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仰华 周海山 沈宴玲 童春萍 宁茵茵

1.深圳市坪山区妇幼保健院儿保科，广东 深圳 518122；2.深圳市坪山区盘龙幼儿园，广东 深圳 518118；3.深圳市坪山区坑梓中心幼儿园，广东 深圳 518112；4.深圳市坪山区新城幼儿园，广东 深圳 518118

随着儿童保健监测网络系统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儿童发育迟缓问题在3岁以前可被早期识别，仍有较多儿童推迟到学龄前期，甚至学龄期[1-3]。除儿童早期脑发育特点增加识别难度外，筛查工具可行性、父母的依从性、医生的诊治水平等原因，均会对早期识别并及时干预造成影响。早期的发育迟缓情况往往会持续影响远期学习、生活，有些孩子甚至在后期被诊断为精神发育迟滞、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孤独症谱系障碍等[4]。较多研究主要从社区服务中心监测网络中获得3岁以下儿童发育偏差筛查阳性情况[2-3，5]，而学龄前期的横断面调查比较少。儿童心理行为发育问题预警征象（简称“预警征”）筛查量表的信效度良好，方便快捷的优点适合应用于基层筛查[6-7]。本研究旨在通过此筛查量表了解学龄前儿童的心理行为发育偏差情况。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于2020年11月1—15日，采用随机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坪山区幼儿园12所，其中省级1所，市级5所，区级6所。以12所幼儿园3584名学龄前儿童为研究对象，家长自愿参加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所有入组者临床资料的收集均得到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认可。

纳入标准：深圳市坪山区公办幼儿园上学的3～6岁儿童。排除标准：广泛性发育障碍和其他器质性疾病（脑瘫、偏瘫或肌肉萎缩）。

1.2 样本量及抽样方法

根据既往研究[8]，假设学龄前儿童发育行为问题预警征筛查阳性率约为15%，取P=0.15，绝对容许误差为δ=0.02，假设I类错误的概率为α=0.05，Z0.05=1.96，按照简单随机抽样公式n=（Zα/δ）2P（1-P）计算初始样本量为1225名。假设应答率为75%，则应增加25%的样本量至n=1633。

1.3 研究工具

自编问卷调查儿童姓名、性别、年龄、户籍、父/母亲年龄、父/母亲文化程度、同胞情况、家里人口数、家庭结构等信息。儿童心理行为发育问题预警征象筛查量表，适用于0～6岁儿童，分别在11个关键年龄点进行语言、个人社交、精细动作、大运动等4个维度筛查，此量表信效度已达到心理学筛查量表基本要求[6-7]。本研究主要采用3、4、5、6岁等4个年龄点进行发育筛查。某一年龄点任何一条预警征阳性，都提示有发育偏差的可能。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用[n（%）]表示，采用χ2检验，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儿童预警征阳性的影响因素，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获得有效电子问卷3119份，有效率为87.03%。调查对象户籍儿童2165例（69.41%），暂住954例（30.59%）。男童1635例（52.42%），女童1484例（47.58%）。小 班、中班、大班分别占31.77%、33.15%、35.08%。

2.2 儿童发育行为预警征筛查阳性率

儿童发育行为预警征筛查阳性儿童488例（15.65%）。其中，语言能区阳性216例（6.93%），个人社交105例（3.37%），精细动作275例（8.82%），大运动47例（1.51%）。个人社交阳性男童66例（4.04%），高于女童39例（2.6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745，P=0.029）。精细动作阳性率男童187例（11.44%），高于女童88例（5.9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9.349，P< 0.001）。在4项预警征中，单项阳性儿童379例（12.15%），2项阳性75例（2.40%），3项 阳 性22例（0.71%），4项 阳 性12例（0.38%）。

2.3 儿童心理行为发育问题发生的影响因素分析

预警征筛查阳性组和正常组在儿童户籍、性别、父母亲文化程度、同住人口数及家庭结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预警征筛查阳性组和正常组在父母年龄、是否独生子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1。

表1 儿童心理行为发育问题发生的影响因素分析[n（%）]

