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东旭, 周立志,*

安徽桐城嬉子湖国家湿地公园水鸟多样性

胡东旭1,2, 周立志1,2,*

1. 安徽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合肥 230601 2. 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安徽大学), 合肥 230601

水鸟群落多样性特征可以反映湿地公园内不同功能区的栖息地质量。除了研究水鸟群落的Alpha多样性, 其Beta多样性在空间维度上的物种周转和嵌套组分可以衡量不同功能区物种保护意义。为掌握嬉子湖国家湿地公园水鸟资源以及湿地公园建设成效, 于2019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安徽桐城嬉子湖国家湿地公园内设置14个观测点进行水鸟调查。结果显示, 该湿地公园共有水鸟6目15科54种, 以冬候鸟为主(占53.70%); 鸟类区系组成包括古北界种35种(占64.81%)、东洋界种8种(占14.81%)和两界广布种11种(占20.37%); 有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鸟类2种, 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鸟类5种, 安徽省重点保护鸟类12种;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红色名录中的近危(NT)物种2种, 易危(VU)物种3种, 濒危(EN)物种1种。各功能区间水鸟多样性差异明显, Shannon-Wiener指数以湿地保育区最高(2.33), 恢复重建区最低(2.05); 恢复重建区与湿地保育区相似性最高(0.8889), 游客开放区与湿地保育区相似性指数最低(0.5000); 湿地保育区和恢复重建区之间的水鸟群落Beta多样性周转组分高于嵌套组分, 其余功能区之间Beta多样性的嵌套组分均高于周转组分。研究结果表明, 嬉子湖湿地公园功能区设置基本合理, 且湿地保育区内水鸟群落结构最为稳定, 但在关注湿地保育区的同时, 也应加强恢复重建区建设, 提高该功能区栖息地的生境多样性。

水鸟多样性; 相似性指数; 嵌套; 周转; 功能分区; 湿地公园

0 前言

水鸟群落是指特定区域或栖息地水鸟的有机复合体, 通过多种相互作用共存, 在不同的栖息地具有不同的性能特征, 一直以来水鸟及其栖息地受到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1-2]。湿地为水鸟提供丰富的食物资源与适宜的栖息环境[3], 同时水鸟也是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栖息地环境的改变对水鸟群落结构带来一定的影响, 而水鸟群落结构的变化同样也指示着环境的变化, 因此水鸟群落多样性特征可以深刻反映出水鸟与湿地生态系统间的相互关系[4-5]。Alpha和Beta多样性指数近年来普遍用于研究群落多样性, 而且Beta多样性可分解为周转和嵌套两个组分, 在空间维度上, Beta多样性的物种周转和嵌套组分均能反映不同的保护策略[6]。湿地公园的建设对湿地生态系统及水鸟栖息地保护具有重要作用, 但根据湿地资源特征、土地利用类型和管理便利等需求人为划分的功能区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栖息地特征、地理环境和食物资源分布等, 不同功能区内栖息地质量差异[7]和人为干扰程度[8]等对水鸟多样性的动态和分布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 研究湿地公园内不同功能区的水鸟群落多样性特征可以反映功能区内水鸟的栖息地质量[9], 对于评估湿地公园当前的建设成效以及加强湿地公园保护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安徽桐城嬉子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长江中下游北岸, 所处区域湿地资源十分丰富, 是东亚—澳大利亚迁徙路线上水鸟的越冬地和中途停 歇地之一[10]。这一区域同时也是人口密集区, 经济快速发展对湖泊湿地产生巨大压力。近二十多年来, 由于湿地资源的超强度利用, 湿地生态安全面临的威胁日益加剧, 与此同时, 湿地资源的过度开发使得水质下降、湿地植被破坏和湿地生境破碎化, 导致鸟类适宜栖息地严重丧失[11-12]。随着湿地公园的建立以及全国范围内的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的实施, 长江中下游湿地围垦和围网养殖势头受到遏制, 同时开展了水体修复、栖息地恢复和植被恢复等工程, 在此背景下开展湿地公园水鸟多样性的调查研究十分必要。

