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民营企业发展目的及价值取向研究》报告试图深入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的丰富思想和精神资源，结合民营企业（包括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发展目的及价值取向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以独到视角分析梳理，探讨民营企业在新时期如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无论是以中华圣贤的天下观、民本观、义利观等为尺度，还是从“慎终如始”“诚之为贵”“常存敬畏”“以百姓心为心”等方面夯实“先高尚起来”的基础，历史已牵引所有民营企业的目光关注一个新的共同目标，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党的十九屆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为探索经验、形成范例，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战略部署。这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意味着继改革开放之初确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中解决温饱问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已成为时代最强音，是全国人民踔厉奋发的光辉前程。就民营企业而言，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时代要求，无论规模大小、成立时间长短，无一例外都应当顺势而为，规范和调整好自身的发展目的，在合法合规放手发展的同时，把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作为基本行为遵循。“民事不可缓也”。这就是当今民营企业发展的大目标、大任务、“主渠道”，也是所谓“新时代民营企业发展目的‘升级版”的主要含义所在。

在集体研讨中，一些专家认为，如果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大目标，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及俄乌冲突引发的世界大动荡联系起来，实际上可为民营企业思考自身的发展前程提供一个大尺度、大视角。从全面小康转向共同富裕，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变量。广大民营企业着实应当深入思考这对中华民族意味着什么，对人类世界意味着什么，包括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自身意味着什么。

（一）促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民营企业实现更好发展的唯一选择。

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民族心理，到“久困于穷，冀以小康”乃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理想追求。很显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就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而言，已经明确无误。那么，折射到整个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把促进共同富裕作为急需广大民营企业共同发力的长期发展目标，并积极贡献力量，可以说，这既是新时代民营经济继续走向更强未来的内在要求，也是广大民营企业回应国家、社会和人民新期待、新呼声的主动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唯一选择。

民营企业的发展目的，其内涵总是随着企业自身发展和时代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完善。图/中新

首先，为“先富起来”民营企业的新担当所使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带领全国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纪元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同时，他又特别强调，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40多年来，中国民营经济取得了辉煌成就，造就了一个富裕阶层，有的已跻身富豪之列。这离不开广大民营企业的拼搏、奋斗和创新，更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进步。来自国家发改委信息，从体现生活品质和消费升级的恩格尔系数看，按联合国标准，中国人民生活已进入相对殷实富足阶段。尽管如此，中国仍有部分地区、部分群体没有跟上国家的发展步伐，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仍然较大，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还不稳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作为“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理应将感恩时代、回馈社会、先富帮后富当作是一种不可推卸的历史新担当。北京王木营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留芳，是土生土长的延庆人。她先是“带头致富”，只身进入京城创办了一家民营企业，改变了全家贫困的生活面貌。2009年，为了带动更多没有文化、没有存款特别是智残肢残和因病致贫的乡亲们脱贫致富，毅然倾其全部积蓄400多万元，返乡创立合作社，兴建四季钢架蔬菜日光温室30个，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共带动当地几个村的159户农家从每月收入800元提升到3500元，被评为全国示范社。同时，她还因地制宜，打造适合科普、参观的园外园，开展知识宣传培训200余场次，接待了2万多人;组织植物驯化试验，为2019年世博会植物馆、国际馆、福建馆等提供了30多万盆多肉植物。从“带头致富”到“带领致富”，这就是王留芳的创业轨迹，生动体现了当代优秀民营企业家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时代担当。“德善有邻”。她也由此获得了大家的拥戴，当选北京市人大代表和延庆区工商联副主席。

其次，为民营企业实现自身更大价值所使然。如前所述，民营企业的发展目的，其内涵总是随着企业自身发展和时代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完善。今天的民营企业，特别是一些大中型民营企业，早已迈过了一般意义上的谋生阶段，而进入寻求更大发展、创造更大价值的阶段，企业行为也日益超越自身范围而转化为社会行为，企业更加注重社会价值的实现和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将促进共同富裕纳入企业发展的终极目的框架里，在国家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中积极发挥作用，这是新时代民营企业发扬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利益他人、利益社会的光明大道。

