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金萍

（合肥学院语言文化与传媒学院，合肥 230601）

《御选唐宋诗醇》（以下简称《唐宋诗醇》）是清代一部特别的诗歌选本，于乾隆十五年（1750）夏编定，乾隆十六年（1751）由内务府刊刻，是乾隆朝继《钦定四书文》《唐宋文醇》之后，又一部奉敕编选的诗文选本。其独特之处是，该选本由乾隆亲自主持并御定诗人名单，再由梁诗正、钱陈群为首的馆阁大臣选评、校对，陆宗楷、陈浩等大臣校刊，因而具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1），尤其是选本中诗人的选择与诗歌的评点对相关唐宋诗人在清代地位的升降具有助推之功。其中对韩愈与白居易在清代诗歌接受历程中所起到的助推作用需要格外关注。对于后者的影响，已有尚永亮《从“浅俗”之否定到多元之阐释——清前中期白居易诗接受的阶段性变化及其要因》等文进行了阐述，而对于韩愈接受的影响，虽有一些文章提及但并未进行全面阐述（2），故本文不揣浅陋，试作一全面总结，以期对《唐宋诗醇》在清代诗歌选本中的独特地位予以揭示，并以此为切入点对清代选本中的韩诗接受进行整体关照与深层分析。

一、《唐宋诗醇》韩诗选评之特色

《唐宋诗醇》采用“以人选诗”的体例，在书前有乾隆御撰序言、凡例、纂校后案等。韩愈诗歌列在李、杜与白居易诗歌之后，共三卷，首卷前有总评，每首诗后有评语。韩诗评注共367条，编者亲撰163条。（3）从乾隆序言到每首诗的评语，可以说都做到了将韩诗抬到“卓绝千古”的地位。具体而言，该选本的韩诗选评有以下特色：

（一）数量提升，偏重古体

从数据来看《唐宋诗醇》的入选排名：杜甫以10卷722首位居第一；陆游6卷561首位居第二，接下来分别是苏轼10卷541首，李白8卷375首，白居易8卷363首，韩愈5卷103首。从绝对数量来看，韩愈诗数量最少，排名最后，那么是不是说《唐宋诗醇》对韩诗最不重视呢？

每位诗人创作的诗歌总量并不一致，该选本中所选数量占到某位诗人存诗总量的比例，才更能说明选者对诗人的喜好程度。六位诗人中，陆游现存诗歌最多，该书所选只占其全部诗歌的6%；入选的白居易诗歌也只占其总量的11%，苏轼诗占其总量的20%，占比最多的是杜甫和李白，分别占其总量的50%与33%，韩愈仅次于杜、李，位居第三，入选诗数量占其全部诗作的25%。由此可知，该书选者最喜杜甫和李白，其次便是韩愈了，韩诗在此书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再者，我们应该将《唐宋诗醇》中入选的数量与当时其他选本中的韩诗数量进行对比。从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著录可知，清代唐诗选本多达400种（4），又据贺严《清代唐诗选本研究》考证：清代唐诗选的两个高潮分别出现在康熙与乾隆时期（5），也就是说，在《唐宋诗醇》之前，唐诗选本就曾大量涌现。但在康熙时期唐型诗歌（6）占有压倒性优势的环境下，各种选本中韩诗的地位并不突出。在一批专选中晚唐诗歌的选本中，从目前可见的几种来看，只有黄周星《唐诗快》卷一“惊天集”中选录了韩诗两首“想象奇险、恣肆奔放”［1］247之作：《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其他较有影响的诗歌选本还有王士禛选本、沈德潜选本以及康熙《御选唐诗》。王士禛《古诗选》是一部古体诗歌选集，五言古诗部分不选杜甫、白居易、韩愈；仅七言古诗中选入韩诗37首；《唐贤三昧集》未选韩诗；《唐人万首绝句选》选韩愈七绝六首；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与王士禛选本相比，在选诗时突出了韩愈诗，但数量也仅以43首而位居第八；康熙《御选唐诗》选唐诗32卷，共选韩诗15首，其中七古3首、五律2首、七律2首、五绝5首、七绝3首，绝大部分是近体诗。