本文于2019年1月至12月对嬉子湖国家湿地公园内的水鸟进行系统调查, 获得水鸟种类和数量分布数据, 通过Alpha和Beta多样性指数来评估水鸟群落多样性, 以期为嬉子湖国家湿地公园的水鸟栖息地保护, 功能区状况评价, 强化湿地公园管理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概况

安徽桐城嬉子湖国家湿地公园(30°45′30"— 30°54′10" N, 117°00′20"—117°03′30" E)位于长江下游北岸, 桐城市东南部, 菜子湖的西北部, 湖水经菜子湖, 由长河与长江相连, 湖泊面积3821.31 hm2(图1)。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 气候温和湿润, 雨量适中, 年平均降雨量为1389.1 mm。年平均气温16.5 ℃, 最高气温8月上旬平均气温为28.9 ℃, 11月下旬至三月平均气温低于10 ℃, 无霜期长, 严寒期短。自9月下旬进入枯水期, 来年4月份以后湖水上涨, 进入丰水期。湖区周边由于历史上的围湖造田和围湖养殖, 存在大量的养殖塘和水稻田。

2013年桐城市申报试点建设嬉子湖国家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的面积为5445.89 hm2, 其中湿地面积为5220.81 hm2, 占湿地公园总面积的95.87%, 湿地公园内具有永久性淡水湖、水产养殖场和草本沼泽的三种湿地类型。根据嬉子湖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 该湿地公园共划分为5个功能区域, 分别为湿地保育区(大面积水域为主, 兼有泥滩、灌丛、林地等)、恢复重建区(泥滩、草本沼泽为主, 兼有水域、灌丛和林地)、合理利用区(水稻田、水域为主, 兼有泥滩、林地等)、管理服务区(建设用地为主)、宣教展示区(建设用地, 兼有水域、林地等)。湿地保育区是湿地公园的主体和景观载体, 其规划面积为3968.09 hm2, 恢复重建区的规划面积为868.33 hm2, 合理利用区规划面积为553.92 hm2, 管理服务区、宣教展示区面积较小, 分别为10.27 hm2和63.28 hm2, 将两者合称为游客开放区(图1)。

2 研究方法

2.1 野外调查

2019年1月至12月, 分春季(3月至5月)、夏季(6月至8月)、秋季(9月至11月)、冬季(1、2月和12月), 每月对嬉子湖国家湿地公园的水鸟进行一次野外调查。根据嬉子湖国家湿地公园周边的地形地貌以及水鸟聚集分布的特点, 在湿地公园内均匀设置14个观测点[13-15], 调查范围覆盖全部功能分区, 记录观测点半径约1 km以内水鸟的种类、个体数量以及所在区域水鸟的栖息生境和干扰情况, 每个观测点观测时间约为15 min, 水鸟数量较多的观测点一般不超过25 min, 观测点之间的距离保持在1 km以上。每次工作时间2—3天, 在鸟类早晚活动高峰期(6:00—10:00和15:00—18:00)观察水鸟, 使用双筒望远镜(SWAROVSKI 8.5×42)和单筒望远镜(SWAROVSKI (20—60)×85)对视野中水鸟进行观察和统计, 对数量较少的水鸟群体直接计数, 对数量较大的水鸟群体, 如雁鸭类与鸻鹬类水鸟群体, 采用团块记数法[1]统计出水鸟的总数。每次调查的人员、路线以及观测点固定, 并采用GPS进行定位, 在保证调查日期间隔相同的前提下, 尽可能选择晴朗或天气状况良好的日期进行调查。

2.2 数据分析

参考郑光美《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二版[16]和《安庆沿江湖泊湿地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与管理》[17]判定所记录各种水鸟的居留型、地理型、保护级别和受胁等级等。

Alpha多样性指数计算选择丰富度指数、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和优势度指数4类, 其中丰富度指数即鸟类的物种数[18]。选用Shannon-Wiener指数()对物种多样性进行统计, 采用Pielou均匀性() 指数对均匀度进行计算[19-20]。

