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峰

摘要：新型易货贸易被列入商务部“十四五规划”，然而，其“跨境”时仍面临着若干政策性瓶颈，从而严重制约了这一贸易新业态的复制和推广，影响了外贸高质量发展。为了突破这些瓶颈，从企业和政府两个维度着眼，运用SWOT-CLPV理论，先厘清了对其有利的、值得推广和捕捉的6个优势和9个机会因素，又挖掘到对其不利的、亟须避开或克服的6个劣势和9个威胁因素，并动态分析了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之下变化和产生出的杠杆效应、抑制性、脆弱性和问题性，整理出开拓新型跨境易货贸易时亟待破解的15个主要瓶颈。针对这些瓶颈，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SWOT-CLPV理论;新型跨境易货贸易;瓶颈;制度创新

2022年2月26日，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布联合声明，将部分俄罗斯银行排除在SWIFT之外——该事件倒逼我们重新审视“易货贸易”的替代性价值。2019年6月，浙江宁波保税区启动了跨境易货贸易试点，制定出台了《宁波保税区以人民币计价的跨境易货贸易试点业务操作办法》和《宁波保税区跨境易货贸易试点合格经营者操作办法》，2019年11 月底，奇瑞首票易货贸易试点报关完成;2021年7月20日，来自南非共和国的红西柚货柜抵达上海洋山港并完成清关，成为中国（湖南）自贸试验区“易货贸易”首单试单顺利完成的标志。

易货贸易作为一种传统贸易形式古已有之，其存在的背景是缺少通用货币发挥一般等价物的职能，尽管其交易成本较高、交易效率较低，但是，遇到国内贸易中货币短缺、国际贸易中外汇短缺、被制裁，以及诸如纸币信用度不足、货物或服务变现难、换汇不便、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等场景，货币就无法正常行使其职能，那么，“以货易货”就成为一种次优选择。当前，借助互联网、大数据，运用云计算、区块链、供应链等技术、算法和模式，易货贸易的业务流程模式已经逐步升级，商务部“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发展“新型易货贸易”，其跨境（含跨国）部分即为“新型跨境易货贸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往往多为外汇短缺国家，甚至不乏像俄罗斯、伊朗这样被美国长期制裁的国家，他们在缺乏美元/欧元、无法使用美元/欧元及其结算系统SWIFT/INSTEX的同时，对人民币及其结算系统CIPS却也抱有不同程度的戒心，此时，不涉及外汇流转的跨境易货贸易自然应成为一种可选替代，但是，在目前各国对外贸易监管政策下，“跨境”易货贸易还存在着诸多不同于一般贸易的瓶颈。因此，本文先综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然后，从企业和政府两个维度出发，将之与使用货币的一般国际国内贸易相对比，基于SWOT-CLPV理论探讨了开展新型跨境易货贸易面临的内外部四大因素、市场环境以及战略态势，梳理出阻碍其复制和推广的具体堵点和难点，最后提出了针对性的瓶颈突破设想和对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易货贸易可以减少对货币及其交易系统的依赖

Wendy Carlin（2000）发现易货贸易往往出现于遇到了融资难题的企业，或者经历了危机后的区域，而与企业业绩改善关系不大，因为易货贸易的成本更高;俄罗斯、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企业参与易货贸易则是因为其市场实力较弱、贸易网络渠道较弱。樊瑛（2002）认为现代易货贸易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美国，它借助于网络技术、依托电子商务形式，在保持现金流动性、扩大市场渠道和规模、处理超额存货、降低资金使用成本等方面具有优势。赵忠秀（2003）认为易货贸易是一种被严重忽视但又非常重要的贸易方式，发展国际易货贸易有利于解决国内的深层次经济结构性矛盾，有利于改变中国的外贸市场单纯集中在几个发达国家的被动局面，有助于实施国际市场多元化战略。俞荣根等（2008）认为与东盟开展易货贸易可以化解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可以规避金融风险，有利于构筑长期稳定的战略关系。邹平座（2020）认为中国面对美国操控的美元霸权和国际支付体系，在现行国际贸易交易制度与货币制度条件下开展国际经贸往来潜伏着巨大的风险与危机，他建议发展“价值平价”为基准的“易货贸易”，逐步减少美元霸权对中国的风险，实施“全球易货贸易”战略。