由此可知，《唐宋诗醇》不仅是有清以来选韩诗最多的诗歌合选本之一（7），且其选韩诗多重古体（8），尤其是五古与七古，五古45首，七古21首，对韩愈在诗歌史上影响较大的诗歌名篇皆有选评。尽管有学者统计：韩愈古体诗共173首，近体诗共176首（9），数量相当，但是从其近体诗与古体诗对后代的影响来说，近体诗不能代表韩诗的特色，对后人的影响也不及古体，特别是五、七言古诗。故从以体选诗的角度看，两本御选唐诗选本在凸显韩诗诗史意义的方面，《唐宋诗醇》无疑更有价值，而在《御选唐诗》中，由于过于强调诗格之正及清真雅正的风格，对韩诗中具有“变格”的古体诗所录甚少，从而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韩诗的真正特色与价值（10）。

（二）探源溯流，文思并重

1.指出韩诗本源或类似《雅》《颂》《史记》《文选》、汉乐府之处

总评曰：“然则唐诗如王孟一派，源出于《风》，而愈则本之《雅》《颂》，以大畅厥辞者也。”［2］571在现存的一百多条编者亲撰的评语中，我们发现有将近十条属于此类。如在第一首《元和盛德诗并序》后评曰：“典雅处似毛诗，质峭处似秦碑，华润处似《文选》。”［2］574又如《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评曰：“意缠绵而词凄婉，神味极似《小雅》。”［2］586在《古风》一诗后有评：“《史记·韩信传》曰：‘农夫莫不辍耕释耒，褕衣甘食’，索隐曰：‘恐灭亡不久，故废止作业，而事美衣甘食。’此篇结意类此。”［2］601《泷吏》后则论及“格调全祖古乐府来”［2］630。这种沿波讨源的评语，起到了为韩诗正名并提高其身价地位的作用，因为自古以来，《雅》《颂》与《史记》、古乐府、《文选》的经典地位无人质疑，那么潜心效法这些经典的韩诗，怎么能被任意诋毁呢？

2.明示韩诗与杜诗一脉相承

仔细分析这些评语，我们不难发现，编者对韩诗宗法李、杜的一面极为关注，尤其是对韩诗中与杜诗一脉相承的地方，都一一指出。《秋怀诗十一首》中第一首至第四首后评曰：“用意与《同谷六歌》略同。”［2］582评《苦寒》：“结意与少陵‘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正同。”［2］615《雪后寄崔二十六丞公》后评道：“起调激越，极似《同谷歌》。”［2］633而评《晋公破贼回重拜台司以诗示幕中宾客愈奉和》则认为韩诗“严重苍浑，直逼杜陵”［2］640。自宋以来，李、杜一流大家的地位已然确立，尤其是杜甫，宋人与清人都极为推崇。肯定韩诗与杜诗一脉相承，也就表明了对韩诗的态度。

3.揭示苏、陆诗宗韩之事实

关于这方面的评价，我们需从苏、陆诗选部分来看。通过阅读苏、陆诗歌选评，可知编者对苏、陆宗韩了若指掌，并不惜笔墨一一指出。在苏轼评语中，有近十条评语点出苏诗学韩一面，如在苏轼《寄蕲簟与蒲传正》后评曰：“昔郑群当暑湿之时，赠簟于昌黎，而韩诗有‘倒身甘寝百疾愈，却愿天日恒炎曦’之句，妙想独造。此则当春寒之候，寄箪与传正，乃云‘皇天何时反炎燠，愧此八尺黄琉璃’，命笔略同。然一则美其适用，一则愧其无用，虽脱胎仍是翻案也。”［2］793指出了苏轼此诗乃仿韩愈《郑群赠簟》，但承中有变，是一首漂亮的翻案诗。

由于陆诗对韩诗以隐性接受为主，陆游诗歌宗韩一面在清初较少论及，故《唐宋诗醇》也较少提及，仅有1条：“语奇句老，颇近昌黎，视《南山》盖具体而微尔。”［2］909而苏轼对韩愈诗歌的大力接受自南宋以来就被人公认，《唐宋诗醇》更加突出这一点，以此揭示出韩诗对宋诗的巨大影响与诗史意义。