图1 安徽桐城嬉子湖国家湿地公园区位以及观测点示意图

Figure 1 Map of location and observation sites in Anhui Tongcheng Xizi Lake National Wetland Park

Shannon-Wiener指数:

Pielou均匀性指数:

式中:—湿地公园内水鸟的物种总数;P—第个物种个体数占所有物种数量的百分比。

采用Berger-Parker优势度指数(P)[21-22], 确定水鸟群落的优势种(P≥5%), 公式为:

式中:N—为群落中第个物种的个数;—为所有物种个体总数。

群落相似性指数()[22-23]:

式中:—两个不同功能区域中共有的水鸟物种数;—A功能区和B功能区的水鸟物种数。

采用BAS法将Beta多样性分解为周转(β)和嵌套(β)两个组分, 物种周转指不同群落间的物种替换, 物种嵌套指当物种丰富度差异沿着某一梯度呈现有序排列时, 拥有较少物种的群落是拥有较多群落的子集[24]:

式中:—B功能区和C功能区共有物种数;—B功能区和C功能区各自特有的物种数。

使用Excel 2018和SPASS 2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水鸟群落的物种组成

共记录到水鸟6目15科54种(表1), 其中鸻形目鸟类种数最多, 为21种, 占39.89%。其次是雁形目共14种, 占25.92%。共有冬候鸟29种, 占53.70%; 夏候鸟11种, 占20.37%; 旅鸟8种, 占14.81%; 留鸟6种, 占11.11%。鸟类区系组成分析结果显示, 有古北界种35种, 占64.81%; 东洋界种8种, 占14.81%; 两界广布种11种, 占20.37%。

54种水鸟中, 有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鸟类2种, 东方白鹳()和白头鹤(), 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鸟类5种, 鸿雁()白琵鹭()、白额雁()、小天鹅()和水雉(), 安徽省地方重点保护鸟类12种; 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物种红色名录中的近危(NT)物种2种, 易危(VU)物种3种, 濒危(EN)物种1种。

该湿地公园全年水鸟优势种有5种, 分别为豆雁()、黑腹滨鹬()、凤头麦鸡()、普通鸬鹚()和斑嘴鸭()。从季节组成来看, 春季优势种为豆雁、白鹭()、普通鸬鹚和斑嘴鸭, 其中豆雁主要分布在湿地保育区西侧南圩以及恢复重建区王家同东部的草滩, 普通鸬鹚主要分布在恢复重建区大幸福圩附近, 白鹭和斑嘴鸭在四个功能区内均有分布; 夏季优势种为灰翅浮鸥()、斑嘴鸭、白鹭、中白鹭()和小()等, 在四个功能区内均有分布; 秋季优势种为斑嘴鸭、黑腹滨鹬、普通鸬鹚、绿翅鸭()和白鹭, 其中黑腹滨鹬大量分布在恢复重建区王家同附近泥滩, 普通鸬鹚主要分布在恢复重建区大幸福圩附近, 绿翅鸭主要分布湿地保育区广阔湖面上, 斑嘴鸭和白鹭在四个功能区内均有分布。冬季优势种为普通鸬鹚、豆雁、凤头麦鸡和黑腹滨鹬, 其中豆雁主要分布在湿地保育区西侧南圩、公园次入口以北以及恢复重建区王家同附近的浅滩, 黑腹滨鹬和凤头麦鸡主要分布在湿地保育区南圩附近的泥滩, 普通鸬鹚主要分布在恢复重建区大幸福圩附近。

3.2 功能分区水鸟群落特征及其季节差异

各功能区中, 在湿地保育区记录到的水鸟物种数和个体数量均最多, 分别为51种和11660只, 且该功能区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2.33)最高; 游客开放区的物种数和个体数量均最少, 分别为17种和248只; 恢复重建区水鸟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2.05)和Pielou指数(0.50)均最低(表2)。

据统计结果显示, 夏季湿地保育区和恢复重建区水鸟物种数相等, 其余各季节物种数均为湿地保育区>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游客开放区; 四个季节中, 游客开放区水鸟物种数和个体数量均最少, 湿地保育区和恢复重建区水鸟个体数量变化较大, 秋冬季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并在冬季达到峰值(图2)。