（二）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新型跨境易货贸易提供了可靠支撑

赵忠秀（2003）认为，传统易货贸易“一对一”的模式已经被不断发展的现代信息技术和持续成熟的电子商务模式演变成“多对多”的模式，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易货交易互相不匹配的“致命瓶颈”。Manuel N，etc.（2005）讨论了分等级系统设计的多元代理的电子易货模型，可以完成多边易货貿易。洪涛（2007）分析了影响易货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列举了其优势，比如易货额度带来的便利、多对多交易成功的更大可能性、灵活的交易方式、对金融风险的规避等。俞荣根等（2008）建议利用互联网平台改造传统易货模式，充分发挥传统易货和现代易货的长处。吴剑云等（2012）针对“多对多”的电子易货资源匹配问题构建了网络模型，将实现资源数量最大化匹配的目标转化成了网络最小费用流问题，验证了该模型实现易货资源自动最大匹配的可能性。郭敬（2020）从用户效用最大化角度设计了多指标的电子易货资源匹配模型，力图实现匹配最优。张丽英等（2021）探讨了“跨境电商+易货贸易”的现实可行性。

（三）易货贸易存在着固有的局限，更多地呈现为一种救济措施、补充措施

Rachel E.Kranton（1996）认为易货制度最终将被市场模式所替代。Canice Prendergast and Lars Stole（2011）的研究表明，易货贸易的效率是低于货币参与交易的效率的。王瑛等（2013）认为伊朗对外开展的石油易货贸易在需求上的双重耦合性导致其资源配置是低效的，易货贸易仅仅是应对美国制裁的权宜之计。

Pearson R.（2003）探讨了全球易货网络在阿根廷2001年经济危机时发挥的生命线作用。华金秋（2009）认为易货贸易是应对金融危机影响的有效举措。杨碧琴（2016）认为易货贸易只能作为现汇贸易在特定情形下的有益补充。张丽英等（2021）建议借助于跨境电商和跨境现代易货贸易的结合，应对新冠疫情危机对世界各国经济和贸易的严重不利影响。

二、基于SWOT-CLPV理论的分析

为了破解新型跨境易货贸易开展过程中企业和政府各自面临的瓶颈，本文使用SWOT-CLPV理论，基本分析框架详见下表1所示：

（一）优势

1.企业供给充足、有效、潜力深厚、操作方式灵活

（1）供给充足、有效

2021年中国GDP再次突破百万亿大关，这表明中国企业供给能力整体充足、有保障;对境外货物的需求也非常旺盛。

（2）供给潜力深厚

中国建立了世界少有的完备产业体系，劳动力、资金、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都具有充裕的储备和较高的质量，加上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新动能的快速成长，为经济持续增长打下坚实基础，不断形成和释放出巨大的潜力（马建堂，2019）。

（3）操作方式比较灵活

经易货双方约定，在交货时间上，既可进口与出口同时成交，也可有先有后;在支付办法上，既可使用对开信用证的方式，也可使用记账的方式，从账户上相互冲抵;在成交对象上，进出口对象既可事先指定，也可即时商定等。

2.新型易货贸易得到政策支持

（1）“新型易货贸易”被列入商务部“十四五规划”

2021年7月，商务部《“十四五”商务发展规划》“第四章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第三节培育贸易发展新动能”提到“探索发展离岸贸易、新型易货贸易等新型贸易方式。”

（2）“易货师”被发布为新职业

2021年3月9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发布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的通知》向社会公布了“易货师”等18个新职业。

（3）“易货贸易”被列入两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方案

2020年09月21日，国务院《关于印发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及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的通知》中两次提到了易货贸易，且各有侧重：在《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三、主要任务和措施中，提出“探索开展中非易货贸易”。在《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三、主要任务和措施中，提出“支持建设易货贸易服务平台。探索小商品贸易与大宗商品贸易联动的新型易货贸易模式，拓展跨境人民币结算通道。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重点，整合海外仓、结算等全球供应链服务体系，建设面向全球的供应链易货交易服务平台。”

（二）劣势

1.易货贸易的企业交易成本较高、信用保障率较低、可交易性较差

（1）信息不对称导致交易成本较高

信息不对称，尤其是跨国交易，不但会影响交易双方之间的信用获取，还会导致供求双方之间难以精准匹配，不仅仅“点对点”的交易对象难以匹配，即使是“面对面”，也存在着搜寻成本偏高、难以匹配的情况;易货贸易公司良莠不齐（邢霞，2021）也加剧了该状况。

