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保成

汤显祖《牡丹亭》第十出《惊梦》写杜丽娘独白云：

昔日韩夫人得遇于郎，张生偶逢崔氏，曾有《题红记》《崔徽传》二书。此佳人才子，前以密约偷期，后皆得成秦晋。

所谓“张生偶逢崔氏”，无疑说的是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金代诸宫调《董西厢》和元杂剧《西厢记》写的就是这个故事。此故事来源于唐元稹的《莺莺传》，只不过元稹笔下的男女主人公是以“始乱终弃”而结局的，并未结成秦晋。《崔徽传》指的应是元稹的《崔徽歌》及《序》（详见后文），写歌妓崔徽与情郎裴敬中相恋，后二人分手，崔徽相思成疾，遂托人将自己的画像寄给裴，最终发狂而卒。然而，在汤显祖笔下，崔莺莺和崔徽的故事被合二为一了。徐朔方注云：“张生偶逢崔氏，即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见唐元稹《会真记》。后来《西厢记》演的就是这个故事。下文说的《崔徽传》是另外一个故事，见《丽情集》：妓女崔徽和裴敬中相爱，分别之后不再相见。崔徽请画工画了一幅像，托人带给敬中说：‘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徽且为郎死矣！’这里《崔徽传》疑是《莺莺传》或《西厢记》的笔误。”徐扶明进一步指出：“汤显祖此误，似因《莺莺传》和《崔徽歌》，均为元稹作；女主人公，均姓崔；故事发生的地点，又均为蒲郡（即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

那么，事情的真相是怎样的呢？汤显祖是否用错了典呢？

一、崔莺莺的身份与崔徽的事迹

关于崔莺莺的身份，《莺莺传》语焉不详，仅云其母“崔氏妇，郑女也”，又有“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云。作者闪烁其词，遂使莺莺身份成谜。若从《传》中红娘欲使张生正式向崔氏提亲来看，莺莺似属大家闺秀，起码是良家妇女。但这只不过是作者使用的障眼法而已。陈寅恪从《传》中所引《会真诗》指出：“‘会真’即遇仙或游仙之谓也。又六朝人已侈谈仙女杜兰香萼绿华之世缘，流传至于唐代，仙（女性）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娼妓者。”陈先生此说堪称力透纸背。崔莺莺的娼妓身份其实在《传》中也有所透露，以下略举数例：

其一，《传》写莺莺主动与张生幽会，投怀送抱，过于突兀，非娼女则难以想象。在《传》中，张生在红娘的启发下“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是夕莺莺即以《明月三五夜》诗回复，末二句云“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明显是召生逾墙与之相会的意思。当张生缘树逾墙，达于西厢，却遭到莺莺的训斥。但仅过“数夕”之后莺莺却在红娘的陪同下自抱衾枕而至，“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肢体，向时端庄，不复问矣”。此情此景，令张生“犹疑梦寐”。二人欢会之后，红娘“捧之而去”。莺莺此举，连张生都难以置信，连呼：“我不是在做梦吧！”

其二，二人分手时莺莺反应平淡，若非娼女，焉能如此？《传》写张生两次和莺莺分手。第一次，“张生将之长安，先以情谕之，崔氏宛无难辞”。数月后，张生再度来蒲，“舍于崔氏者又累月”。“当去之夕”，莺莺语张生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余不敢恨。”若莺莺非娼女，这样的反应就太不正常了。对于莺莺来说，张生说来就来，要走即走，和中唐时期赴考的举子们到秦楼楚馆寻欢作乐的行为没有区别。

其三，《传》写莺莺为张生弃后，某日张生经莺所居，求见，莺乃赋诗一首，云：“自从销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傍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据《太平广记》卷二七四引《闽川名士传》，唐贞元间，泉州晋江人欧阳詹曾游太原，与一妓相悦，分手后一年余，此妓“得疾且甚”，临终前写诗曰：“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时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欧阳詹和太原妓的关系，与张生、莺莺的关系何其相似！尤其是“自从别后减容光”一诗，与“莺莺”的“自从销瘦减容光”，相似度极高。太原离蒲州不远，欧阳詹的活动年代略早于元稹，元稹很可能借鉴了“太原妓”的诗，而以被抛弃的歌妓的声口为莺莺写诗。岂知这样一来，莺莺的真实身份却得以曝光。

