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培文

(早稻田大学 社会科学院,日本〒 162-0818)

一、引言

低生育率正在加速世界各国人口的老化,进而会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社会活力与创新动力产生较大影响。为了应对老龄化,俄罗斯、德国、新加坡、法国、日本等国都纷纷将鼓励生育提高到国家战略,并出台一系列生育支持政策。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从2013年单独二孩的放开,到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不断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和松绑,也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所做的政策调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抑制房价、改善民生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从实际出发,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抑制房地产泡沫,防止出现大起大落。”因此,改善民生,让人民“有所居”是现代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据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7.52‰,总和生育率只有1.3[1],甚至低于日本的生育率水平。如何应对人口生育率的持续下滑问题将成为中国人口政策调整以及社会治理的重要难题。长期以来,住房问题尤其是城市人口住房问题是压在育龄人口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是否拥有自己的房产以及房产在缓解教育压力的功能等方面成为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导致城市房价不断上涨,高额的房价成为制约年轻人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文假设中国所有育龄青年都有工作与收入。本文研究的目的是了解一个具有稳定收入的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是如何受到房价与房贷因素的影响,以期为中国将面临的生育困境提供参考。

二、研究背景

(一)房产在中国城市的重要性

买房安居,是中国人居住的核心理念。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将拥有足够食物的庇护所视为丰富和稳定的象征——这是中国人对“家”一词定义的来源。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房屋不仅仅是一所物理意义上的容身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房子是成家立业的重要标志。对于秉承家庭观念的中国人来说,拥有房子不仅为自己的生活提供了稳定性,而且还为个人与家庭提供了一份归属感和认同感。此外,拥有房屋也是人们自身经济地位和家庭条件的外在体现。受中国住房观念的影响,在中国的婚姻市场上,年轻的女性及其父母提高了对于男性配偶的经济期望,比如说男方及其父母应该有购买一套新房的经济能力。不仅女性将拥有房屋作为选择配偶的标准,事实上,许多男性也认为拥有房屋是结婚的前提。根据房地产网站安居客于2020年发布的住房市场数据表明,80.9%的单身人士认为拥有婚房是组建家庭的前提;仅有四成的被调查者认为婚后租房也是一个选择[2]。学区房在中国炙手可热,不管自己是否准备要孩子或者是孩子何时出生,学区房作为投资、居住的价值都十分重要。除了婚恋市场的需求,从人口流动的因素来看,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和政策推进、城市扩张、大众媒体的发展以及财政政策已成为城市吸引新生劳动力的“拉力”。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最初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们陆续搬到中国的城市地区生活。对于这些移民来说,在城市地区拥有房屋是自己从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身份并开始城市生活的基础。

(二)中国城市房价现状

在“买房安居”观念与文化背景的影响下,城市年轻人在步入职场后都会思考购置一套属于自己的房产。与此同时,上涨的房价与高额的房贷变成了年轻人不得不面对的压力。自2017年以来,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以及成都和西安等二线城市的住宅价格总体上呈现上涨趋势。尤其是北上深三个一线城市,房屋成交价格在2016—2017年呈跳跃式上涨(见图1)。

图1 2013—2018年五市平均房价走势

和不断上涨的房价一起出现的还有高额的房贷。房价的过度高涨,使得大多数购房者在购房时都必须贷款才能完成。在现有的工资水平下,如果年轻人想要拥有自己的房产,大部分情况下都需要借助贷款来完成。长达数十年的房贷,使得年轻人的生活压力与工作压力倍增。调查显示,房贷是家庭负债的基本构成。有负债的居民家庭中,76.8%的家庭有住房贷款,户均住房贷款为38.9万元,占家庭总负债的比重为75.9%[3]。很多人在20多岁的时候买了房,需要背负30年的房贷;一、二线城市的年轻人甚至可能面临着几百万的贷款。在这段时间,一旦有经济方面的不稳定,比如说失业或健康等问题,那么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就会十分脆弱。尤其在全球疫情的影响下,不少年轻人都生活在失业的担忧中。