4.高度认同与肯定韩愈的儒家思想与文学理论

维护与推扬韩愈的儒家思想。细检编者评语，约有三条对韩愈的辟佛、道思想进行了维护，分别见于《谢自然诗》《送惠师》《送灵师》《送文畅师北游》的评语中。《谢自然诗》沿袭了李光地与顾嗣立的观点，认为此诗体现了韩愈对道教“排斥不遗余力”；后三首皆为韩愈送浮屠诗，对于这类诗，历来有争议，特别是针对《送灵师》一首，有人以此来质疑韩愈是否真正排佛，有人则对此进行辨析。宋代陈善就有过很精彩的辨析：“退之送惠师、灵师、文畅、澄观等诗，语皆排斥。独于灵师，似若褒惜，而意实微显。”［3］212然到了清代，仍有学人对此提出疑问，如清初汪琬就曾在其《草堂合刻诗序》中不解地发问：“昔辟佛者，莫严于昌黎韩子，及读其《送灵师》一篇，则有异焉。夫其人舍去父母、兄弟、妻子而从佛，既已叛吾周、孔之教矣；逮其为僧，则又围棋、六博、饮酒而食肉，以干谒招请为事，不更干佛之戒律耶？上之叛吾周、孔，次之干佛之戒律，虽甚工于诗，奚取焉？而昌黎不为之讳，反津津称道不已，何也？”［4］对此疑惑，《唐宋诗醇》在宋人基础上做出了自己的解答：“退之避佛，却频作赠浮屠诗。前篇但叙其放浪山水，后篇则干谒饮博，无所不有。其所以称浮屠者，皆彼法之所戒，良以不拘彼法，乃始近于吾徒，且欲人其人而已，并未暇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也。”［2］592-593编者发现不管是《送惠师》，还是《送灵师》，都对二僧不守佛法的性格进行了褒赏，而这种褒赏正体现了韩愈排斥佛教，对佛徒欲“人其人”的宗旨，颇有说服力。另有两条对韩愈忠心仁勇进行了推扬，分别见于《奉使镇州行次承天行营奉酬裴司空》《和仆射相公朝回见寄》两诗评语。前者对韩愈赴镇州宣抚王廷凑的仁勇之心进行了推扬，认为其“仁者之勇，庶无愧焉”［2］642；后者对韩愈忠于政事，忧心时局的品格赞赏不已“其于当时朝局，元老苦心，有知之最深者”［2］643。这些评语虽为数不多，却进一步树立了韩愈排斥佛、道，宣扬儒学的光辉形象，对提升韩愈在清代的地位不无裨益。

提倡与肯定韩愈“文以明道”及“以文为诗”等文学理论。乾隆序言虽未明确标榜韩诗，但是引用韩愈“气盛言宜”说，指出编选宗旨在于“诗以载道”，可见乾隆对韩愈“文以明道”思想的认同；凡例中，编者肯定韩愈的“以文为诗”，并认为韩愈学习李、杜而能自成一家，充分肯定了韩诗的地位。总评中则对历代否定韩愈“以文为诗”的现象进行了批评：“直斥其诗为不工，则群儿之愚也。大抵议韩诗者谓诗自有体，此押韵之文，格不近诗，又豪放有余，深婉不足，常苦意与语俱尽。……此实昧于昌黎得力之所在，未尝沿波以讨其源，则真不辨诗体者也。”［2］571

莫砺锋认为：“《唐宋诗醇》的上述评语是历史上首次理直气壮地为韩诗张目的言论，它不但较准确地说出了韩诗的特征，而且把它提高到与雅、颂相承的高度来予以肯定。……将韩诗评为可与李、杜鼎立，言下之意是韩愈的造诣超过白居易，这就把韩诗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了。 ”［5］138实为不刊之论。