表1 安徽桐城嬉子湖国家湿地公园水鸟名录

续表

注: 居留型: 夏—夏候鸟; 冬—冬候鸟; 留—留鸟; 旅—旅鸟。地理型: 古—古北界; 东—东洋界; 广—两界广布种。保护等级: 国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 国Ⅱ—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 省Ⅰ、省Ⅱ—安徽省地方重点保护鸟类。

表2 不同功能分区水鸟多样性群落特征

从均匀度角度看, 夏季是各功能区均匀度最高的季节, 且四个功能区较为接近。秋季恢复重建区水鸟均匀度最低, 冬季湿地保育区与恢复重建区水鸟均匀度最低。从水鸟群落多样性指数角度看, 游客开放区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先增后减, 春季和冬季均是四个功能区中最低; 合理利用区和湿地保育区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同样呈现先增后减趋势, 且均冬季最低; 恢复重建区Shannon- Wiener多样性指数呈现先减后增趋势, 在秋季最低, 为四个功能区中最低(图2)。

3.3 功能分区水鸟群落相似性及聚类分析

由湿地公园内水鸟群落相似性可知(表3), 游客开放区与湿地保育区相似性指数(0.5000)最低, 与恢复重建区的相似性指数也较低(0.5231), 而恢复重建区与湿地保育区具有最高的相似性指数(0.8889)。

由于相似性指数仅涉及水鸟的物种数, 未考虑其它水鸟群落指标的变化对评定两群落相似程度的影响, 因此, 将嬉子湖湿地公园水鸟种数、多样性指数及均匀度指数作为基数, 运用欧式和最短距离法进行聚类分析, 进一步评价各功能区水鸟群落的相似程度[25], 恢复重建区的水鸟群落与湿地保育区聚为一类, 它们与合理利用区的相似度较高, 与游客开放区相似度最差(图3), 这与相似性指数计算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

图2 不同季节四个功能区水鸟群落特征

Figure 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bird community in four functional areas in different seasons

表3 不同功能区水鸟群落相似性

3.4 不同功能分区Beta多样性分解

恢复重建区和湿地保育区之间Beta多样性周转组分高于嵌套组分, 其余功能区之间的嵌套组分均高于周转组分。同时, 游客开放区与其他功能分区的嵌套组分明显高于周转组分, 表明其在鸟类多样性方面的贡献较小。其中, 两个功能区之间周转组分为0表示一个功能区的水鸟物种完全包括另一个功能区(表4)。

4 讨论

安徽桐城嬉子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 是南北迁徙候鸟途经之地[5], 水鸟区系组成复杂。从全年的区系组成上看, 湿地公园内古北界水鸟(35种)占优势, 东洋界(8种)和两界广布种(11种)占有相当比例, 体现出动物区系的过渡特征。本次调查共记录到水鸟6目15科54种, 以冬候鸟为主, 占水鸟总物种数的53.70%。湿地公园以鸻形目和雁形目水鸟居多, 在秋、冬季主要聚集于湿地保育区西侧南圩、公园次入口以北以及恢复重建区王家同、大幸福圩附近的水域滩涂。濒危及重点保护物种是保护区选址、功能区划分常用的指示物种[4], 在湿地公园内记录到的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均为冬候鸟, 主要集中在迁徙以及越冬季节, 其中, 在恢复重建区王家同附近记录到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鸟类白头鹤, 以及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鸟类白额雁和小天鹅; 在湿地保育区西侧南圩和公园次入口以北处记录到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鸟类东方白鹳, 以及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鸟类白琵鹭、鸿雁、白额雁和小天鹅; 在游客开放区以及合理利用区没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的记录。这表明恢复重建区和湿地保育区能为珍稀鸟类提供适宜的栖息地, 而游客开放区和合理利用区由于土地利用以及人为干扰等影响, 无法为珍稀鸟类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重点保护鸟类分布情况对于评价湿地公园功能分区设置是否合理具有指示意义。

