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乐群

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是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理论基础，也是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广泛应用带动了第四次产业革命，智能化生产方式占据主流位置。在此过程中，劳动者逐渐退出了生产活动，直接参与劳动的劳动者逐渐减少，出现了许多无人工厂、无人车间。与此同时，企业获取的利润却只增不减，尤其是疫情期间，无人化工厂获利更多。那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真的过时了吗？如何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解释当今的经济现象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智能技术支持下劳动创造价值的不同结果

（一）智能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

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一方面解放、发展了生产力，另一方面却表现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类。智能技术作为一种手段本身是不具有统治人的力量的，但是智能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得其虽然对社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只因资本家信奉的资本逻辑，这种先进的生产力反而扭曲了生产关系，体现在分工、竞争等方方面面。

首先，智能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加剧了社会分工的复杂性。马克思曾批判因工厂生产模式产生的分工，认为机器大工业的分工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智能技术作为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应用于生产领域带来了新岗位的产生与旧岗位的变革，从而带来了新一轮的社会分工变化。从历史上看，每一次技术变革导致的社会分工变化都会使得劳动市场产生巨大波动，智能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也将可以预见的带来传统制造业中众多工人的失业。无人工厂、无人车间的大量涌向也将导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距离扩大，阶级矛盾加深。

其次，智能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加剧了资本主义竞争机制的扭曲。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是其标榜的“自由竞争”。也正是资本家的资本逻辑作用、追逐利润与资本的价值追求，劳动生产技术才能迅速发展，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才能不断提高。然而，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却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向。一种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智能技术可以解放人类的双手，以此克服消极劳动，成为帮助资本主义摆脱经济危机的重要力量；另一种是智能技术下的竞争是排他的，他强调的是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的话语逻辑。显然，在这种逻辑中，自由竞争变成了空谈，随之而来的是权力的集中和进一步的阶级分化与阶层固化。

再次，智能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加深了工人的异化程度。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使得工人与劳动相分离，将工人变成了只负责生产劳动的、脱离人性的生产工具。在资本的控制下，智能技术必将快速的席卷各行各业，将更多的、全面的知识融入日常的生产生活中。这意味着传统的劳动者将进入尴尬的境地，要么跟上时代发展潮流成为智能技术的掌握者，要么被迫放弃劳动的权利，成为“自由人”。智能技术本应是提高生产力，从而减少奴役劳动、解放人类双手，但因其资本主义应用，反而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智能化生产方式逐出劳动力市场。同时，智能技术的持续发展使得生产力持续提高，大幅减少劳动时间，促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持续减少，继续挤占了劳动者的生存空间。在这种情形下，人工智能所能生产的剩余价值无限趋近于零，而劳动者的购买力也同样趋近于零，从而形成了价值形成危机、价值实现危机与价值存在危机三种资本主义价值运动危机。

由此可见，智能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不仅没能克服资本主义自身的弊病、帮助资本主义度过危机，反而加剧了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加速了资本主义走向灭亡。这也证明了，智能时代，有智能技术加持下的资本主义生产依旧符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不会因为智能技术的应用而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

（二）智能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增进人民福祉

马克思指出人类文明进步的实质是人类自由的进步。在近代社会，使得人类走向更大程度自由的技术是蒸汽机的发明与使用，从热能到机械能的转化帮助人类实现了“解放性的变革”。那么，在智能时代，带领人类实现进一步自由的技术就应当是智能技术。就智能技术本身来看，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广泛应用是作为现代科学发展的结果，在历史上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的重要力量。所以，我们应该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智能技术的发展，重视智能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以克服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产生的不良影响。

