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磊 钟山浩 童爱香

[摘  要]中小企业在化解清洁生产成本冲击过程中面临企业规模经济弱与清洁生产固定投资大、企业生命周期不稳定与清洁技术收益延迟性、技术进步周期长与高环保压力下加速技术更新、环保成本企业承担与环保收益社会共享等矛盾。通过构建制度性成本疏导机制、基于生态链的成本外部化机制、环保收益内部化机制，可以有效化解中小企业清洁生产的成本冲击。具体对策包括加快生态链构建、打造小型生态工业园、保持政策稳定性、建立中小企业清洁技术服务平台、健全排污权二级市场和碳交易市场、加强绿色金融对中小企业支持等。

[关键词]碳达峰;碳中和;中小企业;清洁生产;降成本

[中图分类号]F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2）07-0049-08

中国要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即“30/60”双碳目标），其实现路径是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这就要求大力推进清洁生产，从工业生产源头上实现绿色转型。清洁生产政策把环境成本内化到企业中，导致企业的环保投入大幅度提高，给企业的存续与发展带来新挑战，降低企业环保成本成为企业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清洁生产技术前期投入巨大，收益具有延迟性，高环保压力又进一步缩短技术更新周期，而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小、技术能力弱、布局分散无序等特点，短期内難以化解高企的环保成本冲击，基于单个企业的末端治理政策难以有效推进清洁生产。本文从降成本视角，对中小企业清洁生产的难点问题、化解成本冲击的机制与政策思路进行探讨。

一、清洁生产政策对企业成本收益产生影响且具有规模异质性

“清洁生产”思想最早于1976年欧共体“无废工艺和无废生产国际研讨会”上提出，主张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学界普遍认为，清洁生产是实现环境治理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治理的重要途径，是“十四五”时期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基础支撑。自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正式实施以来，中国持续推进清洁生产政策，由于清洁生产规制给制造企业造成了较大的成本冲击，存在推进缓慢、企业积极性不高、效果持续性弱、规模化发展不足等问题，一个关键性制约因素就是中小企业清洁生产成本较高、经济性不足。

（一）清洁生产政策导致企业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

环境治理的基本思路是基于外部性理论，将环境污染造成的外部成本内部化。研究结果认为，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节能减排的工艺改造和设备投资，提高企业经营成本，削弱企业竞争力。[1]“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能够倒逼企业加大创新，创新活动能够抵消环境规制成本，最终提高企业竞争力[2]，但是大量研究并不支持“波特假说”[3]。张彩云、吕越通过研究发现，《清洁生产标准》的实施抑制了企业研发创新，绿色生产规制激励企业通过购买新的治污设备、生产设备等来达到清洁生产标准，而非通过研发创新的形式。[4]因此，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清洁生产成本上升会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通过创新活动来抵消成本冲击的难度较大。

（二）清洁生产政策对企业影响具有规模异质性

中小企业与大企业有明显不同的特征，决定了在清洁生产技术的创新能力、内在动力、困境障碍、机制路径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清洁生产政策对企业的成本冲击具有规模异质性。李勃昕等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率和技术创新影响具有规模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5]龙小宁、万威研究发现，清洁生产标准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大企业的利润率，但是降低了规模较小企业的利润率，并减少了小规模企业的数量。[6]陈诗一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中国排污企业减排方式存在较大的异质性，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存在较明显的以减产方式减排的现象，这对产出存在较大的冲击。[7]因此，如何有效化解中小企业群体面临的清洁生产成本冲击，应当予以关注研究。

二、化解中小企业清洁生产成本冲击存在的矛盾

中小企业是个特殊的群体，在环保领域不具备显著的规模经济性，面对成本冲击的抗风险能力较弱，在绿色转型中容易陷入发展困境，从而降低了环保投入的积极性，中小企业在实施清洁生产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四点矛盾。

（一）企业规模经济弱与清洁生产固定投资大的矛盾

中小企业的最显著特点是规模小，与大企业相比，在环保领域不具备成本优势。中国产业集群（尤其传统产业集群）中小企业众多，这些中小企业具有低成本竞争的路径依赖，在清洁生产方面既缺乏创新能力，又不具有成本优势。特别在加工制造行业，行业门槛低、市场竞争激烈，大多数中小企业都是薄利多销，甚至长期徘徊于盈亏点附近。制造企业的生态化发展能力与企业规模成正比。