和莺莺相比，崔徽的事迹比较简单，元稹没有隐瞒其歌妓身份。《全唐诗》卷四二三载元稹《崔徽歌（并序）》云：

崔徽，河中府娼也。裴敬中以兴元幕府使蒲州，与徽相从累月，敬中便还。崔以不得从为恨，因而成疾。有丘夏，善写人形。徽托写真寄敬中曰：“崔徽一旦不为画中人，且为郎死。”发狂，卒。第八句缺（二字）。

崔徽本不是娼家，教歌按舞娼家长。

使君知有不自由，坐在头时立在掌。

有客有客名丘夏，善写仪容得恣把。

为徽持此谢敬中，以死报郎为□□。

众所周知，元稹的《崔徽歌（并序）》原文已佚，《全唐诗》做的乃是一种辑佚的工作，即把宋代以后笔记或类书中所保存的该诗的佚句辑录起来。但这一辑佚工作做得并不完美。从语气看，《序》的末句为《全唐诗》编者所加，非元稹作。又，《全唐诗》卷六六六载晚唐罗虬《比红儿》诗第五十六首云：

一首长歌万恨来，惹愁漂泊水难回。

崔徽有底多头面，费得微之尔许才。

既云“一首长歌”，可见绝非《全唐诗》所辑录的寥寥八句。而且第八句末二字残缺，第六句“恣把”二字难解。此外，八句诗前后四句意思不贯通，有学者甚至将其当作两首诗。如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谢永芳《元稹诗全集》即将前后四句一分为二，后者并云：“《全唐诗》卷四二三误为一首。”其实从文意来看，《全唐诗》所辑录的应当是《崔徽歌》的开头和结尾，中间崔徽和裴敬中的交往过程则付阙如。

近人程毅中、卞孝萱、陈尚君据《绿窗新话》卷上，先后指出：《全唐诗》所辑元稹《崔徽歌》第六句“恣把”应为“艳姿”，第八句末所阙二字当为“终始”。程文且在第四句后注明“中阙”，堪为卓识。按三文补第八句末二字无误，但若以“艳姿”改“恣把”则未安。宋赵令畤有《商调蝶恋花词》十二首，其第五首云：

屈指幽期唯恐误，恰到春宵，明月当三五。红影压墙花密处，花阴便是桃源路。不谓兰诚金石固，敛袂怡声，恣把多才数。惆怅空回谁共语？只应化作朝云去。

可见“恣把”并非“艳姿”之误，而是使用频率极低的、形容女性花容月貌的一个词语。将这一个性化极强的词语同时用于形容崔徽和崔莺莺，应当不是偶然的。另外，程毅中据宋任渊《山谷诗注》卷九《〈礼部试院王才元惠梅花三种皆妙绝戏答三首〉注》、宋施元之等《东坡先生诗》卷一五《百步洪》注，陈尚君据宋陈元龙《片玉集注》，辑出《崔徽歌》佚句共六句，如下：

吏感徽心关锁开。

眼明正似琉璃瓶，心荡秋水横波清。

凤凰宝钗为郎戴。舞态低迷误招拍。凤钗乱折金钿碎。

“吏感”句或是写：崔徽与情郎之间有院墙相隔，门吏为徽的一片痴情所感动，为她打开了门锁。“眼明”二句形容崔徽眼睛清澈见底，闪闪发亮如琉璃；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透过天真无邪的眼睛可看出她与秋水一般透亮的心地。“凤凰”三句，描摹崔徽与情郎相处的三个环节：第一句写二人热恋中，调皮的崔徽竟把自己的“宝钗”戴到情郎的头上去了；第二句写崔徽获知二人行将分手，跳舞时心不在焉，未和上节拍；第三句写与情郎分手之后，崔徽失态，折断凤钗，打碎金钿的情景，可与元《序》中所说的“发狂”相发明。

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卷五十三“娼优门”引唐末丁用晦《芝田录》“写真寄赠”条云：

崔徽，河中娼也。裴敬中以兴元幕使河中，与徽相从累月。敬中归，情怀怨抑。后东川幕白知退归，徽乃写真奉书，谓知退曰：“为妾谓敬中，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且为郎死矣。”元稹为作《歌》。

这条记载比《全唐诗》所载元《序》多出了“东川幕白知退”为崔徽向“敬中”传递书信和写真的信息，为我们探讨事情的真相提供了线索（详后）。

宋初张君房编《丽情集》所记崔徽事迹较详，虽原书已佚，然屡被征引，影响颇巨。经比较，宋曾慥编《类说》与皇都风月主人编《绿窗新话》所引较详，二者文字稍异，而以后者为优。兹移录其“崔徽私会裴敬中”条如下：

