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辉，铁心蕊

(1.重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重庆 400024；2.重庆工商大学 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流动站，重庆 400067；3.重庆工商大学 会计学院，重庆 400067)

一、引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纵向推进进程中，僵尸企业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掣肘。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显示，非僵尸企业资产负债率均值约为48.16%，其融资成本的均值约为3.62%；而僵尸企业资产负债率均值高达87.15%，其融资成本均值却仅有0.89%[1]。可见，僵尸企业过度依赖外部“输血”且以极低的融资成本获取了竞争性信贷资源，要素配置未能实现效率最大化。为此，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相继颁布了《2019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等一系列文件，特别强调“对已列入处置名单的‘僵尸企业’，积极推动银企双方按照相关政策加快债务清理和处置”。因此，有效处置僵尸企业有助于破除无效供给、解决金融错配问题，是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现有文献对僵尸企业诱因开展了积极探讨，也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以方明月等[2]为代表的学者发现，僵尸企业中的中小型企业占比不断上升，甚至超过70%。显然，企业生存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而银行等金融机构向中小型企业信贷供给时会承担更高的交易成本。那么，大量的中小型僵尸企业是如何维持生存的？

城市商业银行发轫于城市信用社，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其“服务地方经济和服务中小企业”的职能定位。因此，城市商业银行为中小型企业设计了一系列特色业务，如成立中小型企业金融服务中心以及实行差异化的担保审批条件等。特别是城市商业银行实施跨区域经营战略后，城市商业银行与中小型企业之间搭建了金融共生关系[3-4]。具体而言，城市商业银行需要依托中小型企业的贷款业务来增强市场竞争力，与此同时中小型企业贷款受制于“所有权歧视”和“规模歧视”，而难以获取来自国有大型银行的信贷资源。显然，一旦城市商业银行提供的优惠信贷与客户实际偿债能力严重失衡，极易引致僵尸企业形成[5-7]。由此可见，大量中小型僵尸企业的长期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源于城市商业银行与中小型企业之间的金融共生关系。

然而，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后，其网点扩张迅速，有助于打破区域内银行竞争格局，实现跨区域业务拓展，拥有更多潜在的优质客户，增强信贷配置的商业性，刺激城市商业银行将部分信贷供给压力转嫁于那些缺乏“造血”功能的僵尸企业，削减优惠信贷规模，增加僵尸企业融资成本，迫使僵尸企业降杠杆[8-9]。

基于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城市商业银行与中小型企业之间的金融共生关系可能会导致城市商业银行持续向中小型僵尸企业“输血”，助推其加杠杆；而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所引发的区域金融扩张会增加僵尸企业融资成本，迫使其降杠杆。因此，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是否能够打破其与中小型企业之间的金融共生关系，进而倒逼僵尸企业降杠杆，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将选取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为研究样本，首先识别出僵尸企业，然后利用两阶段部分调整模型检验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对僵尸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发现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有助于加快僵尸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尤其是降杠杆速度更显著。在此基础上，从货币政策和产权性质角度进行了拓展性分析，发现货币政策宽松期，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对僵尸企业降杠杆的促进效果更明显；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对非国有僵尸企业降杠杆的速度更快。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

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丰富了有效处置僵尸企业领域的文献。不同于已有文献聚焦于考察僵尸企业诱因及其危害[8-10]，本文首次从僵尸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角度，系统地考察了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作用于僵尸企业的降杠杆行为。研究发现，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有助于加快僵尸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尤其是降杠杆速度更显著。这一发现为清理和化解产能过剩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依托市场机制加速僵尸企业降杠杆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第二，拓展了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财务决策的文献。现有文献更多关注货币政策影响银行信贷行为的传导效果以及企业静态资本结构，但鲜有文献以僵尸企业为考察对象，探讨货币政策对其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宽松期，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对僵尸企业降杠杆的促进效果更明显。这一发现为抑制僵尸企业“搭便车”的加杠杆行为提供了新的方法。第三，基于银行业市场结构视角，揭示了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对非国有僵尸企业降杠杆的速度更快。这一发现为“坚持用市场化、法制化手段淘汰落后产能，加大僵尸企业破产清算和重整力度”提供了科学的经验支撑，也为非国有僵尸企业结构性去杠杆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

