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莲霞

(天津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071)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内忧外患不断加剧、困境与机遇并存的情况下，清政府开启了十年新政。作为新政先导的袁世凯、张之洞等率先将创办官报局、出版官报作为地方新政的重要举措。袁世凯主持创办的北洋官报局和《北洋官报》成为各地争相效仿的模板。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期科技、文化生活的关注，《北洋官报》引起了一些学者的研讨，也有学者对其出版过程及其与清末新政的关系等进行了梳理。(1)参见李斯颐：《清末10年官报活动概貌》，《新闻研究资料》1991年第3期；李斯颐：《清末的官报》，《百科知识》1995年第6期；雷晓艳：《清末“新政”与新式官报》，《编辑之友》2013年第4期；杨莲霞：《清末官报出版研究——以〈北洋官报〉为中心》，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丁捷：《“官”、“报”之间：清末新政中的〈北洋官报〉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都海虹：《〈北洋官报〉研究》，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等。关于北洋官报局，学界只是在探究《北洋官报》时略做介绍。实际上，除编辑、印刷、发行《北洋官报》及其附属报刊(2)《北洋官报》附属报刊包括《北洋学报》《北洋法政学报》《北洋政学旬报》《北洋官话报》《北洋法政官话报》等。外，北洋官报局还将图书、钱币等印制作为其重要业务，学界很少给予关注，对于其图书印制这项重要业务，仅有几位学者顺带提过。(3)如王汉章《刊印总述》言：“自辛丑回銮以后，清廷厉行新政……又设北洋官报局，主其事者为项城张巽之孝谦及先兄汉辅祟烈，除印行官报外，并广购铅石印刷机器，印行钞票及书籍。”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0页。笔者在耙梳整理清末报刊、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剖解北洋官报局创办背景、图书印制种类及其与清末新政的关系等，论证其政治、教育、文化作用。

一、因事设局：北洋官报局的创办

“甲午一败，庚子再败”后，清廷下诏变法图治，袁世凯条陈的“似宜通饬各省一律开设官报局”(4)袁世凯：《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七日，《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页。，是地方督抚挽救政治危机的重要主张。该主张获光绪帝批准后，北洋官报局之筹办得以促成。此举因袭了19世纪60年代以来“兴一新事业则开一新局”的传统，为此，袁世凯做出了如下准备：

1.设立一总局两分局的架构。袁世凯于1902年3月在保定西门大街筹备创办北洋官报局。(5)《纪官报》，《大公报》1902年6月23日，第2版;8月3日，第2版。8月初，八国联军在天津的统治机构“都统衙门”撤销，直隶总督署得以恢复。15日，该署由保定迁到天津，于河北区狮子林大街集贤书院内设北洋官报总局，分局设于保定、北京。(6)《详定直隶官报局暂行试办章程》，《大公报》1902年9月26日，第2版。设总局和分局的状况，是清末新政期间创办的几十家官报局中独一无二的，这与“都统衙门”的撤销和直隶总督署由保定迁到天津有直接关系。

2.筹捐启动资金。为了使北洋官报局的主打产品(《北洋官报》及其附属报刊)、北洋官报局印制的图书等早日发挥“通上下”“通内外”“通风气”之功用，袁世凯“特捐两万金，以备开局首三月之津贴”(7)《官报续纪》，《大公报》1902年7月28日，第2版。，确保它顺利启动。等《北洋官报》正式出版后，用派销等形式收回款项，维持运营并扩大业务范围。

3.委任总办。因袁世凯重任在身，北洋官报局具体事宜，委张孝谦为总办。(8)《官报续纪》，《大公报》1902年7月28日，第2版。此与二人之交往及张孝谦主持过相关工作不无关系：早在1895年创办强学会时，张、袁均赞成康有为的主张；(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6页。次年，强学会被封禁改名官书局后，张孝谦负责局务；北洋官报局成立后，张孝谦接受委任，并于1903年借参加博览会之机考察日本印刷事宜，回国后整理的《印刷局问答》由北洋官报局当年出版，为报刊、图书印制做了管理上和技术上的准备。

