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鹏生

（西北民族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甘肃兰州，730030 ）

我国对社会帮扶的探索最早来自21世纪初对外迁移民安置的帮助研究[1]，接着人们开始关注对困难群体（如五保户、患重特大疾病、失独家庭等）进行的社会帮扶。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而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扶贫工作重心将转向解决相对贫困，扶贫工作方式由集中作战调整为常态推进。从2014年开始，在精准扶贫的框架下，人们开始思考如何构建多层次社会帮扶融资机制。[2]从技术社会学的视角审视社会帮扶体系[3]，并且注意到社会救助制度的覆盖面[4]。人们已经意识到，由于自然灾害、产业运行、就业变化以及重特大疾病等外在或内在的原因，已经脱贫的人口存在着返贫致贫风险。无论是2019年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还是2020年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都在对脱贫攻坚全面收官提出总体要求的同时，还为建立一个让脱贫具有可持续的内生动力的稳定脱贫长效机制作出了战略部署。国务院在《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提出要完善监测帮扶机制，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推动脱贫地区帮扶政策落地见效。可见，国家仍然十分重视社会帮扶，并强化了社会帮扶的管理。

而要提高社会帮扶管理科学化水平，必须加强包括动力体制在内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建设。前人更多地关注社会动力机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提供一种充满活力的社会动力机制、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