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义博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38）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现代服务业内部以及与制造业、农业之间的产业融合发展，已成为今后全球产业发展模式变革的重要趋势。处于农业现代化和后工业化阶段的发达国家，注重发挥技术研发、商业流通、品牌营销、金融创新等服务领域的优势，统筹政府、企业和中间组织等各方力量，加快推动现代服务业与产业链其他环节的相互交叉渗透，形成了大量成功的产业融合模式和经验。为了推动我国从产业链低端向中高端环节跃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做法。

一、服务经济视角下的产业融合理论

2015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突破50%，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5.9%，2019年贡献率甚至高达63.5%。服务业已成我国经济增长主引擎，我国逐步进入了服务经济为主导的新时代。［1］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不同，服务经济是以知识、信息和智力要素的生产、扩散与应用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不仅包括服务业，也包含农业、制造业服务化部分，服务经济的深度发展就是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突破边界、交叉渗透的高度融合过程。［2］

（一）服务经济下产业融合动力

分工内部化和新技术扩散是促进产业融合的两大动力。现代产业的发展要求分工不断深化，分工有利于促进中间产品和延伸服务的专业化、差异化，引发生产价值链中服务环节的外部化和独立化，带来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报酬递增，但是分离出来的服务价值链与原有生产环节仍存在密切的垂直联系，分工深化产生的知识外溢效应会促使生产与分化出的服务进行深度的纵向联系，通过将知识外溢内部化完成产业融合过程。所以，服务经济下的产业融合就是基于专业化深度分工基础上的内部化过程。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普适性技术的发展和扩散，促进了现代服务业内部以及与制造业、农业之间技术边界的消失，这类技术创新和应用将原来难以逾越的产业跨界成本显著降低，并为打破原有的产业壁垒创造了新的可行路线，还能催生出更多融合型新产品、新业态，依托供给侧改革或带来新的市场需求，为产业融合提供市场空间。

（二）服务经济下产业融合主体

产业融合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获取更大的价值链收益，主要的实施者和推动者还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不同于工业经济下企业组织结构等级分明、科层制色彩浓厚，服务经济下的产业融合会导致企业组织之间产权结构调整，还会引发企业组织内部结构创新。以制造业企业服务化为例，制造业企业除了通过纵向一体化，向产业链前后端延伸发展研发设计、维修保养、金融租赁等更高附加值的服务业态外，也会通过兼并收购等形式进行横向一体化，以期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升跨行业的专业经营能力，并抢抓市场机会。

由于需要跨产业、跨企业的信息、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资源支持，一些服务经济下的产业融合无法仅仅通过单一企业来实现要素资源的有效整合，产业联盟、行业协会等灵活高效的中间组织，可以通过推动相关企业或其他市场主体之间开展资本合作、联合研发、共同经营，降低融合主体之间资产、技术、市场的专有性，实现产业资源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的优化配置，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协同经济效应，加快产业融合速度和深度。

（三）服务经济下产业融合中政府的功能定位

政府在产业融合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政府通过实施产业政策提高产业融合水平，可以加快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升级步伐，进而能够获得更多的税收，新增更多的就业岗位，形成更强的经济竞争力，所以政府也有动力通过提供人才、技术、资金、土地、数据等，强化产业融合的要素保障。

放松管制会打破服务业横向、纵向深度联系的政策壁垒，拓展服务业与其他产业融合的层次和深度，也为融合型新业态新产业的产生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所以很多受到严格监管和市场准入限制的产业领域，需要政府根据产业融合发展进程，适时创新监管和拓展市场来优化产业融合制度环境、扩大融合型业态市场空间，并为服务于产业融合的横向一体化、混合一体化或虚拟一体化的组织提供立法便利或转移部分公共管理职能。

因此，服务经济下产业融合需要通过降低服务业与其他产业融合的交易费用，推进分工深化基础上的内部化，加快广泛赋能的新技术研发转化、拓展新技术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突破产业边界的步伐；需要发挥企业和中间组织的主体地位，通过组织模式创新，优化资源跨行业配置方式；需要政府按需供给产业融合要素，适时放松服务业与其他产业跨界融合的管制性措施。

二、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模式与国际经验

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雄厚的人力资源为依托，以先进技术的研发应用为核心，用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有效串联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