（2）交易双方信用保障率较低

易货交易的最终达成，对易货贸易企业之间的信用保障标准要求颇高，从双方货品评价、信息交流、交货周期、发货时间、交接程序等等环节都涉及信用，如果信用保障不足，则会比一般通过货币介质的商业模式更难达成交易。而一旦涉及跨境易货贸易，对信用保障的要求就更高了，以往一般采取对开信用证的方式来解决。

（3）商品的可交易性较差

在易货标的货物中既存在着一批过时、有瑕疵、有质量隐患的商品——其可交易性很差，还存在着一部分“不合规”的货品，成为部分易货公司手中存在着较高法律风险的定时炸弹。此外，还存着由于对收货标准把控不严导致商家的库存转变为易货公司库存的情况，而这种库存转变为长期积压的风险偏高，最终导致交易或者变现困难。

2.外贸监管的现有政策组合与新型跨境易货贸易不匹配

（1）外汇管理“有出必有进、有进必有出”的收付汇制度

中国的外汇管理部门制定了“货物或服务出关必有外汇进关，反之，外汇出关必有货物或服务进关”这样的逻辑关系规定（跨国会展、边境小额易货贸易等情形除外），而跨境易货贸易由于没有外汇流转，这就跟现行政策相矛盾，导致外汇管理部门无法放行。

（2）现有税收政策中的应纳税额、出口退税等测算标准

跨境易货贸易的税收征管难度無疑会增大，因为易货贸易品种的货值评价缺乏全球统一的标准——甚至缺乏全国统一的标准，导致应纳税额、出口退税的计算等都会遇到问题。再加上可能涉及的关联交易，税收征管难度就会增大。

（3）各外贸主管部门之间的联动性规定也与新型跨境易货贸易相冲突

近年来浙江宁波和湖南长沙这两地在其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新型跨境易货贸易，其首单首试都克服了很多困难，因为其中涉及的诸多环节在政策上并没有对应的明确规定，而各部门之间在环节监管上又存在着联动性规定。

（三）机会

1.易货贸易可以拓展企业的购销渠道、解决融资困难，减少汇兑损失。

（1）拓展购、销渠道

通过搭建或借助于现有的易货贸易平台，可以实现相对灵活地匹配交易对象，开拓采购渠道和销售渠道，分散购销渠道风险，比如将难以顺利销售的物品或者服务转换为自己急需或难以获得的物资或者服务资源。

（2）盘活闲置资产或资源

通过以物易物，将闲置的资产或资源置换成有用、急用的资产或资源，从而实现盘活、升级资产或者资源，甚至实现转产。

（3）缓解资金短缺、解决融资困难

通过易货贸易，可以有效减少资金使用场景，比如降低或者替代企业运营支出，可以降低或者避免资金占用，这样既可以节约资金，又可以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提高交易效率。而这种操作模式更是一种变相融资方式，比如降低或者冲销支付压力——变相延期支付（借助于易货卡、消费券、代金券、积分等）。

（4）减少汇兑损失

在跨境贸易中，外汇交收存在的时差可能对应着汇率变动风险，导致汇兑损失（也可能是汇兑收益），而易货贸易能有效避免汇兑损失。邹平座（2021）就认为该模式可以帮助外贸企业克服受货币不稳定和贸易条件恶化之苦。

2.新型跨境易货贸易能够增加国际国内双循环的连通渠道、减缓国际收支失衡、减少外汇依赖、间接助推人民币及其结算系统的国际化、提前规避人民币国际化后的“特里芬”难题、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三去一降一补”，也能增加中国对外投资收益回流的途径

（1）增加国际国内双循环的连通渠道，促进内、外循环形成相互支撑

对内，易货贸易能够促进企业去库存、清积压、消化过剩产能，缓解或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甚至促使部分地下经济阳光化，加速中国经济的内循环。对外，则能破解外汇短缺国家、被美国制裁国家的对外贸易困境，扩大双边甚至多边贸易增量，从而有助于“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且，Buttyan L etc.（2010）认为易货贸易能够改善机会网络中的消息传递，如此，内循环与外循环就能够连通起来，形成有效互相支撑的新发展格局，也能增加中国对外投资收益回流的途径。

（2）减缓国际收支失衡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1-2020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项目全部是顺差，资本和金融项目仅有5年是赤字，这意味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在新世纪出现“双顺差”，也即国际收支失衡的年份达到15年，详见表2所示。

