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雪

在街头接活儿谋生的人，成为都市搬运的重要力量，他们被叫作“棒棒”。数据统计，随着城市化进程，“棒棒”的人数在2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逐年下降。

在媒体表述中，冉光辉是被视作重庆“棒棒”精神符号的男人，2010年，这个一手扛着货，一手牵儿子的山城“棒棒”，被摄影师许康平拍下，随后在网络上传播，轰动一时，有人说他“肩上扛着家庭，手里牵着未来”。

扛着家庭的冉光辉，今年52岁了。他有危机感，这危机感来自岁月累积，来自整个“棒棒”时代如嘉陵江水一般的轰隆远去。

当了一天外卖“步兵”

暑天来临，冉光辉还嫌天不够热。他喜欢夏天，哪怕闷热也行，扛箱子的时候不穿上衣，流汗流得痛快，还不用反反复复穿衣脱衣，“干活方便”。他没穿外套，单穿一件加了薄绒的圆领长袖衫，匆匆忙忙赶往大正商场。

许多外卖员和他擦身而过，冉光辉目不斜视，对这些和自己有短暂交集的“同行”不瞥一眼。2021年的“双十二”落幕，“棒棒”生意开始进入淡季，在别人的建议下，他尝试去送外卖，他本来想着这活儿不会比当“棒棒”更辛苦，但是当自己真正跑一下，他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虽然东西不重，但在地形复杂的重庆，每一个陌生订单的具体位置，冉光辉都要琢磨很久。他长年在朝天门活动，超过这个地界，几乎就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爬上爬下，有些地方没有电梯，很累。我又不会骑车，只能做‘步兵’，送货全靠腿。”只跑了两个订单，冉光辉就放弃了，“一单4.5元，加起来9元，还要被平台扣3元。这个钱不好挣。”

山城多梯坎，大正商场的运货广场在三楼而不是一楼。每天早上八九点，商家们陆陆续续拉开卷帘门营业。作为大正商场生意最好的“棒棒”，冉光辉的业务集中在四楼和五楼，内衣、内裤、袜子和睡衣，小的铺子八九平方米，大的铺子能占小半层楼。今天有没有货要发、有多少、什么时候发、发什么快递，冉光辉上上下下溜一圈，心里就能有点谱，大概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他头脑中渐渐展开，剩下的工作就是按照节奏取货和发货。

对针织品市场的“棒棒”来说，一年也要分淡旺季。夏天算淡季，因为衣服轻薄，箱子数量就减少，重量也轻；到了冬天，一个箱子塞不下多少厚衣服，一张订单要多发几个箱子，冉光辉就能多赚一点钱，但这样的箱子很重，他记得自己背过最重的一单，一箱东西超过了400斤。

冉光辉虽然是这个市场生意最好的“棒棒”，但他这几年越发觉得生意艰难。“10年前的大正商场和现在没法比。那时候一个铺子一天发七八件甚至十多件货出去，现在，有些铺子两三天发一件。”有的铺子在这里一开10多年，也有些做着做着就撑不下去了，大浪淘沙黯然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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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活儿的时候，冉光辉穿梭在四通八达的商场中，常常一扭头就不见了。

冉光辉的扁担放在商场里一个下水管背后，从头到尾都没有派上过用场。这是一根俗称“硬头黄”的南竹，显然曾经用过很多年，磨得油光锃亮。但现在它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大部分的时间里，站在粗壮的白色塑胶水管背后。这里还塞着其他几根棒棒，颜色各不相同，浅黄、灰绿，粗细差不多，长约一米，站着的时候，“棒棒”们倚靠着这些老伙计歇一口气。大正商场里这几根藏着的棒棒，看起来都已经很久没人用了。

扛出一套房

当那些棒棒不再被使用，“棒棒”们也在逐渐消失。

如果要追溯“棒棒”的历史，可以前推到明末清初。资料显示，当时，重庆出现“王爷会”“土地会”等神会组织，各分地盘，其头目管理一个片区的人力运输。随着水运业发展，本来流动分散的码头脚夫逐渐聚拢，清朝光绪年间，重庆地区出现了“九门八码头”力帮，力帮随后租下码头经营权，控制各个码头的搬运装卸。新中国成立后，原属帮会组织的装卸工人大多转入搬运装卸公司，直到1982年以前，重庆都以“限制单干、打击投机、取缔野力”为方针。

和很多人印象中模糊的行帮性质码头脚夫不一样，现在的“棒棒”，事实上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诞生的“新事物”。1983年，重庆为搞活经济开始允许“农民进城搞运输”。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山城棒棒军”由此出现。鼎盛时期，重庆有数十万名“棒棒”在山城上下来回穿梭，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山城棒棒军”的人数在2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逐年下降。

冉光辉没读过什么书。从上世纪80年代零零散散做“棒棒”算起，入行已经二三十年。

他记得当时的行情，从码头挑一担东西上大街，大概两三元。他跑得勤快，什么活儿都抢着接，从不挑三拣四，这也是“棒棒”们最讲究的行规——不挑轻重，有活儿就要上，谁要是挑挑拣拣，会被别人看不起。