对于这些中小企业来说，清洁生产技术是一笔较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即使安装一套几十万元的在线监测设备都会对其生产运营形成较大的成本冲击，生存空间进一步缩小。因此，就清洁生产政策实施来看，清洁生产效益较好的案例多局限于少数大企业这几个“点”上，在产业集群的中小企业“面”上，并没有形成规模化发展，反而会加速一定数量的中小企业破产。

（二）企业生命周期不稳定与清洁技术收益延迟性的矛盾

固定资产投资具有一定的回报期，所以企业投资行为受到未来预期的影响，如果企业对未来发展形势持乐观态度，便会积极投资，反之便会谨慎投资。中小企业市场竞争激烈，生命周期不稳定。有些行业可能三五年就会经历一次洗牌，一些中小企业可能在较短时间内便退出市场。特别是当前新技术革命时期，数字化转型加快了生产技术迭代和产业链重构，产业分工格局瞬息万变。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市场在加速淘汰、加速分化，又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一些中小企业随时会破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投资决策无疑会更加谨慎。

企业生命周期不稳定的同时，清洁生产技术投资又存在收益延迟性。有研究结果表明，清洁生产投入的经济效益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或周期延迟性。[8][9]韩超、胡浩然通过研究发现，清洁生产标准规制给产业施加的挤出效应具有一次性特征，其累积学习效应在规制实施3年左右超过挤出效应。[10]由此可见，一方面，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艰难，对未来缺少稳定预期，降低了清洁生产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清洁生产技术投资短期又见不到明显收益，使得中小企业化解成本冲击变得更加困难。

（三）技术进步周期长与高环保压力下加速技术更新的矛盾

企业的生产成本有固定成本与流动成本之分。从长期看（如10年、20年），企业所有成本均是可变的，企业可以根据市场变化和长期目标来调整投资决策。从短期看（如3—5年），原材料、人工、中间品等属于流动成本，生产线、技术设备、厂房等属于固定成本。在短期分析中，技术进步通常被视为不变因素，生产设备投资被视为固定成本。一方面，技术进步周期较长，从研发到应用再到普及，往往需要10年左右甚至更长时间;另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回报期限较长，一条生产线或者一台生产设备，通常需要5—10年的折旧期。因此，生产技术改进是一个长期过程。

然而，环保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往往是短期的，一些环保整治的专项行动，要求企业在当年或下一年度就要达到新的环保标准。特别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全国环保督察背景下，对中小企业来说是一个加速技术更新的过程，快速且高频率地出台环保政策，会在短期给企业形成一个较强的成本冲击。通常大企业的韧性或抗压能力较强，能够较好地缓解成本冲击，中小企业则不然。这种成本冲击，与环保标准和政策调整频率成正比，环保标准越高、政策缓冲期越短，对中小企业的冲击越大。

（四）环保成本企业承担与环保收益社会共享的矛盾

清洁生产政策实现了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和治理主体责任的界定，而生態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最普惠的公共物品，即具有较强的外部性特征，全体消费者都是受益者，因此，化解清洁生产成本冲击不只是企业的问题。企业面临私人成本与社会收益的矛盾，生产者和消费者均有“搭便车”动机。作为生产者，只要偷排不被发现，或者污染罚款低于治污成本，就会选择低环保的生产技术，使产品在市场上更具价格优势。作为消费者，在产品质量和性能相同的情况下，通常偏好于价格便宜的产品，而并不在乎其生产技术是否环保，便宜的非环保型产品更符合市场需求。因此，环保型企业陷入“囚徒困境”，做环保得不到应有收益，终将限制清洁生产技术应用。

私人成本与社会收益的矛盾，意味着中小企业群体的价值转化困境尤为突出。企业受到成本冲击，存在产品价格疏导和企业自身消化两条化解路径。与大企业集团、行业龙头企业不同，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激烈，在产业集群内部存在同质化竞争，在市场中缺乏定价话语权，无法通过价格进行疏导。利润微薄又使得中小企业自身消化存在难题，如果没有政策补贴，短期内难以化解成本压力，大批中小企业就会倒闭破产。因此，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中小企业存在治污能力与动机的双重缺失。[11]