不过,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购房思想”并没有跟上房价的上涨而迅速发生转变,购房成家立业仍然刻在中国人的脑子里。任果等学者通过分析各项消费支出占各项总消费支出比例,得出结论:虽然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从以生存资料为主逐渐转变为以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为主,但是居住的消费占比逐步攀升,意味着城镇居民对于住房的基本需求在变大[4]。不少年轻人认为“房价虽然高,但是早晚都要买的,那么背着房贷买房和攒几十年的钱买房差别并不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的结果来看,2019年,城镇家庭的住房拥有率达到96.0%[3],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汇丰银行的调查数据则表明,2017年,城市中的“千禧一代”(即19～36岁的人)有70%的人拥有自己的住房(HSBC,2017)[5]。在高房价高房贷的大背景下,年轻人积极地购买新房来实现有一个安稳的居所的目标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

受到文化以及各种因素的影响,高房价背景下,年轻人的买房热情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购房为主、租房为辅仍然是中国住房市场的现状。但是不断上涨的房价与较大的房贷压力在其他许多方面都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自2015年以来,中国的家庭消费水平呈下降趋势,当时全国住房价格的快速上涨加重了家庭的债务负担,从而遏制了家庭成员的消费能力。许多年轻人为了支付房贷选择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用存钱储蓄来应对经济风险。

三、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人口经济学对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研究

莱宾斯坦成本效用理论(1970)[6]指出,家庭花费在抚养和培养孩子上面的成本是生育成本。假设一个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那么父母就会考虑生育孩子所需要花费的直接成本(怀孕开始到孩子独立自主所花费的衣食住行抚养费用)和间接成本(父母在抚养孩子后的机会成本,比如女方生育期的收入减少等)与生育孩子所带来的效用权衡。这个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则是伴随着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父母双方的教育与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生育和抚养孩子所需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也随之提高。对于不少现代家庭而言,生育孩子的效用远远小于生育所带来的成本,因此年轻人愿意生育的数量会减少,生育率下降。在中国,房屋作为家庭的容纳体,关乎孩子的衣食住行的“住”的方面,因此住房作为必需品也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

(二)房产及其教育性功能在婚恋市场和生育行为中的重要性

王先柱等人分析了OECD31个国家的年度数据,得到了房价对于25～44岁的人群影响最大。因此,在OECD国家中,适婚年龄和处在事业高峰期的人群对于购房有着刚性需求[7]。这一现象也存在于中国[8]。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于2010年4月进行了“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调查表示:物质条件对人们生育意愿有较为明显的影响,经济基础和住房成为目前影响中国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与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Hu F.(2013)[9]通过对中国城市总体社会调查(CGSS)的研究得出:在中国城市中,拥有一套住房会对一个人的生活满意度和家庭的总体幸福感有很强的正向影响。一般而言,婚恋文化中的住房主要有婚房、学区房这两个功能,这两个功能都和生育紧密相关。李斌、蒋娟娟、张所地(2018)[10]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婚姻匹配竞争与住房市场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认为由于性别比失调带来的婚恋市场男性竞争加剧导致了“婚房门槛”的产生。很多男性认为,在性别比失衡的情况下,拥有一套住房可以让自己在婚恋市场更有优势与竞争力。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者从婚恋市场中女性的角度来论述房屋的重要性。赵文哲、刘思嘉、史宇鹏(2019)[11]认为,因为女性需要在工作、婚姻中进行权衡,所以很多时候她们不得不通过精挑细选的婚姻来规避未来预期不确定性产生的风险(比如说生产时的成本)。因此,和拥有房产的男性结婚也是一、二线女性在房价上涨时的选择之一。李勇辉等人(2021)[12]则直接利用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了变量分析,认为住房是当代中国年轻人的刚需,拥有一套住房可以显著提高首次置业人群的生育意愿。所以,无关性别,拥有一套房产在中国的婚恋市场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除了婚恋市场,拥有一套学区房更是很多人买房的重要目的。学区房作为教育支出的一部分,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未来子女接受教育的水平与质量[13]。因此,购置学区房也是养育子女前需要做的重要投资之一。

