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创业，张德胜

（武汉体育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1 问题的提出

“体育外交”历史悠久，体育在欧洲诞生之初就被应用于城邦间的交往活动[1]。美国“9·11”事件之后，公共外交兴起[2]，由于体育的“世界语言”特性，体育外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国家层面，美国、澳大利亚等纷纷围绕体育外交制定了相应的国家战略[3]，我国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年印发了《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体育对外交往成为五大战略任务之一；在学术层面，2011年，美国学者默里（Murray）[4]在柏林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上阐述了体育外交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其后《海牙外交杂志》（2013年）、《体育与社会》（2014年）和《外交与国家治理》（2016年）等国际学术期刊先后开辟专栏讨论体育外交议题。体育外交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也出现在了《牛津现代外交手册》[5]、《SAGE外交手册》[6]中。

受实体主义的影响，与传统政府外交一样，体育外交更多地被理解为一种“实践的艺术”，具体表现如下：①学界对体育外交的理论构建成果不多，研究重心聚焦于“个案研究”和“断代编年”的历史研究。虽然这些研究为体育外交的丰富与拓展奠定了基础，却无形中忽略了对体育外交基本规律或原理的探寻。②体育外交的内涵不清。体育外交中“体育”与“外交”间的关系依然存在争议，或认为体育外交中体育是主体，其内涵是“体育进入外交”，或认为体育外交中外交是主体，其内涵是“外交进入体育”，或干脆指出体育外交是“体育与外交的杂交与混合”[4]。③体育外交的属性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