“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诗圣杜甫的这两句名诗，能够启迪人们应当把自己的目光、精力、时间、才华乃至生命投放到更加有意义的高远目的或目标之上。而将促进共同富裕看作是新时代民营企业实现更好发展的唯一选择，可以说，就是当代优秀民营企业家们的高尚格局境界。例如，红豆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红豆集团”）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周海江便多次提到，民营企业家在富起来以后，要见贤思齐，做好“三个坚守”（坚守实体经济、坚守爱国情怀、坚守社会责任）。红豆集团创办以来，奉行“一方水土养八方人”“实业报国、共同富裕、八方共赢、造福社会”的发展理念，带动国内外就业近10万人，纳税一直稳居本地企业前列，长期热心资助公益事业。红豆集团还响应政府号召，主导开发了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投资兴建了援疆扶贫红豆服装生产工厂，企业和企业负责人分别捐资建立了“红豆慈善基金会”“无锡耀庭慈善基金会”“无锡红豆关爱老党员基金会”等，为各类社会公益事业捐款捐物超5.5亿元。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袭，红豆集团迅速转产抗疫一线紧缺的防护用品，及时完成国家下达的向武汉提供65万件防护服的任务，被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称赞为“当之无愧的抗击疫情‘军工厂，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形成长效机制，红豆集团首创了“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建设+社会责任”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保证了企业利益与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一致性，也有力带动了各利益相关方迈向共同富裕。

极言“唯一选择”，并不意味着强求所有民营企业都去脱离实际，不顾企业发展阶段、行业特点等而盲目追求“高大上”，空喊“豪言壮语”，而是说必须认清“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大势所趋，从而将企业自身具体发展目的与之丝丝入扣。即使是做小本生意的夫妻店及其他个体工商户，尽管仍可朴实地以养家糊口、改善生活为目的，但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这一历史潮流中，也至少必须更加自觉地做到安分守己、守法经营。共同富裕关系着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全民利益、根本利益。没有任何人、任何企业可以游离在外，视为与己无关。有专家指出，强调“唯一选择”，如同现阶段提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一样，不是一种过分的要求，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唤醒自觉，恰恰是一种真真切切的关爱，是一种提升全体国民素质的“刚需”。如果体察不到这样的深度，还是不知耻、不敬畏，用歪心思搞不法经营而加重全社会的维稳成本、诉讼成本等，与共同奋斗、共同富裕之路格格不入，如此，还会有其他好的“选择”吗？

（二）促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民营企业发挥更大作用的使命愿景。

推进共同富裕，需要政府、企业、各类社会组织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其中民营企业担负着极为特殊的重要角色。共同富裕不是空中楼阁和无源之水，必须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由弱到强，贡献了“56789”，即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一批又一批民营企业成长起来，有的已成为本行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决定了民营企业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同样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这将非常直观、突出地表现为如何让更多员工进入中等收入阶层。从中国收入分配结构现状看，一方面“先富起来”多半集中于民营企业家和高管人员之中，另一方面城镇低收入人群的80%以上集中于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普通员工之中。据有关统计，目前全国民营企业从业人员有2.8亿人，加上个体户就业人员1.5亿人，共4.3亿人。而在这4.3亿人中，多半属于低收入人群。因此，只有把民营企业经营管理得更好，效益进一步提高，使广大普通员工的工资收入、社保和福利待遇等也水涨船高，才能保证更多数量、更大比重的低收入人群进入中等收入阶层。这是广大民营企业参与促进共同富裕的硬道理、硬任务、硬功夫。

最近，浙江吉利控股集团（下称“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在他回顾改革开放和吉利集团奋斗历程的万字长文中这样写道：“牵牛的我能有今天的日子，我已经感激不尽……我们必须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必须知恩图报，致富思源，必须团结带领全体员工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在创新创业的道路上实现更可持续的发展，必须积极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心全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2021年6月25日，吉利集团正式启动吉利共同富裕计划;7月3日，发布共同富裕计划行动纲领，进一步完善和实施包括全员收入增长计划、全员家庭健康保险计划、全员职业提升计划等一系列举措;8月30日，又发布共同富裕计划细则，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吉利汽车（HK.0175）董事会共批准3.5亿股额度，第一批向一万多名员工授予其中1.67亿股，按照吉利汽车按当日收盘价计算，市值约为45亿港元。此后，根据员工入职和晋升发展等情况，还将继续实行股份奖励计划，让更多的员工分享企业发展成果。

