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天玥

远古时期，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没有清晰的物我对立的观念，对于生死尤其是死亡的概念非常模糊。他们认为人死后并非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在某处他们看不见的地方继续聚集生存。我国在约6000多年前进入农业社会，以父系为主的宗法制应运而生。宗法制的一大特点就是突出了家庭、家族的概念，先秦时期的列子在他那篇著名的寓言《愚公移山》中有语：“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意即虽然个体会消亡，但是我会繁衍出后代，我的后代会继承家族的一切，只要每代人都努力奋进，家族就会兴旺永存。基于上述历史背景的影响，古人对于“生”的态度特别积极，这种个体为了家族，家族为了国家的精神依次传递，形成了我们现在极具凝聚力的民族意识。古人对于“死”保持着一种敬畏之心，在认识到生死之事无法避免后，持有一种无奈而达观的态度。

一、“阴阳”与“气化”

《周易》可谓是中国哲学的源头，“一阴一阳之谓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都代表了《周易》中的阴阳概念和人类特性密不可分，阴阳就是人类男女性别高度抽象化提炼而出的，这种衍生出来的阴阳思想影响了先秦诸子百家哲学思想的发展，成为了儒道两家关于生命起源的客观物质基础。阴阳思想的存在打破了崇拜神秘外在力量的局面，切断了宗教发展的萌芽。儒道的思想逐渐哲学化，视角的重心看似为“天”，为“道”，实则为“人”。

基于以上阴阳思想的传承，儒道两家均认为天地万物乃至人都是由“气”构成的。老子认为：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182

道为一衍生出了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又交融产生了和气，最后由这三种气构成了世间万物，自然人也不例外。

除此之外，庄子在《知北游》中更具体透彻地阐述了人和气与生死的关系：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生死为徒，吾又何患！”[2]735庄子认为人由阴阳二气聚集而生，当气消散的时候就会死亡。

儒家在此方面同样认为人的生死不过是气的聚散，在儒家经典古籍《礼记》中曾提到：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变。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3]

人是天地万物之精华者，这也再次凸显了儒家思想对人的重视程度，并且还认为人与人之所以外表、寿命、贫富等不尽相同，都是因为人由气组成，每个人禀受的气的程度不同而导致的。总之，儒道两家基于相同的历史背景、生命起源思想的根基，从而对于“阴阳”“生死气化”方面的思想是完全相通的。

二、“人道”与“天道”

无论是“人道”还是“天道”，都是隶属于精神上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儒道两家的哲学思想基于“道”得以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思辨，两家将形而上学的“道”与“人”联系起来，可以说儒道两家对“道”的看法决定了他们对“人”的看法，所以乃至人生最深刻的命题——生死也是一样的，对于“道”的定义会对生死观产生根本性的影响。“道”字是道家创始人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1]104-105

老子认为“道”是衍生出万物并作用于万物且真实存在的东西，这点与儒家十分类似。在儒家古籍中，“天”是最高的哲学范畴，正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4]176，无论是寿命还是财富，都和天命息息相关。老子通过观察自然进一步发现了世界相反且循环的规律：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1]9-10“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1]106

这种规律进一步奠定了道家生死观思想的自然化，老子将这种规律从自然落实到每个人身上，演变成百姓乃至君王都要遵循的规律，成功地将“天道”与“人”紧密相连，从而形成“人道”。当这种规律作用到人身上时就换了个名字——“德”。“孔德之容，惟道是从。”[1]91“德”本身是由“道”发展而来的，只是“道”的范围只作用于自然，而“德”是其作用在经验世界上的名字，“道”和“德”是体和用的关系，也就是说正因为有“德”，无形无象的“道”才得以显现出来。

和道家相同，儒家反复强调“天”目的并不在于对自然的崇拜，而是在于对“人”的管理，儒家将“天”与“人”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目的就是让“人”的所作所为符合天命的道德，同样形成“人道”。“道”字在《论语》一书中，共出现89次，在《孟子》一书中共出现152次。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为：规矩、积极或合理的方面。“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4]9