银行作为信贷供给者，可以依托借贷关系生成私有信息，据此遴选信贷投放对象。从这个层面上看，银行可能会充当信贷资源由低效率企业流向高效率企业的引导者和实施者。而城市商业银行发轫于城市信用社，特殊的历史背景将其定位于服务中小企业、振兴当地经济。事实上，城市商业银行与中小企业建立了一种金融共生关系[6-7]。具体而言，城市商业银行对潜在客户进行深入了解后，通常会向中小企业提供异质性金融服务，开展关系型信贷，便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共生关系。然而，现实中城市商业银行搜集潜在客户“软”信息、鉴定“软”实力以及认定贷款条件等环节均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一旦城市商业银行提供的优惠信贷与客户实际偿债能力严重失衡，极易引致僵尸企业形成。

现阶段，已有文献主要从僵尸企业的识别、诱因及其影响等方面展开一系列研究。对于僵尸企业识别方法，学者主要是根据业绩差、负债高为特征的亏损性，过度依赖政府补贴和银行贷款为特征的吸血性和干扰就业、社会稳定为特征的绑架性，构造了多种识别僵尸企业的测量方法。Caballero等[11]率先提出，依据信贷优惠来直接识别僵尸企业，这一识别方法通常简称CHK方法。该方法的优点在于易操作且数据获取简捷，但也存在较大的估计误差等弊端。随后，针对CHK方法的诸多弊端，学者尝试了积极的论证与修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Fukuda和Nakamura[12]提出的FN-CHK标准。所谓的FN-CHK标准，是基于CHK方法，引入盈利能力和常青借贷标准，以此得到实际利润法和持续借贷法，使得僵尸企业识别方法更合理、更严谨。然而，一些国内学者认为，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简单地将CHK方法和FN-CHK标准直接用于识别中国僵尸企业，可能会造成较大的样本选择偏差。鉴于此，以申广军[13]、黄少卿和陈彦[14]为代表的国内学者，相继优化了FN-CHK标准，提出了修正的FN-CHK标准，并将盈利差、杠杆率高且持续借贷的企业认定为僵尸企业。这一识别方法是对FN-CHK标准的拓展与修订，也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认可。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焦点集中于僵尸企业的诱因。显然，厘清僵尸企业的诱因是有效处置僵尸企业的前提和基础。中国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的特殊制度背景下，僵尸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是维系地区经济发展和官员晋升的重要因素，甚至会出现地方政府与僵尸企业形成“政企合谋”现象。换言之，地方政府可能向僵尸企业以补贴等形式进行输血，导致僵尸企业不断形成与复发[15-16]。同时，过度的银行信贷优惠和无效的企业破产司法制度也是诱使僵尸企业形成的关键因素，但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政府对僵尸企业经营的过度干预[17]。

此外，僵尸企业的不良影响也引起了学者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僵尸企业的长期存在妨碍了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有效运行，甚至严重约束了企业成长机制的高效发挥[18]。僵尸企业会加剧产能过剩，挤占有限的竞争性资源，削减非僵尸企业利润空间[14,19]，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甚至会诱发系统性风险[20]。

回顾上述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对僵尸企业的识别方法、诱因及其影响开展了积极的探讨。尤其是僵尸企业的诱因方面，国内外学者聚焦于政府补贴、银行信贷优惠，以及政企合谋等视角展开了深入研究，为本文的研究工作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然而，以上研究忽视了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与僵尸企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尤其是缺乏僵尸企业去杠杆这一视角。鉴于此，本文将从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角度考察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中国僵尸企业去杠杆的影响，旨在厘清中国僵尸企业长期存在的诱因，为有效、及时地清理僵尸企业提供新思路。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自2006年以来，城市商业银行开始实施跨区域经营战略，加剧了银行业竞争，倒逼地方政府减少非市场化的干预，淡化了银行系统服务于大型企业和“第二财政”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银行为了迎合政策性目标而向僵尸企业“输血”的动机[4-5]。

从范围经济层面上看，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突破了区域内银行竞争格局，实现跨区域业务拓展，拥有更多潜在的优质客户，此时城市商业银行有动机遵循市场化规律，将资金由本地区向更有经济价值的地区转移，进而挤出向本地区低效率企业提供的信贷资源，尤其是那些缺乏“造血”功能的僵尸企业[21-22]。

从城市商业银行自身的信贷配置层面上看，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有助于实现区域金融扩张，削弱了地方政府的非市场化干预，城市商业银行为了甄别优质项目，便会增强监管力度和客户筛选能力[23]，以吸引优质客户、抢占市场份额。