首先，智能技术归根究底是被人类所创造的，最终也是为人类所使用的。人类既是智能技术的创造者，是智能技术成果的受益者，也是智能技术资本主义应用的受害者。智能技术的创造与应用始终应秉持解放人类、为人类的自由发展服务这个前提，与实现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相适应，不应反客为主，成为剥削人类、侵占人类生存空间的阻碍力量。智能技术究竟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还是发挥消极的阻碍作用都与人类如何使用有关。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类，应该积极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自主选择对智能技术的正确应用，实现人的主体价值，促进人本身的进一步完善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智能技术的使用不再是一家独大，而是处于知识共享机制中，研发成本持续降低，助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用较小的代价实现制造业的飞跃。同时，智能技术逐渐与实体经济融合，巩固实体经济支柱地位，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农户与中小企业逐步入驻淘宝、美团等线上APP，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取消中间商，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对接。而快递行业中，智能机器的投入使用也减轻了快递员的分拣压力，实现了整个产业链的智能化变革。与此同时，国家也应提醒生产者、劳动者警惕智能技术的负面影响，关注智能技术的使用情况，针对智能技术的错误使用或滥用及时做出应对。

其次，智能技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恢复劳动者主体地位，促进劳动者的多元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为主体，通过分配、再分配有其注重公平，缩小贫富差距，以促进全体公民的共同富裕。智能技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结合，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强强结合，帮助贫困地区人民摆脱贫困。同时，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也要依靠共享的大数据。在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资本家对数据和智能技术的把持，导致智能技术发展受阻。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国家对国有资产的控制、对经济发展的干预都可以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在应用智能技术是产生的问题，使得智能技术得以合理应用，有效地规避了智能技术使用的负面影响。社会主义国家中，劳动者真正的成为自己的主人，因此，当智能技术与劳动者相结合时，劳动者更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自主选择发展方向。智能技术对传统制造业升级后必然要求各领域各行业的进一步优化升级，也将催生更多适应智能化生产的岗位，促使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与综合发展。未来的劳动者不仅将承担智能技术的开发工作，更要做好智能技术的操作者工作，从而引发劳动者思维方面的变革。正是新的劳动形式、新的劳动对象的出现，使得劳动者进一步拓展视野，发展自身，促进自身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智能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可以克服其资本主义应用时产生的问题，尊重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帮助劳动者摆脱异化劳动。虽然现阶段还存在着部分私营企业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掉入资本的陷阱，忽视劳动者的主体作用，滥用智能技术，压榨劳动者等现象，但通过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管理与引导将逐步消除劳动异化现象，还劳动者自由劳动的社会，使劳动者可以借智能技术创造更多的价值。

二、对智能时代劳动价值论的再思考

如前文所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没有过时，它依旧闪烁着时代的光辉并指导着现阶段的经济发展。同时，我们要看到，智能时代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劳动价值论在当今社会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与新的状况。智能技术变革了劳动工具、解放了人类的双手，将劳动者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减少了奴役劳动，创造了更多的价值。但是，智能技术将劳动者与劳动工具逐渐融合在一起，必然出现智能机器对劳动者的排挤。马克思就曾指出机器“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对立。”因此，我们应正视智能技术在具体应用中出现的问题，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出发，通过阐释智能时代的生产方式规律，透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变与不变，构建智能时代的劳动价值论。

首先，把握第四次生产力革命的机遇期，构建开放协同的智能技术创新体系。智能技术是当代科学的最新成果之一，是复杂劳动的体现，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力发展，引导新一轮生产力革命。智能化生产的大规模应用既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坚持与体现，更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应该顺因智能时代的技术发展规律，利用智能技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添人民福祉，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新冠疫情爆发后，多数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受疫情影响不得不停工停产，农业、手工业、服务业遭受重创，部分产品无法供应，市场出现了供求不平衡的状况。这种时刻，无人工厂的必要性就体现出来。依靠智能技术与大数据支撑的无人工厂在疫情期间表现出了极强的抗风险能力，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无人工厂依然保持平稳增长的良好态势，及时补充市场需要，调节市场供需，维持经济稳定。人类对高新技术的探索不是一帆风顺的，取得的效果也不都是即时的。因此，作为超前技术的智能技术的发展必然需要国家的扶持，提供创新的环境与保障制度，科学评估智能技术的未来价值，构建适宜的科学技术创新体系，加快智能化与传统行业的融合，促进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实现生产方式的智能化革命。此外，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必然挤占传统制造业的市场，在推行时易遭受传统制造业的抵制，这时候也需要政府及时出手干预，给予智能技术应用空间，保障智能技术的持续发展与实际应用。