二、《唐宋诗醇》韩诗选评特色之成因

严迪昌《清诗史》云：“在中国诗史上从未有像清王朝那样，以皇权之力全面介入对诗歌领域的热衷和控制的。”［6］的确如此。从康熙开始，清代统治者以一系列的御选诗集来引导风气，加强文治，这甚至形成了清代的一大特色。在清代多部御选诗集中，《唐宋诗醇》以其明确的选评宗旨与鲜明的诗学思想而格外引人注目。那么该书中的韩诗选评特色，是如何形成的呢？

（一）与清代浓厚的文治风气密切相关

作为一个异族统治的时代，其统治者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必须一再被强调。清政府一方面利用高压政策来排除异己力量，另一方面大行文治以教化、拉拢知识分子。从康熙开始，帝王就对御选诗文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希望通过帝王训饬与御选文集来引导文学创作的方向。御选总集、御选文集、御选诗集在康熙时期达到一个高潮。乾隆的政治抱负不减乃祖，在诗文总集与选集的编选方面毫不逊色。《御选唐宋文醇》编撰在前，《唐宋诗醇》紧跟其后，后来还有影响更为巨大的《四库全书》。这些总集也好，诗文选集也罢，都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宣扬程朱理学的思想与清真雅正的文学准则，以及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在这个宗旨之下，韩愈在道统与文统中的地位得到凸显，从而也提升了他在诗坛的地位。我们从乾隆三年（1738）编的《唐宋文醇》中可明显窥见乾隆对韩愈的重视：在唐宋十家共474篇文章中，韩愈以99篇高居榜首，占总数的21%。韩愈“文以明道”的文学思想让统治者欣赏不已，故而在乾隆《唐宋诗醇》序言中将韩愈的“文以明道”推而至“诗以载道”，体现出对韩愈文道观的高度认同与推广。故而，在韩愈诗歌的选评中，编选者尤为看重韩愈诗歌中温柔敦厚、寄托深远的载道之作，同时在评语中点出韩诗对《雅》《颂》《史记》《文选》以及杜诗的效法，更加肯定了韩诗符合儒家诗教的一面。

（二）受清代唐宋诗之争及汉宋之争的影响

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中有一段非常中肯的论述：“各代许多唐诗选本的出现，都与当时的文学思潮和论争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1］自序御选诗集亦不例外。朝廷的文治固然有引导文坛风气的作用，但朝廷君臣亦无法摆脱时代学术与文学大环境的影响。

唐宋诗之争自南宋就已经开始，真正达到相争的地步还要到清代。清初诗坛的主要论争有两个，一为初盛唐诗与中晚唐诗之争，一为唐诗与宋诗之争。每个时代的诗风都是建立在对前代的继承与纠偏之上的。诗歌在清初，面对着唐宋诗这两大丰厚的遗产，同时也面对着对有明一朝“诗必盛唐”所导致的偏颇与谬误，于是诗人们开始以两种策略来力挽狂澜，推动清代诗歌的发展：一为提倡中晚唐诗歌，一大批中晚唐诗歌选本应运而生；一为宗法宋诗，尽管乾隆前期，宋诗选本数量还不足以与唐诗选等量齐观，但已有一些颇具影响的选本产生，如吴之振等《宋诗钞》与厉鹗等《宋诗纪事》。这些选本与诗话中对宋诗的好评一起推动了清代宋诗的接受历程。在这样的诗坛背景之下，韩愈诗歌的接受进入了继宋代之后的又一个大好时期。不管是宗法中晚唐诗还是宗法宋诗，都绕不开韩愈。韩愈既是中唐诗坛一颗耀眼的明星，同时也是宋型诗歌的开创者。韩诗经过明代的寂寥之后，诗人与学者纷纷开始发掘其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李光地《榕村诗选》从经义角度高扬了韩诗的意义；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成为第一部专门的韩诗注本；诗人兼学者的朱彝尊、何焯也加入评韩诗的队伍；就在《唐宋诗醇》产生之后不久，另一部韩诗注本——方世举《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亦闪亮登场；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对韩诗特色的发掘；叶燮从诗歌史发展的角度发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的呼喊……所有这一切，无不对《唐宋诗醇》中的韩诗选评具有较大影响。试举两例可见：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中引杜诗证韩诗高达91条之多，彰显了韩诗对杜诗的继承关系，这一点对《唐宋诗醇》颇有影响；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是《唐宋诗醇》之前最具影响的唐诗选本，其韩诗总评曰：“昌黎诗不免好尽，要之意归于正，规模宏阔，骨骼整顿，原本雅颂而不规规于风人也。品为大家，谁曰不宜？”［7］这种论调就被《唐宋诗醇》的韩诗总评所接受。