4.选购机器纸张：1902年7月28日，“印架、铅字尚未齐集”。(10)《官报续纪》，《大公报》1902年7月28日，第2版。5日内已从上海购办机器、纸张，“闻七月前半月可以运到保定”。(11)《纪官报》，《大公报》1902年6月23日，第2版;8月3日，第2版。创办总局后，张孝谦派人前往日本购置“铅印、石印及铜板写真、雷镀、铅版、纸版机器”(12)《本局广告》，《北洋官报》1902年12月29日，第20版。等，使之除印刷报纸外，具有印刷图书等产品的能力。北洋官报局还从上海购置粉纸、连纸(13)1902年12月29日的《北洋官报》记载该局出版之桐城吴挚甫先生汝纶编辑《李文忠公事略》系粉纸精印；该报1908年12月1日记载《心算初学》《笔算教科书》为连纸印制。等，使所印各件“彩色鲜明，纸张坚细”。(14)天津市档案馆藏：《天津商会档案·北洋官报局登载文牍》，卷宗号：128-2-3-1236。北洋官报局也重视改良纸张，“于(1910年)三月朔日起，重将式样改良……使印刷精良，纸张洁白”。(15)《改良官报例言》，《北洋官报》1910年4月10—11日，第2版。此为北洋官报局能坚持到大清覆亡并于民初转为北洋公报局的原因之一。

5.招聘人才艺徒：北洋官报局除聘用日本印刷技师6人外，又“从日本聘请了铜版雕刻者及印刷者、石板印刷者、照相铜版者、亚铅凸版制造者等”，还“从上海雇入照相制版者、电镀铜版工、活版印刷者等”(16)侯振彤译：《二十世纪初的天津概况》，天津市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总编辑室1986年出版，内部发行，第331—332页。，并在《大公报》上刊登招收15—20岁的艺徒广告：“(北洋官报局)招募各项艺徒专心肄习……以期开通风气推广美术”，并给出“饮膳局给，俟能工作酌议工资”的待遇；铜版、写真之工艺极精极细，需“聪明沉静”“兼能略谙东文东语者”，给予当月发放津贴以示鼓励之待遇。不足半月时间，招满艺徒。(17)《北洋官报总局广告》，《大公报》1902年11月28日，第3、4版。

“因事设局”的北洋官报局在确定架构、落实经费、购置机器纸张、技师工匠艺徒到位后，图书等的印制终得付诸实践。为了将其推向深入并树立模板形象，实际运营中，北洋官报局在技术革新、人员培育、设备更新、舆论宣传方面都做了适度的调整或补充，使得官报局得以经营到清政府灭亡直至20世纪20年代末。此问题，拟另做论证。

二、新旧之间：北洋官报局印制图书的种类

北洋官报局既承担着官方新式宣传舆论媒介的印刷，又是清末新政时官方创办的第一家出版机构，在其拳头产品《北洋官报》显要位置刊登该局印制图书广告，公告它遵循着“补助学堂教科，以开通风气裨益士林”“发明中西学术，以保持国粹输运文明”(18)《封面告白》，《北洋官报》1903年3月3日，第1版。的出版宗旨。北洋官报印制图书种类可归纳如下：新式教学教法图书，政法类图书，“农学新书”，直隶警政类及直隶地方文献类图书，国学类图书，学报类图书，国外史书、工具书及外交类、条约章程类图书等。

1.新式教学教法图书

清末新政承袭着洋务派通过出版教科书来支撑官方在教育等领域改革的理念，因“教育之良否，教科书关系最巨”。(19)《商务印书馆：编辑共和国小学教科书缘起》，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21页。伴随着“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的颁布，新式教科书的编辑、印制、发行已成为出版机构的重要业务，直隶一省的蒙童学、中学教科书及教法图书印制工作由北洋官报局完成。