崔徽，蒲妓也。同郡裴敬中为梁使蒲，一见为动，相从累月。敬中言旋，徽不得去，怨抑不能自支。后数月，敬中密友东川白知退至蒲，有丘夏善写真，知退为徽致意于夏，果得绝笔。徽持画谓知退曰：“为妾谢敬中，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徽且为郎死矣！”明日，发狂。自是移疾，不复旧时形容而卒。

另据卞孝萱研究，北宋秦观和毛滂应见到过元稹《崔徽歌》全篇，“可以从秦、毛二词窥见元稹原作”。所谓“秦、毛二词”指的是秦观、毛滂的由一诗一词组成之【调笑转踏】。为讨论方便，兹将二词移录如下：

诗曰：

蒲中有女号崔徽，轻似南山翡翠儿。使君当日最宠爱，坐中对客常拥持。一见裴郎心似醉，夜解罗衣与门吏。西门寺里乐未央，乐府至今歌翡翠。

曲子：

翠翡，好容止，谁使庸奴轻点缀？裴郎一见心如醉。笑里偷传深意，罗衣中夜与门吏，暗结城西幽会。”（秦观【调笑转踏】）

诗曰：

珠树阴中翡翠儿，莫论生小被鸡欺。鹳鹊楼高荡春思，秋瓶盼碧双琉璃。御酥作肌花作骨，燕钗横玉云堆发。使梁年少断肠人，凌波袜冷重城月。

曲子：

城月，冷罗袜，郎睡不知鸾帐揭，香凄翠被灯眀灭。花困钗横时节，河桥杨柳催行色，愁黛有人描得。（毛滂【调笑转踏】）

将崔莺莺和崔徽的故事略做比较，便会发现二者惊人的相似。除了女主人公均姓崔、故事发生地均在蒲郡之外，还有如下几点细节值得注意：两位崔氏都是歌妓；都在寺院里与情人幽会过，一在普救寺，一在西门寺（“西门寺里乐未央”）；莺莺有一位奴婢红娘，崔徽也有一名奴婢（“谁使庸奴轻点缀”）；二人肌肤均白皙如玉，元稹《会真诗三十韵》形容莺莺“肤润玉肌丰”“翡翠合欢笼”，秦观词形容崔徽“轻似南山翡翠儿”；两崔氏与情人相处的时间均为数月，《传》云张生与莺莺“同安于西厢，几一月”，“又累月”，崔徽与裴敬中亦“相从累月”；二人的结局，都因情郎远走高飞而被抛弃；二人遭弃后均与情郎有书信来往；二人对负心人无可奈何，虽痛彻心扉也只能忍气吞声，以至于形容憔悴。莺莺写的决绝诗“自从消瘦减容光”，放在崔徽身上照样合适。崔徽所云“一旦不及卷中人，徽且为郎死矣”，与莺莺决绝诗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只是二崔相比较，崔徽性格更刚烈而已。

崔莺莺和崔徽的故事出现如此多的雷同，归根结底，是因为《莺莺传》和《崔徽歌（并序）》的作者是同一人——元稹。张生和裴敬中都有元稹自己的影子。这样，我们对元稹和赵令畤分别用个性化极强的“恣把”一词形容崔莺莺和崔徽的容貌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崔莺莺和崔徽的原型是同一个人。

二、崔徽的写真与崔莺莺的写真

崔徽形象的标志性事件是“写真”。有学者指出，这一事件存在着“崔徽托人写真赠与情人转而成为崔徽自写真容”的过程，晚明时期，女主人公“临镜写真情景”在汤显祖的《牡丹亭》中“得到了最细致而深刻的拓展”。这话有道理。然而我们发现，早在南宋，崔莺莺故事中已融入写真情节，其中张孝祥的【减字木兰花】词透露了其中消息：

爱而不见，立马章台空便面。想像娉婷，只恐丹青画不成。诗人老去，恰要莺莺相伴住。试与平章，岁晚教人枉断肠。

“诗人老去”二句，化用苏轼《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述古令作诗》中的“诗人老去莺莺在”句，指崔张故事。但前一句却说“只恐丹青画不成”，说的是写真事迹。无独有偶，元吴昌龄【正宫端正好】《美妓》曲云：“莫不是丽春园苏乡的后身，多应是西厢下莺莺的影神，便有丹青画不真。梳妆诸样巧，笑语暗生春。他有那千般儿可人。”此曲和张孝祥词都在歌咏莺莺时有意嵌入“丹青”语句，且吴曲把崔莺莺当作“美妓”，和陈寅恪的判断接近。