此外，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所引发的银行业竞争会迫使一些银行依托兼并重组、置换以及剥离不良资产等方式优化配置信贷资源，旨在实现“资产优化效应”。换言之，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会加剧本地银行被兼并的风险，抑制了其向僵尸企业续贷的动机[24-25]。因此，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有助于促使其信贷配置更多的是以市场为导向，激励城市商业银行优化自身资产，同时削弱了城市商业银行向僵尸企业“输血”的动机，进而倒逼僵尸企业降杠杆。

综上，僵尸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依赖债务融资，这也是影响其资本结构调整的关键因素[26]。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有助于区域金融扩张，银行业竞争加剧，增强了信贷配置的商业性，刺激城市商业银行将部分信贷供给压力转嫁于僵尸企业，削减优惠信贷规模，增加其融资成本，迫使其降杠杆。因此，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1：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有助于加快僵尸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尤其是降杠杆速度更显著。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的相关数据。根据银监会公布的金融机构许可证查询信息，手工收集、整理城市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信息，并据此统计各地区城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量等数据，从而计算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指标。二是，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值得注意的是，样本区间始于2007年，其原因在于：自2006年开始，城市商业银行逐步实施跨区域经营战略，同时2007年开始执行新会计准则。在此基础上，进行如下筛选过程：(1)借鉴Brandt等[27]、聂辉华等[15]的做法，将ST、ST*以及其他处于非正常交易的样本予以剔除；(2)剔除资产总额小于固定资产、资产总额小于流动资产以及累计折旧小于当期折旧等违背会计准则的样本；(3)考虑到本文将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为此保留至少存在两年以上观测值的样本。按照以上步骤处理后，得到僵尸企业的有效观测值为16268。此外，对所有连续变量均进行上下1%分位数的缩尾(Winsorize)处理。

(二)研究变量

1.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

借鉴张敏等[28]的研究思路，采用城商行省内异地分支机构数量加1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程度(CROSS)。

2.僵尸企业

借鉴王海等[29]的研究思路，采用FN-CHK法识别僵尸企业，首先计算企业i正常经营时第t年需要支付的理论最低银行贷款利息Rate_minit：

(1)

式(1)中，RSt-1表示第t-1年的短期最优贷款利率；RSi,t-1表示企业i第t-1年的短期借款；RLi,t-k表示企业i第t-k年的长期最优贷款利率；BLi,t-1表示企业i第t-1年的长期借款。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计算企业i的利息收入：Rate_init

Rate_init=(ATi,t-1-ARi,t-1-AIi,t-1)×rt

(2)

式(2)中，ATi,t-1表示企业i第t-1年的流动资产；ARi,t-1表示企业i第t-1年的应收账款；AIi,t-1表示企业i第t-1年的存货；rt表示第t年银行一年期基准存款利率。

然后，结合前文指标，计算得到企业i的实际利息支出与理论最低支付利息之差GAPit：

GAPit=(Rate_outit-(Rate_minit-Rate_init))/Bi,t-1

(3)

式(3)中，Rate_outit表示实际支付利息；Bi,t-1表示企业i第t-1年的全部负债；若GAPit<0，则表明企业实际支付银行贷款利息小于理论最优应付利息，即该企业实际上获取了银行额外补贴，将其暂定为僵尸企业。

最后，对以上僵尸企业进行修正。具体而言，还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三个必备条件，将其修正为僵尸企业：(1)息税前利润小于理论最低应付利息与利息收入的差值，即(Rate_minit-Rate_init)；(2)资产负债率高于50%；(3)企业当期负债较上期有所增加。

基于FN-CHK识别法，对2007—2020年度中国A股上市公司僵尸化率进行测算，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整体而言，国有企业僵尸化率明显高于非国有企业僵尸化率，而且2014年之后，上市公司僵尸化率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反映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去产能”及僵尸企业出清工作开展顺利，卓有成效。

图1 2007—2020年度中国A股上市公司僵尸化率时序图

3.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三类：一类是企业层面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采用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度量；盈利能力(EBIT)，采用息税前利润与总资产之比衡量；成长机会(Growth)，采用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衡量；非债务税盾(DEP)，采用固定资产累计折旧与总资产之比衡量；抵押能力(FA)，采用固定资产与总资产之比衡量；利润率(Profit)，采用营业利润与总资产之比衡量；企业年龄(AGE)，采用存续期与企业成立年份之差进行度量；存货密集度(Inventory)，采用存货与总资产之比衡量；企业是否出口(Export)，若企业出口取值为1，否则为0。二类是行业层面控制变量。行业的资本结构水平(ILEV)，采用公司所在行业的资本结构中位数衡量。三类是地区层面控制变量。市场化程度(Market)，采用王小鲁等[30]编著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的市场化指数衡量；地级市GDP增长率(AGDP)，采用地级市GDP增速衡量；地级市人均GDP(LGDP)，采用“地级市实际GDP总量/地级市总人口”的自然对数衡量。此外，本文还引入了行业、年度以及地区虚拟变量，旨在控制可能存在的行业、年度以及地区效应。

