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庆磊（湘潭理工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0）

一、早期山水画发展

任何一艺术种类草创、发展、繁荣的过程，都取决于人类的社会生产劳动实践。在人类的社会生产劳动实践中，人类社会开始出现现在所认可的巫术说、游戏说、劳动说等。也正是在众多艺术起源说法基础之上，艺术作品经历了从最原始、纯粹的实用性，转变为后期的实用与审美共存的“准艺术”，及至社会分工的过程。在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纯粹的艺术品随之而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人类社会生产劳动实践的发展，我国艺术种类出现了多样化的局面。中国山水画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逐步展现在人类视野中。魏晋时期，社会动乱不安，世人朝不保夕，社会长期保持在一种消极的状态下。文人士大夫对社会现实充满失望，一身才学无法施展，诸多种种，文人士大夫将满腹才情寄托于山水之中，以追求自由、解放的艺术方式逃避动乱的社会环境。

文人追求老庄哲学思想，继而发展为特有的玄学思想，推崇关注自然，表现了对自然山水情有独钟的爱好，在艺术领域则慢慢出现了山水田园诗以及山水画。后随着人们审美的提高，为满足文人士大夫情感的输出，山水画的审美层次也逐渐提高，慢慢从早期的人物画背景中独立出来，形成了一种新的绘画种类，并慢慢地取代人物画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

二、赏析《洛神赋图》（局部）

《洛神赋图》是东晋画家顾恺之的经典作品，现存的为宋代摹本，原作已遗失。

顾恺之，字虎头，时人称之为“才绝、画绝、痴绝”，其多才多艺，工诗赋，善书法，人物画风独特，后世评价其画风若“春蚕吐丝”，更是创立了“以形写神”的绘画理论。

《洛神赋图》是在其阅读曹植的《洛神赋》之后，被文章美丽的言辞、动情的人物、缠绵凄婉的神人之恋等所感动而创作出的作品。画面通过曹植和宓妃（洛神）形象的反复出现，描绘两人之间的情感动态，形象地表达了曹植对洛神的爱慕和因“人神之道殊”不能如愿的惆怅之情。

画面开篇展现了曹植与侍从们在洛水之滨遥望滔滔河水，其苦恋的女神慢慢出现在平静水面的景象。画面远水泛流，洛神神情默默，似来又去，传达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无限惆怅。无奈的洛神最终驾着六龙云车慢慢远去，留下此情难尽的曹植在岸边终日思念……

顾恺之采用三卷式的方法，层次分明而又细致生动地描绘了曹植与洛神之间的爱情故事，画面人物安排疏密得宜，在不同的时空中自然交替、重叠、变换，而在山川景物描绘上，展现了一种空间美，为山水画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山水作为人物画的背景存在，画面主导依然是人物，故后人常用“人大于山、水不容泛”来描述早期的艺术作品。但从图中可以看出，虽然以人物为主导，但作为人物背景组成部分的山、兽、林、鸟却完美结合。画中山石树木的表现“空勾无皴”。画家利用灵动的线条表现山石的阴阳，利用俯视的角度来表现纵横的山川。正是这些表现方式为后来的山水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所提及的要点皆成为后来山水画的基本表现技法。

三、挺立的山川记到单篇山川记文类转变

魏晋时期，伴随中国由北而至南的文化政治大转移，全新的地域空间、独特的自然地形地貌，唤醒了现代文人特有的空间地理概念感知的能力。在地记的写作体系中，山水内容被从州郡的地记中脱除开来，形成了有专题性质的山水记，与州郡地记中所记载的山川“山水记述形态”等标志相比，山川的“山川记”标志等几个主要标志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结构变革。

第一，出现了一种超越个人主观认识判断能力的主观审美性动机。同一地域山川，不同的地方学者往往因其主观审美角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体现在学者笔下的山川物象的描述表现方式有所差异，叙事性开始超越人类主观审美的性质特征而存在。

第二，在认知物象特征方法上，开始较多涉及悬崖峭岩、孤松等，且更为丰富具体，也更加严谨细致。

第三，“游观”视角体系的正式建立。受其影响，一种记述性文体结构从初步发展、完善到足以成为类似我国后来产生的那种单篇地学山水记文体的最后一种文体特征。

此外，顾恺之的《画云台山记》以及宗炳的《画山水序》，都展现了文人士大夫对自然山水的观赏需求，且“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观道”的“道”家思想得以体现，表明山水画应以表现事物的内在规律为主要目的，通过以线造型的特色表现，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近年来，东晋以后到唐代的许多墓葬内发掘、出土了许多大型山水画作，为我们研究和了解此时期山水画作品发展变迁的最新状况提供了更详实、可靠而丰富的文物资料。发掘的这些山水作品，无疑对我们晋唐山水画作品的历史研究能起到很大的帮助。

山水画是一个历史连续而发展的文化艺术载体，对晚唐中期及其之前宋代的山水画艺术发展基本状况等的比较研究，对宋代及之后的山水画作品由单纯对历史物象的抽象真实景物描绘，逐渐转向表现宋代前期文人主观的写意与抒情风格的双重转变等逻辑的合理性把握提供了基础。