为了实现国际收支均衡，我们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最典型的是2018年开始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CIIE）”，至今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4届。而新型跨境易货贸易由于不涉及外汇收支，故而能有效抑制国际收支顺差持续扩大的势头，进而减缓国际收支失衡的状况。

（3）减少外汇依赖、降低外汇汇率波动风险，进而减少对以美元/欧元为主的国际结算体系的依赖，节约结算费用、降低结算成本

新型跨境易货贸易通过“计汇不结汇”或“计算不结算”的方式能够减少对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的依赖，而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外汇短缺是一個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而跨境易货贸易相应的却能降低对外汇的依赖，进而降低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而且还能节约结算费用、降低结算成本。

（4）间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前规避人民币国际化后的“特里芬”难题

在开展新型跨境易货贸易时推广使用人民币进行计价，即使最终并不结算，但也扩大了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培养了使用人民币计价的贸易习惯，从而能够间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此外，人民币国际化后不可避免地也将像英镑、美元一样面临特里芬难题，而跨境易货贸易不使用货币交易，就可以提前规避或者减缓该难题。

（5）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三去一降一补”

当前，中国境内市场竞争激烈、相对饱和。自2016年开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至2021年仍在继续深化和推进。

（四）威胁

1.易货贸易企业竞争激烈、易货卡等存在法律监管风险、跨境信用缺失、现行外贸监管规则存在堵点

（1）易货贸易企业运营模式简单，容易被复制，竞争激烈

当前，易货贸易企业一般存在着诸如经营模式简单易复制、进入门槛偏低竞争高、标准缺失难评价等外部竞争压力，而成本高攀难维持、人心不稳频跳槽则是对外部压力的内部反应，尤其是专业“易货师”职业资格远未推广，从业人员素质偏低、流动性较大，距离“专业”还有很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间一旦陷入恶性竞争，他们难免将再次失去市场机会。

（2）易货卡等介质本身的信用保障偏低、合法性存疑，与法币存在冲突

易货卡，或称易货积分、易货点、易货元、交易元、易货额度等，是易货贸易公司之间在长期交易操作时创造出来以方便不同货品匹配的交易媒介。在现实中，易货卡等并没有统一的设计和印制、发行和回收、流通和保护、罚则和注销等公认的标准，其适用范围较窄，使用时全靠交易商之间的历史信用——而这一点往往极为脆弱，因而它非常容易引发交易风险。由于它部分替代了货币（人民币）的职能，在其交易数额不大、影响也不大时，并不触发监管部门的关注和反应，但是，当其达到一定数量和规模时，首先就会冲击法定货币的地位;其次，其脆弱的信用极易引发系统性风险，成为类金融问题。

（3）跨境信用缺失

新型跨境易货贸易的具体实施企业需要在另一国找到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显然，跨境信用缺失就成为制约交易达成的关键。

（4）各国现行外贸监管政策均存在堵点

这一点与前述各国政府推广新型跨境易货贸易的“劣势”相映射，也就是各国现行外贸监管政策组合不能支持新型跨境易货贸易，比如出口收汇和进口付汇问题、出口退税和进口征税问题等都会受到现行外贸监管政策的制约。

2.美国的全方位打压引致各种复杂矛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确定性风险较大、外汇收入减少，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之类的突发事件

（1）美国对中国的全方位打压

美国还联合其盟友从科技、军事、外交、知识产权等方面展开全面围堵和打压，此种情势必然恶化中国的外贸环境。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不确定性风险较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宗教文化、大国博弈、地缘政治、国内政治经济等问题比较复杂，与之开展新型跨境易货贸易将面临诸多风险。

（3）外汇收入减少

中国当前外汇储备充盈，为3.22万亿美元，但其他外汇储备偏少的国家往往制定并实施着严格的外汇收支管理政策。

（4）增加财富外流的渠道

新型跨境易货贸易在增加正常贸易渠道的同时，也为财富的外流增加了相对隐蔽的渠道，增大了隐性资本流动的监管难度。

（5）增大了税收监管难度

易货商品本身的特点加之其计价由双方商定，相应增大了税收监管难度。

（五）S+O杠杆效应L（Leverage）

杠杆效应指的是在内部优势与外部机会相一致和相适应的时候，新型跨境易货贸易企业就能运用其自身内部优势撬起外部的机会，使优势与机会有效结合，发挥出优势的潜能，其相互作用的组合效果详见表3。