(1)“无一出自迻译”的蒙童课本

“壬寅学制”规定，“儿童自六岁起受蒙学四年，十岁入寻常小学堂修业三年”，“小学分高等、寻常二级”(20)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79页。，“学生智识之开明，无不系乎课本”(21)《学校司编译处遵议编译改良规则呈请核示文并批》，甘厚慈辑、罗树伟点校：《北洋公牍类纂正续编》第2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52页。，次第皆兴的新式学堂出现“无书可教”或“教无可恃”的情况，直隶学校司成立后最重要任务之一是根据“师范学堂中小蒙学堂试办章程”等组织编选教科书，委北洋官报局印制并札发直隶省各学堂，其具体信息可梳理如下页表1。

表1 教科书目录对比一览表

北洋官报局还出版有我国第一部由学堂编纂的语文课本《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刘树屏编，澄衷学堂1901年初版，北洋官报局1904年再版)、国学启蒙经典读物《小学韵语》(罗泽南撰，1879年初版，北洋官报局1904年再版)及我国较早的历史教科书《历代史要》(直隶学校司编，北洋官报局1903年版)。(22)学界一般认为此书为山东官书局首印，恐误。与“着手极难，非亲往日本以目击为考订不可”(23)丁文江、赵丰田编著：《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页。之“江鄂”派不同的是，北洋官报局印制的蒙童各课本“均系编辑而成，无一出自迻译”(24)《学校司编译处遵议编译改良规则呈请核示文并批》，甘厚慈辑、罗树伟点校：《北洋公牍类纂正续编》第2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52页。，以“师范学堂中小蒙学堂试办章程”的新式学科体系为参照，直隶一省蒙童教科书编辑、印刷、发行的“直隶学校司编辑—北洋官报局印制—北洋官报局札发”流程，体现了清政府(更具体地说是北洋派)将教育纳入“国家政权建设”的主观努力。

(2)全部译自日本的中学教科书

北洋官报局还印制了日本学者撰写的以下中学教科书：《矿物学教科书》(神倮小虎撰，张云阁译)、《矿物学简易教科书》(横山又次郎撰，范桂郛译)、《博物教科书》(藤开健次郎撰，李刚己、牧野田译)、《中等植物教科书》(松村任三、齐田功太郎撰，陆鋆译)、《化学教科书》(龟高德平撰，陈健生译)、《生理教科书》(坪井次郎撰，张云阁译)、《东洋史教科书》(开成馆编纂，陆鋆译)、《普通动物学》(饭岛魁撰，陆鋆、陈健生译)、《中等动物学》(邱浅次郎撰，陆鋆译)、《生理卫生学》(齐田功太郎撰、范桂郛译)、《农学阶梯》(稻垣乙丙撰，陈健生译)、《物理学初步》(条田利英撰，张云阁译)、《中(等)地文学》(矢津昌永撰，范桂郛译)。(25)《告白》，《北洋官报》1903年3月1日，第18版。如上涉及植物学、动物学、地文学、物理学、工学、矿物学、博物学、化学等基础学科的教科书，延续了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建构的新式学科，在20世纪初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教科书体系。

清末，人们对待知识的态度开始从“夸多识”转向“尊新知”(26)宋志明：《中国近现代哲学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5页。，而在教法、教育管理方面，北洋官报局还引印了《理化示教》(后藤(牧)太撰，陈保生译)、《学校管理法》(国府寺新作、相泽英二郎撰，杨庆鋆译)、《简便国民教育法》(清水直义撰，沈绂译)、《实用教育学》(大濑甚太郎撰，杨彦洁译)等。

2.政法类图书

清末新政改革端绪甚多，归根到底无不是政治体制之变革，修订法律和预备立宪又是其重要举措，二者既是近代修律与宪政新体制的肇始，又间接导致了旧体制的瓦解。北洋官报局印制的政法类图书有：我国最早的政治学著作及其补编《皇朝政治学问答》及其增校初编、增校二编；“关于法律全体之知识”的《法学通论》(本矶谷幸次郎撰，王国维译，北洋官报局1903年版)；(27)下文提及的天津商务印书馆出版之《法学通论》则为刘崇佑翻译、日籍作者织田万撰写。天津自治研究所编、极力宣扬“今日立宪为潮流”(28)天津自治研究所：《立宪纲要》，北洋官报局1906年版。的《立宪纲要》(北洋官报局1906年初版)；于1907年还出版有《皇朝政典举要》(增田贡原等撰，毛淦补编，同治朝初版)、《万国宪法比较》(辰巳小二郎撰，戢翼翚译，商务印书馆1902年初版)、《万国公法提要》(高桥作卫撰，张凤台译，泰东同文书局1905年初版)等。

