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晨雨

（西南大学 重庆 400715）

一、制礼作乐的历史渊源

追溯我国礼乐的起源可以发现，有文字可考的礼乐始自夏商，到周朝初期周公“制礼作乐”，我国才开始形成独有的文化体系，这也是我国成为“礼乐之邦当时礼乐是作为一种典章制度而存在，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正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立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发展所形成的独有制度与文化氛围上一样，礼乐思想的形成也需经过古代封建社会长期的实践与积累，方能上升到足以指导后世实践的理论层面。周王室之礼，与其说是一种文化，不如说是一种维护宗法统治的工具。而“乐”则为辅助“礼”的实施而生，以祭祀、教化为主要功能，自上而下皆有实用性。

古人对礼乐的重视不仅体现在赋予其儒家文化核心的地位，还体现在，人们在更早以前便为其注入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内涵。“礼”之有序，“乐”之和谐，一柔一刚、一阴一阳，可谓天地和合、道法自然。因此，在以易理窥得无数天机的封建社会，礼乐的盛行也就不足为奇，甚至可以说，礼乐早已具有根植于民族精神的思想基础了。

《礼记·乐记》中言：“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礼在“别”，乐在“和”，这正对应二者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这也为“乐”发展为一个统合情感、移风易俗的独立艺术门类提供了理论支持。无论皇宫贵胄还是布衣百姓，无论是殷纣旧乐还是郑卫新声，凡音乐所起之处，皆有人情为注。礼的内容不变而形式多变，不同的形式辅以不同的乐音，不同的乐音化导不同的人情，从而达到上下和谐、人心归一的境界，这是礼乐所能实现的最高社会理想，也是其发心所在。《汉书·礼乐志》中记载的“乐以治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和亲则无怨，畏敬则不争”更是对这一思想的佐证，且进一步丰富了它的内涵。

因此，制礼作乐虽由政教功能而起，落脚点却包含社会的方方面面，不同程度、不同角度地推动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而“乐”作为与“礼”关系密切的古老人文艺术，其传承过程自然离不开礼乐思想的引导与实践。

二、礼乐之乐思

既论礼乐，必得论及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开山鼻祖，孔子将礼乐实践贯穿他的一生。因此，对孔子乐思的探讨，也是对儒家礼乐音乐观的深入分析。

若要在先秦诸子中找寻一位既为现实理想奔波劳苦，又将精神世界建构得风雅诗意的文人，那么孔子一定为其中之一。与崇尚“天籁”的道家与主张“非乐”的墨家不同，儒家爱好音乐，且雅俗共赏。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他向其中一部分老师学习音乐。《史记·孔子世家》中所记载“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到后来“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这之间的过渡便十分具有孔子的乐思特色，即习乐所要达到的凌驾于演奏技巧之上的通过音乐揣摩其中所蕴含的事物形象，并将其具象化，以此达到知人明志的目的。

撇开音乐固有的祭祀与教化功能，个体对音乐的传习若仅停留在表面的演艺与接纳上，那后世之俗乐便很难超脱其娱乐性而上升到更高的境界，更不用说引起一个民族的情感共鸣。音乐内建于礼仪，礼乐并重同样也是孔子因材施教方针的体现，而乐教本身就是传承传统音乐的重要方式。礼为文化教育，乐为艺术教育，文艺并重，置于当今社会便是左右脑共同开发。以礼约束行为，用乐陶冶情操，这便是人文教育的前身，即“人文化成”。传承礼乐的主体是人，那么，只有将礼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成人”，才能将被传承者的精髓完备而不失偏颇地继承下去，让后人在领悟其形式之外掌握其内涵。

三、传承中的先导作用

（一）仪式与场合——横向的传播性

美国新闻传播学家詹姆斯·凯瑞曾对“传播”一词下定义：“这是一种现实的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用以构建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这与礼乐想要达到的和谐归一、社会大同的最高理想不谋而合，即以文化化育百姓。仪式与场合则可理解为在某一空间内形成的某种文化现象，二者同为载体，共同承载着不同地域的人民相同的情感诉求，将礼乐这一文化符号潜移默化地融入民族血液之中。

礼不下庶人，但乐可以，甚至能达到“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的地步，乐的辐射之深广可见一斑，我国“衣冠上国，礼仪之邦”之名亦非浪得。由此可见，“礼”作为制度、规则和社会意识形态，是在“仪”与“乐”这两种具体表现形式的作用下传播开来，其政教功效也因此显现于世。

礼的外在表现为仪，仪的内容载体为乐，而乐的核心为情感的表达，故“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可看作礼乐文明广泛传播的基础，也是其跨越地域、联结全体中华人民的关键。无论是祭礼、凶礼、丧礼，还是婚礼、聘礼、宾礼，它们的外显形式都随地理环境的变迁而变迁，但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却不变（如南方的哭丧与北方的喜丧，音乐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中所起的通人情、全礼仪的作用一致）；而乐作为礼的传播者与仪的践行者，礼仪所到之处必有乐声相伴。在宗庙乡里、坊市街集等社交场合所进行的情感交流中，音乐向来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可以增进社会成员间的亲近感。

就像给小孩子讲故事一样，最先被记住的往往是故事情节，之后才是其中所蕴含的道理。有趣的情节往往口口相传，最后成为尽人皆知的“寓言”，音乐也是如此。在封建社会，平民大都不具有直接接受礼乐文化的能力，但音乐却以其相对自由的形式与想象空间作用于人的认知，并以情感内化的方式在群体间传播，形成联结上下与左右的纽带。因此，音乐得以通过一个个仪式活动与社交场合，广泛而快速地在中华大地上传播开来。