(三)模型设定

借鉴逯东和江沐子[1]的研究思路，本文采用两阶段部分调整模型检验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对僵尸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首先，设定基准调整模型，具体如下：

(4)

在此基础上，将同资本结构相关的公司特征变量线性拟合目标资本结构，具体如式(5)所示：

(5)

然后，将式(5)代入式(4)中，得到式(6)，具体形式如下：

LEVi,t=(1-γ)LEVi,t-1+γβ1EBITi,t-1+γβ2Growthi,t-1+γβ3DEPi,t-1

+γβ4SIZEi,t-1+γβ5FAi,t-1+γβ6ILEVi,t-1+εi,t

(6)

最后，在式(4)中引入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与资本结构偏离程度的交互项，以探究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对僵尸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具体如式下：

Y=(γ0+γ1CROSSi,r,t)×DEVi,r,t+γ2CROSSi,r,t+εi,t

(7)

式(7)中，Y表示上期资本结构与当期实际值的差异；DEVi,r,t表示上期资本结构与目标值的差异；CROSSi,r,t表示第t年城市商业银行i所在地级市r的跨区经营程度，其计算方式如前文所述；γ1表示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与资本结构偏离程度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反映了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此外，为厘清僵尸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具体方向，进一步将全样本分为向上和向下调整两个子样本，分别利用式(7)进行回归检验。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定义。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CROSS)的均值为1.225，标准差高达1.552，说明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这一现象也可以通过其最大值(4.283)和最小值(0.000)的差异观察到。实际调整偏差(Y)的均值为0.029，这表明整体上僵尸企业上期资本结构与当期实际值存在一定的差异。目标调整的偏差(DEV)的均值为-0.259，且标准差为0.189，这意味着僵尸企业的实际负债率要高于目标负债率，且分布广泛。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定义

续表1

(二)相关性分析

表2报告了皮尔逊相关性分析结果。不难发现，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CROSS)与实际调整偏差(Y)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为-0.208，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可能会抑制僵尸企业资本结构的实际调整偏差。同时，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CROSS)与实际负债率(LEV)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为-0.069，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可能降低僵尸企业实际负债率。综上，上述结果初步验证研究假设H1。

表2 皮尔逊相关性分析结果

(三)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与僵尸企业去杠杆：主效应检验

表3报告了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对僵尸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检验结果。列(1)汇报了基于全样本的检验结果，不难发现，交互项(CROSS×DEV)的回归系数为0.26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有助于加快僵尸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这可能是因为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有助于实现区域金融扩张，削弱了地方政府的非市场化干预，促使其信贷配置更多的是以市场为导向，激励城市商业银行优化自身资产，同时削弱了城市商业银行向僵尸企业“输血”的动机，进而倒逼僵尸企业降杠杆。

为了进一步明确资本结构调整方向，列(2)、列(3)报告了不同负债水平的检验结果。结果显示，交互项(CROSS×DEV)的回归系数在向下调整的子样本组和向上调整的子样本组中均为正，但仅在向下调整的子样本组中显著。可见，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对僵尸企业降杠杆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僵尸企业加杠杆则无显著影响。因此，研究假设H1通过检验。

表3 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对僵尸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检验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问题

借鉴徐辉等[31]、张杰等[32]的研究思路，采用地级市所处的同一省份内GDP规模最为接近的三个其他地级市地区的当年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程度的加权平均值(ICROSS)作为工具变量。事实上，对于省内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城市，不同城市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网点布局通常具有相似的选址动机，换言之，若其他地区城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网点布局过多，则与该地区GDP规模相近的城市也会成为城市商业银行的优先选择，即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CROSS)与工具变量(ICROSS)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另外，考虑到地方政府和城市商业银行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诱使了僵尸企业的形成与存续，这意味着GDP规模相近城市的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程度及其信贷配置并不会直接影响本地区僵尸企业的资本结构变动，因此工具变量(ICROSS)满足外生性条件。

表4报告了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内生性处理结果。结果显示，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依然会显著加快僵尸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尤其是降杠杆的幅度，说明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表4 内生性的处理：工具变量法