靠着踏实肯干，也因为“明星光环”无形中为他做了背书，经营十几年，冉光辉现在在大正商场有10多个固定客户。对“棒棒”们来说，有没有固定客户很重要。就这么5元、10元地挣，冉光辉硬生生在重庆解放碑挣出一套房子。“60平方米，不大，买得早也不算贵，2016年的时候7000多元一平方米，40多万元。”40万元，以扛一包200斤左右的货收入10元来计算，他扛了4万包货。买房以后，冉光辉感觉终于给了妻儿“一个家”。

冉光辉对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但对这个身份并不太认同。他始终觉得，做“棒棒”是卖力气、上不得台面的工作。但他不知道的是，“棒棒”早已成为重庆的一张名片，体现的是当地人的吃苦耐劳、勤劳自立。

作为行业明星，冉光辉觉得这份工作不会再有年轻人加入。“现在的孩子都读过书，能找到体面工作谁愿意来吃这种苦？去工地打点杂工，工资按天算，都比当‘棒棒’稳定。”

但其实也有新人加入，比如23岁的付家林。“进厂打工要求太多。每当辞职总会损失工资。”当“棒棒”是做完一单立刻收一单的钱，这让付家林觉得安心。

付家林清楚记得自己入行一年多以来干过最累的一单。那活儿是搬运地铁里用的机器。根据机器上的铭牌，这块铁疙瘩重量达到了700公斤……休息了15分钟，10名“棒棒”齐上阵。“嘿咗！”“嘿咗！”“嘿咗！”“嘿咗！”上一级台阶，喊一声号子，男人们所有的力气踩在脚下、扛在肩上，不锈钢的棒棒被压出明显的弧度。还差最后一坡，就能抬上地面，另一名领头人已力不从心，付家林顶了上去，他第一次感受到前排的压力，16级台阶，走到第12级台阶时，众人的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雄起”。棒棒将付家林压弯了腰，从肩膀滑到了脖子。他用尽全身力气，撑完最后4级台阶。

“棒棒已经消失”

聚集在一起的午夜“棒棒军”，在黎明前的晨光里散去。他们几乎都有几种身份：在工地打工的、还在校读书的、做平面设计的自由职业者……“棒棒”的工作不足以养活他们以及家人，在他们的选择中，“棒棒”大多是用时间和力气增加一部分收入的次要选择。这个“次要选择”自己能做多久？付家林没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但作为老前辈，冉光辉早已嗅到冬天的味道，除了尝试着跑了一天的外卖，他还试过直播卖脐橙。也拍小视频，“明星棒棒”的光环给他带来流量和关注，现在，他的视频账号粉丝超过10万人，和粉丝合拍、卖家乡的脐橙、扛货时顺手来个自拍……

“有公司找过我，说要签约合作，没有意思。”他看过一些合同，觉得当主播和进厂似乎没有太大不同，钱不能现结、直播时间有规定，连收入都是按分成，“我还要被他们管到。”钱要手手清、时间要自由，十几年前选择“棒棒”的理由，现在依然适用。

冉光辉也知道自己在逐渐老去，虽然豪情壮志“还要再干十年”，但他的腰椎已经出过问题，手指也明显变形，他担心自己随时有倒下的一天。

在冉光辉尝试转型的同时，许多“棒棒”也在寻找更多的可能性。“转行送外卖的、上工地的、进厂的、去开滴滴货运的。”10多年前给冉光辉拍下照片的摄影师许康平始终关注着这个群体，在他看来，“‘棒棒’已经消失了。”

现在，在重庆的街头，仍能看到或坐或立的“棒棒”们，但数量已大不如前。许康平说，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几名学生近年来做过一次重庆“棒棒”生存现状调查，最后的结论是“目前数量已不足2000人，且以老年人居多。”

这和他最开始用照片记录这个群体的担忧相符。随着城市建设，朝天门码头在过去数年里的改造中，阶梯已经大幅减少。从大正商场往朝天门物流站这一条路被修成坡道，没有电动车的人，拉着推车也能走，虽然费点力，但总比肩挑手扛轻松不少。

运输工具的变化，让“棒棒”们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搬运工。他们用肩膀扛活儿，攒够一车就用推车送到楼下，再辗转换成带了电机的大推车，人坐在前面，车把手一扭，毫不费力。

还有一些变化超出许康平的预料，譬如电商和物流的发展挤压着“棒棒”的生存空间。除此之外，诸如快递、闪送等，也在顶替一部分“棒棒”的工作，货运平台的出现也让一些年轻且更能自我学习的“棒棒”转向做货运司机等工作。

“或者可以说，‘棒棒’已经消失了。对于曾经数十万人的这个群体而言，个体的存余不影响‘消失’这个判断。”许康平有些惆怅，他想，新出生的孩子们，恐怕不会再有“棒棒”这个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