明确因写真而把崔莺莺和崔徽当作同一人的，是金代诗人赵元。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七“崔丽人”条云：

余向在武林日，于一友人处，见陈居中所画《唐崔丽人图》，其上有题云：“并燕莺为字，联徽氏姓崔。非烟宜采画，秀玉胜江梅。薄命千年恨，芳心一寸灰。西厢旧红树，曾与月徘徊。余丁卯春三月，衔命陕右，道出于蒲东普救之僧舍，所谓西厢者，有唐丽人崔氏女遗照在焉。因命画师陈居中绘模真像，意非登徒子之用心，迨将勉情钟始终之戒。仍拾四十言，使好事者知百劳之歌以记云。泰和丁卯林钟吉日，十洲种玉大志宜之题。”

这个“十洲种玉大志”，就是金代山西定襄诗人赵元。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六十七“赵元”条云：

赵元，字宜之，号愚轩，自称十洲种玉大志……泰和丁卯，道出蒲东普救寺，僧舍所谓西厢者，有唐丽人崔氏女遗照在焉。因命画师陈居中绘模真像，仍拾四十言题云：“并燕莺为字，联徽氏姓崔。非烟宜采画，秀玉胜江梅。薄命千年恨，芳心一寸灰。西厢旧红树，曾与月徘徊。”

这两处记载都说明，普救寺本就有莺莺“遗照”，陈居中奉命“绘模真像”，而赵元则为之题诗。此事距上文所举秦观、毛滂的时代不足百年。若秦、毛二人看过《崔徽歌》原作，赵元也完全有可能同时熟悉崔莺莺和完整版的崔徽故事。他把“河中二崔”看作同一人的提法，应当是有根据的。

近代姚华《菉猗室曲话》“河中二崔”条云：“河中二崔，微之皆与有连，亦说林趣事。陶九成《跋崔氏丽人图》，是陈居中所画，其上有题云：‘并燕莺为字，联徽氏姓崔’，盖咏莺而及徽耳。然明方诸生《千秋绝艳赋》有云：‘高堂片障，崔徽一纸。’又误混而一之矣。”按照这个理解，赵元的题画诗是以歌咏莺莺为主而旁及崔徽。但“并燕莺为字，联徽氏姓崔”，明明是说，此画的主人公姓崔，名徽，小字莺莺。因此，“旁及”说是没有说服力的。

方诸生，即王骥德。其《千秋绝艳赋》最初即附在他整理的《古本西厢记》卷六之末，后收入《明文海》和《历代赋汇》。据《赋》前小序：“郡毛允遂公子，岀其内所临钱叔宝《会真卷》，周公瑕为题曰‘千秋绝艳’，命予作赋。”按钱叔宝，明中后期著名画家；周公瑕即周天球，字公瑕，也是著名画家。所谓《会真卷》应即崔莺莺的画像，故周公瑕为题曰“千秋绝艳”。不过王骥德见到的并非钱叔宝的真迹，而是其友人毛允遂“内人”临摹的画作。此赋篇幅较长，其内容是歌咏崔莺莺画像的，免不了涉及《莺莺传》中的一些情节。但赋中有“亦有丹青点笔之工，盘薄含毫之史。臆彼多情，图其有美；高唐片障，崔徽一纸”等句，就完全说的是崔徽事迹。故姚华认为这是把崔莺莺和崔徽“混而一之”了，其实王骥德正说到了肯綮之处：“河东二崔”实为一人。

戏曲学者伏涤修指出，元末明初人张宪《题崔莺莺像见名贤诗选》中有“玉钗斜溜髻云松，不似崔徽镜里容”之句，张楚叔、张旭初编订《吴骚合编》卷二【南吕·东瓯令】中有“空有行云赋、会真图，拟得崔徽旧日模”之咏，都以崔徽代指崔莺莺。明人杨淮《古艳乐府》“西厢月”条云：“莺莺姓崔，名徽，小字莺莺，号双文，博陵人也。”更是将崔徽与崔莺莺归为一人。此外，明初张肯的【沁园春】（题像）词也把“二崔”当作一人：

楚楚芳姿，是谁人扶上，徽娘卷中。恰金蝉委蜕，鬓云绿浅；翠娥出茧，眉黛香浓。待月应真，迎风也似，算只欠墙花一树红。千年逝，水流云散，僧舍蒲东。 而今蓦地相逢，俏不似当年憔悴容。正章台云雨，未丝杨柳；蜀江秋露，初蕊芙蓉。一见魂消，再看肠断，方信春情属画工。元才子，艳情娇传，空费雕虫。