并且在《论语·述而篇第七》中孔子提到：“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4]96这句话简洁地说明了“道”与“德”与“仁”的关系。“道”作为人期望的目标，是最高的存在，其次是“德”，有“德”后才有可能达到“道”，最后也是最基础的是“仁”。儒家将遥远而不可及的“道”一步步拆分成三步，有效地将“道”拉入凡尘，让“道”在人心中内化为“德”。

“道”对于儒、道两家同样都是最高的、不可比拟的地位。但是儒家相比道家的“道”少了些形而上(自然)的特点，多了些统治、规矩的意味，儒家的“道”相比于道家，与人的联系更为密切。即使稍显不同，孔子和老子的目的也是一致的，二者最后的落脚点同样在治人、治国。

三、“重生”与“厚生”

对于“生”我们并不陌生，在《说文》中：“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生通常代表了活力与希望，毫无疑问是美好的象征。儒道两家对于生命都持肯定的态度，对于人生的价值也都有所论述，在“重生”与“厚生”方面虽有细枝末节的差别，但归根结底，二者的核心是相同的。

老子非常重视人的生命。“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1]289从这里不难看出，老子对待战争的态度都是倾向于防守和退让的，老子本意并不是遇到战争就退缩、消极，而是“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1]290。林希逸云哀者：不以用兵为喜，反之则非哀。“哀”乃“慈”也，老子所生活的时代是动荡不安的，高一涵说：“何以说老子的政治哲学，是反抗当时政治社会情形的呢？因为他看见当时年年打仗，百姓东跑西散所以才主张去兵。”[5]287，所以老子积极宣扬反战、人与人之间要有爱心等利于保全人性命的观点。

孔子与老子同为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也处在民不聊生、百姓生命朝不保夕的年代。孔子同样将人的性命放到第一位，“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4]150在那个生产力与经济都十分低下的年代，一匹马价格甚高。即使在这种背景下，马厩失火，孔子第一时间关心的仍是有没有人受伤，此时价格高昂的马匹与人对比显得一文不值。在面对弟子询问生死之事时，孔子回答道：“未知生，焉知死。”[4]162可以看出在面对死亡的问题上，孔子选择了回避，但回避并不代表彻底逃避问题，而是孔子在生和死谁更值得被讨论、谁更重要的问题上，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生。他认为人生在世，应该把精力都集中在现实生活中，不要将大好的时光浪费到思虑我们根本无法体会无法拥有经验的事情上。

例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言“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叔孙豹认为人生在世要以达到不朽为目标。孔颖达认为真正的不朽为具体为三：“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用现代的话总结就是要有高尚的品德、成功的事业以及自己的著作。

在人生意义的问题上，老子所代表的道家并非是一味的出世思想，而是如孔子一般，思想是积极出世的，其最终目的在于治国立业。老子同样提及过“不朽”：“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1]140其中“寿”不代表寿命，而代表“不朽”，不过此不朽非上述的彼不朽。老子所宣扬的是人要顺应道、自然才可长久存活。关于治国方面：“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1]249-250所谓“啬”乃为保养爱惜之意，老子认为治人、治国以及养护身心都需要爱惜精力。陈鼓应先生说：“老子提出‘啬’这个观念，并非专指财物上的，乃是特重精神上的。”[5]272同时老子在书中也不止一次表达了轻名与财的想法。比如，“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德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1]187-188声名利禄与个人的生命相对比哪个更重要？只有明白了对于身外之物的追求该适可而止，方可长久。“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1]14与上述同理，老子极力否定了人与人之间对于名利的攀比和竞争，一旦激起了这种欲望，百姓为了“赢得这场比赛”就会巧诈伪作无所不用其极，从而污染社会风气，而这显然也是不利于国家太平的。

儒道两家思想的视角最终落脚点均在于人，不难看出“生”对于两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仅是要“重生”以保全人的性命，他们同样都“厚生”以重视人生的价值。只是儒家对于“厚生”方面侧重点完全在于对集体的奉献，永远以社会、国家的角度审视每个个体。道家相对儒家而言将集体与个体的比重一分为二，不仅重视国家的利益，而且重视对个人思想品行的修养。

四、“自然”与“超脱”

