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岚，袁晓霞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公共管理教研部，上海 200233)

一、引 言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1]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同志发出乘势而上、再接再厉、接续奋斗的进军号令。2020年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完成，标志着我国进入后脱贫时代，其特征表现为脱贫的反复性、贫困样式的多样化、贫困重点的非地缘性等[2]。为适应脱贫目标任务的新变化，以教育、农村电商、特色产业等为抓手的帮扶模式逐步从解决绝对贫困的“输血式”转变为解决相对贫困的“造血式”[3]，曹东勃等[4]学者提出教育振兴乡村正在由“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的发展理念转变。然而人力资本短缺、市场经营准入门槛高、生活环境相对恶劣是后脱贫时代推进可持续脱贫工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5]。同时，疫情常态化下，经济增速放缓导致就业市场供过于求，大学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就业难题[6]。当前正面临着后脱贫时代人才引进的迫切需求，同时亟待缓解大学生严峻的就业形势等难题。大学生群体作为优秀人才储备力量，是发挥互联网优势的中流砥柱，是建设数字乡村的重要人才支撑。因此，深入分析后脱贫时代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将为帮扶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大学生群体作为乡村治理人才的重要来源，是推进可持续脱贫任务的一股重要社会力量[7]，这种优势在后脱贫时代体现得尤为明显。学术界对大学生群体参与帮扶的研究主要分为创业就业类和文化教育类。针对创业就业类的研究主要围绕大学生农村电商创业就业的影响机制[8]、能力培养[9]、实践探索[10]、实现路径[10-11]等方面。有学者认为，创业环境的持续改善和提升(尤其是国家政策向返乡创业大学生的倾斜)、返乡创业机会和资源不断增多等是影响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的重要因素[12]。文化教育帮扶类的研究方向包括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三支一扶、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13]等志愿支教活动参与教育帮扶[14]。也有学者聚焦已受到教育帮扶的农村大学生群体[15]的农村帮扶意愿。由此，本文对“下乡帮扶”的界定是主动申请或由其所在单位组织外派到国家明确发布的重点帮扶县，参与以帮扶为目的且工作年限不定的就业创业或文化教育工作中。

笔者将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细化为“下乡帮扶意愿”“可接受的最长下乡帮扶年限”(下文简称“下乡帮扶年限”)两个维度进行，试图将既往研究中所涉及的因素归结为影响个体行为、个人需要、工作选择的要素三类，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为基础，借鉴双因素理论和社会支持理论的观点，结合问卷调查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识别和解释影响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的因素。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影响个体行为的要素

依据社会支持理论的观点，个体行为与个人需求受社会环境和外界支持影响，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支持网络越强大，就能够越好地应对各种来自环境的挑战。实证分析表明，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次数越多或亲戚朋友有农村创业成功经历，则参与农村帮扶的意愿越强烈，也更容易关注相关实践或政策导向[16]。桑晚晴等[17]的研究结果显示，家人对驻村工作(如相对恶劣的工作环境、繁杂的工作内容甚至是长久的工作时间)的理解程度越高，驻村干部的留任意愿越高。韩策等[18]的研究表明，父母对农村创业就业的支持程度越高，则学生的意愿水平越高。可见，家人支持程度显著影响个体行为，是大学生选择下乡帮扶或继续留任岗位的重要考虑因素。有学者认为大学生要从思想观念、文化教育和知识技能方面参与下乡帮扶[19]。刘波[20]的研究发现，选派优秀干部外调担任挂职副县长和驻村第一书记是新时代高校助力脱贫攻坚的重要策略，而打造大学生志愿帮扶新模式，开展大学生志愿支教、研究生志愿支教团活动，建立教育帮扶长效机制也是高校参与帮扶的不可或缺的方式。可见，高校大学生开展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活动可以提升大学生思想观念转变、知识技能运用、社会责任承担的基本行为表达。为此，提出如下假设：