如果不局限于“写真”，比张孝祥更早的北宋词人晁元礼已经把崔莺莺和崔徽放在一起谈论了，其【一落索】词云：

正向溪堂欢笑，忽惊传新诏。马蹄准拟乐郊行，又欲近、长安道。 鹳鹊楼边初到，未花残莺老。崔徽歌舞有余风，应忘了、东平好。

这首词讲的是，词人正在山东东平（溪堂所在地）任上，忽接朝廷诏书，调他前往山西永济，于是想到那里发生过的故事。词中讲莺莺和崔徽事迹的三句是“鹳鹊楼边初到，未花残莺老。崔徽歌舞有余风”，而“花残莺老”四字是正确解读这首词的关键。本来，“花”和“莺”或可解释成是植物的花和鸟类的莺。但前一句“鹳鹊楼边”正是“河中二崔”故事的发生地，后一句“崔徽歌舞”当然无须解释，于是“花残莺老”中的“莺”就只能是双关语，借鸟类之莺暗指崔莺莺。其实，最早把“花”和“莺”放在同一句中，用“莺”喻指崔莺莺的，正是元稹自己。他的《春晓》诗云：“半欲天明半未明，醉闻花气睡闻莺。猧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有学者称：“《传》文写崔张初次幽会，‘有顷，寺钟鸣，天将晓’，这首诗正是回忆贞元十六年二月十八日那个晚上的情景，盖无可疑。”把《传》中的文学故事和元稹的个人经历完全等同并不妥当，但《春晓》诗有回忆个人经历的成分，诗中的“莺”暗指《传》中的崔莺莺则是完全可能的。所以，晁词中的“鹳鹊楼边初到，未花残莺老。崔徽歌舞有余风”的意思应当是：第一次去鹳雀楼边，或许还能目睹当年崔莺莺年轻时的花容月貌，还能听闻崔徽歌舞的袅袅余音吧。这样的表述，虽很难说是把“河中二崔”看作同一人，但“二崔”被勾连起来相提并论，应无疑问。

三、从元稹“艳诗”看崔莺莺与崔徽的原型为同一人

自宋代王铚起，即认定《传》中张生就是元稹本人，这一看法影响巨大，几成定谳。王铚云：

仆家有微之作《元氏古艳诗》百余篇，中有《春词》二首，其间皆隐“莺”字（《传奇》言生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不书讳字者，即此意）。及自有《莺莺诗》《离思诗》《杂忆诗》，与《传奇》所载，犹一家说也。又有《古决绝词》《梦游春诗》，前叙所遇，后言舍之以义……其诗中多言双文，意谓迭“莺”字为双文也……又意《古艳诗》，多微之专因莺莺而作无疑。

若元稹“艳诗”“专因莺莺而作”成立的话，诗中的女主人公应与莺莺事迹相合才对。但细读这些“艳诗”，其中有的女主人公却和莺莺判若两人，正如杨绛所指出的：

元稹所撰《会真记》（或《莺莺传》）向来称为自叙之作。元稹的艳诗里又有《莺莺诗》、《赠双文》、《会真诗》等诗。考据者因此断定传奇所记是真情实事。但艳诗的作者元稹，和传奇里的张生并不一样；艳诗里的莺莺，和传奇里的莺莺也大不相同。

诚哉斯言！《莺莺传》中的女主人公完美无瑕。她出身大家，漂亮聪慧，端庄娴雅，落落大方，性格温柔，而且擅于作文、赋诗、抚琴。这是一个典型化了的、当时才子心目中理想化了的艺术形象，与“艳诗”中的女主人公大异其趣。再如“双文”被说成是“莺莺”的“迭字”，但《赠双文》诗写的却是：

艳时翻含怨（一作态），怜多转自娇。有时还暂（一作自）笑，闲坐爱无憀。晓月行看堕，春酥见欲消。何因肯《垂手》？不敢望《回腰》。

此诗从男性视角写女性的神态和舞姿，完全是旁观者玩赏歌妓的语气。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只有歌妓对狎客才会做出挑逗性的动作，才会如此搔首弄姿。《垂手》《回腰》都是舞名，但莺莺是大家闺秀，其举止有度，端庄娴雅，写诗抚琴，但却绝不涉猎歌舞。崔徽就不同了，她自幼生长在“教歌按舞”的娼家，并与情人有过“舞态低迷误招拍”的经历。不难判断，《赠双文》一诗中的“双文”，其原型与崔徽更为接近。