（一）政府积极推动制造业服务化

制造业服务化是指服务作为重要中间投入不断进入制造业产业链各个环节的过程。［3］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含人力资源供给、新技术研发、市场推广、现代供应链服务、信息咨询等，二是制造业产出服务化，含销售服务、维修保养、金融租赁和保险等。［4］发达国家政府主要采取措施促进制造业投入服务化。

美国政府通过市场拓展、放松管制和要素配置，支持本国制造业企业发展“产品+服务”。1995年，美国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设立了“服务出口工作组”，研究制定并协调落实“服务先行”策略方案，推动与制造产品相关的商务服务、维修、研发设计、金融保险等增值业务向海外拓展。2010年，美国政府重新修订了《横向并购指南》，提高了对市场集中度的HHI指数的标准，放松了企业之间横向并购引发的市场垄断门槛，为企业之间开展各种形式的生产、研发、营销和采购合作扫清了障碍。2018年，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下属的先进制造技术委员会发布了《先进制造业美国领导力战略》，更为明确地提出制造业不应与研发、产品设计、软件开发和系统集成，以及为向市场提供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而开展的生命周期服务活动分离，而应该彼此紧密结合，共同发展。在研发方面，提出美国有必要通过政府投资早期应用研究以及公私合作研发，完善可靠和可预测的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私营部门在先进制造业的投资和创新。在人力资源方面，提出从小学到高中开展适当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和培训，再到技术培训计划，再培训、学徒和高等教育，为先进制造业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和科技人才。在制造供应链方面，提出通过加强中小型制造商在先进制造业中的作用，鼓励发展制造业创新生态系统等扩大国内制造业供应链能力。［5］

德国政府主要通过人力资源保障和科技创新扶持，促进“两业融合”。自2013年德国提出“工业4.0”国家战略后，德国传统职业教育培养的单一技能型劳动者越来越难以满足数字经济下复合型、融合型人才需求。2016年德国联邦科研部与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共同发起了“职业教育4.0”倡议计划，旨在培养具备数字化素养的职业人才，以适应德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中对数字化岗位人才的新需求，为此除了开展劳动者数字化技能培训外，还开设了经济、工程、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双学位课程。［6］与此同时，德国构建了大学、公共研究机构、政府以及各类基金会等多元主体分工协作的科研创新体系，其中大学、德国亥姆霍兹联合会、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等从事基础研究，佛劳恩霍夫协会和企业开展应用研究，政府为这些科研机构和中小企业提供研究资金支持［7］，提升了制造业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加快了德国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升级步伐。

近年来日本高度重视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为了扭转日本制造业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低于欧美企业的现状，提高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日本政府在《制造业白皮书2018》中明确强调互联工业（Connected Industries）的重要性，提出通过灵活运用数字技术获得新的附加价值，强化制造业数字化人才支撑，开展产学官联合研发、知识产权支持、标准化认证等，促进制造业基础技术研发。

（二）依托行业中间组织推动两业融合

由于产业融合涉及跨行业、跨业态的融合发展，除了政府支持外，发达国家的行业中间组织在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中介桥梁作用。日本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组建产业联盟，早期的实践集中于制造企业研发环节的合作，80年代后联盟内的制造企业在技术标准环节的合作开始涌现。通过产业联盟，日本制造企业能够共同参与新技术开发降低成本，降低企业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风险，建立起从核心技术到核心产品的竞争能力体系。［8］为支持产业联盟发展，日本政府采取了不断放松产业联盟成立条件、资助建立共用研究设施、开放国有试验研究设施、给予研究补助等政策。［9］2014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牵头，联合AT&T、思科、IBM和英特尔发起了美国工业互联网联盟，在技术、安全、标准、试验平台、市场影响和法律领域为联盟企业提供服务［10］，加快了美国电子信息制造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德国向来重视产业、企业集群，如德国工业联合会下设35个全国性的成员协会，其下有153个州与镇代表处及344个专业协会。这些非政府组织帮助德国制造业企业拓展国内外市场、筹措企业发展资金、发布政府和市场信息，并为企业提供技术和人员培训等相关服务［11］，增强了行业内沟通与协作，加速了新技术的迅速传播与应用，有力地推动了德国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

