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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通天岩石窟大肚弥勒造像年代考*

2022-09-07

大众文艺 2022年16期
关键词:弥勒佛弥勒通天

马 伟

(东华理工大学,江西南昌 330000)

通天岩石窟,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开凿于唐朝,兴盛于北宋,有造像359尊,尤以通天岩与翠微岩的石刻造像为最,其中的大肚弥勒造像尤其精美,被认为是南宋时期的造像。但是该像与笑口常开大肚弥勒佛形象,明显不同,作者认为其建造年代应为北宋时期造像,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南宋时期。为验证这一猜想,本文首先对大肚弥勒弥勒形象的形成与演变进行讨论。

一、大肚弥勒形象的形成与研究

弥勒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的弥勒佛形象,受到交脚弥勒菩萨造像的影响,也多呈现出交脚形态。如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北魏皇兴五年双脚弥勒造像,螺旋发髻,脸盘为长圆,身材健硕,身着袈裟,两脚相交端坐于两层高台之上。该造像从外表来看,无论是发型、袈裟的样式等,与如来造像别无二致,但是与大家普遍认知的大肚弥勒造像的形象天差地别,完全不一样。

(一)大肚弥勒佛与布袋和尚

现在大家一般认为的大肚弥勒佛,其原型为五代时期的布袋和尚。布袋和尚,名契此,为五代梁时期浙江明州(今宁波)一代的游僧。有关布袋和尚的信仰与绘画、雕塑,在其未去世前就已经出现,但主要集中于江浙一带。进入北宋以后,布袋和尚的信仰及相关绘画、雕塑等作品很快传遍全国,逐渐替代了原有的交脚弥勒佛形象。弥勒形象的转变过程,是弥勒信仰彻底中国化的过程。

中国古籍中关于布袋和尚的记载中说道,布袋和尚生前常吟唱“弥勒真弥勒,时人皆不识”,人们称其为弥勒降世。其中最早的记载源于北宋端拱元年(988年) 赞宁撰写《宋高僧传•唐明州奉化县契此传》,具体如下:

释契此者,不详氏族,或云四明人也。形裁腲脮,蹙頞皤腹,言语无恒,寝卧随处。常以杖荷布囊入鄽肆,见物则乞,至于酉兮皿酱鱼菹,才接入口,分少许入囊,号为长汀子布袋师也。曾于雪中卧,而身上无雪,人以此奇之。有偈云“弥勒真弥勒,时人皆不识”等句,人言慈氏垂迹也。又于大桥上立,或问:“和尚在此何为?”曰:“我在此觅人。”常就人乞啜,其店则物售。袋囊中皆百一供身 具也。示人吉凶,必现相表兆。亢阳即曳高齿木屐,市桥上竖膝而眠;水潦则系湿草屦。人以此验知。以天复中终于奉川,乡邑共埋之。后有他州见此公,亦荷布袋行。江浙之间多图画其像焉。

此外关于布袋和尚的史料记载,主要有北宋至明时期的古籍(清代暂不叙述),按照年代排列如下:

1.《唐明州奉化县契此传》,北宋端拱元年(988年),赞宁著,《宋高僧传》卷21。

2.《布袋和尚传》,景德元年(1004年),道原,《景德传灯录》卷27。

3.《明州布袋和尚》,宋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释普济,《五灯会元》卷2,六十四。

4.《佛祖统纪》,南宋咸亨五年(1269年),志磐著,卷42。

5.《佛祖历代通载》,元(1341年以前),念常,卷17,《大正藏》第49册。

6.《释氏稽古略》,元(1354年),觉岸编,卷3,《大正藏》第49册。

7.《定应大师布袋和尚传》,元(1366年),昙噩撰,一卷,新纂续藏经 No.1597 。

8.《神僧传》,明代(1417年),佚名(一说朱棣)。

9.《五灯严统》,明代,费隐通容撰,全一卷,《万续藏》第一三九册、《禅宗全书》第十七、十八册。

同时,从元代到清代所修浙江地区的方志和《岳林寺志》《奉川长汀张氏宗谱》等记载中,也记有很多关于布袋和尚的传说,无一例外,均认为其为弥勒降世之人。

(二)关于布袋和尚的研究

关于布袋和尚的研究,早期多集中在思想、绘画领域,尤其集中于布袋和尚与弥勒的讨论。例如2000年,奉化召开首次全国弥勒文化学术研讨会,并出版《布袋和尚与弥勒文化》一书;2007年4月,奉化成立弥勒文化研究会,发动民间文学作者进一步搜集、整理、加工布袋和尚传说等等。