《莺莺传》写张生“立缀《春词》二首”，授之红娘，但却未附《春词》原诗。所幸《全唐诗》收有《古艳诗》二首，题下注云：“一作《春词》。”兹将其移录如下：

春来频到宋家东，垂袖开怀待好风。莺藏柳暗无人语，惟有墙花满树红。

深院无人草树光，娇莺不语趁阴藏。等闲弄水浮（一作流）花片，流出门前赚阮郎。

在《莺莺传》里，莺莺与张生是大家闺秀和风流才子的邂逅和偷期，怎能如此公开在院子里嘻戏？“深院无人草树光，娇莺不语趁阴藏”两句，是说莺莺和情人在长满了草树的院子里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元稹《杂忆》诗五首其三云：“忆得双文笼月下，小楼前后捉迷藏。”二诗正可相互发明。此外，《杂忆》诗其二云：“忆得双文人静后，潜教桃叶送秋千。”其四云：“忆得双文独披掩，满头花草倚新帘。”都和《莺莺传》中的女主人公毫不搭界，而和崔徽身份吻合。一个钻进花丛草堆里让情人寻找，然后披着“满头花草”倚着新帘出现，吓人一跳的俏皮丫头，哪有莺莺的半点影子？《春词》第二首末句“赚阮郎”，有女方主动挑逗男方的含义，这都不应该是莺莺所为。但崔徽却有“凤凰宝钗为郎戴”的经历，她的确曾有对情郎撒娇和打情骂俏的行为。

《莺莺传》在完成崔张故事的叙述之后，先后“征引”了五首诗来证明此事的真实性，类似于后世章回小说中常用的“有诗为证”。五首诗中，除托名莺莺的两首及元稹的《会真诗》之外，还有托名“杨巨源”的《崔娘诗》和托名“李公垂”的《莺莺歌》。这些作品，历来被当成是张生自寓的证据。

《莺莺传》写：“河南元稹亦续生《会真诗三十韵》。”这当然是元稹故作狡狯之笔，但无论如何作品的主人公都应该是崔莺莺。可是，我们在《会真诗》中读到的却基本与崔张故事无关，其中下面这些诗句：“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眉黛羞频聚，唇朱暖更融。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汗流珠点点，发乱绿松松。”这些诗句细细描摹女子的姿态、服饰、身体、心理状况，乃至于和男性云雨幽会时的情景，其浮艳、其轻薄，可比肩六朝宫体诗。说作品主人公是歌妓崔徽则可，说是大家闺秀崔莺莺则十分勉强。

再看托名“杨巨源”的《崔娘诗》：“清润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销初。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宋王铚在历数元稹“艳诗”、《百韵诗寄乐天》及此诗后云：“凡是数端，有一于此，可验决为微之无疑，况于如是之众耶。”但我们却读不出此诗与崔张故事有任何关联。一位风流才子，在秦楼楚馆中遇到红颜知己，相从累月后分手，歌妓为之肠断，如是而已。至于诗题《崔娘诗》，不正可以说明此诗写的是崔徽吗？王达津曾指出：

（杨巨源的《题崔娘》诗）当然正是为裴敬中和河中名妓崔徽作。后来传奇写莺莺即崔徽可谓有据。又古人名字相因，徽是弦徽，白居易《琵琶行》：“间关莺语花底滑”，韦庄：《菩萨蛮》“弦上黄莺语”，也可以说明莺莺从崔徽名而来。

“莺莺”名是否从“崔徽”而来可以讨论，但“杨巨源”的《崔娘诗》，其主人公不像是莺莺，而与崔徽极为相似，这一点王先生所论极是。王先生所谓“后来传奇”，指的应即《牡丹亭》。

再看托名“李绅”的《莺莺歌》。元稹《莺莺传》写道：“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余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名篇。歌曰：‘伯劳飞迟燕飞疾，垂杨绽金花笑日。绿窗娇女字莺莺，金雀丫鬟年十七。黄姑上天阿母在，寂寞霜姿素莲质。门掩重关萧寺中，芳草花时不曾出。’”李公垂即李绅，但这篇《莺莺歌》同样未涉及崔张的爱情故事，且元《传》的表述方式亦令人疑窦丛生。