与同期天津商务印书馆新出《钦定大清会典》《钦定大清会典及事例》(29)《天津商务印书馆新书出版》，《北洋官报》1909年7月7日，第16版。等16种“中外政法要书”不同的是，北洋官报局出版的政法类图书种类少且不成系统，但又涉及公法学、兵法学、宪法学、国法学、刑法学等，或可从另一层面反映清末十年出版物“混乱”(3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页。的弊病，但不可否认的是，北洋官报局出版的零星政法类图书，也是近代国际法文本的阅读与本土化在出版层面的彰显，亦是法政科留日学生与直隶法政近代化的成果。

3.“农学新书”

清末直隶新政的内容之一是推行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改进，除设立直隶农业高等学堂外，还在图书出版方面做了推进：北洋官报局至少印制了41种“农学新书”(31)陈鸿祥：《国学与王朝：罗振玉大传》(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71页)记载：“《农学丛书》(即‘农学新书’，笔者注)，上海农学会编译、北洋官报局石印本，三十一册，存三十三种三十一卷，未署刊印年份，唯由其篇目，可推断当编印于甲辰年(1904年)。”恐有误，笔者据《北洋官报》第30、44、59、314、424期推断，此套名为“农学新书”的丛书总计至少41种，除《地球韵言》于1904年被北洋官报局重印外，其他均于1903年出版或重印。另，陈著论及北洋官报局印制“农学新书”中有“八种辑诸《农学丛刻》”，而笔者研究发现农学新书中有11种辑之于《农学丛刻》，分别为《蚕桑问答》《山东试种洋棉简法》《劝种洋棉说》《通属种棉述略》《种烟叶法》《黔蜀种鸦片法》《牧猪法》《英伦农会章程》(《农学报》作《英伦奉旨设立务农会章程》)、《日本农会章程》(《农学报》作《大日本农会章程》)、《日本农学章程》。，具体包括：

理论、学理类(7种)：《农学论》(张寿浯撰)、《农学初阶》(英·黑球华来思撰，吴治俭译)、《农务化学简易要法》(32)《农学报》(1900年3月)作《农务化学问答》。(美·古来拉撰，英·傅兰雅译，王树善述)、《马粪孵卵法》(美·胡儿别士撰，山本正义译)、《害虫要说》(小野孙三郎撰，岛居赫雄译)、《厩肥篇》(美·啤耳撰，胡濬康译)、《地球韵言》(张士瀛撰)。

林木烟草类(9种)：《果树栽培总论》(福羽逸人撰，沈绒译)、《植漆法》(初濑川健增撰)、《日本栽桑捷法》(岩田次郎撰，黎炳文译，李骏声绘图)、《山居琐言》(王晋之撰)、《种印度粟法》(直隶臬署原译本)、《种烟叶法》(徐树兰述)、《黔蜀种鸦片法》(陈寿彭译)、《麻栽制法》(高桥重郎撰，藤田丰八译)、《淡芭菰栽制法》(美·厄斯宅士撰，陈寿彭译)。

果蔬类(4种)：《葡萄新书》(中城恒三郎撰，林壬译)、《水蜜桃谱》(褚华撰)、《蕈种栽培法》(本间小左工门撰，林壬译)、《家菌长养法》(美·威廉母和尔康尼撰，陈寿彭译)。

花草类(8种)：《山东试种洋棉简法》(英·杜均安撰，锡九译)、《植美棉简法》(直隶臬署原译)、《通属种棉述略》(朱祖荣撰)、《劝种洋棉说》(朱祖荣撰)、《种棉实验说》(黄宗坚撰)、《山蓝新说》(33)《北洋官报》(1900年3月3日)误用为《山蓝心说》。(堀内良平撰，林壬译)、《种蓝略法》(34)《农学报》(1899年10月)作《种蓝(即靛青)法》。(藤田丰八撰，罗振玉译)、《草木移植心得》(吉田健撰，萨端译)。