汉宋之争本是学术之争，然而清代政治、思想、文化与文学等方方面面，无不受其影响。随着康熙中叶至乾隆朝汉学的日益昌盛，考据学风也日益影响到诗歌创作，正如蒋寅《文治与风雅——清高宗的个人趣味与乾隆朝文化》一文所论：“钱载、纪昀、翁方纲、钱大昕、王鸣盛等一批新进翰林就被选派赴各省典试，无形中扩大了汉学阵营的影响力，包括在诗学方面。”［8］造成学术对文学的挤压，学人之诗开始盛行，而这种学人之诗明显宗法宋调。另一方面，唐宋诗之争也开始随着汉宋之争的进程以及汉宋兼容的趋势开始出现调和之势。《唐宋诗醇》被学界公认为是一部调和唐宋诗之争的诗选，故而其对宋调的开创者韩愈大力推扬便也不足为奇了。

（三）《唐宋诗醇》编选团队对韩诗的喜爱发挥了重要作用

乾隆作为一位在文治武功方面都颇为自负的帝王（11），他自小就博览群书，受到良好的诗文训练。在清代帝王中，他对文学的强烈喜好以及矢志不渝的追求使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诗文集：《御制乐善堂全集》《御制诗集》《御制文集》《日知荟说》等。不管是文学思想还是诗歌、散文创作，乾隆对韩愈都颇为推崇。文学思想方面上文曾论及乾隆对韩愈“气盛言宜”“文以明道”说的赞同即是明证，另外还可再举一例：

韩子曰：“《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使《易》徒奇而不法，与阴阳术数家言何以异?使《诗》葩而不正，与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者又何以殊哉？……史称昌黎因文以见道，又云有卫道之功。观此二语，自非见道者，何能言简而义备若是哉!［9］

这是对韩愈《进学解》中“《易》奇而法，《诗》正而葩”［10］观点的认同，同时也是对韩愈“因文见道”的肯定与赞赏。在散文创作方面，韩文自小就是乾隆师法的对象，韩文的“载道”传统以及方苞等人的推崇使韩文的样板地位在《御选唐宋文醇》中得以确立，“以古文为时文”的方针由此大行其道。下面主要来看乾隆在诗歌创作方面对韩诗的接受情况。

据周相录《从〈乐善堂全集〉与〈御制诗集〉看乾隆对唐诗的接受》一文考证：乾隆宗法最多的几位诗人分别是中唐的韩愈、白居易和元稹。乾隆喜好韩诗的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韩文的影响所及；二是乾隆逞才好胜的心理，意欲超越唐人、变革唐人的强烈愿望使他对韩愈的“以文为诗”等怪奇诗风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尤其是对韩愈“以文为诗”效法较多，但由于质量不高，被后世学者一再批评，如陈寅恪《论韩愈》云：“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试观清高宗御制诸诗，即知退之为非常人，绝非效颦之辈所能企及者矣。”［11］钱钟书《谈艺录》亦说：“兼酸与腐，极以文为诗之丑态者，为清高宗之六集。”［12］程千帆《韩愈以文为诗说》也毫不留情地指责：“清朝的乾隆皇帝，把陈腐不堪的议论加上之乎者也一股脑儿塞进了他‘御制’的七言律诗里，可算得把以文为诗糟践到了极点了，但这还是要由他文责自负，株连不到韩愈、苏轼等人。”［13］尽管都对乾隆“以文为诗”评价较低，但是都指出其宗韩的一面。另外乾隆集中还有很多用韩诗之韵所作的诗歌，这点我们从一些乾隆发起的君臣唱和中也时见之，如《固尔札庙火，用唐韩愈〈陆浑山火和皇甫湜〉韵，并效其体》等。