之后学者对于弥勒形象的形成这一论题逐渐关注,尤其近些年随着对西北诸小石窟的调查研究,渐渐有学者,如陈珲、李静杰、李辉等先生先后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是也多是针对个别造像或者地域的独立研究,对大肚弥勒形象的转变进行调查,未能将布袋和尚在五代之后,如何一步步成为大肚弥勒,进而在中国、日本地域流行起来的完整过程进行说明。各位先生的具体论述如下。

较早的研究是2012年,陈珲先生对杭州宝石山大石佛院的北宋布袋和尚进行调查,提出布袋和尚形象传播热度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波布袋和尚图像热”,在布袋和尚契此生前便已经出现,在五代十国中后期开始盛行,何时结束目前尚不可知。

“第二波布袋和尚图像热”,据新纂续藏经No.1597《明州定应大师布袋和尚传》中记载,宋熙宁三年(1070)莆田孙铸、熙宁四年(1071)晋安刘继业、元丰四年(1081)沙门宗尚等人,均有摹写、摹刻布袋和尚像。宋仁宗时期(1010-1063),因佛教盛行影响儒学发展,欧阳修从文人、官员层面推行了排斥佛教的思潮,认为人们应关注儒家仁义礼乐,而非是佛教信仰,对佛教在宋仁宗时期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莆田孙铸、晋安刘继业等人对于布袋和尚的信奉,也是在宋仁宗之后才出现的。因此,推测第二波的布袋和尚信奉,是在宋仁宗之后在民间层面较为公开的进行,因此出现了第二波布袋和尚图像热潮。

赞宁《宋高僧传》成书于北宋端拱元年(988年),其中的卷21《唐明州奉化县契此传》中对对布袋和尚进行了记载。陈珲先生提出该传记中,形容布袋和尚外貌为“形裁腲脮,蹙頞皤腹”,多为猥琐不雅之态;同时先生文中引用元代《明州定应大师布袋和尚传》中关于布袋和尚看到自己肖像时的反应记载,即“有陆生者,善画,肖师像于寺库院壁。师过之,唾不已。”说明最早布袋像的重要特征就是“写真像”,且布袋和尚生前看见自己的肖像,态度是“唾不已”,其自己也认为自己形象不雅。因此,早期的布袋和尚应该并不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笑口常开弥勒佛”的形象,而是“形裁腲脮,蹙頞皤腹”的形象。同时李辉先生对于大肚弥勒形象也进行了探讨,对于弥勒与十六子的组合进行了深入研究。

之后李静杰先生带队至陕北考察宋金石窟,发现宋金石窟中有很多与“布袋和尚”相似的造像。李静杰先生以及谷东方先生,分别在文章中对这一造像样式进行了讨论。通过对布袋和尚与周边造像的关系进行分析,进一步从像的身份进行探讨,提出宋金石窟中的早期布袋和尚像其身份可能多为“现世高僧”,而不是作为弥勒佛来表现的。此外,常红红博士、石建刚先生的文章中对陕北宋金石窟造像中的布袋和尚以及壁画中布袋和尚进行了探讨,对河西地区西夏石窟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了西北地区布袋和尚信仰的特殊性,如布袋和尚的头顶出现“化佛”等。

到了中国明朝时期,大肚弥勒的造像常态化,进入了寺院建筑中的天王殿中,据邢鹏先生的研究,认为起事件大约不晚于明朝天启年间。同时弥勒形象也在明朝传入了日本,这一时期相当于日本室町时代末期,大肚弥勒形象流传至日本,成为“七福神”之一。最初七个福神的组成多有变化,直至江户时代“七福神巡礼”的兴起才基本定型,七福神主要有大黑天、惠比寿、毗沙门天、辩财天、福禄寿、寿老人、布袋和尚七神。其中布袋和尚又被称为“笑佛”。目前学者对于七福神的研究中,多集中于对七福神信仰的形成进行探讨,如与“八仙”、佛教的七难即灭、七福即生之观念等的关系,对于布袋和尚个体的研究中,尚未看到详细研究成果。