H1：志愿服务次数与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正相关。

H2：家人支持程度与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正相关。

(二)影响个人需求的要素

1943年，美国学者马斯洛(Abraham Maslow)在《人类激励理论》这本书中提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由低级到高级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五大需求，这些需求是递进关系，优先满足低层的需求是人们对需求的追求次序，高层需求的想法是在满足低层需求之后产生的[21]。以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为例，只有当生理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时，人们才会有充分的条件考虑安全需求，高层需求的满足会对满足低层需求产生激励作用。

(1)生理需求。王相睿[22]基于对吉林省高校涉农专业大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期望月薪作为保障生存基本的生理需要的重要因素，与返乡就业意愿存在显著负相关。樊育红[23]研究发现，“三支一扶”中大学生留任意愿弱、工资待遇不尽人意、社会知晓度不高等矛盾突出。可见，大学生更多考虑是否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且普遍认为下乡帮扶无法有效满足个人对工资的期待，可见，期望的月工资水平越高，其参与下乡帮扶的意愿越低。

(2)安全需求。孙智宏[24]认为，农村社会发展的基础环境，包括经济环境和乡土文化环境对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影响较大，特别是自然环境的安全稳定和人情社会的情感排斥会对大学生下乡帮扶产生影响。张健等[25]研究发现，受助大学生返乡就业的难点在于就业环境，经济发展环境与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距，无法满足受助大学生对医疗服务、教育服务、基础设施等条件的需求。可见，工作环境的安全稳定以及人情社会中的社交环境，要有具体化的制度保障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来确保大学生的身心健康，从而提高其下乡帮扶意愿。

(3)社交需求。李滋阳等[26]研究认为，农村籍大学生在人脉资源、民风民俗、语言沟通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家人在乡村的大学生会更愿意返乡工作，在乡村中有家族势力和地位权威较高的大学生会更有意愿下乡帮扶，大学生更愿意参与到已有社交基础的乡村中，从既往习俗获得归属感。因此，归属感获得越强烈，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越强烈。

(4)尊重需求。单纯的科学技术支持并不能使大学生适应下乡帮扶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要激发起大学生对下乡帮扶工作的兴趣和热情，这就需要大学生的工作得到同伴的认可、社会的尊重，以激发大学生下乡帮扶工作的长效性[27]。韩锦等[28]的研究也表明，大学生村官对农村工作是否满意和任期满后是否选择留任，受社会各界对大学生村官的尊重与认可的显著影响。可见，尊重需求的满足对大学生选择下乡帮扶有显著影响。

(5)自我实现需求。陈俊鹏[29]的研究发现，农村青年对生活的感知和其思想价值的感悟建立在现代化城市发展基础上，要抓住乡村振兴的契机，让其物质享受和意识洗礼都在时代变迁中得到升华，因此大学生抓住机遇的价值观在帮扶重点县的推进中更为强烈。衡文平[30]在其研究中提出，自我价值实现显著正向影响研究生乡村创业意愿，自我价值的实现通过自我认识水平来测量，而极端情况的自我认识(过高或过低)导致部分研究生背离实际，不愿意下乡帮扶。可见，大学生对下乡帮扶工作能实现人生价值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参与下乡帮扶意愿越强烈。

结合以往研究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提出以下具体研究假设：

H3：期望月工资水平与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负相关。

H4：工作环境满意度与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正相关。

H5：下乡帮扶获得归属感程度与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正相关。

H6：下乡帮扶工作获得认可和尊重程度与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正相关。

H7：下乡帮扶实现人生价值的程度与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正相关。

(三)影响工作选择的要素

双因素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赫茨伯格(Frederick Herzberg)于1959年提出。他将有关影响因素分为两种，即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有学者研究表明，薪酬待遇和个人发展空间是大学生就业创业考虑的首要因素[31]。可见，薪资水平仍然是就业选择的首要考虑因素。此外，周鹏[32]研究发现，无论是影响就业地区偏好还是就业单位性质偏好的因素中,工作的稳定性都会降低大学生的就业意愿。这表明，工作的挑战性会激发大学生的就业兴趣。具体假设如下：