首先是时间的写法，“贞元岁九月”，究竟是贞元的哪一年呢？为什么月份可以确定，年份却不能确定呢？由于这一年份还牵涉到《莺莺传》和《崔娘诗》的作年，因此引起了学者的讨论。陈寅恪认为“贞元岁”为“贞元二十年”，吴伟斌认为应在“贞元十八年”。而我们认为“贞元岁”这样的表述乃是小说家言，若据以坐实其具体年份，须有可信的旁证材料。其次，诗中的“金雀丫鬟年十七”说的是红娘还是莺莺呢？若是莺莺，则不得云“丫鬟”；若是红娘，但《传》中写莺莺“生十七年矣”，而红娘应该更小吧？再有，“黄姑上天阿母在”一句是什么意思呢？“黄姑”是谁？“阿母”是谁？“阿母”是莺莺的母亲吗？那么“黄姑”就应该是莺莺了？王达津对这一句做了如下解读：

《会真记》写李绅为作《莺莺歌》，但狡狯未引诗原文。今查原诗，也仅是和元稹诗，并没有涉及《会真记》情节。诗云……黄姑即河鼓、牵牛，仍指裴敬中，崔徽似曾住在普救寺中……所以诗中有“门掩重关肖寺中”之句。

按古乐府有“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之句，“李绅”《莺莺歌》首句即以牵牛、织女喻莺莺和情人的关系，盖因二人如劳燕分飞，不得相见故也。宋郑樵《通志·天文略》第一“欲得见时近织女”句下注谓：

张衡云：“牵牛织女，七月七日相见”者，即此也。《尔雅》云：“河鼓，谓之牵牛。”又歌曰：“东飞百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黄姑即河鼓也，音讹耳。

可见王达津对《莺莺歌》的解读是正确的，只不过若拘泥于文献，曾经住在“普救寺”中的是崔莺莺，而崔徽是住在“西门寺”。其实，“河中二崔”的原型是同一个人，她可能真的在寺院中住过，具体住在哪个寺院并不重要。又，元稹的《古决绝词》三首均以牵牛星、织女星喻情人关系，其二云：“已焉哉！织女别黄姑，一年一度再相见，彼此隔河何事无？”或可推测，这首托名“李绅”的《莺莺歌》其实也是元稹自己的作品。

四、从唐传奇的叙事方式与元稹的感情生活探讨其作品主人公原型之多元性

卞孝萱在《道德文章 风范永存》一文中回忆说：

孙先生（指孙望）提出，元稹写过一首《崔徽歌》，故事上半截的过程，颇与《莺莺传》部分的情节相近似，故事发生的地点，也在蒲州。元稹“便抽取了在他印象中很深刻，在他诗中曾歌咏过，而又类似他自身所经历的那个裴敬中轶事中女主角的姓氏，来权充了莺莺的姓氏”。我在《元稹年谱》中表示：元稹撰《莺莺传》在前,写《崔徽歌》在后,不能说“崔莺莺”之“崔”是取之于崔徽。《元稹年谱》一出版,我就题了字,面呈孙先生。虚怀若谷的孙先生，看了我的不同意见，不以为忤。

按孙望《〈莺莺传〉事迹考》是其就读于金陵大学时的毕业论文，应作于1937 年前后，有1951 年的油印本，后收入《蜗叟杂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两位前辈能够心平气和地讨论分歧，令人钦敬。关于《莺莺传》主人公原型的多元性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明瞿佑《归田诗话》云：

元微之当元和长庆间，以诗著名。传入禁中，宫人能歌咏之，呼为“元才子”，风流酝藉可知也。其作《莺莺传》，盖托名张生。复制《会真诗》三十韵，微露其意，而世不悟，乃谓诚有是人者，殆痴人前说梦也。唐人叙述奇遇，如《后土传》托名韦郎，《无双传》托名仙客，往往皆然。

此处除明确否定张生“诚有是人”之外，还提出“《后土传》托名韦郎，《无双传》托名仙客”的事实。李长之曾指出：

唐代的传奇很多是和史书中的传记形式相似的（从一开始是某某者某地人也，一直到结尾时类似赞论的评语，这形式一直保持在17 世纪时传奇文学的继承人物像蒲松龄等的作品中），唐代的传奇作者也很多是曾兼为史官或者曾写过史书的（如《古镜记》的作者王度曾奉诏撰国史，《任氏传》的作者沈既济曾撰《建中实录》，《长恨歌传》的作者陈鸿也是“少学乎史氏，志在编年”，而《毛颖传》的作者韩愈更曾为史官修撰并写有《顺宗实录》），史书和传奇关系的密切就是如此。

