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婧

一

1932年10月的一个傍晚， 一个女人出现在暮色与山岚中。她的眼睛不大，右眼被几络带血的花白头发遮挡，眼中那束清醒果决的光如探照灯，低俯扫视着整个都楼村。眼睛下面，是天峨县岜暮乡壮族人特有的宽颧骨，显得刚毅非常。挺立的鼻梁下，是紧抿的薄嘴唇，整个人瘦得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当然，刀不仅仅是比喻，女人的身子背后，用长布捆绑包裹着两把大刀，随着敏捷移动的身形隐约可见，她就是“双刀老太婆”—— 红七军二十一师六十三团团长韦国英的母亲班四妹。

此时的班四妹，刚经历过一场大战。1932年秋天，桂系第七军军长廖磊纠合东、凤、凌、南、河等县的反动民团一万余人，调集重兵，残酷“围剿”新生的岜暮区苏维埃红色政权。驻守岜暮苏区的红六十三团团长韦国英，带着年过半百的母亲班四妹，和战士们一起死守甘孟岭和拉号岩阵地。后来流传于河池山乡的“北有狼牙山五壮士，南有拉号岩九壮士”的故事就出自这支英雄的队伍。

决战甘孟岭的当日，原本秋高气爽的时节忽而大雾弥漫，隐藏着红军、赤卫队员家属和革命群众的拉号岩内，气氛异常凝重。岜暮苏区根据地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岜暮人性情刚烈，家族观念很强，以家族为单位群居，平时受尽敌人的凌辱，反抗压迫的决心特别坚定。为了更有力地对抗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也为了瓦解敌人的连坐攻心战术，同心协力一致对敌，举家革命的事情屡见不鲜。因此，面对敌众我寡、包围圈不断缩小的危险局势，不管是在拉号洞外拼杀的红军战士，还是隐藏在洞内的群众，都抱着“青山埋忠骨”的必死之心。当决战真正到来之时，拉号洞里并未出现哭声震天、哀号遍地的情况，相反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很平静。在农会主席蓝景山的带领下，乡亲们默默捡起木棒和石头，低头专注地用简易的工具制作最原始的武器，洞里磨制武器的“霍霍”之声和乡亲们坚定不移的眼神互相映照，仿佛一首不屈不挠的战歌超越了生死，在每一个人心里流淌成了信仰的大河。

甘孟岭战役的炮火仍在远山明明灭灭，岜暮乡都楼村已经被廖磊部控制。和红六十三团的战士们一起阻击敌人六天六夜之后，身负重伤的班四妹为了不拖累大家，挥刀举枪，杀出一条血路，试图避走东兰。此时，班四妹独自一人，潜伏在都楼村坳口的一棵山核桃古树后面，远远望着村庄。残阳如血，半挂在天空；苍穹不语，仿佛不懂人间疾苦，依旧灿烂辉煌。原该炊烟袅袅的村庄，此时寂静无声，偶尔几只盘旋的乌鸦突然直冲云霄，在辉煌的苍穹中嘶喊，把天地叫得一片苍凉。古树巨大、沉默，网状的枝条相互交错，夕阳落在树梢上、挂在树丫间，像一个圆熟通红的果实。谁也不知道它生长了多久，有多大年纪。千百年来，古树护佑着都楼村，如同护佑着自己的儿女，被世代百姓尊奉为“母亲树”。长期被欺压和恐惧攫住喉咙无法呼喊的乡亲们，只能祈求百年树神保佑他们的孩子平平安安、远离灾祸。

“生不缴枪，死不投降！如果我有幸活着回来，老死故乡，我一定要葬在这棵古树下，看着孩子们安居乐业，看着家乡再次升起袅袅炊烟！”班四妹临行前的铮铮誓言，都楼村的“母亲树”一一听见，并把每一个字刻进了在晚风里飘摇的树叶中。

那时的班四妹并不知道，二十六年后，这棵“母亲树”将迎来一座英雄的丰碑——守护甘孟岭战役中牺牲的岜暮儿女们；三十七年后，“母亲树”又将护佑一位英雄儿子和一位英雄母亲的英灵，让他们永远和亲爱的战友们长眠在一起：那是中共党员、红六十三团团长韦国英（1901—1969）及其母亲——双刀女英雄班四妹（1870—1967）。