H8：合理的薪资水平重要性与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负相关。

H9：工作的挑战性增强工作动力程度与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正相关。

(四)控制变量

本文将人口因素作为控制变量。韩锦等[28]3分析当前大学生村官对工作是否满意与任期满后是否选择继续担任村官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大学生村官的性别、年龄、学历等个性差异显著影响工作满意度及任期满后是否留任。王相睿[22]2研究发现，性别、家庭居住地对大学生是否返乡就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张立驰等[33]运用二元回归logistic模型分析发现，性别、专业对大学生是否赴农村创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学历、生源地对大学生是否赴农村创业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生赴农村创业的意愿影响不显著。钟云华等[34]的研究表明，中共党员、家庭处于中层以下社会阶层的男性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就业的意愿更强烈。可见，性别、年龄、学历、专业、家庭居住地、家庭年收入都可能对大学生是否参与下乡帮扶有正向或负向显著影响，由此，提出假设H10～H15。

H10：相较于女生，男生下乡帮扶意愿更强烈。

H11：相较年龄大的大学生，年龄小的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更强烈。

H12：相较研究生，本科生更愿意下乡帮扶。

H13：相较理工类学生，文科类学生更愿意下乡帮扶。

H14：相较家庭居住地为城镇的大学生，农村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更强烈。

H15：相较家庭年收入低的，家庭年收入高的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更强烈。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采集

(一)被调查者

2021年3月3—7日，笔者采用在线问卷方式，在B大学校内对大学生开展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收集到问卷312份，参与者用手机、电脑完成问卷，同一微信或QQ账号只能作答一次，避免同一参与者多次作答。由于问卷要求参与者回答32个问题，参与者在填写问卷过程中容易失去耐心，继而疏忽或怠慢问卷问题的阅读和作答。为此，本研究通过问卷本身记录的作答时间对有效样本进行筛选。在参与者中，有4名参与者的答题时间少于60秒(答题平均时间为120秒)，说明他们由于时间紧张没有认真作答的可能性较高。根据年龄(全日制大学生)去除出生年份在1990年前的数据1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307份，有效问卷率为98.7%。

(二)问卷设计

根据理论基础与以往研究成果，笔者对各变量进行指标设定和测量。依据以往规律，笔者在问卷正式发放之前先进行简单的预调查，根据问卷填写人的反馈(包括对问卷问题语义的曲解、对问卷问题表述的不流畅等)修改完善问卷，最终确定问卷内容。问卷的Cronbach’sα系数为 0.755，信度较好；运用专家评定法对问卷条目与概念关联性进行评定并进行一致度分析，结果表明问卷内容效度较好。

1.下乡帮扶意愿的测量

根据理论假设，本文采用双因变量来测量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对“下乡帮扶”的界定是主动申请或组织外派到国家明确的重点帮扶县包括村、乡镇和县三级，参与到以帮扶为目的且工作年限不定的就业创业或文化教育工作中。以李克特(Likert)五级型量表来测量大学生的下乡帮扶意愿的强弱程度：“您的下乡帮扶意愿是？”(完全不想去=1，非常想去=5，中间为“不确定”=3)；另外，还增加了测量下乡帮扶年限的问题：“您可以接受的最长下乡帮扶年限？”(0年=1,1～3年=2,4～6年=3,7～9年=4,10年以上=5)。具体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因变量与自变量数据统计结果

2.影响因素的测量

根据理论假设，设置了9道测量影响因素的问题。测量志愿服务的问题是：“最近一年内，您参加过几次为他人提供志愿服务的活动？”(选项：没有=1,1次=2,2～3次=3,4～5次=4,6次及以上=5)测量家人支持的问题是：“您的家人对您参与下乡帮扶的支持度是？”(完全不支持=1，非常支持=5，不确定=3)测量薪资水平(保健因素)的问题为：“您认为合理的薪资水平的重要程度是？”(完全不重要=1，非常重要=5，不确定=3)测量工作挑战性(激励因素)的问题为：“您认为工作的挑战性对增强工作动力的程度是？”(完全不能增强=1，完全能增强=5，不确定=3)测量马斯洛需求层次的问题有5个，测量生理需求的问题为：“您期望的月工资水平为？”[5千以内=1,5千～8千(不包括8千)=2,8千～1.2万(不包括1.2万)=3,1.2万～1.5万(不包括1.5万)=4,1.5万及以上=5]测量安全需求的问题为：“您觉得下乡帮扶的工作环境是否能满足您的预期？”(完全不满足=1，完全满足=5，不确定=3)。测量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三种层次需求的问题是“您认为下乡帮扶工作能否获得归属感(或得到他人的认可和尊重或实现人生价值)？”[完全不能获得(或得到或实现)=1，非常能获得(或得到或实现)=5，不确定=3]