(三)房价变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有关住房因素是如何影响生育率的相关研究与文献越来越多。高房价造成的生育率下跌是研究者进行研究的视角之一。不少学者认识到,在考虑收入与支出后,人们生育和抚养个数的意愿受到预算限制的影响。在对教育、种族和劳动力市场参与以及其他可能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进行控制后,Clark W.A.(2012)[14]认为,昂贵的住房市场会使一胎的出生推迟4～5年不等。这种生育推迟主要发生在年轻夫妇的收入与房价的增长无法同步,房价的过快增长使得年轻的夫妇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从而增加经济收入来购置房屋,因而推迟了生育。Dettling L.J.和Kearney M.S.(2014)[15]认为,住房与养育子女密切相关,而住房价格是目前年轻夫妇考虑是否生孩子的一个相关因素。由于住房成本被视为儿童保育成本的最大部分,房价上涨可能导致生育率下降。早在2012年,Pan L.和Xu J.(2012)[16]则针对中国城市房价的过快增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实证研究表明房价与生育率密切相关,房价更低的城市,生育率更高。赵奉军(2019)[17]认为,中国处于发展中国家这一阶段的现状与目前的低生育率水平十分矛盾。他认为,在高房价的制约下,城市的年轻人大多只能购买建筑面积9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而9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无法满足四口之家的居住需求。居住用地供应受限,高地价和随之而来的高房价导致了对城市生育率的负面影响。李江一(2019)[18]基于新家庭经济学理论,认为房价对生育行为的作用可以归结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两种。一方面,有房产的家庭会因为拥有住房而拥有了家庭财富,从而可能产生促进居民生育的收入效应;另一方面,房价上升提高了住房成本,这将会给生育带来负的替代效应。因此,房价过快上涨时,替代效应明显会增强,从而抑制了生育率的增长。胡佩、王洪卫[19]则通过建立家庭生育效用理论模型,量化处理了房价对生育率的影响。通过对CGSS数据的分析,他们认为房价上涨显著推迟了家庭初次生育的时间,具体表现在家庭预算紧缩导致的房价每上升1%,家庭初次生育时间约推迟1.05年。此外,他们针对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也做了比较分析,得到了房价主要对中档收入家庭的初次生育时间产生了较大影响,而对低档收入和高档收入家庭的影响并不显著的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对于生育率降低因素的分析研究还是比较多的。中国目前对于生育率降低的研究也日益增多,主要的立足点在社会文化、经济理论这两个方面。本研究在文献资料法、描述性统计法及深度访谈这三类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主要针对房价这一经济因素对于城市人口的生育意愿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假设有两点:高房价与高房贷对于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有短期和长期两种影响效果。一是短期效果体现在:(1)两室一厅、三室一厅等较大面积的房型是年轻人买房的首要选择,房屋面积越大,生育意愿越高;(2)年轻人的买房行为受到了父辈的影响,父辈愿意帮忙付首付促进了年轻人的买房行为,同时也增加了年轻人的房贷压力;(3)买房造成了年轻人的生育推迟,导致短时间内的生育率下降。二是长期效果体现在:年轻人在购买了房屋之后,还会背负高额房贷,生育成本仍然很高。因此,在买房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仍然较低,总和生育率下降。

四、研究方法与访谈结果

除了文献资料法,本研究还采取了描述性统计与个人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本研究所进行的描述性统计是基于2015年中国大陆学术机构开展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的城市调查数据。在线上访谈的研究方法中,笔者一共采访了48位成年人,其中,20～45岁的23人,45岁以上的25人。这些受访者的居住城市涵盖了中国的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个人住房选择与工资收入也分别表现出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不同特征。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描述性统计基于2015年的CGSS数据,数据涵盖了来自北京、上海、深圳、西安、成都五个城市的1974户家庭。其中,本研究所需的变量有地理位置、户籍状况、人均居住面积和家庭收入。家庭中抚养数量在本研究中主要指一个家庭中18岁以下儿童的人数。在描述性统计中,将家庭收入作为控制变量来减少收入差距对住宅面积的影响,并分别分析了住房面积、住房价格和育儿数量之间的关系。为了尽量降低收入对于房屋面积的影响,以及收入对于生育数量的直接影响所带来的偏差,我们需要证明生育数量、人均房屋面积及家庭年收入之间的独立性。通过相关性分析,从图2可以看出,无论家庭收入高低,中国城市居民普遍的人均居住面积为30平方米,家庭收入高低与人均住房面积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因此,我们可以剔除不同城市里家庭收入与住房面积之间的相关性而专注于研究房屋面积大小与生育意愿和数量之间的相关性。