各功能区水鸟多样性差异明显, 物种数和均匀度同时决定了水鸟群落多样性指数的高低, 物种数越多且均匀度越高, 水鸟多样性就越高[26]。从全年水鸟多样性上看, 湿地保育区最高(2.33), 该功能区未受到较大的人为干扰和破坏, 生境状态良好, 且其范围内水域、灌丛、林地、滩涂等生境均有分布, 生境异质性相对较高。有研究表明栖息地面积影响水鸟多样性, 水体面积及裸露浅滩面积决定着水鸟的种类和数量, 其面积越大, 容纳的水鸟就越多[27], 因此湿地保育区记录到的水鸟物种数和个体数量均最高。恢复重建区的水鸟多样性最低(2.05), 该功能区位于河流入湖口, 水质良好, 草本植物丰富, 分布大量泥滩和草本沼泽, 但由于私自围垦、养殖等原因, 原生湿地环境破坏较严重, 生境异质性下降。在迁徙越冬季节, 水位逐渐下降, 鱼虾贝类等食物资源逐渐暴露出来, 食物可获得性的增加吸引大量水鸟在此区域聚集, 而该功能区内豆雁、黑腹滨鹬和普通鸬鹚在个体数量上占据绝对的优势, 但水鸟数量少于湿地保育区, 因此水鸟均匀度较差, Pielou指数(0.53)和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最低。从季节上看, 除夏季外其余季节均是湿地保育区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最高, 且秋季湿地保育区与恢复重建区多样性差异显著, 主要原因在于迁徙季节黑腹滨鹬大量聚集于恢复重建区王家同附近, 导致两功能区均匀度差异明显。合理利用区除了小木咀以南水产养殖区域之外主要是西南部大面积农田, 这在夏季给鹭类等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场所, 而其他功能区水鸟分布较为分散, 所以在夏季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最高。游客开放区(管理服务区和宣教展示区)由于设有游客服务设施, 是公园管理服务和集散的中心, 有游客干扰且功能区域面积较小, 记录到的鸟种最少, 在四季中水鸟多样性表现均较低。

图3 各功能区水鸟群落的聚类分析

Figure 3 The cluster analysis of waterbird community among different functional areas

表4 水鸟群落Beta多样性周转分组(βsim)和嵌套分组(βsne)

注: 右上三角数据为β; 左下三角数据为β。

从相似性和聚类分析结果上看, 游客开放区记录到的鸟种数及个体数量最少, 因此与鸟种数及个体数量最多的湿地保育区(0.5000)和恢复重建区(0.5231)相似性最低。恢复重建区与湿地保育区相邻, 经过长时间的水体修复、圈圩拆除和植被恢复等工程, 恢复重建区生态环境有所提高, 且两功能区所包含生境类型较为相似, 因此水鸟群落的相似性最高(0.8803)。水鸟群落Beta多样性的物种周转和嵌套组分在空间维度上体现需要不同侧重的保护策略[28-29], 如果嵌套组分占优势, 那么该研究区域内物种数相对更多的功能区具有较高的保护优先等级, 故而拥有物种数最多的湿地保育区和恢复重建区的保护等级较高, 而如果周转组分占主导则意味着所有功能区对Beta多样性的贡献相似, 本文结果表明恢复重建区和湿地保育区具有相同的保护地位。

总体而言, 嬉子湖国家湿地公园水鸟资源丰富, 水鸟种类季节变化明显, 生境异质性、功能区面积大小、露出滩涂面积、人为干扰等是不同功能区水鸟群落结构差异的重要原因。水鸟群落Alpha多样性及分布表明湿地保育区内水鸟群落结构最为合理, 而恢复重建区水鸟数量虽多, 但是均匀度差, 黑腹滨鹬、豆雁等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 因此, 恢复重建区自然恢复的同时应注意各种植被和生境类型的搭配, 提高生境异质性, 为其他迁徙越冬的水鸟提供更好的栖息环境。此外, 湿地公园内国家重点保护鸟类主要分布在湿地保育区和恢复重建区的部分区域, 应加强对这些区域的保护, 为珍稀鸟类提供足够的栖息环境。Beta多样性分布格局表明从水鸟保护角度来看, 湿地公园功能区设置基本合理, 但在关注湿地保育区的同时, 应加强恢复重建区的建设, 充分发挥嬉子湖湿地公园管理局的管理职能, 在水鸟集中活动的区域严格控制人类活动的干扰, 在水鸟迁徙和越冬的敏感季节应根据情况进行巡护, 为其营造适宜的生存空间。