其次，完善智能技术应用与劳动关系的调整制度，促进智能技术发展与稳就业相结合，积极应对智能技术应用引发的就业问题。智能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不可避免的会挤占劳动力市场，从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智能机器逐渐取代人的直接劳动，这也是剩余价值规律的体现。智能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激化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加剧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间的矛盾。智能技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应用虽然有效地化解了资本与工人间的矛盾，但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非公有制仍占有重要的地位，智能技术的不恰当应用仍会造成一些问题。比如，智能技术支持下的传统行业的没落与新兴产业的壮大，无人化工厂造成的机器对人的取代，以及大量资本的投入造成的资本与工人间关系的扭曲。智能技术的固有优势使得其进入生产领域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在较短时间内改变了行业生态，对劳动者素质有了更苛刻的要求，恶化了全行业的工作生态，造成了现在热议的“996”“007”工作制、35岁即失业等畸形工作状态。因此，需要我们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深刻领会剩余价值规律，用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智能技术应用带来的就业问题。一方面，政府作为监管主体，要进一步采取更加严格的反垄断措施，防止资本过度参与智能技术的研发与应用。部分大型企业正通过收购、联盟等形式借助资本进行业务扩张，如阿里巴巴、腾讯等，形成自己的业务生态圈，将其他中小企业排除在外，进行恶性竞争，严重影响了传统行业的发展。政府应及时对这种情况做出反应，通过税收、反垄断法等平衡行业生态，警惕大型企业的资本运作，平衡智能型企业与传统企业的发展，提醒企业承担各自的社会责任，吸纳更多劳动者，从而促进就业。同时，政府要加大对中小智能型企业和传统企业的扶持力度，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政府还应加快对失业保障的调整速度。在人工智能和疫情常态化的影响下，失业情况较之前变得更为复杂严峻。这就需要政府加大对失业人员的保障力度，加紧形成完善的失业保障制度，保证劳动者拥有再就业的能力与信心，跟上智能时代的发展要求。另一方面，劳动者作为价值创造的主体，应坚持自主学习、终身学习，学习并掌握智能技术，以适应智能时代出现的新岗位的工作要求。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正如国务院相关文件指出的“劳动教育要体现出时代的特征”，劳动者想实现自身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必须紧跟时代发展，完善自我，提高自身素质，适应不同的时代要求，将智能技术作为自己拥有的生活技能，用积极的学习态度抵御生产力革命带来的就业风险。

最后，构建智能时代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巩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剩余价值论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但是，近年来许多学者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产生了怀疑，认为其不能解释智能时代的经济现象，已经过时。更有学者如许小年直接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等同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否认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从而否定剩余价值论，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正如前文所论述的，智能技术支持下的劳动不仅没有说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过时，反而证明了其依旧在智能时代发挥着作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虽能在出现反对声音时依旧彰显其力量进行反驳，但这也指出了学界在发展劳动价值论上存在的问题，构建智能时代的劳动价值论，任重而道远。何干强指出我国应继续在价值的概念、价值形成过程的理论价值关系与公有制相结合的方法，以及商品、货币、拜物教在当代的新形态等方面继续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因此，厘清错误观念，加强智能时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体系构建，巩固其在经济领域指导地位是如今的重要课题。

三、小结

智能时代虽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有着巨大的差别，但实践已经证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不变的真理，仍旧可以指导当今的经济工作，是我国进行一切经济工作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创造了中华民族，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也必将创造出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在智能技术的支持下，我们更应该重视新时代的劳动，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出发，解释智能时代的劳动现象，构建新时代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回应时代的质疑，指导智能时代的中华民族创造出更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