（二）文化内化与崇雅风尚——纵向的继承性

音乐内建于礼仪，蕴含着中华民族敬天爱人与慎终追远的历史传统。然而，随着朝代的更迭，封建礼教的制度受到极大的挑战，“礼崩乐坏”成了历史必然。统治的溃败对于周王室而言无疑是不利的，但对于文化艺术的发展却是一个机会。国家不幸诗家幸，社会的动荡往往带来精神与思想的交融碰撞。音乐也从“礼”的桎梏中跳脱出来，回归其表达情感的本质属性，而不再被当作一种工具，这是其功能多样化的前提。

礼乐制度虽分崩离析，但礼乐思想早已在周王室长达数百年的统治中深入人心。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礼乐始终跟随着历史潮流，在孔子、孟子、董仲舒、王阳明等历代儒学大家的推动下繁衍发展，影响着各个朝代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建立于物质文明之上，因此，音乐所表现的内容皆源于当时人民的生活与实践。班固在《礼乐志》中有言：“然诗乐施于后嗣，犹得有所祖述。”从雅乐到新声，不仅仅是外在音乐形式的扩展，更是儒家乃至本民族文化不断内化的过程。这是敬先祖、重谱系的华夏儿女共有的使命感，它将人们的生活与情感紧密联结，让音乐存在于任何一个有“人”的场所，并以寻求文化认同与情感归属的方式传递下去。

随着礼乐思想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雅乐与俗乐之别也逐渐脱离了刻板印象。除了“雅”本身便是“礼”的固有属性之外，提倡“以礼代理”的凌廷堪在《论曲绝句》中提到：“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鬣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这可看作时人礼乐音乐观的一个代表——崇雅抑俗。但这里的“雅”已不再是阶级的象征，而是艺术品格的划分。凌廷堪推崇文辞雅洁，反对文辞鄙俗的观点正迎合了儒家正统音乐观所提倡的善与美、仁与乐的统一。而音乐之所以能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维度，带给人们感官上的享受与思想上的升华，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它拥有深厚的美学基础。美是发自内部的光，而雅是美的自然外衣，人类追求美的天性犹如在黑暗中探取光明，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亡。音乐之美体现在它多样的艺术形式与丰富的情感内涵中。崇雅风尚引领人们不断创造美的音乐，并赋予它与时俱进的内涵，让其得以在物质文明的更迭中屹立不倒。

（三）终极人文关怀——阶级的引导性

礼乐既与儒家文化同根同源，便是以“仁”作为建构自身的思想基础，即“人本主义”，而人文艺术的落脚点也在于“人”。由此不难看出，音乐之所以被定义为“仁”，是因为它来源于现实生活却又高于现实生活的超越性。感性的抽象艺术不被固有形式所缚，于是，人人皆可从中寻得情感共鸣，由此获得自我慰藉与群体认同的关怀感。

那么，人文关怀在音乐中又是如何体现的呢？从礼乐的阶级性来看，其表现形式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乐记》有言：“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音乐既有移风易俗、感化人心的功能，就必然有一条引人向善以致和谐的渠道，周代所设立的采诗官便是很好的例证。作为所有和人文相关的职业中最古老的一种，它以巡游各地采集民间歌谣，体察民俗风情、政治得失为责。采诗官不仅是最早的音乐记录者，更是国家民意调查员的化身，是跨越群体与阶级实现人文关怀的重要媒介。自汉代的乐府、唐代的太常寺，到宋元明清的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的共同发展，再到如今的“泯然于众”，音乐的脉络总是循着阶级的引导不断生长，这种生长以“人情”为出发点，以“礼制”为牵引线，逐渐覆盖礼乐思想所能及的每一个方面。

若在“人—人”关怀的基础上继续思考礼乐的功能，则可上升到“人—神”层面。前文已述，礼乐制度在形成之初便已具备“天人合一”的文化内涵，礼在别，乐在和，无论是仪式行为还是艺术行为，音乐之人文关怀的实现都需围绕一个中心点进行，而这个中心点无疑就是使人心归一的共同情感。《礼乐志》中所记载：“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性情、节万事者也。”由此可见，若有“神明”引领，“节万事”便会变得容易起来。因此，班固认为，音乐的目的在于确立神明在人们心中的神圣地位，有了共同的信仰与使命感之后，被动的统治便可转化为主动的统一，道德也将由人们由“礼”通过“乐”自发地内化，作为一种精神文明传承下去。由阶级关怀转变为自我关怀，这为后世音乐种类的增加与文化体系的建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不仅是音乐的进步，更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与民族意识的增强。

四、结语

王光祈先生曾说：“因民族精神一事，非片面的理智发达，或片面的物质美满所以能相助者，必须基于民族感情之文学艺术，或基于情智各半之哲学思想，为之先导方可，尤其是先民文化遗产，最足以引起‘民族自觉之心’。”礼乐思想作为影响中华民族最为深远的文化遗产之一，可谓是民族精神之先导，亦在本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中起到先导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而文化作为艺术的先行者，在其发展中起奠基作用，并与之相辅相成，共同助力民族文化事业的伟大复兴。我国音乐经由漫长的历史演变流传至今，其中所蕴含的儒家礼乐思想早已深入每一个国人心中，并将继续跟随时代的脚步走向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