在《说文》中这样解释“死”：“民之卒事也。”死亡代表着生命个体的逝去，儒道两家在对待死亡问题上得益于上述所言两家共同的思想起源，并没有流入神秘主义，而是认为生死之事非人力可改，均主张顺应自然。对于死亡，两家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处理，其侧重点自然也不同。道家和儒家分别沿袭了上述对于“生”的态度和思想，在“死亡”这方面道家的侧重点在于个体，而儒家仍然将重点放在了集体。

道家哲学是自然哲学，以自然为基础去看待一切，老子通过观察自然界的一些现象总结出：“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1]307-308太过坚硬的东西会被折断，老子在此提醒人们要收敛锋芒，顺道而行，过于刚强就会大幅度增加死亡的可能性。此外，老子从自然中体悟出“道”，从“道”中体悟出“万物并作，吾以复观。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复命曰常，知常曰明。”[1]68-69老子看到了生死之间的转化，当生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包括死亡了。他认为生命就是循环往复的，万物从“道”而来，当个体生命逝去时自然会回归于“道”，也就是王弼所说的“身没而道犹存”，这是永恒不变的规律。显然生死之事是无法改变的客观规律，老子对于死亡的态度已经超越了悲喜。

庄子继承老子的思想，相比老子，他对于人们面对死亡时的悲悯情绪进行更加强烈的反击。庄子所处的时代环境同老子的时代一样恶劣，底层的生活苦不堪言，在《至乐》篇中有一则荒诞的故事，庄子问早已死去并腐烂的只剩骨头的骷髅：“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2]621骷髅皱了皱眉头果断拒绝了庄子的提议，“骷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2]621骷髅大赞死后的自由世界，不难看出，庄子认为人生本来就是痛苦的，对比而言死亡反而是值得高兴的事，因为只要存活于世，就无法逃避与生俱来的，上至君主下至父母的责任以及俗世琐事。但庄子并非在宣传乐死恶生论，他是以一种有些偏激的方式告诉我们只有超脱出生死，才能获得自由，才能达到道家歌颂的、最终极的逍遥境界。

儒家同道家一样认为生死乃是自然规律。子贡像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方法，粮食和人民的信任二者哪个更为重要时，孔子回答：“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4]178可以看出两点信息，第一点：死亡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就像孔子对于爱徒颜渊的离世悲痛欲绝，但却无可奈何，只能发出“噫！天丧予！天丧予！”的感慨。第二点：儒家认为有高于生命的存在。孔子在面对死亡时除了无奈之外还有积极的奋进，他试图将死亡与人生价值相联系，凸显了其以“仁”和“礼”为核心的哲学思想。这种联系包括有利于个体和有利于集体两种情况。对于个体而言：“朝闻道，夕死可矣”[4]51。如果早晨能识得大道真理，那么即使晚上就离世也没什么遗憾的。对于集体而言：面对坐无坐相的原壤说：“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4]226孔子认为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并非能用寿命的长短来评判，而是应该以此人生时是否遵循周礼，是否为国家做出过贡献来判断。

被誉为亚圣的孟子继承了孔子将死亡与人生价值相联系的思想，并更进一步发扬了人生价值方面的思想。孟子在继承孔子“仁”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义”在生死中的重要性，“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6]187将“仁”“义”两个概念联系起来，大大增加了“仁”实现的可能性与受众群体，扩大了“仁”的范围。“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6]150猎场管理员并不畏惧可以轻易夺取他性命的齐景公，因为他坚信坚守道德、见义勇为的人不惧怕死亡。孟子不仅仅认为“生”之上存在更高的价值，还进一步强调了价值的重要性，正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6]152孟子更加轻贱了权贵和死亡带来的恐惧，甚至当个人生命与道义犹如鱼和熊掌不可得兼一样相冲突时，他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舍生取义”。

在如今这个物质生活较为发达的时代，人们有时反而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到了思考形而上学方面，这自然会涉及到人生的终极命题——生死，可以说我们虽然在科技、利用资源和生活方式上都在进步，但是我们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终极命题。复观古人在生死问题上，儒家对于“生”的要求相比道家更容易为普通人所达到，但是对于“死”这方面，与儒家的舍生取义对比而言，道家的洒脱更易为凡人所接受。但儒、道两家的差别无需刻意强调，正是因为二者的不同才得以生动诠释了万条河流终归汇入大海的景象，他们对于生死大事的核心观念是殊途同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