（三）制造业企业自发开展服务化转型

跨国公司为了抢占产业链“微笑曲线”两端，积极推进制造业产出服务化。其中，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工业互联网+”模式是典型代表。2012年，通用电气公司提出“工业互联网”概念后，就围绕工业互联网进行业务变革，加快制造业服务化、智能化转型。首先，通过注资、并购等资本操作，推动核心制造板块向服务领域拓展。2013年，通用电气公司通过注资云服务和大数据服务公司，为公司旗下工业化产品和服务提供数据服务。2014年，通用电气收购法国阿尔斯通的能源和输电业务，弥补了通用电气在输变电方面的短板，加强了能源管理系统的构建。同年，通用电气收购医疗人力资源管理软件及分析解决方案提供商，推进了公司医疗信息化进程。其次，多方合力，硬软结合实现业务增资。通用电气依托在航空、医疗等高端装备制造的优势，通过建立自己的软件和分析中心，并借助与思科、英特尔、AT&T等信息技术企业的合作，充分挖掘这些设备产生的数据资源，不断优化产品设计，提供设备运营跟踪服务和软件服务，到2015年通用电气的设备已拥有高达1600亿美元的服务合同。［12］

美国卡特彼勒公司为了推动全球化销售，创新地发展出了“融资+售后”的全生命周期服务生态转型模式。卡特彼勒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工程机械和矿山设备生产厂家、燃气发动机和工业用燃气轮机生产厂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柴油机厂家之一。为了帮助客户解决购买大型机械设备的资金不足难题，卡特彼勒公司于1981年成立了卡特彼勒金融服务公司，通过与代理商合作，向客户提供“一站式”销售支持方案，即客户可以在任何一家卡特彼勒代理商的销售网点选购机器设备、办理融资、设备维护以及提供原厂零备件支持等专业化服务，后续卡特彼勒公司深挖客户需要，将业务拓展到再制造服务，以及设备管理解决方案，形成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服务生态系统。［13］

日本富士通作为一家以电信设备制造商起步的电子产品生产企业，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逐渐挖掘到“服务价值”所带来的巨大价值潜力，形成了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产品+服务+系统”的解决方案价值共创模式。1992年，富士通为了支持设备进行信息共享，引进了“PROPOSE”服务体系，这是富士通首次为客户提供额外收费的服务产品。随后富士通逐渐走向基于服务主导的业态提供商，即富士通不再售卖方案产品，而是通过其内部服务和技术提供者的技术或产品，融合客户的知识与经验，进而实现一个共创价值的服务方案。富士通的解决方案业务中，客户实际上支付的是富士通提供的服务，而非服务的产品。［14］小松制作所是日本另一家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急先锋，依托机械设备物联网技术优势，小松公司不断扩大和强化售后服务、租赁及二手交易、融资业务等价值体系的作用，通过整合集团力量，向客户提供降低工程机械与产业机械等商品生命周期成本的新方案，从而避免参与竞争对手之间的价格战。［15］

三、现代服务业与农业融合发展的模式与国际经验

一些发达国家在现代服务业与农业融合方面开展了长期实践，形成了美国“农业纵向融合”、日韩“六次产业化”、荷兰“链战略”、法国“农旅融合”等成熟模式，为我国完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和支持政策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积极推进农业产业链向服务环节延伸

日韩的六次产业化主要以龙头企业、合作社（农协）等为依托，推动农业生产加工与营销、休闲观光等相关服务业联结。如韩国庆尚北道清道郡在发展柿子产业融合发展中，除了开发柿子醋、柿子茶、柿子染料的服装等柿子加工产品外，还打造集试饮、展销、聚会、文创为一体的柿子酒主题旅游景点，实现了柿子价值倍增。［16］为推进六次产业化，日本政府主要通过“六次产业化”补助金、贷款和财政投资等方式，对产业融合经营主体开发新产品、建设直销店和流通设施、举办洽谈会及交流会等给予资金支持。韩国政府出资在农村社区、农业研究院所、农业产业和政府之间建立区域网络，向农民提供农业生产技术指导、农产品营销帮助和农业研究项目资金支持。［17］

荷兰政府以“链战略行动计划”为依托，加强对农产品产供销的协作和整合。以花卉产业为例，荷兰用先进的花卉装备和精细化设施，提高花卉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18］依托全球最大的花卉拍卖场所——阿尔斯梅尔花卉拍卖市场，以及先进的冷库储藏技术和航空物流，为花农提供便捷的花卉交易和储存运输服务，同时创新地将郁金香文化融入花卉产业链，把郁金香生产及其产品打造成为符合现代消费需求的时尚创意载体，如每年举行大规模郁金香花车游行［19］，最终形成特色文化、拍卖市场、航空物流和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