畜牧类(2种)：《牧猪法》(陈梅坡译)、《山羊全书》(内藤菊造撰，罗振玉编译)。

水产类(1种)：《养鱼人工孵化术》(金田归逸撰，刘大猷译)。

昆虫类(1种)：《蜜蜂饲养法》(花房柳条撰，藤田丰八译)。

蚕业类(2种)：《蚕桑答问》(日·松永伍撰，朱祖荣译)、《蚕桑答问·续编》(日·松永伍撰，朱祖荣等译)。

制造类(2种)：《农产制造学》(日·楠岩编，沈纮译)、《制纸略法》(今关常次郎撰，佐野谦之助译)。

农具类(1种)：《福田自动织机图说》(日本大陇制造所撰，川濑仪太郎译)。

章程类(4种)：《英伦农会章程》(吴治诠译)、《日本农会章程》(贞吉译)、《日本农学章程》(贞吉译)、《瑞安农会章程》。(35)《农学报》(1897年6月)作《瑞安务农支会试办章程》。

上述41种“农学新书”中，除《地球韵言》《山居琐言》《日本栽桑捷法》外，其他均为《农学报》1897—1900年部分内容之翻印。此种现象，在《大清著作权律》颁行前极为普遍。北洋官报翻印《农学报》时随机性很强，可见编辑加工、选题优化环节工作甚微。

4.直隶警政类及直隶地方文献类图书

清末新政直隶模式中的警政、学务和筹备宪政等方面之创设和推行，都是取得成效、形成并在全国发挥示范效应的。首创于直隶的警政，除了巡警制度的创建、警务处的设立、通省巡警学堂创设外，北洋官报局还印制有《警察须知》《巡警章程》《折狱便览》《奏定北洋陆军武备学堂章程》等，对清政府中央办警政策和各省警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末，天津是新政的试验田、北方文化中心，体现在图书出版层面便是北洋官报局出版了一些大部头的丛书和类书。清代修纂《畿辅通志》凡3次，初修于1679—1682年，计46卷；因其“取诸类书而与本文讹舛”(36)唐执玉等修，陈仪等纂：(雍正)《畿辅通志·序》，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编：《清代方志序跋汇编·通志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重修于1729—1735年，凡120卷并图1卷；三修于1871—1884年，计300卷；因“兵燹以后板毁无存，原书流传甚少”，又因为“预备立宪时代编订法律、改良政治，必查沿行之习惯”，为“有裨于政学者……以供官绅、学界之研究”(37)《本局详呈开印〈畿辅通志〉公启请分别咨行札饬照章购股取书文并批》，《北洋官报》1910年5月31日，第4版。，北洋官报局于1910年9月采用石印法重印，共计300卷，至1911年2月全书告成发行。近人甘厚慈编辑的《北洋公牍类纂》正、续编(北洋官报局1907、1910年印制)，是记录20世纪初新政在北洋贯彻执行状况的史料汇编。《畿辅通志》《北洋公牍类纂》正、续编等直隶地方文献丛书，至今仍在学术界发挥着重要作用。

5.国学类图书

清末，西学不仅在学堂中占据一定的比例，且比重不断增加，为了减少科举改革对文言教学的冲击，维护经学、文言的正统地位，《学务纲要》规定：“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38)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转引自《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205页。北洋官报局在此类图书出版方面也略有贡献：《忠经》(东汉马融撰、郑玄注，北洋官报局1903年再版)、《明夷待访录》(黄宗羲撰，通行本有清乾隆间初刻本等，北洋官报局1903再版)、《圣谕像解》(梁延年辑，承宣堂1681年初版，北洋官报局1903再版)、《御制耕织图》(爱新觉罗·玄烨题诗，焦秉贞绘图，朱圭、梅玉凤镌刻，1696年内府刻本，北洋官报局1903再版)、《苏斋笔记》(翁方纲撰，1814年初版，北洋官报局1910年再版)、《康熙几暇格物编》(爱新觉罗·玄烨撰，1879年内府铅印本，北洋官报局1903年再版)、《周礼政要》(孙诒让撰，瑞安普通学堂1902年初版，北洋官报局1903年再版)、《印刷局问答》(张孝谦撰，北洋官报局1903年初版)。此类图书上溯东汉之《忠经》，中达圣谕昭示的美德和康熙皇帝科技成就，下及20世纪初各直省策论、经义等。但在西学东渐、人们对新知极度渴求的清末民初，西学书籍热销是不争的事实。