从上表中的组合效果可以发现，开展新型跨境易货贸易的优势在外部环境提供的机会下，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尤其是优势4、5、6发挥的杠杆效应最强。即“新型易货贸易”被列入商务部十四五规划、“易货师”被发布为新职业、“易货贸易”被列入两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方案，这三个优势均由政府提供;易货企业“操作灵活”的优势等也能抓住发挥的机会。

（六）W+O抑制性C（Control）

与杠杆效应相对应，当外部环境提供的发展机会与开展新型跨境易货贸易的劣势相遇——比如劣势1、2、4、5、6，这些发展机会就会被劣势所削弱，其中，机会1和6被抑制得最严重，机会8甚至丧失。根据表3中劣势与机会的组合，劣势1和2是企业自身的问题，需要企业自行解决;劣势4、5、6是政府现有政策导致的。此时，新型易货贸易就是有再大的优势也得不到充分发挥，这不但需要企业努力提高信息对称的程度、通过对开信用证等方式落实互信，更需要政府改变现有海关、结汇、税收等政策安排，以改变、消除劣势，从而抓住外部机会。

（七）S+T脆弱性V（Vulnerability）

脆弱性指的是当外部环境状况对开展新型易货贸易的优势构成威胁时，致使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出现优势不优的脆弱局面，详见下表4。

可见，新型跨境易货贸易的优势在外部威胁下就比较脆弱化了，外部威胁主要体现在威胁4、5、6 上，分别是现行外贸监管规则存在堵点、美国的全方位打压引致各种复杂矛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确定性风险较大;威胁7、8、9相对势微，可以忽略不计。显然，对于外部的每一种具体威胁，只能分门别类进行处理：若是国外政府导致的，显然企业无能为力，但若是本国监管政策导致的，则应积极进行制度创新、尽快破解。而由企业造成的威胁，则可以借助互联网、数字技术，运用云计算、区块链、供应链管理等予以解決或者减缓。

（八）W+T问题性P（Problem）

当新型跨境易货贸易的内部劣势遭遇外部威胁时，境况就比较严峻，此时，开展该事项就不得不面临重大的问题，如上表4所示的各种组合，相关问题很难避免：劣势6叠加各类威胁产生的问题最大，即“各外贸主管部门之间的联动性规定也与跨境易货贸易相冲突”与各类威胁一起将阻碍新型跨境易货贸易的顺利开展，而劣势4和5与劣势6有重合，也会一起阻止易货贸易。显然，这种情况下，只能对政策进行创新改革，降低直至消除其阻碍。而面对外部的企业威胁1、2、3，对应企业内部的劣势1、2、3只能由各相关企业自行解决。Yao J S etc.（2016）提出了一种基于效用的易货贸易（UBT）激励机制来克服问题性。

三、结论、亟待解决的问题与破解设想、对策建议

（一）结论

在当前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时期，Chin F M etc.（2021）建议复兴易货贸易这种古老的商业模式。而开展新型跨境易货贸易拥有企业和政府层面的诸多优势：中国企业有效供给充足、潜力深厚、操作方式灵活;它已被列入商务部十四五规划、“易货师”被发布为新职业、被列入两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方案。同时，该事项也兼有一系列劣势：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较高、信用缺失;政府对此的监管存在着与现行政策规定相矛盾的卡点。

该事项也面临着诸多外部机会：企业可以拓展购销渠道、缓解资金短缺、规避汇兑损失;政府可以获得战略价值，增加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渠道、缓解国际收支失衡、增加去美元化的渠道、提前规避人民币国际化后的“特里芬”难题、间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该事项也将遭遇一系列外部威胁：易货贸易企业之间竞争激烈、易货卡等介质存在法律风险、跨境信用缺失;中国正遭遇着美国及其盟友的全方位联合打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不确定性风险、外汇和税收减少、财富外流渠道增加，以及诸如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之类的黑天鹅事件等。

在动态视角，以上4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变化和产生出杠杆效应、抑制性、脆弱性和问题性，比如，当开展新型跨境易货贸易的6种内部优势与外部9种机会相一致进而相结合，机会就能撬动优势发挥出巨大的潜能，产生杠杆效应，而当6种内部劣势遇到外部9种机会，机会就会被劣势所抑制，无从发挥;当6种内部优势遇到外部9种威胁时，优势就得不到充分发挥，出现优势不优的脆弱局面，而当6种内部劣势遭遇外部9种威胁，新型跨境易货贸易就难以展开。