图2 中国城市家庭年收入与人均居住面积的关系

通过对生育个数与房屋面积、住房面积与家庭收入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我们得到图3和图4两个结果。图3表示在收入高的情况下,子女的数量并不会随之增加,反而呈现下降的趋势。图4则表示房屋面积与育儿数量有着明显的正相关,房屋面积越大,生育子女的数量越多。这一结果证实了我们之前的假设,即房屋面积与生育数量之间的正相关联系。据此我们可以假定收入低的样本更倾向于购买面积大的房子来生育一个以上的孩子,并且这些收入低的样本是生活于二线城市的。较低的房价有助于他们在收入低于一线城市样本的同时购买更大的房子来养育更多的子女。这一点将在接下来的深度访谈中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图3 家庭中子女个数与家庭收入的关系

图4 家庭中子女数量与房屋面积的关系

通过对CGSS 2015年城市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果:(1)家庭收入高低与人均住房面积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2)收入高的家庭,子女的数量并不会随之增加;(3)房屋面积与育儿数量有着明显的正相关,房屋面积越大的家庭,生育子女的数量越多。因此,通过CGSS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在控制其他经济因素影响的前提下,房屋面积越大,生育的数量越多。生育数量与房屋面积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一点也可以通过实际生活中的例子来验证。2020年,上海二室、三室房屋的成交量占总量的68%。三室的成交量,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同比2019年都有很大的提升幅度,同期上涨了15%。不仅仅是上海,其他的112个重点城市,三室仍然是交易主力。与此同时,四室成交占比也是稳中有升,较2019年净增长约0.85个百分点[21]。目前年轻人的住房需求逐渐变得更加实用,住房消费投入的重点也会从关爱个人逐渐偏移到扩展至家庭生活。

(二)深度访谈

在对CGSS 2015年的城市调查数据分析结束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确定房屋价格、房屋面积与生育数量的因果关系。本研究在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采取了深度访谈。在网络平台进行了被试者招募后,结合年龄、文化程度、性别等因素筛选出48个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进行访谈。除了调查目标的基本情况,深度访谈针对45岁以下以及45岁以上的人群有两部分内容:(1)45岁以下的人群,主要针对他们关于买房目的、生育观念等内容展开;(2)45岁以上人群,主要针对他们对子女买房的期望和援助意愿等方面进行访谈。深度访谈可以帮助本研究拿到“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生育”“高房价是如何影响年轻人的”第一手资料,更细微地展现高房价对于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影响。本次访谈项目于2019年12月至2020年5月通过在线方法进行。

45岁以下被访者与45岁以上被访者采访时的个人基本信息分别见表1、表2。

表1 45岁以下被访者的基本信息

表2 45岁以上被访者的基本信息

在采访开始时,所有参与者都被告知了采访的结构和目的。这次采访针对不同的年龄层有不同的提问结构。针对45岁以下群体的访谈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针对被访者的个人信息背景以及他们对婚姻和生育的态度。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针对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生育决策的问题。在第四部分的问题中,着重点在于发掘他们给出答案的原因。针对45岁以上的群体,主要在于发掘父辈对子女这一代住房的期望与援助意愿。

(三)访谈结果

在本研究中,笔者以中国房地产市场为背景,调查了年轻一代在婚前愿意选择自购商品房还是租赁住房的需求及高房价下的生育意愿,分析并对比了父辈和新一代年轻人的住房观念与需求中的差异,从而探讨当下中国的高房价、住房需求与生育率之间的潜在联系。值得一提的是,生育意愿虽然不能等同于实际生育率,但是生育意愿是指导生育行为的因素。生育意愿一般大于实际生育率,所以通过对生育意愿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年轻人的实际生育情况进行预测。

针对45岁以下群体的访谈结果如下:23人中,11名被访者表示婚前购房并不是刚需,12名被访者则表示婚前房、育儿房应该一步到位;此外,所有被访者都表示为了以后孩子上学,在生育后到孩子入学前,拥有一套学区房是刚需。针对45岁以上的群体,19人认为子女拥有一套婚房是必要的,因为这是成家立业的标志;24人表示自己愿意给孩子支援一部分首付。