此外，乾隆对韩愈文学的喜爱我们还可从《四库全书》的编纂有所洞悉。据统计，《四库全书》收韩集六种，甚至超过了杜集的五种；在《四库全书》中，有御笔题咏的书仅17部，其中仅杜集与韩集各有两部。（12）

除了皇帝“迷韩”之外，韩诗的主编者钱陈群与苏诗的主编者汪师韩都是对韩诗颇有好感的。钱陈群是浙江秀水人，其父与朱彝尊等交好，朱彝尊曾盛赞钱陈群的诗才：“他日当让出一头地”，钱氏亦受到朱彝尊诗风一定的影响，朱彝尊有《批韩诗》，其对韩愈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同乡后进钱陈群。而秀水诗派发展到后来的宗宋诗风，也并非一朝一夕而成，这与朱彝尊、钱陈群等人或多或少有一定关联。钱氏本人并没有研究韩诗的著作存诗，他对韩诗的评价更多是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绝大多数是揣摩皇帝的意旨而下，故而其对韩诗的解读水平有时竟比不上为苏轼作评语的汪师韩。汪师韩，字号韩门，他曾解释道：“韩门，余所自号，取《唐书》‘韩门弟子’之语。”［14］可知其名与号皆体现了他对韩愈的尊法。在他为苏轼所作的评语中，对苏轼宗韩的一面大书特书，甚至有的涉及韩诗的评语，竟显出了高于钱陈群的水准。莫砺锋在《论〈唐宋诗醇〉的编选宗旨与诗学思想》一文中评价汪师韩：“对韩诗的立意之妙有很清楚的认识，并指出苏诗与它的沿革关系，很具手眼。”［5］139不管是皇帝本人还是主编的大臣，对韩愈诗歌都存有极大喜好，不能不说这是韩诗在《唐宋诗醇》中饱受推扬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唐宋诗醇》对清代韩诗接受之影响

尽管《唐宋诗醇》从学术水准上来说，还存在一些不尽规范，甚至是水平不高之处，但总体来说“全书的质量还是相当可观的，尤其是在唐宋诗大家之选择、各家诗风特征之认定等方面都有比较中肯且新颖的观点”［5］141。可以说，在清代四部御选诗歌选本中，它不仅兼顾了宣扬儒家诗教与清真雅正准则的目的，而且也体现了一定的学术价值。我们且不说《御选寒山拾得诗》与《道光御选唐诗全函》，因这两个御选诗集的影响不大，我们就拿它与影响较大的康熙朝《御选唐诗》来比较，《唐宋诗醇》也毫不逊色，甚至其传播与影响的范围更广。《御选唐诗》深藏内府，影响最多的是皇帝身边的群臣，而《唐宋诗醇》不仅朝廷众臣受其影响，民间士子也对其评价甚高。乾隆翰林戴第元受其影响编辑了《唐宋诗本》，并在序言中大赞《唐宋诗醇》“至博至精，津梁奕禩”［15］；另外大臣钱载与彭元瑞曾在他们主持的科举中奉《唐宋诗醇》为典范，彭元瑞甚至将熟读《文选》及《唐宋诗醇》作为好翰林的标准。而乾隆末年的年轻士子梁章钜对《唐宋诗醇》的作用也有极为清醒的认识：“唐以李、杜、韩、白为四大家，宋以苏陆为两大家，自御选《唐宋诗醇》，其论始定。”［16］作为一部影响如此巨大的选本，其对清代韩诗接受的影响当然不可低估。关于这一点，乾隆时期诗歌宗法韩、孟的诗人边连宝就曾提及：“论韩诗者多矣，未有如此段之明确者，且其推衍诗派，以王孟主《风》，韩主《雅》《颂》，又谓千古以来，未有以少含蓄为《雅》《颂》之病者，旨哉言乎。其所以开示来学者至矣!”［17］认为《唐宋诗醇》对韩诗的肯定有开示来者的作用。