在本次调查的307份问卷中，有69.1%的大学生在最近一年内参加过一次以上的志愿服务活动；家人非常支持大学生下乡帮扶工作的仅占4.2%；在保健因素的测量中，90.9%的大学生认为合理的薪资水平在大学生下乡帮扶工作中是重要的；在激励因素的测量中，55.7%的大学生认为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更能提升工作动力。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测量，生理需求测量中仅有4.6%的同学选择5千以内，61.3%的学生期望月工资是8千以上；安全需求中仅有19.9%的大学生认为下乡帮扶的工作环境(自然环境恶劣、乡村基础设施不健全、医疗水平、经济条件等)可以满足对日后工作环境的预期；54.1%的大学生认为在下乡帮扶工作中可以获得社交需求的归属感；68.1%的大学生认为下乡帮扶工作可以获得认可与尊重；约半数的大学生认为下乡帮扶可以实现人生价值这种自我实现需要。

3.控制变量的测量

问卷设计包括6道调查大学生人口特征的问题，包括性别、年龄、学历、专业、家庭年收入和家庭居住地，以作为控制变量。张立驰[33]、桑晚晴等[11]、韩锦等[28]研究中也通过控制个体差异因素对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进行研究。关于大学生群体的调查问卷将针对个人相关信息的问题放在最后一部分，可以显著降低被调查者因害怕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而放弃填写问卷导致出现无效问卷的情况。307份有效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22.53岁(SD=1.346)，其中女生141人，本科生207例，理工类198例，城镇174例，家庭年收入8万以下138例。具体统计结果见表2。

表2 被调查者的人口特征(n=307)

(三)统计分析工具

首先,构建“下乡帮扶意愿”“下乡帮扶年限”对9个下乡帮扶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运用SPSS 23.0对B大学有效问卷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其次，分析下乡帮扶实现人生价值的程度与合理薪资水平的重要性之间的交互效应。最后，在两个包含交互变量的基础回归模型中，同时加入6个人口统计变量，以观测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的显著影响因素。

四、实证结果

(一)相关性分析与共线性诊断

各变量的平均值(M)和标准差(SD)如表3所示。为更精确地描述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运用SPSS 23.0进行皮尔森相关性检验，系数矩阵如表3所示。结果表明，所有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绝对值都不超过0.7。而且，方差膨胀因子(VIF)共线性统计量远小于10，相应的容忍度较大，表明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二)回归分析结果

如表4所示，模型1和模型2是以“下乡帮扶意愿”为因变量的多元回归模型，模型2是在基础模型1上加入人口特征控制变量。模型1中人生价值的实现程度、工作环境的满意程度、志愿服务次数、家人支持程度、工作的挑战性等5个变量有助于提升下乡帮扶意愿。而期望的月工资水平、合理薪资水平的重要性等2个变量与下乡帮扶意愿显著负相关。“人生价值×薪资水平”与大学生下乡帮扶显著负相关，表明人生价值实现程度与合理薪资水平的重要性之间存在交互效应。具体而言，下乡帮扶实现人生价值的程度会削弱合理薪资水平的重要性对下乡帮扶的负向作用；合理薪资水平的重要性也会削弱下乡帮扶实现人生价值的程度对下乡帮扶的正向作用。控制了人口特征变量的模型2，以上7个自变量依然显著影响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说明自变量的作用十分稳健的。