这一论述概括出唐传奇所兼具的史传和小说的双重特点：有虚有实，若有若无。唯其如此，才可以达到扑朔迷离、引人入胜的目的。为了展示其可信性的一面，唐传奇往往假托某一人物，给作品命名为××传。即使如《灵应传》这样的神话题材作品，所叙故事与《柳毅传》略同，男主人公却托名实有其人的“节度使周宝”，并在叙述泾阳君和洞庭龙王交恶、征战时特意标明：“今泾上车轮马迹犹在，史传俱传，因非谬也。”

白居易《和微之〈十七与君别〉及“胧月”“花枝”之咏》诗云：“别时十七今头白，恼乱君心三十年。垂老休吟花月句，恐君更结后身缘。”老朋友白居易苦口婆心地劝慰元稹，不要再对初恋念念不忘，都过去30年啦！然而这段“恼乱君心三十年”的恋爱究竟何指？按照《莺莺传》为“元稹自寓”说，所谓“十七与君别”指的是崔莺莺17 岁。然而在《莺莺传》中，张生23 岁，与莺莺分手时24 岁。从分别到如今30年，元稹已经54岁！但元稹虚龄53岁已亡故，绝不可能与白居易互相唱和。虽元稹《十七与君别》诗已亡佚，无法比对，而“胧月”“花枝”之咏则很可能指的是前引元稹《杂忆》诗“花笼微月竹笼烟”“忆得双文笼月下”等句。前文已述，《杂忆》的主人公不像莺莺，而更像崔徽。又，元稹将其《梦游春七十韵》诗寄给白居易，白即作《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并有《序》云：

微之既到江陵，又以《梦游春诗七十韵》寄予，且题其序曰“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乐天知吾也，吾不敢不使吾子知”。予辱斯言，三复其旨，大抵悔既往而悟将来也……

元稹的《序》透露出一段不为人知的隐秘，很可能就是与一位歌妓的感情纠葛。看来元稹是动了真情，但结局却是悲剧，因此才会如此牵肠挂肚，念念不忘。元稹《压墙花》诗云：“野性大都迷里巷，爱将高树记人家。春来偏认平阳宅，为见墙头拂面花。”元稹在《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墙花拂面枝”句下自注云：“昔予赋诗云：‘为见墙头拂面花。’时唯乐天知此。”王骥德云：“‘为见墙头拂面花’‘时唯乐天知此’，恐别有所指，未必崔氏也。”骥德所说的“崔氏”即指崔莺莺。这再次提示出，元稹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艳遇，但那个人并不是《莺莺传》中的女主人公。王达津指出：

元稹《会真记》，唐人从来没有人认为是元稹自叙，宋人始加附会。其实他的素材，是见于诗集中的，如《崔徽歌》序云……这就是元稹《会真记》的素材。

《会真记》的素材是否来自《崔徽歌序》可以讨论，但《会真记》《崔徽歌序》都是文学作品，崔莺莺、崔徽的原型是同一个人，当无疑问。

结语

章学诚曾经指出，唐人传奇，“大抵情钟男女，不外离合悲欢，红拂辞杨，绣襦报郑，韩、李缘通落叶，崔、张情导琴心，以及明珠生还，小玉死报，凡如此类，或附会疑似，或竟托子虚，虽情态万殊而大致略似”。至宋元以后，传奇演为小说戏曲，“男必纤佻轻薄……女必冶荡多情”，而世之男子、女子，“皆以传奇之才子佳人为古之人、古之人也。今之为诗话者，又即有小慧而无学识者也。有小慧而无学识矣，济以心术之倾邪，斯为小人而无忌惮矣，何所不至哉！”如上所述，生活中的元稹，这个“纤佻轻薄”的才子，的确与数个“冶荡多情”的女子发生了风流韵事。但崔莺莺、崔徽都是经过改造的艺术形象，张生也不等于元稹本人。然而万变不离其宗，这两个艺术形象与情人都有过一段浪漫的情感经历，最终都遭到遗弃。其中，崔莺莺被高度理想化，而崔徽则离元稹所遭遇的原型人物更为接近。统观元稹的生活经历、所作“艳诗”及唐传奇的叙事特征，崔莺莺和崔徽的原型是同一个人。由于《莺莺传》中的张生与元稹的生活经历有某种重合，故自宋代起，在有人坐实张生即元稹自寓的同时，也有人将崔莺莺和崔徽相提并论，乃至合二为一。因此，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将二人“混为一谈”有根有据，不算用错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