（一）推动了韩诗编选与笺注的繁荣

纵观韩愈接受史，可以说韩诗的地位一直以来都逊色于韩文，宋代在创作层面的宗法是韩诗接受的一个高潮，而元、明时期韩诗接受又跌入谷底。到清初，涉及韩诗的选本与诗话中的评价开始出现升温势头，自《唐宋诗醇》之后，清中叶出现了一个研韩高潮。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集注》的出版时间为乾隆二十三年（1758），即《唐宋诗醇》刊刻八年后，这部价值甚高的韩诗注本的出现，很难说没有前者的影响。而王元启《读韩记疑》乃作者乾隆十六年（1751）年罢官后所作；黄钺《韩昌黎先生诗集增注证讹》、沈端蒙《韩文公诗集注》等韩诗注本亦产生于乾隆后期或乾嘉之际，也就是说，自《唐宋诗醇》后，韩诗的编选与笺注出现繁荣景况。正如孙琴安所言：“唐诗选本很有些温度表的味道。它可以使我们知道这个朝代对某一诗人是冷还是热，冷到什么程度，热到什么程度。”［1］自序他这里说的是选本，其实不仅仅是选本，一个诗人的全集或选本的笺注与选评都是如此。另外，从一些选本的编选顺序与篇目也可看出韩诗地位的大幅度提高。在道光年间陈世熔《求志居唐诗选》中，韩愈的地位一跃而为冠首，放在第一卷，而唐太宗和唐玄宗等帝王诗也只能屈居第二卷，可见对韩诗的重视；在道咸时期陈沆（实为魏源）《诗比兴笺》中，选韩诗数量最多，为历代诗人之首。

（二）影响了清中叶诗话对韩诗的评价

袁枚《随园诗话》云：“韩孟奇崛，得力于颂者也。”［18］对韩诗本源《雅》《颂》、雄奇创变之特色有所阐发。乾嘉时期高密诗派代表人之一李宪乔与桐城派代表人物之一方东树在《唐宋诗醇》阐述韩诗学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为清代杜韩并称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李宪乔评韩愈《此日足可惜》：“‘从丧朝至洛’一段，序次妙处，真得老杜《北征》、《彭衙》遗意。……如此篇，乃同杜之体而与相和者也。”［19］4又评《奉和虢州刘给事使君三堂新题二十一咏·竹径》：“《竹径》一用意与老杜‘新斫月中桂，清光应更多’，略同。”［19］39-40据初步统计，在方东树的诗话《昭昧詹言》中，有大约90余条或论“杜韩”两者之同，或议两者之异，或较两者优劣，不一而足。由此看来，这部诗话更是将杜韩并提推向了高潮。

（三）掀起了清代的学韩风潮

不管是汉学、宋学还是非汉非宋阵营，学韩诗者都大有人在。汉学阵营中的钱大昕诗歌就有宗韩一面。其诗歌《同人枉和拙诗几及百首叠韵答之》有云：“杜韩两集从头读，恰喜相同本命年。”［20］道出了他对韩诗的学习与接受。宋学阵营的代表桐城派作家，尽管是以古文名世，然桐城亦有诗派，姚范、姚鼐、方东树都对桐城诗派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他们也在创作上宗法韩愈。如姚鼐《偕方坳堂登牛头回至献花岩宿幽栖寺》一诗，写的是与友人的一次游玩经历，交代了出游的时间、地点，按照游玩的先后顺序一一写自己所见所思，最后由景生发议论。此诗结构颇像韩愈《山石》，同样写出游，同样按照时间顺序一一写所见所感，同样写得层次分明，耐人寻味，同样风格雄浑，两首诗皆如山水游记，或者说，皆以山水游记之手法来写诗。非汉非宋阵营的学韩以袁枚为代表。袁枚的《小仓山房诗集》中，有一些从题目上就明言仿韩、用韩的作品，如《与家弟香亭陆甥豫庭居随园仿昌黎符读书城南诗作二首劝其所学》。两首诗都与韩愈《符读书城南》一诗命意相同，皆以劝学为目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学切切之心溢于言表，与韩诗的“岂不旦夕念，为尔惜居诸。恩义有相夺，作诗劝踌躇”［3］1011的殷切期望异曲同工。

