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格

8月15日，上任不足百日的韩国新总统尹锡悦公布了“光复节”特赦名单，共有1693人赫然在列，获得总统行政特赦、减刑和复权。一些出现在特赦名单的人物引起韩国反对党的口诛笔伐——曾因“干政案”获刑的三星掌门人李在镕彻底自由并恢复其经营管理权，“张紫妍案”嫌疑人之一乐天集团会长辛东彬也获得特赦并复权，名单中还出现了造船STX会长姜德寿和东国制钢会长张世宙等财阀。

富则自由，穷则有罪？

2017年，三星掌门人李在镕因“干政案”被指控行贿、挪用公款、转移资产、隐匿犯罪收入、作伪证等5项罪名而获5年实刑，这打破了韩国司法界不成文的“三五定律”，即财阀获罪只需判三缓五，牢房都不用进即可平安“出狱”。

当时，态度强硬的平民总统文在寅破天荒地判处韩国最大企业三星掌门人李在镕5年实刑，一方面是为了兑现竞选承诺，另一方面是对保守党和财阀的有意削弱。他曾多次坚定地否决法务部对“特赦李在镕”的设想，彼时，“韩国政商勾结即将终结”的呼声不绝于耳。然而铁打的财阀、流水的总统，“逆行者”文在寅也在卸任前夕顺水推舟行使了假释权利，韩国法务部特地修改了假释条例，放宽假释对象审查标准，并通过了对李在镕的假释议案。在检察官出身的尹锡悦总统上台后，其所在的保守党与财阀、亲日亲美势力深度捆绑，再加之三星集团的有关韩美半导体合作的舆论造势，特赦李在镕已顺理成章。

总统尹锡悦表示赦免名单的出台，以促进民生和经济复苏为重要考量依据，有望帮助韩国“克服经济危机”。结合路透社报道，韩国政府给出赦免李在镕等人的理由是“应对经济问题”，韩国法务部长官韩东勋也在8月12日表示，“由于迫切需要克服国家经济危机，我们精心挑选了通过积极的技术投资、创造就业机会来引领国家经济增长的商业人士，并给予其赦免。”太阳底下无新事，财阀获刑后被特赦并非首次，“为了经济发展及国家利益”也成为财阀脱罪的常见托词。

有趣的是，特赦罪责在身的特权阶层并没有引发滔天民意，“富则自由，穷则有罪”的观点似乎在韩国早已深入人心。7月，四家民意调查机构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77%的受访者支持赦免三星领导人，甚至在特赦名单公布后，尹锡悦跌跌不休的民望终于回暖。“汉江奇迹”让民众无法走出财阀经济的神话，现今韩国经济低迷、通胀上行、出口锐减，产值占据韩国GDP22%的三星集团及其掌门人，似乎成为民众心中的救世主。

“政经癒着”

韩国政治、经济、军事与媒体之间的跨界捆绑，给腐败和特权留下了肆虐生长的土壤，凭借政治特权换取经济利益，依凭经济地位获取政治特惠，在隐秘又猖獗的政商互动中形成了沉疴难愈的“政经癒着”。“癒着”一词为日语中“黏合”之意，本意为由于炎症而导致的原本应分开的不同组织之间的黏合，韩国人用这个词来形容韩国一体化、依赖化、黏合状的政商关系恰如其分。正如鳄鱼与鳄鱼鸟之间的互栖关系，相互挟持、相互利用的政商关系起源于威权政体。

在二战结束的阴霾中，日本殖民统治留下的产业资源和美国援助帮助财团企业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1961年，朴正熙发动“5·16军事政变”，建立共和党并成立军事政府，韩国进入军政复合体的武人统治时代。有着强烈民族自尊心的朴正熙对韩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勃勃野心，确定以“开发独裁”为政策纲领进行经济建设，为进一步实现经济独立，确立了出口导向和重化工业驱动政策，走上了政府权威主义主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资源稀少、市场狭小的韩国只能举全国体制集中国家资源与财富打造家族企业，同时为方便管理和防止资源浪费，政府对同行业内企业数量进行限制，这给如三星、现代、大宇等家族企业的垄断埋下伏笔。这一阶段，财阀因与朴正熙的亲密关系形成“好朋友资本主义”，在荫蔽下获得了大量国家承建项目和资源倾斜助力“汉江奇迹”。国家资本主义在行政决策和经济决策的过度介入，为政治腐败提供了合法渠道，但同样因为威权的禁锢，财阀更多地扮演了买办角色。