三、化解中小企业清洁生产成本冲击的关键因素

基于中小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特殊矛盾与困境，清洁生产政策对中小企业形成了较大的成本冲击，化解清洁生产成本冲击的关键因素包括投资与运营成本、利润率与预期收益、环保补贴政策与信贷支持、生态链构建、政策稳定性等方面。

（一）清洁生产技术的投资与运营成本

清洁生产规制政策实施的最直接影响，就是企业将不得不增加清洁技术投资，相当于给企业增加了新的绿色生产约束条件，缩小了企业的生产决策集[12]，一些生产效率和成本投入效率较低的企业可能就会选择退出市场。

清洁生产是对“末端治理”的替代，是从原材料到生产、管理、运营、物流、销售等全流程再造，企业实施方案的成本区间较大。从实践情况来看，中国大部分中小企业偏向于投资小、易于执行的低成本方案，例如改善内部生产管理、减少跑冒滴漏等现象，以达到节约成本、降低耗损与资源浪费的目的。这些措施实际上并未达到清洁生产的政策预期。真正的清洁生产要求企业选择高成本方案，实现生产工艺的更新换代，而这取决于清洁技术的市场价格，中小企业往往“力不能及”。如果技术创新能够推动清洁技术成本快速下降，就可以推动清洁技术的推广和普及。

除了因更新改造增加的投资成本，还有因环保标准提高造成的运营成本。一是清洁生产实施过程中的环境管理成本，主要包括企业自行开展环境监测的各种设施支出、环保机构管理支出等。二是环保税费增加，包括环境保护税、生态修复基金、评审费、排污权取得费、罚款支出、诉讼和赔偿支出等。随着中国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明确“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任务与阶段目标，环境治理力度将持续加大，制造业环保成本整体呈刚性上升趋势，对中小企业来说，清洁生产支出将是一笔无法回避的成本支出。

（二）利润率与预期收益

影响中小企业清洁生产决策的重要因素是收益因素，如果企业利润率较高，或者新增环保成本能够被新增收益所抵消，就能减少清洁生产的实践障碍。清洁生产的收益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收入效应”，即实施清洁生产给企业带来的直接收益，提高了企业的盈利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另一个是“替代效应”，即清洁技术对传统技术的替代，实现了成本节约，反而降低了总成本。

实施清洁生产的“收入效应”，一方面来自“波特假说”，即企业环保成本上升倒逼企业加强创新，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提高的收益可以抵消清洁生产支出，但研究结果表明中小企业总体上不支持“波特假说”，原因在于中小企业的规模经济性不强、创新能力较弱;另一方面来自“声誉机制”，清洁技术提高了产品质量，提升了企业环保形象，进而提升了市场影响力和销售额，但对中小企业群体来说，“收入效应”并不必然。

与“收入效应”相比，清洁生产的“替代效应”更加明显。绿色低碳的生产技术替代传统生产工艺，可以从多方面节约总成本。其一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减少资源能源和原材料支出。其二是减少了末端处理成本。由于清洁技术的应用，直接减少了污染物排放，由末端处理转向源头治理。其三是减少了人工成本和管理成本。例如某工厂早期的污水处理方式占地面积大、使用人工多、难以达到环保要求，而且安全风险大，经过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后，从过去每个星期进行污泥转运，到现在全流程智能控制，自动定时定量通过管道转送污泥，大幅提升了污染物处置效率，而且只需要一名工人负责系统操作和日常维护，一年节约的人工成本远远超出新技术的运行成本。可以预见，清洁生产技术的“收入效应”带来的收益越大，“替代效应”带来的成本节约越大，越有利于清洁生产技术在中小企业群体中推广。