模型3和模型4是以“下乡帮扶年限”为因变量的多元回归模型，模型4是在基础模型3上加入人口特征控制变量。模型3中人生价值的实现程度、工作环境的满意程度、获得归属感程度等3个变量与可接受的最长下乡帮扶年限显著正相关。而期望的月工资水平则与可接受的最长下乡帮扶年限显著负相关，其中，“人生价值×薪资水平”交互效应不显著。控制了人口特征变量的模型4，除人生价值的实现程度是边缘显著以外，其他变量的作用非常稳健。

表4 下乡帮扶意愿的多元回归模型

(三)假设验证结果

实证结果支持H1、H2、H3、H4、H5和H9；部分支持H7、H8；不支持人口特征假设H10～H15，如表5所示。

表5 假设验证结果整理表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针对如何提升后脱贫时代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本文运用多元回归方法，构建以“下乡帮扶意愿”“下乡帮扶年限”为因变量的2个基础模型，并将人口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研究分析了后脱贫时代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人口特征包括性别、年龄、专业、家庭居住地、家庭年收入等因素的影响都不显著，这有别于前人研究认为家庭处于中层以下社会阶层的男性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就业的意愿更强烈[34]3的结论。具体而言，性别差异并不显著影响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原因可能在于，随着社会与家庭的教育观念转变，高校女性学生比例增多，整体就业形势趋于严峻，下乡帮扶也为女大学生就业提供可能的选择；农村地区越来越包容高学历女性；越来越多的女性愿意投身乡村参与帮扶等。以往研究发现，相较理工科类大学生，文科类的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更强烈，而本文发现这种专业差异对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国家有关决策部署致力于促进各类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且目前正处于农业现代化转型期，理工类专业人才也能在“互联网+”农业、电子商务等领域发挥自身之长。而家庭年收入、家庭居住地对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无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大学生下乡帮扶后对原生家庭的经济依赖较小，或原生家庭对大学生薪资收入反哺家庭的依赖较低；同时，政策执行具有包容性，这体现为尊重大学生的主动选择，如选择离家庭居住地较近的农村下乡帮扶，则大学生在心理情感上更易有归属感。

第二，个人需求因素对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显著相关。其中，月工资水平期望显著降低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水平，这表明制定政策时工资待遇的提升仍需重视。前人研究证明，家乡基础设施是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返乡创业的重要因素，这与本文的工作环境满意度和归属感的获得这两种因素显著提升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结论一致，表明满足安全、社交需要必不可少。

第三，在后脱贫时代，个体行为因素对提升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仍有显著作用，韩策等[18]2已经证明，在就业创业中，家人支持程度对下乡帮扶意愿有正向影响，该结论在本研究中依然成立。其中，志愿服务次数和家人支持程度显著提升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可能的原因是：一是大学生是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群体力量，志愿服务本身的服务性质和志愿形式都足以体现参与其中的大学生的情怀与担当，并非是学校或社会的要求而去做表面志愿，参与志愿服务可以有效提升大学生的责任和担当；二是家庭作为影响大学生社会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家庭的意见和态度对大学生下乡帮扶工作有决定性影响，大学生初入社会，对下乡帮扶工作利弊的个体化认知还不完善，需要家庭、高校、社会等塑造下乡帮扶工作的正向观念；三是工作挑战性显著提升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这与前人研究结论一致[32]3。大学生代表中国青年一代，具有敢闯敢干、冲劲十足、喜欢寻求刺激和挑战等特点，创新进取精神在其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并且下乡帮扶工作充满挑战性，多数大学生从未体验过农村生活，从工作环境的适应、工作推进到人情世故的处理，都充满挑战。大学生的特质使这一要素对其帮扶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第四，在以往研究仅关注下乡帮扶意愿与实现人生价值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揭示了下乡帮扶实现人生价值的程度与合理薪资水平的重要性之间存在交互效应。可能的原因是：对于大学生而言，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性。如果下乡帮扶能够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大学生为薪资所困而不愿下乡帮扶的心态会有所缓释；反之，对于特别在意高薪资的大学生，即便下乡帮扶能够帮助其更好实现人生价值，其下乡帮扶的意愿还是会受到牵绊。