二、赣州通天岩石窟大肚弥勒造像

通天岩石窟中的翠微岩上有一尊大肚弥勒造像,其右侧旁有铭文:“虔州赣县右通利坊朱氏同男吴豫施弥勒尊像,迫召亡女吴氏小娘受生净域”。唐宋时期,常以坊、市对商业活动场所与城市居民区进行成为,这里的“右通利坊”为赣州地区的某居民区名称,应为朱氏的居住地。通过铭文可知,该像为在虔州赣县右通利坊居住的朱氏与男子吴豫,为了去世的女儿能够魂魄生于弥勒净土,所造的弥勒尊像。

该像形象如图所示(图1),身形胖硕,袒胸露腹,左腿抬起手拿念珠抚于其上,右腿半卧横放,右身右侧有一鼓起布袋,其手握布袋口放于半卧腿上;脸部圆润,耳垂长而垂于肩膀上,两眼之间有白毫,双眼微耷,嘴巴裂开,但并未程上翘样式,面部容貌显露出愁苦之态。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笑口常开弥勒佛有明显的不同。但是张总、夏金瑞先生在《江西赣州通天岩石窟调查》一文中则认为该像“敞怀大笑”,即“像袒胸露腹,半跏跌坐靠于山岩之侧。丰面大耳,双耳垂肩,敞怀大笑。”所述内容,与该像所呈现的状态明显不符合。通天岩石窟大肚弥勒造像的年代,通常认为是南宋时期,但是以杭州飞来峰冷青溪南岩的南宋时期造大肚弥勒佛像为例,两相对比,明显不同。

图1 大肚弥勒像 2021年拍摄于赣州通天岩石窟

杭州飞来峰冷青溪南岩的崖壁的大肚弥勒佛像,为南宋时期造像。该像斜靠于岩石旁,袒胸露腹,双足赤脚,一腿弯曲手持念珠抚于其上,一腿半卧,右侧为鼓起布袋,手拿布袋口放于布袋之上(与通天岩大肚弥勒像不同);脸部圆润,眼睛微咪,嘴角上翘,嘴巴裂开,为典型的笑口常开式大肚弥勒造像样式。同时其身边环绕十八罗汉像,形态各异,但体型相对于大肚弥勒像较小,明显以大肚弥勒像为中心进行雕凿。这一时期的大肚弥勒造像,明显比通天岩石窟大肚弥勒像更为成熟,且形成了一定的模式。

此外,杭州宝石山大石佛院有一尊大肚弥勒造像,据陈珲先生考证应为五代至北宋时期的造像。该像位于东壁,为半圆雕。身着袈裟,袒胸露腹,右脚弯曲右手抚于其上,左脚半卧横放,身左侧为鼓起布袋,左手放于左脚边上,与通天岩石窟左、右腿、手的形态相异;其脸部程长型,嘴巴微张,略显愁绪状。

通天岩石窟中略带愁苦面容的大肚弥勒造像,与陈珲先生提出的早期的布袋和尚形象,即赞宁《宋高僧传》卷21《唐明州奉化县契此传》中记载的“形裁腲脮,蹙頞皤腹”的布袋和尚相似,却更多出来悲天悯人之态,而无滑稽猥琐之荣。相对于五代初形成的“形裁腲脮,蹙頞皤腹”形象更显端庄悲悯,且通天石窟大肚弥勒像眉间有白毫,应为区别于人与佛的重要标志,说明这一时期人们已经将弥勒形象固定化为大肚弥勒形象。因此,该造像应晚于杭州宝石山大石佛院的大肚弥勒造像(图2),早于杭州飞来峰大肚弥勒造像。其时间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南宋时期,应为北宋时期。

图2 大肚弥勒像 杭州宝石山大石佛院

图3 大肚弥勒像 杭州飞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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