（三）环保补贴政策与信贷支持

既然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社会收益远超过私人收益，政府予以税费补贴和信贷支持便是合理、公平且有必要的。全国各地推行清洁生产过程中，通常都会配套税收减免、专项资金支持、低息或免息贷款等优惠政策。政策扶持为中小企业构建了一个缓冲机制，有效平衡了社会收益与私人成本的差异，可以帮助中小企业平稳度过绿色转型期。政府对清洁生产投入补贴比例的提高会刺激中小企业增加产量和提高清洁生产投入。[13]政策的扶持力度越大，企业对清洁生产越有积极性。

准确把握扶持政策的力度与标准是关键。无论是资金支持，还是税收或利息减免，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扭曲效应。如果补贴较少，难以弥补技术改造成本，激励效果有限;如果补贴较多，则会引起企业投机，对政策形成依赖，甚至骗补。从长期看，技术创新终究会降低清洁技术成本，所以补贴政策只能是短期的，并且在提供扶持之初就给企业形成准确预期（例如三或五年后结束），这样便能对企业形成技术进步和降低成本的双重激励。

（四）生态链构建与企业间合作

构建完整的生态链，对于化解中小企业清洁生产成本冲击具有重要的影响。清洁生产不是一两家企业的事，而是整个企业群体、生产体系的转型，体现了全局观和系统观。中小企业处理污染物有两种方式。一是企业自行治污，该方式取决于规模经济，只有企业达到一定规模才具备治污经济性，因此大企业具有环保的规模优势，中小企业单独做环保缺乏经济性。二是通过生态链将治污环节外包出去，也就是说，自身治污成本较高的中小企业，可以选择市场手段，寻求专业化的治污企业，此时中小企业通过合作获取网络经济和范围经济。通过与生态链上的企业合作，从产品设计、材料选择、产品制造、产品销售，以及回收的全过程和整个行业来考虑环境治理成本最小化和效益最大化。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只有参与生态链的成本低于自行治污成本时，企业才会选择参与生态链。此时，本来内部化的环境成本，通过生态链再次外部化，由内部交易转向市场交易。由于市场中存在更多的合约成本和交易风险，因此交易成本节约是关键。如果生态链不健全导致交易成本太高，就会降低企业参与生态链的积极性。健全生态链、加强交易技术创新、提高链条中企业合作的稳定性，是该方式的政策导向。[14]

（五）环境规制政策稳定性与有效性

环保政策稳定性会影响企业的行为与动机，也会影响到企业绿色转型的成本。如果环保标准较高、环保执法较严，就会对企业形成硬约束，反之则会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只有清洁生产成本低于排放成本（排污费、排污税以及对偷排漏排的处罚）时，企业才会选择清洁生产技术。如果环保部门执法不严，企业偷排较易、处罚金额较少，企业就有偷排动机。因此，一视同仁且执行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有利于形成清洁生产倒逼机制。

环保政策稳定性会影响企业投资预期。一是环保标准的调整频率。如果频繁调整排放标准和生产技术标准，会造成环保投资的损失。例如企业上一年度刚投资运营了新技术设备，由于新的环保标准调整导致新设备难以满足治污需求，从而造成投资风险。二是政策考核期限。如果绿色转型周期较长，企业就面临较长的缓冲期，有利于化解成本冲击;如果国家战略要求缩短绿色转型周期，就会给企业造成较大压力，强环保态势下会加速中小企业破产。如今，全国各地陆续制定和出台“碳达峰、碳中和”任务清单和时间表，需要充分考虑企业实际，避免政策标准过高、转型期限太短给企业造成较强的环保成本冲击。

四、化解中小企业清洁生产成本冲击的机制构建

影响中小企业化解清洁生产成本冲击的关键因素，既有企业自身难以解决的制度性成本，也有可以通过企业合作将之分摊的成本，还有可以通过提高环保收益抵消的成本。因此，可以考虑构建制度性成本疏导机制、基于生态链的成本外部化机制、环保收益内部化机制，有效化解中小企业清洁生产的成本冲击。

（一）制度性成本疏导机制

一些清洁生产成本对中小企业来说是非可控成本，企业自身难以解决，需要制度性安排来疏导，为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本调整、提高生产率等创造有利条件。如政策性风险会导致环保投资风险，如果政策频繁调整，会导致投资风险成本较高，这通常与环境规制的手段相关。例如运动式整治或执法，以及频繁提高环保标准，都会导致投资风险，对中小企业形成较大冲击。