（四）调和了唐宋诗之争，客观上提升了韩诗的地位

学界对《唐宋诗醇》调和唐宋诗之争的立场并无异议，在康熙末期至乾隆初期，唐型诗歌一度成为朝野上下推崇的典范，《唐宋诗醇》刊刻后，主客观上都助推了宋型诗歌的发展，如催生了一批唐宋诗合选本以及宋诗选本：姚培谦等《宋诗百一钞》、严长明《千首宋人绝句》等，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乾嘉之后“宋诗运动”与“同光体”的盛行。韩诗地位，可以说是与宋诗风的升降起落密切相关的，近人梁崑在其《宋诗派别论》中就将宋诗中一派命名为“昌黎体”，可见宋诗与韩诗的渊源。我们从清代宗宋诗派的发展来看，道咸以来“宋诗运动”与“同光体”的代表人物：程恩泽、祁寯藻、郑珍、曾国藩以及陈三立、陈衍等，都以韩诗为典范。那么可以说，韩诗在清诗中典范地位的确立也与《唐宋诗醇》的影响密不可分。

总体而言，韩愈诗歌在清代的升降起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与许多因素息息相关。要具体而微地观察清代韩诗的接受历程，选本不失为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视角。在清代诸多唐宋诗歌选本中，《唐宋诗醇》的确是清代韩诗地位确立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风向标与里程碑，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注释：

（1）《御选唐宋诗醇序》：“兹《诗醇》之选，则以二代风华，此六家为最。时于几暇，偶一涉猎。而去取评品，皆出于梁诗正等数儒臣之手。”

（2）别美卉《清人对韩愈诗歌的选评研究》（天津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第一章第一节第二部分对《唐宋诗醇》所选韩诗篇目与体裁进行了概述，并将其与康熙下令编纂的《御选唐诗》中韩诗的篇目、体裁及评价进行了简要比较；张弘韬《清代的韩愈诗歌研究》（南开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第四章“清中期韩诗文献的突破”第二节“《唐宋诗醇》论韩诗之卓绝千古”对韩诗总评部分的价值与意义进行了分析，并选取一些篇目的评语进行论析，指出这些评语体现了该选本对韩诗的评价遵循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带有浓厚的忠君色彩，既体现了乾隆的文学观，又渗透了执政者的政治观念”。

（3）参见贺贝贝：《〈御选唐宋诗醇〉与陆游诗歌》，华中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论文，第10页。

（4）参见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5）参见贺严：《清代唐诗选本研究》绪论部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所谓“唐型诗歌”是根据钱钟书先生的观点，指的是以丰神情韵见长的唐诗，而杜甫与韩愈的诗歌作为宋型诗歌的开调者，笔者并不主张将他们划入唐型诗歌。

（7）即便是清初较为重视韩诗的合选本李光地《榕村诗选》也无法与其相比。《榕村诗选》韩诗一共39首，在由汉至宋的150余位诗人中的地位仅次于杜诗的62首。

（8）《唐宋诗醇》卷二十七韩诗总评曰：“兹集所登，为古诗者什八，为律诗者什二……”

（9）参见周晓辉：《韩愈的格律诗风格初探》，《新语文学习（教师版）》，2010年第6期。

（10）《御选唐诗》韩愈总论：“文自晋魏来，拘偶对，体日衰，至愈一返之古；而为诗豪放不避粗险，格之变亦自愈始焉。”

（11）［美］欧立德：《皇帝亦凡人：乾隆·世界史中的满洲皇帝》（清石译，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第204-205页）论道：“通过把自己训练为一个艺术鉴赏家和实践者，乾隆想要展现给众人的是一个理想的君子形象，就其言谈和行为而言，乾隆企图在文章与武德之间取得完美平衡……”

（12）参见张弘韬：《清代的韩愈诗歌研究》，南开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