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双悦

（天津商业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134）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2020）首次提出要“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更好促进“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共同发展”［1］。《“十四五”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规划》则提出要加快老工业城市转型发展，促进新旧动能转换。以上科学论断不仅为东北地区全面振兴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而且更为缩小南北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如何突破已有资源条件束缚，实现路径突破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2］—［6］。

客观地讲，造成东北地区及老工业基地塌陷的原因，不仅有其表面的“地方利用、吸收和创造知识的生产能力”和“创新”不足，以及产业集聚能力差等方面的因素，而且从更深层次来看，其“制度”创新和供给不足才是根本。因此，在面对东北地区的问题时，重点关注的不仅是为什么会被制度“锁定”，而且更要研究如何走出这种特殊的制度“锁定”。本文将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出发，着重考察东北地区的产业集聚、制度、路径依赖等方面的问题，其目的就在于通过“路径创造”走出“锁定”，实现“路径突破”。

一、文献综述

（一）演化经济地理学的核心要义

演化经济地理学与演化经济学不同，其主要研究空间经济活动不均衡分布的历史演进问题。基本理论框架有广义达尔文主义理论、复杂性理论和路径依赖理论，涉及惯例、新奇和选择三个基本概念［7］。①所谓惯例，是指企业可遗传的“组织基因”影响企业的决策。新奇是外界环境的刺激，演化经济地理学将新奇视为演化的根本动力。选择机制的核心是市场竞争，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只有能够获得更多资源的行为主体才能生存下来。重点任务是运用路径依赖等概念理解、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演化。目前，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大多是通过微观视角探究企业的动态演变过程，从而实现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但在制度方面的研究略显不足［8］［9］，这也是本文要突破的重点之所在。

（二）演化视角下东北地区及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相关研究

当前，国内关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较多，但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东北地区或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研究较少，即使有也多是对其经济衰退的原因进行解释，并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制度”的演化、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均出现问题，致使产业集聚能力不足，且在短时期内并无动力向“集中”演化。

首先，从“制 度”上 看，林 木 西 与 刘 燕（2004）［10］认为，东北的计划经济最完善，体能最庞大，惯性也最大，要调整也肯定最难，进而提出体制创新是振兴东北的关键。在此基础上，安树伟与张双悦（2019）［11］、王士君（2021）［12］认为东北地区不仅仅是体制、机制及结构问题，还有思想观念落后、国有企业活力不足、增长过度依靠投资拉动等问题。杨开忠等（2021）则认为，空间格局不经济是东北振兴的主要障碍。上述观点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可以归纳为，东北地区在长此以往的发展过程中形成“惯例”，加之，在“新奇”与“选择机制”方面又存在明显不足，进而形成路径依赖与锁定［13］。有鉴于此，学界普遍认为应当通过体制机制方面的“路径创造”，突破“惯例”，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其次，从“结构”上看，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东北地区作为老工业基地，其长期以来形成的产业结构及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定性方面，东北地区长期以来均以重化工业为主，且主要以国有企业为核心，这种产业结构及所有制结构显然是无法适应东北地区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根本要求的。且自2008年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和对外开放进程并未加快，即使进入到“全面振兴”的新阶段后，东北地区因为经济结构较敏感、复原速度较慢等，已陷入有偏负的“复原路径”［14］。定量方面，洪俊杰等（2014）［15］采用DID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后认为，东北振兴战略并没有促进产业和企业出现“集聚”的趋势，因此，不具备演化成产业集群的条件。张东超等（2021）［16］则主要采用熵值法和DEA法分析了东北地区2000—2018年城市经济增长动力的时空演化过程及效率匹配情况，结果表明，2003年和2016年两轮东北振兴取得的成绩源于五大经济增长动力显著增强，即东北振兴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北地区的发展。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大多还是从较为传统的视角出发，采用DID或其他实证分析方法论证东北地区的产业集群或产业集聚存在明显不足，以及制度对东北地区及老工业基地的限制。但值得肯定的是，现有研究开始关注到“路径锁定”已成为制约东北地区全面振兴的关键一环。因此，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本文将首先测算东北地区产业集聚的现状与特征；其次，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从理论层面探讨东北地区是否存在产业集群，现有的制度供给如何，以及为何会陷入路径依赖与路径锁定；最后提出东北地区全面振兴的新路径。