[1] 周健. 升金湖水生植物人工促进恢复对水鸟群落多样性的影响[D]. 合肥: 安徽大学, 2020.

[2] LUO Kang, WU Zhaolu, BAI Haotian, et al. Bird diversity and waterbird habitat preferences in relation to wetland restoration at Dianchi Lake, south-west China[J]. Avian Research, 2019, 10(3): 374–385.

[3] GIBBS J P. Wetland loss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J]. Conservation Biology, 2000, 14(1): 314–317.

[4] 王强, 吕宪国. 鸟类在湿地生态系统检测与评价中的应用[J]. 湿地科学, 2007, 5(3): 274–281.

[5] 陈锦云, 周立志, 周波, 等. 安徽沿江两个浅水型湖泊越冬水鸟的季节动态[J]. 动物学研究, 2011, 32(5): 540– 548.

[6] GUTIÉRREZ-CÁNOYAS C, MILLÁN A, VELASCO J, et al. Contrasting effects of natural and anthropogenic stress­sors on beta diversity in river organisms[J]. Global Ecology and Biogeography, 2013, 22(7): 796–805.

[7] MA Zhijun, CAI Yinting, LI Bo, et al. Managing wetland habitats for waterbird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J]. Wetlands, 2010, 30(1): 15–27.

[8] AIKINS T K, GBOGBO F, OWUSU E H. An evaluation of the level of human disturbance to waterbirds at Mole National Park in Ghana[J]. Wetlands Ecology and Manage­ment, 2018, 26(4): 703–713.

[9] 黄帅, 龚大洁, 李隆, 等. 民勤石羊河国家湿地公园鸟类多样性调查及分析[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0, 34(2): 168–174.

[10] 陈锦云, 周立志. 安徽沿江浅水湖泊越冬水鸟群落的集团结构[J]. 生态学报, 2011, 31(18): 5323–5331.

[11] 周葆华, 金宝石. 安庆沿江湿地资源利用与保护对策研究[J]. 中国农学通报, 2007, 23(9): 482–485.

[12] 王康明. 安庆沿江湖泊湿地保护管理对策[J]. 安徽林业科技, 2015, 41(4): 38–40.

[13] 周雯慧, 朱京海, 刘合鑫, 等. 湿地鸟类调查方法概述[J]. 野生动物学报, 2018, 39(3): 588–593.

[14] 柴硕, 曹子祯, 孙浩, 等. 河北怀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水鸟多样性[J]. 湿地科学, 2019, 17(5): 544–552.

[15] XIA Shaoxia, LIU Yu, WANG Yuyu, et al. Wintering waterbirds in a large river floodplain: Hydrological connectivity is the key for reconciling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tion[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6, 573: 645–660.

[16] 郑光美. 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二版)[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17] 朱文忠. 安庆沿江湿地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与管理[M].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0.

[18] 冯威, 赵成章, 岳冉, 等. 张掖国家湿地公园冬春季鸟类群落多样性和相似性分析[J]. 生态学杂志, 2017, 36(8): 2224–2231.

[19] 刘灿然, 马克平, 吕延华, 等. 生物群落多样性的测度方法VI: 与多样性测度有关的统计问题[J]. 生物多样性, 1998, 6(3): 229–239.

[20] 陈宇, 汪正祥, 杨其仁, 等. 湖北崩尖子自然保护区夏季鸟类群落及多样性研究[J]. 生态科学, 2018, 37(5): 39– 46.

[21] 王松, 简兴, 王玉良, 等. 安徽石龙湖国家湿地公园鸟类多样性[J]. 湿地科学, 2017, 15(6): 759–765.