6.学报类图书

《北洋官报》附属报刊之一是《北洋学报》，1903—1906年，北洋官报局以“每十册订成一编”的形式将自出版以来的内容结集成《北洋学报》并以图书的形式出版《北洋学报汇编》(39)《北洋官报》1903年3月29日论及的《营义铁道论》《齐武铁道议》《对外政策概论》《普通教育制度论》等数十种，学报汇编类图书未做收录。和《甲辰全年学报汇编》《乙巳全年学报汇编》《丙午全年学报汇编》。(40)分别见《北洋官报》1906年2月5—13日“附张”背面；《北洋官报》1906年2月14—15日“附张”；《本局印售各种书籍图画目录》，《北洋官报》1908年12月1日，第1版。与“农学新书”部分翻印《农学报》不同的是，4种学报汇编类图书完全是《北洋官报》《北洋学报》部分内容的复制品。从类目上讲，4年“学报汇编”来源于“文学”“质学”“丛录”三编，“文学”类细分为公法学、法学、兵法学、宪法学、国法学、法律学、刑法学、历史学、舆地学、地学、地理学、商学、理财学、经济学、财政学、计学、交涉学、外交学、编译学等，“质学”类包括算学、天文学、地文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生理学、动物学类、植物学、农学、水产学、实业学、工学、机械学、枪炮学、矿学、热学等，“丛录”类涵括研究类论文，学报类图书是北洋官报局印制图书中学术性最强者。

7.国外史书、工具书及外交类、条约章程类图书

洋务派自19世纪中期就希冀从欧美等国致富求强的历史经验中获得借鉴，西洋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商务等类书籍迅速成为国内出版机构青睐的产品，部分图书20世纪初仍被再版或以节略本的形式出版。《泰西新史揽要》(原名《十九世纪史》)“以国为经，以事为纬”(41)《泰西新史揽要·提要》，《湘学新报》第1册，1897年4月22日。，经李提摩太翻译、蔡尔康笔录后于1894年以《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为名在《万国公报》连载，1895年又由广学会以《泰西新史揽要》为名出版单行本。1901年夏，吴兴周氏梦坡室刊印了节录本，《北洋官报》认为“梦坡室节录译本，虽云删繁就简而词意间或欠贯穿”。为此，北洋官报局“照原本详细校勘，略加增订，并填句读及人名、地名”，“以使初学此书庶成完璧”(42)《本局广告》，《北洋官报》1902年12月29日，第21版。，于1903年出版了《重修泰西新史节本》。同年还出版了汪荣宝等编辑的、主要收录西洋人文、自然科学新概念、中国近代第一部新术语辞典《新尔雅》，并于1903、1907年出版了《万国宪法比较》《万国公法提要》。清末，人们“以日为师”，北洋官报局1904年重印了文明书局1901年初版的日文速学工具书《东文典问答》。

袁世凯指导北洋洋务局“将历年中外交涉刊布通行”，以使“溯委探原，援引有据”(43)《颜道世清详奉饬接续纂修丙午年交涉要览是否照乙巳年原数预备或多添俾得遵照办理文并批》，《北洋官报》1908年8月6日，第6—7页。，自1905年起，每年出一本《交涉要览》——《光绪乙巳年交涉要览》《光绪丙午年交涉要览》《光绪丁未年交涉要览》在此背景下付梓。另外，北洋官报局还印制了《中俄条约》《中日条约》《中英条约》《中美条约》《陆战条规》《局外公法》《局外公法摘要》等。