二、东北地区产业集聚、制度供给与企业发展的事实特征

从1949年伊始，客观地讲，东北地区在发展中并不缺大项目、大企业。但近年来，东北地区的发展却陷入了“诅咒”之中。究其原因，其一是缺少企业集群及其所能带来的竞争优势；其二是缺少适合当前发展形势的“良好的制度”。总之，缺少产业集聚是“表”，缺少“良好的制度”是“里”。

（一）产业已有集中趋势，但短时期内对经济促进作用较差

区位基尼系数是测度产业集聚的重要工具，能够度量生产在地理上的集中程度。①计算区位基尼系数的三种方法分别是：以产业份额为属性值、以区位熵为属性值以及加权处理产业份额。本文将选择以产业份额为属性的方法计算区位基尼系数［17］，公式如下：

其中：xij、xik表示产业在j区或k区的某产业指标（本文将用产业增加值进行计算）；xi表示产业的某指标在东北地区的总规模；μ为产业在各地的比重均值，在这里为吉林、辽宁、黑龙江3个省份。区位基尼系数的取值区间从0～1，若为0，表示该产业是一种完全等同的地区分布格局；若为1，则表示该产业集聚在一个地区［18］。

计算结果显示，2007—2020年，东北地区的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区位基尼系数呈波动变化趋势。2007—2015年，分别由0．1873、0．1575增加到0．2212、0．1968，2015年之后，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区位基尼系数出现明显下降（图1）。2016—2020年，第二、三产业的区位基尼系数进一步上升，产业有集中的趋势。但东北地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区位基尼系数①参考朱希伟和陶永亮的分类方法，将产业的区位基尼系数分为四类，区位基尼系数大于等于0．70的产业为高度集中产业，区位基尼系数介于0．55～0．70之间的产业为相对集中的产业，区位基尼系数介于0．40～0．55之间的产业为相对分散产业，区位基尼系数小于0．40的为高度分散产业，见《经济集聚与区域协调》，载于《世界经济文汇》2011年第3期。仍然小于0．4000，均为高度分散的产业［19］。进一步考察其细分产业可发现，东北地区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及金融业两个细分行业的区位基尼系数超过了0．2000，较其他产业而言相对集中。同时，除金融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区位基尼系数年均增长率为负外，其余各细分产业区位基尼系数的年均增长率均为正，这表明大部分产业逐渐开始集聚（表1）。

图1 2007—2020年东北地区第二、三产业区位基尼系数

表1 2007—2020年东北地区细分产业的区位基尼系数

与生物群落一样，产业集群作为一个有机的产业群落，它的出现、增长和发展也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若用产业集聚的生命周期理论来解释的话，东北地区的产业集群尚处在“萌芽阶段”，短时期内无法对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产生明显的正外部性。

（二）制度供给的无效率导致企业发展困难重重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北地区即在非一致性同意原则的基础上，由中央行政权力作为强制力，推动其被动的、依靠国家大规模的投资发展。换言之，该地区常常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这也可以从路径依赖角度来解释，一个国家或地区一旦形成某种特殊的发展轨迹，无论是“好”是“坏”，都有一种沿着这种路径走下去的“惯性”。这种惯性可能进入良性循环，并迅速优化；但也有可能进入到某种无效率的制度当中，陷入锁定。而东北地区无疑是陷入了无效率的制度当中。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于2015年12月30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指出，东北地区的未来发展，主要应聚焦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创新驱动发展”“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发展”四个方面。不仅要转变政府职能，鼓励创新创业，还要在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的基础上，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之后，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东北振兴“十三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东北振兴的基本要求为四个“着力”。①即：“着力完善体制机制”“着力推进结构调整”“着力鼓励创新创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换言之，国家试图从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转变为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并在新时代发挥好“创新”的引领作用，打破路径依赖与锁定，实现“新突破”。

综上，通过区位基尼系数对东北地区的产业集聚进行判别，并回顾东北地区的制度供给与企业发展政策可以发现，该地区尚无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其上一时期的制度供给、变迁与企业发展政策，势必会对下一时期的发展造成或好或坏的影响。同时，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目前似乎并未对东北地区的转型发展带来明显的效果。在明确东北地区产业集聚现状与特征后，需要进一步探究产生这些特征的理论因素，从而提出东北全面振兴的新路径。