2.4 儿童心理行为发育问题发生多因素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

男孩、母亲初等学历为儿童心理发育行为预警征筛查阳性的危险因素（P< 0.05），见表2。

表2 儿童心理行为发育问题发生多因素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论

3.1 儿童发育行为预警征筛查阳性率

我国尚无关于学龄前期儿童发育偏差的全国性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姚星等[8]对1338名主要监护人进行3～6岁儿童发育行为状况问卷调查提示可疑发育迟缓率为16.07%。鲍筝等[5]从社区服务中心收集的3～6岁儿童预警征阳性率并不高，3岁年龄组仅为0.3%，未在少样本量的4岁及5岁年龄组发现阳性儿童。本研究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样本量较充足，所使用的筛查工具信效度较好[6-7]，相较非随机抽样研究，更能反映坪山区3～6岁儿童的可疑发育偏差情况，与既往采用整群抽样的研究结果接近[8]。71.4%发育偏异儿童只出现4项中1项预警征象异常，与本研究结果一致（77.7%）[9]。发生2项及以上的阳性率为2.4%，与既往报道的全面发育迟缓发病率基本一致，约为0.5%～2.3%[3，10]。在四大发展能区里，本研究表明该地区学龄前儿童精细动作的阳性率较高，大运动最低。在婴幼儿期，大运动领域偏离的儿童更易被转诊，并获得早期诊治的机会[2，9]；而涉及孩子精细运动发育能力却往往被家长忽略。很多家长倾向于对孩子过度保护或对儿童本来可以胜任的动手事情包办代替，如喂饭现象非常普遍，从而剥夺了孩子锻炼的机会[11]。吴丽萍等[12]研究同样支持此结果。刘明霞等[13]研究显示，893例0～6儿童的精细动作发育商水平最低，发育协调性在学龄前检出率为8.5%。提示学龄前期应高度注重培养儿童的动手能力。儿童的心理行为发育具有阶段性、连续性、动态性的特征。研究表明，3岁以下儿童发育筛查阳性率为2.1%～9.7%[2，9]，如果能够早期被识别并进行干预，可以减轻对日后生活、学习的影响[14]。

3.2 儿童心理行为发育问题发生的影响因素

既往研究表明，发育迟缓男童中检出率高于女童，本研究同样支持此结论[4，8，12]。男童和女童的神经发育生理基础存在差异，伴随年龄增长，大脑功能单侧化发展的差异更加明显，女童在语言能力、感知发展等方面的综合优势逐渐突显出来[15]。越高的发育商，可能在家庭养育环境对行为问题调节效应更明显。相反，发育商发展稍低的男童，更倾向发生行为问题，在同伴关系及社会行为上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女童[16]；在发育协调性的优势弱于女童[13]。母亲作为养育的重要角色，受教育程度直接关系到孩子的发育水平倾向[15，17]。文化水平越高的母亲，越懂得运用科学育儿的方法去养育下一代。同样在亲子互动交流中，自身的某些优秀品质通过言传身教给孩子带来良好的影响。本研究未发现父亲的文化程度与儿童的预警征筛查情况有相关性，推测这可能与父亲在家庭育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及参与度有关。中国传统家庭中，大部分父亲的参与程度仍明显不足。本研究表明家庭结构及人口数与预警征检出率无相关性。已有研究表明单亲家庭的孩子更倾向发生儿童行为问题[18]，但是否与儿童发育结局有关，相关报道较少。父母亲年龄、是否独生子女等方面的儿童心理发育行为预警征筛查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本研究主要纳入家庭环境方面的因素考虑，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后期研究中，可纳入更多的因素考虑，比如儿童的一些出生情况等，以提供更多的早期发育干预思路。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显示坪山区3～6岁儿童心理发育问题预警征筛查阳性率较高，尤以精细动作发育落后最为突出，建议家长在儿童发育早期应加强重视并积极干预，避免对孩子远期的学习及生活造成影响。儿童心理行为发育，不仅受先天性别差异的影响，母亲文化水平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同样影响着儿童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