[22] 邵明勤, 石文娟, 蒋剑虹, 等. 江西南昌市迁徙期和越冬期湖泊鸟类多样性[J].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2015, 31(3): 326–333.

[23] 平磊, 周立志. 焦岗湖国家湿地公园鸟类群落多样性及其季节动态[J]. 生物学杂志, 2018, 35(1): 68–72.

[24] 斯幸峰, 赵郁豪, 陈传武, 等. Beta多样性分解: 方法、应用与展望[J]. 生物多样性, 2017, 25(5): 464–480.

[25] 梁晨霞.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鸟类群落结构及季节动态[D]. 内蒙古: 内蒙古大学, 2015, 19–21.

[26] 罗子君, 周立志, 顾长明. 阜阳市重要湿地夏季鸟类多样性研究[J]. 生态科学, 2012, 31(5): 530–537.

[27] 杨二艳, 周立志, 方建民. 长江安庆段滩地鸟类群落多样性及其季节动态[J]. 林业科学, 2014, 50(4): 77–83.

[28] CALDERÓN-PATRÓN J M, MORENO C E, PINEDA- LÓPEZ R, et al. Vertebrate dissimilarity due to turnover and richness differences in a highly beta-diverse region: The role of spatial grain size, dispersal ability and distance[J]. PLoS ONE, 2013, 8(12): e82905.

[29] 刘琪琪, 范俊功, 谷德海, 等. 河北沽源夏季鸟类群落多样性[J].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2020, 36(5): 612–617.

Waterbird diversity in Anhui Tongcheng Xizi Lake National Wetland Park

HU Dongxu1,2, ZHOU Lizhi1,2*

1.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2. Anhui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Wetland Ecosystem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The diversity of waterbird community can reflect the habitat quality of different functional areas in wetland parks. Apart from researching the Alpha diversity of waterbird community, the turnover and nestedness components of Beta diversity can be a measurement of the significance of species conservation of different functional areas. To grasp the situation of the waterbird community in Anhui Tongcheng Xizi Lake National Wetland Park, surveys were made to 14 observation sites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9. A total of 54 species of birds, belonging to 6 orders, 15 families were recorded, 29 (53.70%) of which were winter migrant species. Among these birds, 66 (49.62%) belonged to Palearctic realm, 37 (27.82%) were Oriental and 30 (22.56%) were widespread ones. Two species of birds were national first level key protected animals, five species were national second level key protected animals, and twelve species of birds were provincial key protected animals; two near-threatened species, three vulnerable species and one endangered species on the IUCN Red List of Species. The Shannon-Wiener index was the highest in wetland conservation areas (2.33), lowest in restoration areas (2.05). The similarity index between the wetland conservation areas and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reas was the highest (0.8889), the tourist open area and the restoration area was the lowest (0.5000). The turnover of Beta diversity between wetland conservation area and restoration area was higher than nestedness, the nestedness between other functional areas was higher than turnover.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functional area of the park is basically set up reasonably, and the waterbird community in the wetland conservation area is the most stable. While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wetland conservation area, the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rea should also be listed as the key construction object, to improve the habitat diversity of the functional area.

waterbird diversity; similarity index; nestedness; turnover; functional area; wetland park

10.14108/j.cnki.1008-8873.2022.06.022

Q958.1

A

1008-8873(2022)06-183-10

2020-10-20;

2020-12-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2171530, 31472020)

胡东旭(1996—), 男, 安徽合肥人, 硕士, 主要从事环境生态与资源管理研究, E-mail: hu530779185@163.com

通信作者:周立志, 男, 博士, 教授, 主要从事水鸟与湿地生态学研究, E-mail: zhoulz@ahu.edu.cn

胡东旭, 周立志. 安徽桐城嬉子湖国家湿地公园水鸟多样性[J]. 生态科学, 2022, 41(6): 183–192.

HU Dongxu, ZHOU Lizhi. Waterbirddiversity in Anhui Tongcheng Xizi Lake National Wetland Park[J]. Ecological Science, 2022, 41(6): 183–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