此刻，班四妹正沿着红水河岸艰难跋涉。

血色残阳已随一江碎金流向山谷的尽头，夜色如满山翩飞的黑蝙蝠，层层包裹住大山。星月之下，深彻的河床和刀削斧砍般的黑色悬崖遥遥相望，幽深的河水似一块朴拙古玉，镶嵌在微茫的月色中。乳白色的夜雾在河面上一层层叠起，一圈圈晕开，就像班四妹的回忆，古旧、深远，又鲜活如昨。

班四妹找到红水河边一处较平坦的河滩坐下，倒出袋子里的米糠，用受伤的手慢慢生了一堆暗火，把一个红薯扔了进去。

暗火和明火很不一样。明火是旷野里的巨兽，每当木柴架起，篝火燃起，大火就仿佛获得了生命，在大风中肆意生长、狂舞，犹如天地间无人看管的古妖，活得张扬恣意。暗火是另一种相反的存在。它的表面是一层黑灰色的米糠，从远处看，你很难发现火光的存在，但是当你走近观察，就会看见米糠的内里，已经烧得红彤透亮——那是暗火，看不见的灼热在米糠里慢慢燃烧，只要你持续不断地往里面添加米糠或细碎的木柴，暗火就会持续地燃烧，一直燃到天亮。

年轻时的班四妹，从来不知道失眠的滋味。她是广西东兰县金谷乡人，有一位武艺高强的父亲。班四妹从小随父习武，刀法拳术精湛，尤其擅使双刀，性格养得豪爽坚强、聪慧机灵、爱憎分明，喜欢打抱不平。可以说，嫁人前的班四妹，人生就像肆意的明火，活得热烈张扬。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秋，十八岁的班四妹嫁给了天峨县岜暮乡都楼村镜西屯的农民韦鹏昌。不久，陆续生养了韦国英（原名韦明宽）等十个儿女，其中两个不幸夭折。更不幸的是，忠厚老实的丈夫韦鹏昌中年病逝，身后只给班四妹留下了一贫如洗的家和八个年幼的孩子。对班四妹来说，这是人生中的第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敌人，除了贫穷饥饿，还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横征暴敛。面对残酷的现实，坚强的班四妹从不叫苦，也不屈服。青黄不接的时节，她常常一个人背着高过人头的大竹筐，早早上山挖山薯、采野菜。桂西北的山林雾气浓重、荆棘横生，班四妹凭借着习武的敏捷身手，在陡峭的石壁之间攀爬跳跃，如同猿猴。面对横征暴敛，班四妹巧妙应对，使出了家传的武功拳术，吓得土豪劣绅的狗腿子不敢轻易进她家的门。特立独行的班四妹，彻底颠覆了“柔弱无助”的寡母形象，反过来，都楼村的乡亲们有什么事，都喜欢找她商量，让她帮忙出主意。

1923年春天，岜暮乡兵荒马乱，长子韦明宽从停办的纳凡私塾回家务农，就是那个时候，韦明宽遇到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三个人：韦拔群、牙苏民和邓英。当时，牙苏民和邓英奉韦拔群的派遣，来到岜暮区组织农民革命运动。在牙苏民和邓英的引导下，韦明宽加入了革命组织，并参加了东兰县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韦明宽深得右江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的器重，不仅把开拓岜暮根据地的重任交给他，还给他改名为“韦国英”，意为 “为了国家的独立解放英勇奋斗”。从此，韦国英把全身心献给了右江地区的革命事业。

这一切班四妹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韦国英决心参加革命的那个晚上，班四妹第一次失眠。作为一位母亲，没有人比她更清楚韦国英这个决定的代价：一寸山河一寸血，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镇压之下，革命就是一件抛头颅、洒热血、毫无退路的事，一旦被捕，韦国英还会牵连整个家庭、整个家族，甚至整个村子。一想到儿子，甚至更多人的生命有可能被敌人的刀枪屠戮，班四妹就心如刀绞。但是班四妹不是那种只会心疼儿子却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深明大义，不仅明白儿子心中的屈辱，还深深懂得，在这个吃人的黑暗社会里，如果每个人都不反抗，迟早都要成为敌人的刀下鬼；与其窝窝囊囊地苟活，不如彻彻底底地反抗，和敌人拼个鱼死网破，就算死了，也是死得其所，不枉人间走一遭。