具体来说,本研究论证了住房需求在中国城市很高,这一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哪怕结婚时可以不受住房影响租房居住,但是为了未来孩子的教育,有一套房子是必要的;(2)租房还是买房的差异性对于大城市居民的影响远大于小城市居民,因为大城市的购房价格与租房价格的差距更大,因此不少在一线城市生活的年轻人会因为经济原因选择租房,从而推迟了生育;(3)住房面积对是否生育二胎的决策有更为显著的影响,房子越大的家庭,要二胎的意愿越高;(4)代际之间的住房需求差异表明,房屋在当代城市家庭的重要性逐渐增强,父辈会将买房期望寄予年轻的一代,因此不少年轻人在父辈的影响下放弃了租房,选择背上了房贷。下面我们将对这四点结论进行详细说明。

1.买房、结婚与生育

在对45岁以下的年轻人进行访谈时,笔者意外地发现,即便人们认为拥有自己的住房是婚姻市场中处于有利地位的竞争条件,但是在现实环境中,租房结婚也是不少年轻人的选择。23个被访的年轻人中,11人表示结婚前购买婚房是必要的条件,另外有12人表示结婚前购置新房不是必需的。由此可见,年轻人逐渐把自己从传统文化中的婚房中解放出来。但是,所有被访的年轻人都认为,在自己的孩子入学前准备购置一套学区房是必要的。当代年轻人在结婚后会更加倾向于为了孩子的教育以及家庭稳定而购置房屋。

关于为什么要在结婚前购置房屋,认为婚房是必要条件的被访者给出了自己的理由。来自北京的男性受访者认为:“婚姻需要稳定和保障,住自己的房子很重要。而且房子也是一种婚姻财产,这是一种对婚姻负责的态度。”来自西安的女性被访者认为,有一套婚前住房是婚姻双方中门当户对婚姻的表现,“我的家庭有支付房屋首付的能力,那么我未来的丈夫家庭也应该有这种经济实力,所以双方都应该为未来的婚姻投入金钱,买房就是这种婚姻平等关系的体现”。除此之外,很多漂泊在异地的年轻人认为结婚前拥有房子可以让他们生活得更加便利,有家的归属感。

也有不少被访者认为婚房并不是很重要,在未来拥有学区房才是更重要的。应该为了未来的孩子买房是这23名被访者的共识。来自西安的男性被访者表示:“结婚时两个人还年轻,如果没有房子的话也没有关系。毕竟成年人就算租房子也是可以生活的。如果为了追求房子而在自己工作刚起步的时候就背负沉重的房贷,导致生活压力巨大才是得不偿失的。”同时他也补充道:“我认为合理的步骤是这样的,如果没有经济条件的支持,租房也是一种选择。夫妻双方可以在结婚后再考虑如何选择房子来给孩子创造好的条件。如果因为没有房子就不结婚,我觉得很不合理。”其他的13名被访者也抱着相似的观点,他们普遍认为学区房才是更为重要的。结婚时双方可以租房,可以暂时住在父母家,但是为了孩子的教育考虑,未来必须要计划购置新房。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拥有学区房是高质量教育的保证,为子女提供一个稳定的住所是作为父母应该有的责任。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出,背负房贷对于中国年轻人来说是逃不过的选择,学区房高额的房价迟早会成为压在他们肩头的沉重负担。

2.租房还是买房

有些人认为只有拥有了房子,才算获得了自己的家庭。他们认为,只有拥有自己的房子,才能实际上安顿下来,从而在不久的将来继续他们的人生规划,比如结婚、生子、升职。然而,也有人觉得一旦决定买房,就会把自己置于枷锁和重担中,每个月都要为沉重的房贷买单。因此,在这一部分,我们着重比较当代中国年轻人在租房和买房方面的生活方式选择。