若对北洋官报局出版的各类图书再进行更细致的划分，则可看出其基本遵循着“其细目则政学、法学、公法学、群学、计学、商学、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教育学、舆地学、兵法学(以上文学)，物理学、机械学、化学、算学、图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地质学、农学、矿学、工学、医学、卫生学(以上质学)”(44)张帆：《晚清教科之“科学”概念的生成与演化(1901—1905)》，《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的概念及演化。此为发明中国旧学之新义、学术演进之必然趋势下(45)左玉河：《晚清“古学复兴”：中国旧学纳入近代新知体系之尝试》，《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开辟了晚清十年官方出版顺应学界“专以新理新法治旧学，故能破除旧时一切窠臼障碍”(46)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30页。的趋势，和以新理重新出版、诠释旧学的局面。

三、北洋官报局图书出版对新政的推动作用

清末为应变而“开局”的北洋官报局等，“始终是国家体制中非常夹生的一种东西”，它们既不属六部管辖，也“不在司、道、府、州、县那个行列里”(47)杨国强：《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0页。，故此，既具有服务新政的、“局”的官方使命，又需突出“官办”特质。其编辑、印刷、发行图书等，既助推了新政逐项举措之印制、发布的进程，又凸显了清末新政在出版领域的内容生产、文化传播、教育辅助功用。

首先，北洋官报局生产的图书、报刊等，绝大多数直接服务于清末新政。《北洋官报》创刊之初即在告白位置刊登该局印制图书之广告。(48)《北洋官报》1902年12月29日“本局广告”栏目即刊登《李文忠公事略》《奏定北洋练军营制饷章》《直省乡墨约选》《重修泰西新史节本》之新书广告。1903年，《北洋官报》出版不久即推荐官报局编辑、印刷、发行的《奏定北洋练军营制饷章》：“此书于营制、饷章条分缕析、本末赅备，北洋大臣袁译奏，交政务处奏准颁发通行。”(49)《北洋官报广告》，《北洋官报》1902年12月29日，第2版。随着新政的推进，凡与新政相关的条约、章程、公牍、文稿等，先在《北洋官报》上登载，后多被结集成书由官报局“陆续付印”。(50)《本局付印各书》，《北洋官报》1905年1月7日，第16版。具体包括《(天津北洋)武备学堂章程》《巡警章程》《银元局章程》《出洋学生章程》《局外公法摘要》《赈捐例章》《局外公法》等。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再次凸显新政内容，颇具现实性和宣传效用。

为贯彻新政，除在《北洋官报》“本地新闻”“畿辅近事”等栏目刊发新军、邮传、电报、轮船、币制等举措之制定、落实及影响外，北洋官报局还出版包括农学、政法、警务等新政领域的图书。其中，21种新政宪政时期的政法类图书，或多或少展现着清末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改革的原因、途径、方式及后果。41种“农学新书”不仅在北洋官报局的产品种类中占据较高比例，还展现出系统、实用的特点，这与清末直隶较早推动农业技术革新并成为农业新政典范密不可分。

其次，清末新式教育蓬勃发展，学校教学所需教材教法图书亟须生产印制，与之相伴随的宣讲等社会教育资源的需求也明显扩大，北洋官报局印制相关出版物有效实现了学校教化、社会动员和民众启蒙。“钦定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及科举制的废除，使得适应新式教育体制教科书的出版成为那个时代出版业的大事。北洋官报局印制的蒙童教材、中学课本、教法教学管理类图书60余种，占该局图书出版总额1/4强，足见该局总办、总纂们对新式教科书出版工作的重视。这些图书的出版过程，并不是简单的文字转化，而是西学的话语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在文教领域的借鉴和再创造过程，有效实现了学校教化的功用。

印制学校用书外，《国民必读课本》等直隶省社会教育场所(阅报社、宣讲所、半日学堂、半夜学堂)舆论引导素材也多由北洋官报局印制，并随同《北洋官报》分寄，不取分文。(51)《本局寄发〈国民必读〉(第三编)广告》，《北洋官报》1906年2月27日，第1版。北洋官报局前后公开印行《国民必读课本》10万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52)郭本禹、魏宏波：《心理学史一代宗师：高觉敷传》，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6页。发挥了“裨政教”(53)《试用从九品张实树请设立阅报公所并宣讲章程禀奉》，《北洋官报》1903年10月31日，第8版。“补教育所不足”(54)《奏准设立宣讲所》，《北洋官报》1906年10月26日，第7版。和民众启蒙作用，对开民智、利宪政、推新政都有积极作用。