三、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东北地区全面振兴的理论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地理学主要有四个基本假设：（1）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2）时间的内生性和过程的不可逆性；（3）演化结果非最优化，存在一系列的随机因素；（4）创新是实现自我转型的终极因素［20］。本文也将以这四个基本假设为前提，构建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东北地区全面振兴的理论分析框架。

（一）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东北地区的被动改变与决策

所谓“有限性”，一方面，主要是指经济主体会受到之前的行为经验和知识积累的影响，从而作出决策；另一方面，经济主体不可能在一个时间段内掌握所有的有效信息，即便有能力搜索到大量而丰富的信息，也不可能作出“最优决策”。经济主体能做的，通常只是根据所能搜集到的信息，对当前一个时期建立相对单一的行为模型，从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就注定了经济主体不可能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完全准确的预测。

在“一五计划”“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的大背景下，东北地区即按照国家的要求进行发展，其能接受到的信息与政策均是来自国家。在此有限的信息上，不断进行决策。与此相伴随，它无法准确地预测到1978年之后，国家经济建设的重心开始逐步转向东南沿海地区。只是在国家这一战略转变出现之后，东北地区才匆匆作出下一步的决策。

（二）时间的内生性和不可逆性：演化结果产生异质性的重要因素

演化结果通常不是唯一的，时间和过程在演化中起着关键作用。且不同空间具有不同的特征，时间与空间相结合，演化过程会更加不同。“时间”在演化经济地理学中，被解释为是一系列有序的变异和选择的事件，每一次变异都会生存下来，并成为由许多个体组成的个体群的一个特征，继而成为以后有可能的新特征的约束和边界条件，因此，“时间”是经济理论的内生变量。自1949年国家实行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以来，东北地区均是在指令性计划的作用下进行发展。在初期作为“共和国长子”，曾接受到前苏联“156个项目”援助中的54个，发展迅速，但渐渐因为过度地依赖于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形成“惯性”，致使其发展地位一降再降，即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不断下降（下页图2）。此时，东北地区似乎已经被锁定在“时间”之内。

图2 1952—2020年东北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

（三）随机因素：不确定性致使依赖与锁定程度更深

在演化经济地理学中，随机因素起着关键作用。即经济主体会尝试各种各样的策略，不断在演化过程中“试错”，由此必然导致演化结果的不确定性。在多数情况下，用准确的概率分布来描述这种不确定性是不可能的。进一步讲，这种不确定性促使演化过程的长期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又无法预测；但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没有突破性的新奇出现，演化过程又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这从某种程度上讲，演化过程的长期趋势又是可预测的［21］。此外，经济的演化过程有赖于上一时期的状况，继而将决定下一时期状况的概率分布，从而控制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换言之，东北地区上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必然以某种概率分布，决定其下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而其长期没有突破性新奇的出现，又使其面临着不断衰落的困局。

（四）创新与新奇：打破依赖与锁定的关键

创新是实现自我转型的终极因素。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动力正处在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新时代，因此，创新既是推动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打破路径依赖与锁定的关键一环。从专利申请数来看，东北地区专利申请数占全国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且内部存在巨大差异，创新因素明显不足（图3）。同时，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具有同质性，即基本均是以制造业为主，且制造业的激烈竞争又往往是低效率的，进一步引致的问题就是低效率的制造业无法与生产性服务业产生良性互动，由此陷入创新的“路径锁定”中。

图3 2004—2020年东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

综上，改变制度供给模式，将“模仿”内生化，实现创新发展，利用好“一带一路”的契机畅通“外循环”，实乃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的必然选择。

四、东北地区全面振兴的新路径

（一）改变制度供给模式，倡导渐进式的制度改革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必须逐步改变制度供给模式，即从最初的“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变为“强制性＋诱致性”制度变迁，再到纯粹的“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变早期的“模仿性”制度创新为“自主性”制度创新，发挥政府在制定政策和制度时的引导作用，建设服务型政府，改善营商环境，使企业家精神这一“新奇”的要素可以在自由市场中充分发挥作用，引导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迅速发展，鼓励竞争，打造“变异”，从而在微观层面首先实现路径突破与创造。

