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毛思洁

（上图/宁波市农业农村局供图）2022年6月6日，象山县举行宁波市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

宁波，因海而生、凭海而兴，渔业资源十分丰富，但并非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如何平衡索取与保护？其中的一个答案是增殖放流。增殖放流，就是采用人工方式，通过放流、底播、移植等，向海洋、江河、湖泊、水库等水域投放苗种或亲体等活体水生生物，以恢复或增加种群的数量，改善和优化水域的群落结构。

早在1965年，余姚四明湖水库就曾放流过鳗鱼，可以说，半个多世纪前，宁波就开启了增殖放流的序幕。 从20世纪60年代至2005年间，宁波在象山港海域开展实验性、生产性放流，放流的主要品种为中国对虾，后来又增加了大黄鱼、黑鲷、泥蚶等。

2006年，国务院印发《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将增殖放流作为水生生物资源养护的一项重要举措进行全面部署。宁波以此为依据，以修复振兴浙江渔场和“五水共治”为契机，以开展“一打三整治”专项行动为抓手，养护并举，进一步规范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工作。之后，宁波在象山港、南韭山附近海域、渔山列岛海域、姚江等水域开展增殖放流，放流品种、数量逐步增加。

据了解，近五年来，宁波各级财政共投入增殖放流资金7700多万元，在南韭山附近海域、象山港、姚江等水域，放流大黄鱼、曼氏无针乌贼、黑鲷、黄姑鱼、中国对虾、日本对虾、淡水鲢、鳙鱼、鲫鱼等共计51亿余尾（颗），在修复东海海域海洋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岱衢族大黄鱼为例，从2011年起，宁波连续11年开展岱衢族大黄鱼增殖放流活动，累计已放流岱衢族大黄鱼苗种1.6亿余尾，岱衢族大黄鱼增殖放流工作的累积效应已显现。

据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工作人员蒋宏雷介绍，岱衢族大黄鱼增殖效果跟踪监测主要采取增殖资源状况定点调查与增殖群体回捕状况社会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为动态监测放流苗种的存活状况、迁徙规律，调查人员利用耳石元素指纹分析原理，探寻出一种适用于小个体大黄鱼放流鱼苗规模化标记的技术手段。

跟踪调查发现，大黄鱼渔获物中1龄鱼（长度为10余厘米的鱼）以上大黄鱼占比由21世纪初的1%上升到2016年的23.9%。经评估，一般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存活率约为30%，根据商品鱼规格和市场价计算，大黄鱼增殖放流工作的投入产出比为1∶2.98。近年来，浙江沿岸岱衢族大黄鱼资源密度逐年提升，近三年其资源量已达到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

增殖放流，不仅帮江河湖海补充“元气”，也改善了水域生态群落结构。以毛蚶为例，通过底播增殖10个月，增殖群体的固碳和氮磷析出量分别约合3.8吨、0.27吨和0.32吨，可缓解近海海域严重富营养化现象，有利于水域生态环境的修复。“大规模的增殖放流后，毛蚶放流地附近水域其他渔业生物的资源量有所增加，形成了区域性渔场。对比发现，增殖区鱼类资源密度较对照区提升58%左右，有效保护了放流海域生物的多样性。” 蒋宏雷说。

近年来，政府各部门、各区（县、市）对增殖放流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为落实甬江、奉化江流域禁渔行动，今年，全市内河流域放流规模明显扩大，市本级共投入财政资金1217万元，放流苗种8.6亿余尾（颗），包括13个海水品种、6个淡水品种和1个珍稀濒危物种。另外，通过涉海建设工程生态补偿放流、社会各界筹资放鱼等活动，增殖放流愈发受到群众关注。据宁波市渔业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宁波的增殖放流行动已经从起初的重数量向重质量、优结构转化，增殖放流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接下来，宁波将依据《关于做好“十四五”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的指导意见》《浙江省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实施方案（2021—2025年）》等文件，以养护水生生物资源、修复水域生态为目标，统筹规划，科学、规范、有序地在全市重点水域开展水生生物资源增殖放流，促进渔业资源恢复和渔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