相应的制度性安排是制定激励政策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加快降低清洁生产技术成本。由于规模和资金限制，中小企业参与清洁技术创新不具经济性，通常是清洁生产技术的购买者。因此，清洁生产技术的创新主体是大企业和环保产业中的专业企业，对技术创新予以政策支持，降低清洁生产技术价格，既有利于清洁生产新技术推广，也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清洁生产的投资压力，减少成本硬约束。

（二）基于生态链的成本外部化机制

成本外部化，是将每个中小企业内部的清洁生产成本通过企业间的合作实现外包，进而分摊企业的清洁生产成本，从“单兵作战”转为“抱团取暖”，其背后的实质是获取清洁生产的网络经济和范围经济，其基础在于构建完整的生态网络或生态链，将企业内部环保成本转移到网络或链条中的静脉企业，形成专业分工明确、加工分解效率更高、服务范围更广的独立产业，实现环保成本的网络化、规模化、專业化。

生态链构建是企业清洁生产以产业园区为载体的拓展，从单个企业的清洁生产转向企业间共生发展，最大的优点是突破了企业规模的限制。如果企业规模较小，实施清洁生产的成本较高，可以选择企业间的合作共生，将上游产业的废弃物或副产品转变为下游产业的营养物或原料，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构建一种系统化、循环化的企业共生网络。

构建生态链具有显著的网络经济和范围经济，网络经济体现在网络型的生态链组织形态，接入的中小企业越多，静脉产业的经济性越高，呈现规模报酬递增特征;范围经济体现在静脉企业专业化处理污染物的总成本小于每个中小企业单独处理污染物成本的总和。对于中小企业群体来说，可以在规模优势不明显的情况下实现清洁生产成本的分摊。

（三）环保收益内部化机制

将企业清洁生产带来的社会收益内部化，增加企业环保收益，能形成“环保有利润”的正向激励，抵消清洁生产成本。中小企业的环保收益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税收补贴与金融支持，其中税收补贴相当于对环保的社会收益进行补偿，绿色金融相当于对环保的未来社会收益进行贴现;二是提高环保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如果对实施清洁生产的企业予以认证和宣传，塑造环保型企业形象，提高市场认可度，就可以通过“声誉机制”给企业带来收益;三是排污权以及碳交易，企业实施清洁生产所减少的排放量可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从而获取经济收益。

排污权交易与碳汇市场，是中小企业清洁生产的重要收益来源或成本替代。对于难以支付清洁生产的高费方案、无法通过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达到排放标准的中小企业，如果在排污交易市场中购买排污配额的费用较低，那么排污权交易就为中小企业清洁生产技术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增加了中小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灵活性。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中国将逐渐转向以碳排放为中心的环境规制政策，碳汇市场与碳交易将发挥更大作用，并成为企业清洁生产成本与收益的调节机制。

五、化解中小企业清洁生产成本冲击的对策

基于以上化解中小企业清洁生产成本冲击的三大机制，应从构建生态链、建立技术服务平台、健全排污权市场、加强绿色金融支持等方面着手，制定化解中小企业清洁生产成本冲击的对策措施，帮助中小企业顺利推进清洁生产、实现绿色转型。

（一）加快生态链构建，扶持静脉产业发展，打造小型生态工业园

中小企业生态化发展不宜单打独斗，而要在集中入园的基础上，以生态工业园为载体，着眼于生态链的构建，实现企业间的环保合作。中国地方产业集群以中小企业为主体，区域集聚特征明显，具备建设“小型生态工业园”的基础。与依托大企业大集团重点企业建设的工业园区不同，“小型生态工业园”不仅有利于以小型园区（如小微企业园）为基础构建生态共生网络，而且具有投资成本小、灵活性协调性高等优势，是推动中小企业清洁生产的合理选择。

建设小型生态工业园，关键在于积极培育发展静脉产业，构建生态链。现阶段，中国静脉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理论认识上不足，产业化水平也不高，静脉部门与传统动脉部门发展存在不平衡现象。需要构建有利于静脉产业发展的激励机制，对静脉产业的市场化和产业化予以政策支持，建立一批静脉产业示范企业和小型生态工业示范园，形成以静脉产业为中心的“废弃物市场”“再生资源市场”，以及静脉产业的消费市场，促进动脉产业与静脉产业的协同发展。基于小型生态工业园的生态网络，为中小企业提供一条有效的成本分摊渠道。