这一夜的失眠，让班四妹彻底想通了。她不仅全力支持韦国英，动员几个弟妹一起参加革命，还以身作则，把祖传的双刀再次背上，以五十三岁的高龄，和儿女们一起参加保卫家乡的革命运动。都楼村的乡亲们在他们一家的感召之下，也纷纷加入了革命队伍。革命的火种慢慢在岜暮地区燎原。

班四妹和母亲树一起，从黑夜走向黎明。寂静如岩石岿然不动，夜色却在悄然间淡了下去，不知过了多久，天边一道金光，如闪电轰开了沉沉夜空，很快，一片片金光闪闪、绿光融融的树叶像突然盛放的夏季，像熊熊燃烧的火焰，在黑色的夜空炸开了金色的礼花，整个苍穹在破晓中豁然开朗！那一夜，班四妹把一个决绝的背影留给了岜暮的夜晚，留给了黎明破晓时的 “母亲树”。多年以后，人们依然会记得：曾经有一位母亲，把自己的孩子都献给了革命事业；曾经有一位母亲，和百年古树一起，化身为“母亲树”，日夜守护故乡。母子的墓碑，永远面朝都楼村。

二

我一直在想：战争是什么？

有幸生在和平年代，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炮火和鲜血。在没有成为母亲之前，我一直认为战争就是一个女人的反抗。比如广西当代著名女作家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字里行间那些尖锐锋利、奋不顾身的生命体验，让人仿佛置身于奇妙的异端世界；比如俄罗斯著名女诗人安娜·阿赫马托娃，她的战争是《在深色的面纱下她绞着双手》的不幸爱情，是寂静的西伯利亚大地上一首《没有英雄的叙事诗》……文学里的“战争”，孤绝抽象，漂浮不定，它们文字精妙、想象奇崛，但始终是天空中的云朵，美丽而不可即。真正让“战争”落地生根，藏身在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之中，是我自己也成了母亲之后，是我“遇见”了一位母亲——班四妹之后，她虽然目不识丁，但用自己质朴顽强的一生，诠释了生命的意义。

我是2010年秋天跟着男朋友第一次来到岜暮的。多年以后，当我理所当然地成了岜暮的媳妇，成了孩子的母亲时，岜暮也理所当然地成了我的第二个故乡。高峻的岜暮群山，仿佛屹立在我的骨头上；碧蓝幽深的红水河，仿佛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我仿佛第一次明白，什么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岜暮的桀骜，养出了英雄的母亲和英雄的儿女，就像抗战年代的英雄韦国英，就像英雄的母亲班四妹，即使是和平年代的今天，岜暮的老人们大多都坚强硬朗、死生豁达。

在岜暮当地采风，探究韦国英和班四妹的生平事迹时，我见过一张黑白照片，这张照片隐藏在众多史实资料中，貌似不起眼，却令人难忘。那是1962年，共和国大将、广西军区司令员张云逸接见参加全区政协会议的班四妹的一张照片：张司令员和蔼可亲，双手扶住年迈的英雄母亲。九十二岁高龄的班四妹丝毫没有老态龙钟之感，她戴着一顶黑色布帽，穿着一身挺括的黑色壮族服装，清瘦矍铄，眼神透出一束洞察世事的光芒。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她的笑容，那是孩子般干净纯粹的笑容，不在乎皱纹已爬满了脸庞，不在乎牙齿都已掉光。《广西妇女》杂志的记者采访她的时候，她曾经说过一句话：“想不到我这个生不缴枪、死不投降的老骨头能够熬到解放，能够亲眼看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真是天大的福气啊！”“生不缴枪、死不投降”，昔日的“双刀老太婆”，正是凭着这一股子硬气，活成了让子孙后代敬仰的“双刀女英雄”。