武人统治时代随着朴正熙的逝世而落幕，民主政治的开启反而给财阀增强话语权的机会。20世纪80年代后，立足重工业的财阀企业也开始朝着半导体、电器、汽车等科技型企业转型。但随着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政府与企业之间异常亲密的联结使得政府和财阀都走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在政府的扶持下，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规模越大影响就越大，每当企业面临危机时，政府就需要施以紧急援助和保护。这就使企业更加有恃无恐，在经营模式上不计成本、盲目扩张，甚至不惜以债养债，最后导致企业负债率普遍偏高，经营风险增加。

“烧钱”的民主选举吸纳了财阀对政坛的渗透，国家财政为参选党派及候选人提供的选举费用可谓杯水车薪，政界与商界的勾连节点再一次被点燃。一方面，政界人士受到大型财阀企业的供养，商而优则仕成为大型企业中管理层的出路之一；另一方面，企业也会给候选人提供部分竞选经费以换取日后政策倾斜，在规定限额允许内赞助方与接受方可以以明确备案的方式进行资金往来。此外，财阀还利用子女婚配与议会、法院、检察院、政府银行等高官要员结成亲家，互相利用，互为靠山。于是，各大财团纷纷通过政治献金来巩固自身经济特权和政治影响力，从1987年韩国开始总统直接选举，1993年开始地方选举后，“黑金政治”就开始困扰韩国政坛。政界和商界获得了新的利益契合点，进入了五花八门的利益输送时代。

全斗焕任职期间成立“日海财团”专作政治献金中转站，要求30家大财阀连续3年每年上缴超100亿韩元。若有反抗，全斗焕便利用产业政策和法律条文进行敲打，拒绝被“割韭菜”的企业甚至直面解体命运。

2017年，朴槿惠亲信“干政案”曝光，三星掌门人李在镕就被指控曾向嫌疑人崔顺实行贿430亿韩元，并以培养马术选手的名义，向崔顺实名下的德国法人机构注资，供其女儿使用，以换取朴槿惠政府对自身继承权和经营权的认可。

谁是韩国真正的掌舵人？

和刻板印象中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财阀总裁不同的是，现实生活中韩国财阀的兴衰荣辱依旧掌握在执政者手中。

“青瓦台魔咒”一次次应验在历任韩国总统身上，依附于政治的财团势力在政客落马的同时也经历着洗牌和弃牌：2003年，SK会长崔泰源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2003年8月，现代集团总裁郑梦宪跳楼自杀；2006年5月，大宇集团创始人金宇中因财务欺诈和挪用公款等罪名被判处10年监禁，流亡国外；三星掌门人和乐天会长也因贪污、行贿、渎职等罪名获刑。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曾指出，“在韩国大企业中，政府是实际上的董事会主席，而企业家只有一些董事席位”。财团企业在韩国是执政者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工具，不同总统会依据发展重点遴选不同的财团企业，可以说韩国经济发展的这艘大船的掌舵人不是企业家而是政府官员。

韩国政坛挑选适宜的经济发展代理人时，往往会考量财团企业的政治依赖度。依附性越强的财团企业获得政府“施舍”经济项目的概率越大，久而久之，政治性增长的财阀与居于主导地位的政府形成了一种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关系：财阀领袖领导财团企业为经济发展助力，政客利用产业政策、信贷政策和法律政策敲打财团企业。数据显示，韩国排名前30名的家族财阀会长之中，犯罪记录累计达到36人次，平均每人1.2次，其违反的法律包括总统选举法、城市规划法、外汇管理法等19种。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在企业内部始终贯彻家长制治理原则，由此伴生的家族型财阀领袖犯罪给韩国的企业治理增加了难度。

文在寅在任期间试图与财阀开战，幻想根除经济血脉中的财阀顽疾，他曾在前韩国著名男团BIGBANG成员胜利“夜店门”事件中热血表态，要求警方和检方“赌上各自的命运”进行彻查。尽管胜利案牵扯政治、经济、娱乐多界，但最终仿佛清风过山岗，只有李胜利一人受到法律制裁。意料之中的惩戒宣告着韩国财阀大而不倒，更不是一届政府、一名总统就可以挑战的。流传在韩国政界的“青瓦台魔咒”是政权交替后对政商勾结所产生的腐败的清算，但这种腐败是结构性的、系统性的、惯例性的，斩断“政经癒着”的根需要公民摆脱对财阀经济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