（三）促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民营企业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广阔舞台。

确立怎样的发展目的，如何实现发展目的，广义地说，都与企业家精神紧密相关，甚至本身就在企业家精神范畴之内。将促进共同富裕列入民营企业发展目的的重要或共性考量要求，具有关键意义的则是企业家精神的“升级”或升华。

根据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总目标，广大民营企业要适时调整和完善自身发展步骤和节奏，不断弘扬企业家精神，逐步融入向社会企业转变的时代潮流中去。一是厚植家国情怀。“企业营销无国界，企业家有祖国。”凡是优秀的民营企业家，无不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君子不可以不修身”。厚植家国情怀，就是一个修身过程、一个提高思想和精神境界的过程。国学大师王国维说过，“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如今，在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更要主动为国担当，将企业发展与增进人民福祉紧密结合，更多地创造就业岗位、创造股东价值，創造经济增长、创造国家税收、创造产品服务、创造市场兴旺、创造出口收入、创造幸福生活……而这些都离不开弘扬企业家精神。二是坚持创新为本。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素，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只有敢于创新、善于创新，企业才能持续健康发展，才能不断做大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梁启超曾在《少年中国说》中说过，“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进入新时代，靠机会主义、靠偶然性发财已再也不能大行其道，投机性获取财富的机会越来越少。无论哪种类型、哪样规模的企业，都应努力坚持差异化经营，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有所作为。民营企业家要争当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和引领者，冲破任何艰难险阻，尽最大努力加强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本投入，将企业打造成为强大的创新主体。否则，“若不出彩，必将出局”。三是履行社会责任。承担社会责任，是现代企业的文明标志和内在要求，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只有真诚回报社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符合新时代要求，才真正称得上具有伟大的企业家精神。2019年8月19日，181家包括贝佐斯、库克等在内的引领美国商业的首席执行官集体发声，联合签署了《“公司的目的”宣言》（又称《公司宗旨宣言书》），宣称“股东利益不再是一个公司最重要的目标，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有此意识，何况生长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企业？企业家精神必然赋能民营企业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上凸显自我异在性、异质性和异样性，同样也要赋能其共同承担起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因此，广大民营企业除了在企业内部要实现劳资利益共享、保障员工高质量就业，还应面向社会，注重扶弱济困，积极探索慈善公益事业新模式，参与完善第三次分配，力所能及地去救助失能人群等，带头保护好生态环境，在国际社会树立中国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良好形象。

调研表明，在弘扬企业家精神方面，可圈可点的自觉者、先行者甚多。例如，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汪力成一直以来都将“利他即是利己”作为行事准则，在厚植家国情怀、坚持创新为本的同时，带领企业以承担社会责任为己任，不断践行“增进社会福祉、实现人生价值”的企业愿景，积极参与各类公益慈善事业，迄今已在环境保护、灾难救助、扶贫帮困、农村教育等方面累计支出超过3亿元。2021年，汪力成荣获“2021年度杭州市慈善事业发展促进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企业荣获“杭州市乡村振兴工作成绩突出集体”荣誉称号——这是该市政府在慈善领域设定的最高荣誉，也是对弘扬企业家精神的褒奖和鼓励。又如，北京联科创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京春创业20年，一直专注于传感器行业，为2000多个制造业客户提供过服务。但曾一度在实现个人财富自由后陷入迷茫。2020年开始参加中华经典学习，突破了动力不足、眼光不远的瓶颈，立下君子之志，将“利他心”落实到为中国制造业由大变强而创新生产更多的先进传感器产品上，以及让更多员工分享到企业财富创造（2012年全体员工月薪人均为3000元，2021年达到11000元）。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广大民营企业已经为中国快速进步为中高收入发展中国家、实现全面小康作出了历史性、世界性巨大贡献。可以相信，在企业发展目的及价值取向“升级版”的引领下，也同样能够在今后15年、30年的发展过程中笃行不怠，为中国淬炼出更多深受人类社会看重且有厚重文化烙印和历史根脉的国际知名品牌，将伟大祖国建设成为高收入发达国家、走向共同富裕作出历史性、世界性更大贡献。而这，很显然，不能“缺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赋能和助力。

（本文为北京大成企业研究院、北京知行合一阳明教育研究院合作撰写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民营企业发展目的及价值取向研究》报告第五部分;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