一名28岁的北京当地居民,在采访时与父母住在一起。当被问及租房或买房的问题时,他表明非常希望拥有自己的房子,因为中国的租房风险太高。和他相同,其他被访者也认为租房市场中房东与租客的关系不对等也迫使年轻人选择买房。其他的被访者补充说:“在中国,房东只需支付很少的违约金就可以承担违约责任;而房客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金钱去寻找新房子。中国的租房市场没有成熟的规则并且对租户不利,房东占了有利位置,导致了房客随时都面临着租房合同中止,从而被迫紧急寻找新居的风险。有了孩子以及孩子上学以后,搬家过多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采访中,23名被访的年轻人一致认为有了孩子以后租房居住是一个不明智地选择。

被访的23名年轻人中,土生土长的本地居民面临的住房负担往往低于外来务工人员。面临着日渐增长的房价,很多本地居民表示自己和父母在几年前就已经在筹划买房的事情。在访谈中,几位目前自己租房或者和朋友共享租房的外来务工人员也和我们分享了自己对于租房还是买房的看法。这些外来务工人员都认为买房住会给人一种归属感,否则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无法融入本地生活,永远是一个外地人。在被询问到是否要在目前的工作地买房安居时,在北京以及上海、深圳的外来务工人员普遍认为,在当地买房是一个不太现实的事情。部分被访的外来务工人员表示回到自己的家乡生活或者去二、三线城市买房生活是自己在三年内的个人打算。虽然大城市拥有更好的教育、医疗或者工作资源,但是买房让他们的积蓄瞬间化为乌有,并且每天生活在焦虑与还款之中。但是也有被访者认为,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不管调控政策如何,房价都会持续上涨。因此,尽早买房也是一个选择。

3.住房面积与子女数量

在之前的研究中,很多学者都指出了住房面积与生育数量存在正相关。通常我们认为,房屋面积越大,生育多个子女的可能性就越高。通过这次的访谈,笔者发现,房屋面积大小与是否生育二胎有更明显的关联性。23名受访者均表示自己在生育一孩的时候不会太多考虑房子的大小情况,他们只会在生育二胎的时候考虑购买较大的房子。在采访中,被访者给出的理由是两个孩子在家里肯定要有相互独立的空间,还要有两个人一起活动的空间。因此被访者认为对于生育二胎,需要投入房屋的成本会比只生育一胎高很多。二线城市的被访者购买大户型的意愿明显高于一线城市的被访者。可见在生育二胎时,房屋面积的大小对生育数量有显著的影响,并且房屋价格通过房屋户型的选择来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

4.代际之间的住房观念差异

20世纪80年代,中国城市的住房还是以单位分配住房为主。在访谈中,45岁以上的受访对象里,有20人表示自己在结婚时住在了单位的家属房,2人住在男方家,1人租房,只有2人在结婚时就购买了自己的新房。

“我和我的爱人是1992年结婚的,当时我们住在单位的房子里。房子条件没有现在的好,但是好像当时也没有要买一套房子的想法”,来自大连的被访者这样回答,“当时身边人都是一家人住在家属院,因此我们都会觉得60平方米住两三个人也是正常的事情”。单位房作为职工福利,给21世纪以前的工作人员提供了物美价廉的住房条件。与此同时,学校作为公共资源,往往也是作为配套措施出现在各个家属院中。单位房给人们带来了安稳的住宅,质量接近的教育资源,以及未兴起的楼市使得当时的人们并不会把买一套自购房作为结婚以及生儿育女的准备条件。但是,当问起对于子女结婚时准备婚房的必要性时,25名被访者中有19名表示“婚房的存在有必要性”。大部分被访者认为这一观念的改变是经济水平改善以及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影响。比如说,有的被访者表明自己就那么一个女儿(儿子),已经为孩子的成长提供了稳定的住宅与居家环境,那么要求自己的孩子婚后有一套稳定的住房也是不过分的要求。

“我觉得既然我们这些当父母的都愿意给儿女经济上提供买房的资金支援,那么为了下一代,年轻人承担压力买一套新房也是合理的。”住在北京的52岁被访者向笔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现在养孩子其实不只是年轻父母的问题,中国父母都愿意帮忙带孩子。我们这些人都努力保持身体健康,不给儿女增加负担,而且还会去照顾孙子。”她继续补充道:“我们所有人,都会帮忙照顾孙辈。你要是在北京没有房子,那真的立不住脚,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环境,孩子就会输在起跑线上。”25名被访者中,23人表示自己和爱人愿意帮忙子女照顾孙辈;24人愿意帮助承担子女房子的首付。与此同时,年轻人一方面非常感激父母愿意帮忙照顾孩子的行为,一方面又会努力购买更大的房子,使得父母能有空间与自己同住。父母的思考与决策也会影响年轻人购买房屋与住房面积的选择,从而对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产生了影响。

