至置自己的安危不顾，毅然决定为红军让路，让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助力西安事变促和平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何柱国是主要参与者之一。事变发生后，何柱国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以周恩来为代表提出的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主张。14日，撤销内战机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并组成参谋团，何柱国代理主任，西北军的孙蔚如、红军的叶剑英担任副主任。12月25日，张学良、杨虎城释放蒋介石。张学良不听何柱国等人劝告，独自决定陪蒋介石飞回南京。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立即将张学良软禁了。

此时，在如何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上，东北军内部产生了主和派与主战派的严重对立。何柱国、王以哲等老一辈将领，同意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主张，坚决反对武力解决、破坏即将形成一致抗日的局面。在研究是否释放被扣押在西安的蒋介石军政大员和50架战斗机问题时，何柱国、王以哲坚持己见，主张全部释放。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感动蒋介石，早日释放张学良回西安”，并于12月29日将扣押的飞机及空地勤500多人全部释放。后来，张学良被扣，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等联名发表通电，对蒋介石的背信弃义行为进行揭露。

1937年2月2日， “少壮派”孙铭九等人暗起杀机，派人杀害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消息传来，东北军广大将士极为愤怒，纷纷要求枪杀孙铭九一伙以报仇。在调解东北军分歧中，何柱国多次到三原面见周恩来，征求意见，二人也由此结下深厚情谊。当时，蒋介石调派陈诚、顾祝同率师进驻潼关。何柱国凭借着与顾祝同是同学的关系，多方奔走于南京、开封、西安之间，与之多方交涉，解决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使东北军没有再受更大的损失。与此同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同东北军、西北军商议后，由周恩来派刘鼎把孙铭九等肇事者送往三原红军辖区，杨虎城以军事压力手段迫使“少壮派”的部队离开西安开往长城一带，避免了事件的扩大。

与八路军、新四军协同抗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何柱国任骑兵第二军军长，隶属第二战区。他率部由陕西的神木、府谷向东驰赴晋西北，会同八路军抗击日寇。他在太原先后会见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彭雪枫等人，共同研究对敌战部署。同年8月上旬，何柱国率领第二骑兵军会同八路军贺龙一二〇师与日寇板垣师团进行顽强战斗；9月，与日寇酒井机械化兵团激战。其后，又率军参加了著名的忻口战役。

何柱国在率骑二军转战晋西北中，与贺龙的一二〇师友好协作。何柱国派其骑二军参谋长孟绍周与贺龙联络，派人传授爆破技术，并拨一连骑兵支援贺师，帮助贺师训练马术。贺龙也经常派宣传队到骑二军中慰问演出，并送毛泽东主席的《论持久战》100本给何柱国。何柱国开会组织官兵学习。在鏖战时，何柱国骑二军会同贺龙一二〇师在晋北一带展开游击战，袭击日寇后方，破坏交通运输线，斩断敌人的补给与增援，同时进行战役配合，支援忻口主力部队作战。

1937年11月9日，太原失陷，何柱国率领的骑兵以团或连为单位，连续数月向朔县、井坪、平鲁等日寇据点进行夜袭，破坏桥梁，打击敌人。1938年2月底，一股日伪军3000多人，由山阴出动，向乃河堡、老营、偏关进犯，另一股日伪军，由朔县奔神池进攻根据地。何柱国立即命令骑兵第三师各团，在榆树湾附近与敌人展开激战，击毙敌人400多名，收复了河曲、偏关、老营、利民、神池等地。

在率部转战晋西北、陕甘宁、豫东皖北等地期间，何柱国还曾两次访问延安，均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热情欢迎接待。1939年秋，何柱国率部移防豫南途经延安时，延安军界又举行盛大欢迎晚会，毛泽东亲自致欢迎辞：“今天开这样盛大的晚会，欢迎中国的、外国的很多朋友和来客，首先是在前线英勇抗战、劳苦功高的何柱国将军。何柱国将军这次率领部队从晋西北开赴豫皖，途经边区，我们表示热烈欢迎……”轮到何柱国上台发言的时候，他以清朗的言词阐述了自己对抗日救国的见解，指出“团结是共同走向民族革命解放的道路，今后为求得胜利更快到来，国共两党应更加亲密团结，收复一切失地，争取最后的胜利”！他的发言获得了大家热烈响应。

1945年1月5日，何柱国任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5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抗战胜利之际，何柱国突然双目失明。尽管如此，他仍关心国家前途，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建国方针。同年10月，何柱国荣获胜利勋章。1948年5月，何柱国奉命退为预备役，自此长期住在杭州上城区菩提寺路4号养病。

在新中国迎来新生活

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时，何柱国断然拒绝去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表示祝贺。1949年5月10日，毛泽东致电率部解放杭州的三野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政委谭启龙等： “请告现在杭州养病的何柱国将军，他给毛、周、朱、彭的电报收到了，叫他安心养病。你们对何应予保护。”

何柱国在杭州拥有多家企业和房产，后来由于资金周转问题，他将部分企业、房产卖掉，一部分直接捐赠给国家。当时，杭州菩提路4号这幢楼（何宅）也计划卖了。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劝他留下自用，安心养病。在建国初，周恩来总理来杭州时，还特地去菩提路4号看望了何柱国这位共产党人的老朋友，让何柱国倍感欣慰。

1954年，何柱国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1956年，加入民革。后来曾任民革中央委员，民革第五、六届中央常委，政协浙江省委员会第一至三届委员、第四届常委，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常委。

晚年时候，何柱国十分怀念在台湾的原东北军将领，特别是对张学良将军念念不忘。1974年7月8日，他发电报给周恩来总理：“急 北京周恩来总理：请考虑可否托基辛格博士安排张汉卿去美国医治眼、耳？”他常说： “国共两党在历史上能两次合作，为什么不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呢？我还可以再出一把力嘛。”他多次请示，愿以老残之躯去香港、台湾和美国，会见旧同僚，力促祖国统一大业。

1985年9月3日，何柱国因患脑血栓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新华社向全国发了专电，全国政协为他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2015年9月3日前夕，何柱国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斯人已逝，唯有精神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