这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班四妹的笑容让我看到另一种自由：那是属于桂西北旷野的、狼一般的野性和自由。即使是在那样一个白色恐怖遍地、战争阴霾漫天的年代，“母亲”这个角色，依然拥有可以选择的自由。你可以选择当一位平凡的母亲，筑起生儿育女、无私忘我的高墙，在子孙满堂的幻想中度过封闭的一生；你也可以选择当一位英雄的母亲，生出你的个性，活出你的主张，在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战争中，和你的孩子并肩作战，和所有的艰难死磕到底。这一切，都让我这个生在和平年代的母亲自愧不如。

对于“战争”，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和平年代，我们看不见纷飞的炮火，但是我们的心灵每一分钟都弥漫着“战争”的硝烟。一位80后作家曾说过：“我们是活在幻想里的一代人，往往是看了爱情电影，才学会爱，看了励志书，才学会生活。”是的，作为80后的一员，我是尴尬的。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九十年代的改革，〇〇后的新思潮……让身处巨变的漩涡中心的我们经历着各种断裂。而其中最大的断裂，莫过于人到中年才清醒地看见，自己以往过的都是二手生活。而让这“二手生活”终结的，恰恰是我的“母亲”身份。

那些不眠之夜，凌晨的医院，明亮如闹市。发热门诊的长长甬道，灯火通明亮如白昼的儿科发热诊区。一个个母亲或站或坐，怀抱孩子仰着头，紧盯着久久不动的电子屏幕不敢眨眼——然而排着长龙的队伍如同凝固了一般，手中紧攥的248号数字依然遥遥无期。在这里，母亲是没有年龄的，都只有一张脸。焦虑的、变形的脸，脸上映出的都是幼小的孩子烧得通红的眼睛。对母亲来说，艰难是很具体的事情。孩子的每一次发烧都像是历劫。电子体温计的红色报警声总是在深夜响起，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场奔赴。在这一场场奔赴中你会遇见很多母亲，在你们共同奔赴的“战争”里，你会发现母亲是独立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第三个物种——模糊难辨的性别，封闭的孤独，难抑的共情，极端地、矛盾地共存于一个身体里。这个身体曾经因为孕育过一个生命，彻底沦为一个口袋，就像金角大王的葫芦，叫一声“妈妈”，所有孩子的哭泣都可以装进去。我仿佛第一次触摸到生活：忽而粗粝、尖刻、冰冷，忽而又软得像一汪春水。没有逻辑，不讲道理，神秘多变如同大海，荒蛮喧哗如战争。为什么我在年过三十，当了母亲之后，才发现真实的生活和电影、书里的生活相距甚远？这种本末倒置，让我们早早丧失了原始的生命力，那种粗粝的、赤裸的、不顾一切的生命体验。对母亲来说，一个孩子发烧的夜晚将和无数的不眠之夜混在一起，让你时刻体味着战争与漫长，让你真正了解什么是尘世的重量。是“母亲”，让生活的真实重归生命。

于是，我又想起1932年的班四妹，想起她义无反顾追随儿子韦国英、背着双刀走上战场的背影，想起她在纷飞的战火中默默倚靠在岜暮山乡的一棵百年古树旁。面对真实的战争，班四妹有过犹疑吗？她是否曾被恐惧缠身、被随时随地失去孩子的幻象吞噬？答案是肯定的。身为母亲，我一伸手，就可以摸到八十九年前的那位母亲的心悸。和我不同的是，班四妹更勇敢、更果决。班四妹没有读过书，她以一位母亲的直觉知道，自由的代价高昂，但屈辱的现实更让人难以忍受，为了孩子，她必须让硬气与桀骜亮出刀锋，和孩子并肩作战、生死与共。她没有华丽的言语，她只是用她的行动告诉人们：无论战争或死亡，都无法驯服母亲。她的锋利，你看不见。

岜暮斜阳，树影森森，刀光剑影夜未央。母亲树不仅生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更长在柴米油盐的和平年代。不管是今天，还是未来，母亲的“抗战”永远不会远去，她在自由中静默等待，等待在英雄的战争和自己的战争中，用我们的恢宏复苏她们的恢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