续表4

2.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做了如下稳健性检验。首先，替换僵尸企业的识别方法，采用营业利润识别僵尸企业，重新回归原有模型。其次，引入其他特征变量，控制其对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前文只考虑了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的程度，未充分考虑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为此引入其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企业、行业以及地区层面三类控制变量，如前文所述，不再赘述，重新回归原有模型。最后，剔除机械调整的影响。仅有主动调整才能反映出僵尸企业的资本结构决策，为此进一步将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模式区分为主动调整和机械调整。剔除机械调整后，重新回归原有模型，结论与前文一致。限于篇幅，以上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在正文中展示，留存备索。

(五)拓展性分析

前文实证结果表明，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显著加快了僵尸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尤其是降杠杆的幅度。显然，城市商业银行的信贷决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而且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会加剧银行业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僵尸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产生差异化影响。鉴于此，本文将从货币政策和产权性质两个层面，进一步探讨其对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与僵尸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之间关系的影响。

表5报告基于货币政策和产权性质的拓展性分析检验结果。其中，Panel A报告了货币政策的影响。借鉴逯东和江沐子[1]的做法，将2007年、2010年、2014年以及2016年界定为货币政策紧缩期，其余样本期间界定为货币政策宽松期。列(1)、列(2)的结果显示，交互项(CROSS×DEV)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但仅在货币政策宽松期的子样本组中统计上显著。同时，列(3)、列(4)的结果显示，对于向下调整的僵尸企业而言，交互项(CROSS×DEV)的回归系数也仅在货币政策宽松期的子样本组中显著为正。此外，列(5)、列(6)的结果显示，对于向上调整的僵尸企业而言，无论是货币政策宽松期还是货币政策紧缩期，交互项(CROSS×DEV)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对僵尸企业降杠杆的促进作用在货币政策宽松期更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极易刺激僵尸企业采取激进的加杠杆行为，同时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加剧银行业竞争，因而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在银根宽松时对僵尸企业降杠杆的促进作用会更明显。

Panel B报告了产权性质的影响。遵循研究惯例，根据最终控制人性质，将全样本划分为国企和非国企两个子样本。列(1)、列(2)的结果显示，交互项(CROSS×DEV)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但仅在非国企子样本组中显著。这一现象可以在列(3)、列(4)报告的结果中观察到，但在列(5)、列(6)报告的结果中未能发现。以上结果表明，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对非国有僵尸企业降杠杆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究其原因，非国有僵尸企业通常会面临“所有权歧视”和“预算软约束”等问题，且过度负债会加剧其破产风险，这意味着非国有僵尸企业优化资本结构的动机更强烈。

综上，货币政策宽松期，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对僵尸企业降杠杆的促进效果更明显；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对非国有僵尸企业降杠杆的速度更快。

表5 拓展性分析的检验结果

六、结论与启示

有效处置僵尸企业是破除无效供给、解决金融错配问题的关键抓手，也是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引起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高度重视。现有文献已对僵尸企业的识别方法、诱因及其影响开展了积极的探讨，尤其是僵尸企业的诱因方面，国内外学者聚焦于政府补贴、银行信贷优惠以及政企合谋等视角展开了深入研究，但忽略了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与僵尸企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尤其是缺乏僵尸企业“去杠杆”这一视角。鉴于此，本文利用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并结合手工收集的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分支机构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对僵尸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有助于加快僵尸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尤其是降杠杆速度更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宽松期，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对僵尸企业降杠杆的促进效果更明显；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对非国有僵尸企业降杠杆的速度更快。此外，以上结论在充分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

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城市商业银行需要兼顾自身发展定位，积极融入金融业市场化竞争。换言之，城市商业银行依托其跨区域经营战略，实现区域金融扩张，扭转信贷资源的非市场化干预，将信贷资源高效地分配到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以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多样化需求，拓展城市商业银行发挥自身优势的业务空间，实现错位竞争。

第二，加大僵尸企业“去杠杆”力度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环节。大量僵尸企业的存在会挤占有限的金融资源，降低了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甚至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地方政府亟须减少对城市商业银行信贷配置的干预，坚定去产能的决心，同时统筹兼顾处置僵尸企业和“去杠杆”过程中可能会引发的失业等问题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冲击。

第三，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充分发挥城市商业银行对僵尸企业“去杠杆”的治理效应。积极打造良好的金融环境，构建公平、开放的金融市场竞争格局，增强城市商业银行的自主经营权，大幅缩减僵尸企业的优惠信贷规模，增加其融资成本，督促僵尸企业及时转型改革，甚至退出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