再次，北洋官报局是应清末新政而生的出版机构，出版进程中的印前内容把关、一种图书两种纸张准备、预售制、集股制及印制过程中的进程告示等也颇具启示意义。众所周知的北洋官报局与文明书局版权争议案的发生，还有一个大家不太了解的细节，《中国地理》《中国历史》两种“因奉批删改”(55)《学校司编译处遵议编译改良规则呈请核示文并批》，甘厚慈辑、罗树伟点校：《北洋公牍类纂正续编》第2册，第452页。，经北洋官报局改正后排印，从另一个切口透视出北洋官报局注重内容质量。《心算初学》《笔算教科书》两种图书，粉纸印装者洋五角，边纸印装者洋四角，另有《忠经》《节本泰西新史揽要》《中学植物教科书》《生理卫生学》《植物学教科书》《化学教科书》等书也用两种纸张印刷。(56)《本局印售各种书籍图画目录》，《北洋官报》1908年12月1日，第1版。此举上承19世纪70年代中华印务总局用白纸、赤纸印刷《普法战纪》(57)张志春编著：《王韬年谱》，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页。，下启抗战时期《四部备要》连史纸、赛连纸两种纸张、精装和平装两种方式印制，其目的是满足不同受众对图书的需求。

大部头图书印前预售制及集股制，是北洋官报局确定图书印数及提前收回款项的灵活举措，最具代表意义者当属《畿辅通志》之重印。因《畿辅通志》“卷帙浩繁”，如要达到“纸张洁白，印刷精良”之目的，则“工本较巨”。北洋官报局解决此问题的举措为将“开印公启”“预约券”“发行简章”以宣传单的形式随《北洋官报》赠送(58)《本局详呈开印〈畿辅通志〉公启请分别咨行札饬照章购股取书文并批》，《北洋官报》1910年5月31日，第4版。，印成后，集股订购者可凭券取书，“既可略收成本，兼可藉广流传”(59)《本局详呈开印〈畿辅通志〉公启请分别咨行札饬照章购股取书文并批》，《北洋官报》1910年5月31日，第4版。，可谓一举两得。为收实效，进入印制环节后，《北洋官报》跟踪报道《畿辅通志》印售情况：“原订分作两期出书，所有第一批应出十函每函十册共计百册……业于八月底如期告成。”“第二批应出十四函书，计一百四十册，经本局加工赶印，已一律告成。”(60)《〈畿辅通志〉第一批出版广告》，《北洋官报》1909年11月29日，第1版。同样对印制进度进行追踪报道的还有教材和“农学新书”：“(《植物学》等)十三种经学校司勘定由本局选工刊印。”(61)《本局广告》，《北洋官报》1902年12月29日，第20版。“(《水蜜桃谱》)等十四种现已付印”。(62)《告白》，《北洋官报》1903年3月1日，第1版。因自北洋新政开启之时，清政府就面临着财政困难的局面，以上诸种举措，一则减轻了官报局的压力，二则从社会筹集资金，提前确定产品的终极消费者，体现了官报局比较先进的经营理念。

北洋官报局开展的诸种印刷业务，是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出版业近代化的扩展、延续或变革的体现，展现着清末民初“器”“技”“艺”“术”诸多层面的比较与反思：与其主打产品《北洋官报》为清末新式官报模板的地位相仿，在北洋官报局模板效应下，清末至少创办了33家新式官报局，北洋官报局印制的《御制耕织图》《印刷局问答》等图书被四川官报局、山东官报局等重印，成为清末政权巩固、权力展现的平台，足见其多少带有洋务运动时期创办实业的旧影；对新政法令、政策、制度的印发，对新政举措的推行、落实，对学校教育、民众启迪及对清末新政期间出版经营理念的助推等，既是直隶总督和北洋集团应对政治危机的文化举措，又凸显了北洋官报局在启迪民智、传承文化、“补教育所不足”等方面的政治作用和教育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