通过深度访谈,我们得出以下结论:目前受到传统学区房、父母观念的影响,年轻人的购房热情仍然较高。但是在高房价的影响下,年轻人往往会因为房贷压力大而增加工作的时间进行经济储蓄,从而推迟了生育;或者在购房面积小、就业大环境恶劣及房贷压力的情况下,年轻人在长久计划上减少了生育的数量。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住房的视角,对年轻人的婚姻观念与生育观念进行了调查研究。通过访谈,我们可以得知,大部分年轻人把拥有一套二居室或三居室房子视为生育孩子的前提,甚至有年轻人为了买一套合适的住房从北上广一线城市搬去房价较低的二、三线城市居住生活。而年轻人在拥有家庭后普遍不愿意选择租房的方式生活,因为租房缺少稳定性,以及中国的租房市场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与管理。在二胎乃至三胎政策放开之后,很多年轻人表示自己还在观望阶段,因为他们更希望在经济有限的条件下保障一个孩子享受有质量的生活。生育二胎或三胎需要事先规划购买更大的房子来生活,这些因素都会加重年轻人的房贷经济负担。

本研究还发现,父辈对房屋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尽管几十年前父辈在结婚时并不认为拥有自己的房子是一件必要的事情,在他们步入中年后,往往会认为孩子应该为了结婚以及未来养育子女而购置房屋。曾经认为房子并不那么重要的他们现在认为,在现代城市生活中,住房是婚姻以及稳定家庭生活的保证。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中国,父母往往会在金钱层面上支持年轻夫妇购买房屋,并且愿意帮助子女抚养孙辈,但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月的住房贷款仍然成为年轻一代的沉重负担。“未来要考虑到父母一起居住的情况,因为他们要帮忙抚养孩子”——在这个现实的驱动下,中国的年轻人更加偏向于房屋面积大的多卧室房屋,于是年轻人不得不面临价格更加高昂的房屋购买开支。因此,在现代生活中年轻人优先考虑从事薪水高的工作并愿意牺牲休息时间来取得金钱上的利润。照顾孩子对于父母双方尤其是女方来讲需要花费较大的精力和财力,可能会造成女方的经济实力下降,因此年轻人往往会推迟生育。不少年轻人都表示自己物质资源准备好的情况下才会去考虑生育孩子。

通过文献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以及深度访谈,笔者验证了在文章开头时的假设:高房价与高房贷对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有短期和长期两种影响效果。短期效果具体体现在:(1)考虑到未来和父母同住的情况,两室一厅、三室一厅等较大面积的房型是年轻人买房的首要选择;(2)年轻人的买房行为受到父辈的影响,父辈愿意帮忙付首付促进了年轻人的买房行为,同时也增加了年轻人的房贷压力;(3)高房价、高房贷造成了年轻人的生育推迟,短时间内的生育率下降。长期效果体现在:年轻人在购买了房屋之后,还会背负高额房贷,不敢失业、不敢承担经济风险导致生育成本仍然很高,总和生育率下降。

为此,本文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一是国家应该继续加强对商品房价格的控制与调控,防止房价过快上涨[22]。二是制定相关的法律与政策针对租房市场进行重新规划与建设。完善租房市场,打击黑中介,加强对房屋租赁市场的监控,建设并维持一个健全的租房市场。在大力发展租房市场的同时,国家应该宣传“租房和买房一样好”,改变年轻人的住房理念,并在政策上完善出租房的相关配套设施的服务。三是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推进教育择校入校改革,遏制择校风气,打击恶意炒高学区房的行为。四是广泛开展人才落户的优惠政策,使优秀劳动力“无房也能落户”“无房也可以让孩子在本区上学”。五是遏制投资性买房、被迫买房,让商品房的价格趋于合理。总之,控制房价的恶性增长、营造良好的住房氛围、改进租住观念等措施相结合,让年轻人更加放心地生养下一代,从而避免生育率的断崖式下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