（二）亟待解决的问题与破解设想

基于SWOT-CLPV理论，我们厘清了开展新型跨境易货贸易的内部主要弱点和外部主要威胁，这些就是亟待解决的瓶颈。由此，我们应着眼于克服劣势、规避威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去解决问题：抓住机会充分发挥优势，放大杠杆效应;克服劣势迎合机会，减缓抑制性;利用优势对冲外部威胁，去除脆弱性;扭转劣势直面威胁，化解问题性。

（三）对策建议

为有效开展新型跨境易货贸易，实现外贸高质量发展，有以下建议：

1.中国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开展并推广新型跨境易货贸易试点。习近平总书记（2016）强调“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制度创新。”而“为国家试制度，为地方谋发展”是自贸区的战略使命。中国现在有22个省级自由贸易试验区、2个自由贸易港这样的可以“先行先试”的区域。那么，新型跨境易货贸易可以率先在自贸区范围内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案例后，再上升为政策，然后在全国推广。

因此，建议各地自贸区牵头商务、海关、外汇管理、税务等部门联合召开制度创新协调会议，借助自贸区可“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给予几个典型易货贸易公司“'新型跨境易货贸易”试点资质，进行“试点资质备案”，或者，联合推出类似一个“批准、备案”性质的文件，以备将来各方政策执行者所需。

2.国家层面的外贸监管部门针对新型跨境贸易进行多部门联合制度创新。商务部牵头各相关部门，积极跟进并回应企业诉求，优化新型跨境易货贸易监管流程、疏通业务堵点，便利化通关、征税和出口退税，准许对向结汇冲销等。尽管自2017年开始中国已经实现“全国通关一体化”，全国海关风险防控中心和税收征管中心已经建成启用，但是，新型跨境易货贸易当前遇到的主要政策性堵点仍然是外贸监管部门现行的政策组合不适用问题，以及外贸主管部门之间的联动性规定。而根据海关总署《关于推进全国海关通关一体化改革的公告》，在政策上，新型跨境易货贸易可以比照一般贸易流程，便利化处理通关、缴税等，而对可能的出口退税，仍可以比照自营出口退税的方法办理。

易货贸易企业可以继续借鉴以往“对开信用证”的方式达成交易，然后到外管局办理“对向结汇冲销”，而对于新型跨境易货贸易中可能出现的进出口差额则可采取“轧差”结算或者继续补齐的方式，这显然需要外管局进行制度创新，其创新思路可借鉴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支持贸易新业态发展的通知》。

3.系统集成，建设一家或几家开放式新型跨境易货贸易综合服务平台。该平台应以企业参与为主、政府引导为辅，致力于解决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较高、信用弱的问题，甚至外贸监管联动问题。新型跨境易货贸易着眼于开拓全国的对外贸易渠道和市场、做大全国的贸易量、优化全国的贸易结构，中国的营商环境一直在持续加速优化。但是，国内现有的易货贸易平台相对分散、运营规模较小，缺乏统一、公认的货物比价标准，而且，以收取服务费为主的盈利模式过于单一，各自还设置了限制性进入壁垒，导致诸多平台难以为继。显然，这种方式不利于国内和跨境易货贸易的良性发展。

目前，宁波保税区已经完成了以人民币计价的易货贸易综合平台一期建设，该平台借助于大数据、区块链技术，系统集成了试点企业备案、商品信息管理、业务报备、信息采集等功能，而且，与其他平台不同的是，该平台将试点企业纳入联网监管，通过数据比对、校验、预警，实现外汇管理、海关、税务等监管部门可对易货业务全流程进行信息化管控。

因此，建议选择一处或几处自由贸易试验区，系统集成，建设一家或者几家开放式新型跨境易货贸易综合服务平台。区别于其他平台的互相恶性竞争，该平台可由政府牵头或主导，海关、税务、外汇管理等主要相关部门接入，会员制或公司制均可，不以营利为目的，倡导共享、多赢的理念，而最关键的是其他平台可以依规接入，或者易货贸易商直接到该平台注册参与交易。

4.对参与新型跨境易货贸易的商品实行分类管理。商务主管部门可区分为一般商品、大宗商品、其他特殊商品等，先易后难、梯次推进。由于部分商品的进出口涉及相关国家的进出口配额、技术标准、劳工标准、绿色贸易壁垒等可能的限制性规定，因此，在可贸易商品方面，可先行开展一般商品的新型跨境易货贸易，积累经验，理顺流程，形成制度，然后，再根据双方国家贸易需要扩大到大宗商品、其他特殊商品。