(二)对策建议

根据研究结果来看，在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的影响因素中，主要涉及政府、高校、家庭、大学生个人等方面，因此，本文从不同主体视角提出建议和对策。

(1)政府。其一，坚持下乡帮扶政策倾斜，推进落实人才回引。一是要明确大学生下乡帮扶的工作机制和形式，又要为地方特色帮扶方式的完善留有余地，针对大学生下乡帮扶的方式给予配合和协作；二是要定向培养特色专业人才，提升优秀人才储备力量。政府依据乡村振兴所需的人才方向，提前布局专业人才培养，联合高校、企业做好大学生下乡帮扶实践中的准备工作，具体到地区分配下乡指标。其二，系统提升薪酬待遇，全面完善社会保障。大学生就业对较高的月工资水平的期望是基本诉求，满足大学生的基本日常生活需要，打消大学生在帮扶工作中的经济顾虑，让大学生全身心投入精准帮扶工作中去，才能为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2)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做好政策宣讲解读。高校要注重创新创业教育，在大学生参与下乡帮扶领域设立相关的实用课程和阶段性教授指导，还要与农村产业帮扶建立联系，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在校内建立实验室专门为精准帮扶提供技术指导和项目跟进。此外，大学生对下乡帮扶优待政策知晓度不高，高校作为政策解读宣传的桥梁，需要全方面宣传解读下乡帮扶相关优待政策，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3)家庭。消除思想偏见，潜移默化引导。大学生参与农村帮扶需要家长的鼎力支持，农村环境较为复杂，家长要注重学生的身心健康引导。要合力保障大学生人身安全，高校专门负责人、当地主管部门、大学生本人等要多方沟通，做好安全准备，以让家长全力支持大学生下乡帮扶工作。此外，还有家长受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而不愿意孩子下乡帮扶，对此要开展有目的、有针对性的宣传和政策解读活动，消除思想偏见，让家长深入了解下乡帮扶工作的价值和意义，以便支持大学生下乡帮扶工作。

(4)学生。其一，厚植爱国情怀，提升价值认同感。依据现有数据分析得知，提升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获得感会更好地提升大学生的下乡帮扶意愿。如何通过政策手段让下乡帮扶工作成为大学生心中就业方向的首要选择是目前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一是下乡帮扶工作不仅要实现最低要求的“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而且还要从思想上传递奋斗脱贫的意志，引领思想文化，激发贫困户自身脱贫致富的信念和勇气。二是大学生要树立起基层就业观念，通过乡村实践去了解真实的基层状况和农村脱贫所要求的最迫切的需求，将个人价值与乡村振兴相结合，为基层治理做贡献。其二，强化责任意识，激发内生动力。大学生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强化下乡帮扶意识，积极主动了解下乡帮扶的相关政策和途径，用自己的知识能力弥补乡村帮扶的技术落差，以“奋斗才能有幸福生活”的价值观念引领贫困户主动积极参与到脱贫项目中去。一是把握信息时代的优势，积极关注农村脱贫的情况和发展路径，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参与到学校举办的创新帮扶项目中去，主动对接帮扶工作。二是主动参与创新比赛，报名红旅专项创新训练，以学校特色专业对接农村产业帮扶，如搭建电商帮扶网站等。三是主动参与志愿服务，积极投身志愿服务活动，包括“科技助老”“孤僻症儿童陪护”“艺术支教”等志愿活动。呼吁新时代的大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为乡村发展做出贡献。

(三)研究局限

本文存在以下两方面不足。首先，因人力及研究期限的限制，研究对象为B大学的在校生，可能降低研究发现的普适性。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更为科学的调查方法，并且在有限条件下能更多地采集大学生样本数据。其次，本文主要探究了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的影响因素，在研究过程中，依据理论基础及文献研究经验纳入9个变量进行研究。事实上，大学生是否参与下乡帮扶受到多方面全方位的影响，本文以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研究结论的推广存在一定的局限。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增加高校、乡村企业等角度的调研部分，从而分析更多方面的因素对大学生下乡帮扶意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