四、魏晋南北朝山水画对隋唐山水画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时局动荡，民不聊生，产生许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象。许多文人雅士将自己的情感寄托于山水画中，在此期间的美术也产生了新的改革，出现了独特的继往开来的场面。在隐居山水期间，他们不仅陶冶了情操，还通过画作的形式把当时的秀丽山水记录了下来。在山水之间放空自我，因而当时产生的作品更具空灵的美感。士大夫们隐居，逃离官场，更容易将自己的思绪和情感融入画作之中，也正是他们的隐居，使得山水画从人物画之中分离出来，成为中国画一个重要的分支，因而山水画作为山水审美主体应运而生。

魏晋南北朝又可以称为六朝，这是中华文明春秋战国以来政治分裂最久的时期，因此，对魏晋南北朝的山水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了别样的山水画作品，也让中国的山水画趋于完整。陈传席说：“真正的山水画，乃正式萌芽于晋。”这句话体现了魏晋南北朝的山水画对后面历代各朝山水画的影响。唐朝的山水画正是在这种影响下开始有了新的成就。魏晋南北朝的山水画特点鲜明，山水画理论发展迅速。山水画不再只是普通的画，而是融入了诗歌和情感还有相应的理论知识，这和当时社会倡导的玄学离不开。正如《画山水序》为第一篇山水画理论著作，其中提出“求真悟道”为山水画创作之目的，艺术家要“写山水之神”不仅是对山水的描绘，而是重新确立了山水画的定义和美感，在创作时更是体现了当时的玄学文化和超越形式的表达方式。

魏晋南北朝的山水画不仅仅局限于一种形式，在画面比例上表现为“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形式，人在画面中占据主导地位，山水则以一种背景存在，通过人物的形象和山水的映衬反映创作者当时的心境和情感。因为时局不安，创作者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全部融入作品之中，所以当时的山水画呈现出空前的创新和兼容性特点。

五、隋唐山水画的形成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相对稳定的社会以及稳步发展的经济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如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所示。

画上树木成林，桃花点缀枝头，山清水秀，景色优美，三五行人游春赏花；远处烟云缥缈中，似在仙境。

图1 东晋 顾恺之《洛神赋图》

画家以青绿重着山水，用泥金描绘山脚，用赭石填染树干，遥摄全景，人物布局得当，开唐代金碧山水之先河，在早期的山水画中非常具有代表性。同样，从展子虔的游春图中可以看出，不论是透视方法还是构图都趋显成熟，成为第一幅完整意义上传世的山水画。

在“以肥为美”的唐朝，山水画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建筑上，一直到后来的画圣吴道子一日画尽三百里嘉陵风光，山水画才从建筑中脱离出来，到盛唐时期才有了独立的山水画，有了自己独立的绘画体系。吴道子的山水画注重本身对待客观物象的感受、注意个人情感与客观景物的融合，并通过个人感受作画，这也正契合了后来的张璪提出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被称为“大小李将军”的李昭道、李思训父子，被后人称为“北宗山水”最早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用色浓烈，画面呈现出一种富丽堂皇、雄伟壮观的面貌，极具装饰性质。画中山体的青绿设色与石质峭峰造型极具唐代山水特色。唐代后期，在山水画的发展过程中，更是出现了皴法。这也是山水画表现技法的补充。山水画中的皴法，不仅反映了艺术家的审美取向，也代表了山水画的艺术特征以及生命。从唐末至今，皴法与山水画艺术一直在同步发展。

唐代山水画不同于六朝山水画，此时的山水不再作为背景存在，而是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著名诗人王维是众多山水画的创始画家之一。正是有了大唐的风光和当朝皇帝的支持，才有了如今在画笔下就能领略到的飞泉瀑布、幽密山岭。当时的宗教文化对山水画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这才有了山水画的禅意。佛教和道教都倡导“不争”“恬静”，这也符合当时统治者所需要的精神，也符合现在山水画的“静密”，由此可见当时唐朝的山水画形成是在六朝的基础上，加上当时的各种精神与大众和当朝者的思想而形成的。墨的物理性质结合我国本土的宗教文化和外来的佛教文化在王维等人的摸索创造下才形成了唐代山水画。

六、结论

早期山水画的发展史，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政治以及经济多方面的影响，从艺术发展论而言，也正是在魏晋南北朝时局动乱的情况下，人们才有了思想、精神上的解放与追求，艺术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丰富。山水画也在此时萌芽，并相继产生了各类理论文章以及实践作品。发展至隋唐时期，由于社会的稳定，以及政治的追求，艺术有了平稳的发展，各门类艺术开始相继争艳。山水画在这一时期经过展子虔、吴道子、王维、李思训、李昭道、王洽等人的研究而得到发展。

晋唐的山水画学由“渐附”学科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成果颇丰，唐人在研究绘画理论规律、表现形象和描写现实方面已取得了巨大的理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