5.国家间层面的瓶颈需要商务部等部门对外有效沟通协调。新型跨境易货贸易对象国有关外汇、税收、通关等方面一般也有严格规定，因为他们更缺少外汇、税收，外汇管制可能更为严格。

6.參与企业可继续使用“对开信用证”的方式，或者，在对方设立自己的独立子公司，与自己境内公司进行关联交易，以解决跨境信用缺失问题。除了新型跨境易货贸易综合服务平台能够有限度地解决一部分跨境信用问题，跨境交易时的主要信用保障仍需借助于“对开信用证”的方式，只不过最后能否到外管局进行“对向结汇冲销”取决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制度创新。此外，从事新型跨境易货贸易的企业还可在对方国（境）内自行注册设立一家独立子公司，方便在对方国家开展信息和商品收集、甄别工作，这样与国内企业形成事实上的关联交易，却也能解决跨境信用不足问题。

注释：

①宁波保税区市场物流合作中心.市场物流合作局2019年工作总结和明年工作思路[EB/OL]http：//www.nftz.gov.cn/art/2020/1/7/art_1229039386_3685646.html.

②欧阳倩.用建材换南非红西柚湖南跨境易货贸易首单试单通关[EB/OL]http：//www.hunan.gov.cn/hnszf/hnyw/zwdt/202107/t20210721 19968346.html.

参考文献：

[1]Carlin W J. Barter and non-monetary transaction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Evidence from a cross- country survey [M].2000.

[2]樊瑛.现代易货——新的市场机遇[J].国际商务研究，2002（3）：62-65.

[3]赵忠秀.论国际易货贸易的新格局和我国的机遇[J].国际贸易问题，2003（1）：9-12.

[4]俞荣根，丁新正.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的易货贸易[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94-99.

[5]邹平座.全球易货贸易制度演进与发展范式研究[J].经济，2020（5）：52-54.

[6]Manuel N，Ismael R，Fernando R. Formal specification of multi- agent e- barter systems[J].Science of computer programming，2005（57）：187-216.

[7]洪涛.加快我国现代易货贸易的发展[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1-5.

[8]吴剑云，张嵩.电子易货资源匹配模型研究[J].管理工程学报，2012（1）：56-60.

[9]郭敬.用户效用最大化的电子易货资源匹配模型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20.

[10]张丽英，江剑敏.全球疫情危机下中国外贸的一种新选择——以跨境现代易货为例[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21（1）：73-78.

[11]Rachel E. Kranton. Reciprocal Exchange：A Self - Sustaining System[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6（4）：830-851.

[12]Canice Prendergast and Lars Stole. Barter relationships [J]. MPRA Paper No.33400，posted 14.September 2011.

[13]王瑛，杨碧琴，张晓凤.国际石油贸易结算的解困之路——基于中伊（朗）石油贸易以人民币结算的前景[J].对外经贸事务，2013（12）：21-24.

[14]Pearson R. Argentina's barter network：new currency for new times[J].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2003 （2）：214-230.

[15]华金秋.易货：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途径[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9（12）：69-70.

[16]杨碧琴.易货贸易、现汇贸易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基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的分析[J].商业研究，2016（7）：18-26.

[17]马建堂.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潜力来自何处[J ].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19（10）：30-34.

[18]邢霞.探索易貨贸易新模式[N].社会科学报，2021-06- 24（002）.DOI：10.28705/n.cnki.nshkx.2021.000441.

[19]邹平座.中国应适时启动全球易货贸易战略[N].中国经济时报，2021-02-23（004）.DOI：10.28427/n.cnki.njjsb.2021.002955.

[20]Buttyan L，Dora L，Felegyhazi M，et al. Barter trade improves message delivery in opportunistic networks[C]//Elsevier B.V. Elsevier B.V.2010：1-14.

[21]Yao J S，Ma C G，Yuan Q. Utility-based barter trade incentive scheme in opportunistic network[J].Journal on Communications，2016.

[22]Chin F M，Hastings R K，Tudy R A. Reviving the ancient business model：The case of the Digos Barter trade during COVID-19 pandemic[J].Eubios journal of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bioethics：EJAIB，2021，31（2）：119-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