（二）保持政策稳定性，建立中小企业清洁技术服务平台

降低制度性成本可以为中小企业清洁生产创造有利条件，避免投资风险。保持政策稳定性，减少运动式的污染治理，给中小企业形成稳定的投资预期。各地围绕“30/60”双碳目标制定了“十四五”期间的减排计划，如何落实到各个行业、各类企业还需进一步明确责任主体、细化任务。特别是中小企业群体的清洁生产审核，需要出台中长期的技术升级与减排目标时间表，既留出技术升级、工艺改进的合理时间，又给中小企业群体提供稳定的政策预期，缓解短期成本冲击。

探索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清洁生产技术服务平台，助力中小企业绿色技术升级，可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一方面，依托技术服务平台加强低碳技术、可再生能源利用等清洁生产技术创新与污染治理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推动环保产业与生物技术、新能源、新型材料、人工智能等领域协同纵深发展，促进新低碳技术的成本下降，从而加快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另一方面，可以与大企业建立联系，开展环保合作，借助大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大中小企业清洁生产技术的协同发展，整体提升制造业绿色生产技术水平。对于一些规模经济较强的治污设备，技术服务平台也可协调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众筹购买技术设备，实现成本共担、收益共享。

（三）健全排污权二级市场和碳交易市场

当前的污染治理成效总体上是在行政命令主导下取得的，市场化机制的空间非常有限，导致企业治污减排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强。通过排污权交易化解企业清洁生产成本冲击，还有很大的政策空间。当前的排污权市场：一方面，交易主体总量较少，通常是各地需要登记确权的重点企业，很多中小企业并不在范围之内。原因在于排污权交易要以科学严格的在线监测为前提，而在线监测设备对中小企业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投入，目前很难实现中小企业的在线监测全覆盖。另一方面，二级市场也不够活跃，企业间交易的市场规模较小。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不少企业对排污权交易政策了解不深，存在等待观望、“捂权惜售”等现象，申报可交易排污权不积极。也有部分原因是减排的空间越来越小，随着“十三五”期间国家大力实施总量减排，排污企业不断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已经大幅度降低了污染物排放量，减排空间明显收窄，很难再通过减排形成可交易的排污权量。

未来在政策制定中，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排污权交易市场，扩大排污权交易的市场主体范围，对中小企业的排污监测设备予以政策支持，优化和调整排污权网络竞价平台，丰富完善政府储备排污权出让、企业挂牌转让等交易形式，提高二级市场企业间交易的活跃度。另一方面，进一步拓展和完善碳交易市場，未来中国的环保政策将更加聚焦碳管理，在企业其他类型污染物减排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减碳（包括碳排放和碳消耗）将成为清洁生产的重要目标，健全且活跃的碳交易市场，将为中小企业化解清洁生产成本冲击提供一条市场化渠道。

（四）加强绿色金融对中小企业的支持

中国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环保产业投资的绿色金融体系仍不完善，现有绿色金融产品种类少、负债期限短，难以满足中小企业在绿色转型过程中的融资需求。从制度环境看，存在相关政策法规过于笼统和缺乏可操作性、环境信息披露不够及时、企业绿色信用体系不健全、绿色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缺乏、绿色金融法律制度不完善、绿色投资者规模过小等问题。对中小企业来说，绿色金融的覆盖面仍然较窄，融资难、融资贵现象普遍存在，难以享受到普惠性的绿色金融服务。

因此，需要针对绿色转型发展的中小企业群体，创新绿色金融服务，把中小企业纳入“绿色银行”“两山银行”等试点范围，鼓励金融机构对环保型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完善企业信息披露机制，扩大绿色项目支持范围，提高绿色债券发行规模，促进生态资源确权、生态权属抵押、排污权抵押、融资担保、生态授信等金融扶持政策，通过金融手段刺激环保投资需求，减少中小企业对清洁生产技术的投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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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魏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