（二）将“模仿”内生化，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如上所述，目前东北地区的产业集群发展尚处在“萌芽阶段”，故而既离不开国家政策与制度的扶持，也离不开“模仿”。考虑到“模仿”是在市场中产生的，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使企业自由地“模仿”先进技术。同时，因企业本身具有竞争性和盈利性等特征，因此，必须迫使它们将“模仿”内生化，不断“创新”。这也就是说，东北地区要想跳出“锁定”的局面，必须利用好外部因素，积极学习先进地区的先进技术，尽快培育发展具有龙头带动作用的民营企业集团和大企业，建设创新联盟或创新管委会，促进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或企业集群形成，带动就业，吸引人口，真正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突破。

（三）实现创新发展，推动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

创新是驱动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因此，东北地区应将创新发展放在首要地位，积极构建集主导产业与智慧园区、支撑体系、创新空间格局、组织体系于一体互相支持与推动的高质量发展体系（图4）。

图4 主导产业高质量创新发展的“钻石”模型

1．构建高质量发展的主导产业与智慧园区

重点是推动农业和制造业的高水平、高质量发展，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农业的深度结合。一是进一步提升科技对于农业的支撑作用，并完善农业的销售市场与渠道，大力发展农业新业态及智慧农业园区；二是通过构建布局合理、主导产业突出的产业园区，进一步推动包括电力、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智能制造、精益制造、绿色制造和服务型制造等在内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并提高其精深加工水平，促进“东北装备”走向世界；三是培育壮大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互联网＋”新业态创新，为进一步带动和推动东北地区组织创新和创新空间格局的形成和改善创造条件。

2．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体系建设

为促使主导产业和智慧园区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体系建设。一是本着强基础、补短板、促发展的基本思路，着力加强公路、铁路尤其是高铁、航空、水运、水利、生态和“新基建”等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应加强智慧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纵向的沿海生态经济带向北延伸，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形成对内对外开放新发展格局；二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强市场对产业发展的吸引力，不断扩大和提升东北地区经济对内对外的规模与竞争力；三是加快构建适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等在内的主体良性竞争互动的市场体系建设，彻底释放企业作为微观主体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3．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创新空间格局

无论是主导产业的发展，还是智慧园区的建设，都需要一定的空间载体。因此，应以中心城市—中心城市＋中小城市（或近郊乡镇）—都市圈—城市群—经济带为依次递进演变的空间格局，以创新驱动为主、要素驱动为辅，构建东北地区现代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载体。大力提升中心城市的科技创新能力，带动中小城市或近郊乡镇发展，使中小城市或近郊乡镇成为现代农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业等产业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22］。与此同时，应以中心城市为核心、智慧交通为枢纽，构建具有创新特色的都市圈、城市群，在发挥好都市圈及城市群对于产业创新的带动作用的基础上，打造“创新经济带”。

4．创新组织体系

创新过程根植于区域制度和组织体系［23］。企业通常会根据确定的制度进行决策，即不同的企业会作出不同的决策，由此导致演化路径也不是唯一的。从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其需要的主要是一种“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组织体系模式，即通过有针对性的“战略性行动”，“诱致”市场创造新路径，为新技术的应用和新产品批量化的生产打造优质的营商环境，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支撑体系的建设、创新空间的形成提供开放的环境，最终形成主导产业与智慧园区、支撑体系、创新空间格局、组织体系四者良性互动的格局。

（四）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尽快畅通“双循环”

东北地区作为中国装备制造业和农业现代化的基地，应搭乘“一带一路”的快车，利用好两个市场，在产业不断集聚、创新要素整合力不断提升的大背景下，以线串点、以点带面，以主要交通干线为轴线，以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等作为节点城市，提升其支撑能力和城市功能，打造特色鲜明、面向“一带一路”的产业新高地与开放前沿阵地，以东北地区全面振兴和老工业城市转型为契机，全面融入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重点加快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提升临港经济发展水平，主动融入环渤海经济圈，畅通“内循环”；推动边境与跨境经济合作平台（如：二连浩特—扎门乌德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打造具有带动力和竞争力的产业集聚带，以产业集聚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的优化升级，畅通生产与流通环节；加强沿海及沿边经济带的基础设施建设，做大做强京哈—京九高质量发展经济带，进一步提升对内对外开放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