旅游业与农业融合发展是法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特色模式。法国政府不仅补贴资助传统民居保护和修缮，还以法律法规形式明确民宿住宅质量、服务质量和周围环境标准，并规定正常的工作者都拥有30个非假日的带薪年假［20］，举办乡村旅游博览会，宣传推介乡村旅游，极大地推动了乡村旅游的需求增长。同时，为了突出本土性和特色性，强化本地农业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法国旅游协会要求农场销售的餐饮和特色旅游产品必须使用当地农产品原料，且使用本地特色的烹饪方法。［21］

（二）加强服务业与农业融合发展的组织保障

美国农业产业纵向融合主要依靠农业综合企业。美国的农业综合企业主要有工商企业联合组建的农工综合企业、公司农场和农场主合作社三种类型。借助农业综合企业，美国将农业、工业、商业、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等产业融为一体，形成了一套产前、产中、产后紧密结合的产业化经营体系，打造了一条农产品生产、加工、营销各环节紧密相连的产业链。［22］

日本通过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推进六次产业化。日本农林水产省前后共设立了十几个政府部门，各都道府县吸收农政局、经济产业局、财务局、运输局、农协、工商团体以及推广组织等组建“六次产业化、地产地消推进委员会”，并延伸到市町村。日本政府还与民间组织共同出资成立了“株式会社农林渔业成长产业化支援基金”［23］，同时日本政府还注重发挥农协的全产业链贯通作用，在每个县设立“六次产业化支援中心”，为经营主体开展产业融合主体认证服务［24］，给予农协和产业融合认证主体精准的财政扶持、税收优惠和信贷支持。

法国农旅融合的成功离不开乡村旅游协会、农会等中间组织。法国构建了“农户+协会+政府”的乡村旅游协作机制，农民可以自愿加入“农家长租房”“农庄餐饮与住宿”等协会型组织，在全国大区、省、市镇均成立了各级旅游协会，旅游协会在政府政策范围内制定行业规范、质量评级标准，带动农户进行经营。［25］法国农会是半官方半民间的公共职业联合机构，其设计的“欢迎莅临农村”组织网络，成为一个联接各大地区农庄的营销网络平台，而且农会常设委员会与农业及旅游接待处制定了严格的乡村旅游管理条例，促进本土农产品直销、特色化经营，避免同质竞争，并对会员房屋修缮、经营、定价及财务管理等诸多方面进行指导和培训。［19］

（三）植入科技、文化等要素发展融合型农业新业态

美国借助信息技术优势，构建起了业态融合发展的智慧农业。美国注重开发农业信息资源，形成了连通政府、地区、科研院校、企业等多部门的专业化农业信息系统，建立起了农业网络信息中心、农业在线访问网站、粮食与营养援助研究数据库，以及生产、供应与分销在线数据库，农场主可以利用农业数据库、农业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实现“精准农业”，农业经销商可以借助自身搭建的大数据平台和公共农业大数据资源，为农场主提供土壤采样、VRT（Variable-rate application）施肥、无人机植保、产量监测等各类智慧技术服务。［26］美国还通过农村电信建设，构建了覆盖全球的农村电商经营网络。［27］

美国依托当地农场主、农产品加工企业、旅游企业、文娱产业和地方政府部门的多方协作，深度开发民俗节庆等文化与农业融合的创意农业项目。如旧金山半月湾南瓜艺术节、北卡罗来纳州等地区的草莓节和玉米迷宫项目。多方合作提高了创意农业项目的知名度，为本地农业和农产品持续带来关注度，实现了创意农业的可持续发展。［28］

德国慕尼黑政府通过将生态、休闲、文化与农业深度融合，发展出了“绿腰带”创意农业项目。慕尼黑政府与当地农民一起规划提供面向市民的出租菜园，借助菜园园丁协会规定收费标准、管理会员、协调农民与市民的联系等［29］，政府还在“绿腰带”地区设计了纵横交错的骑行线路，引导农户开展骑马、水上运动等休闲服务项目，最终形成了“游泳—漫游—马铃薯—蜻蜓—清新空气的绿腰带”。［30］

四、服务业内部融合的模式与国际经验

发达国家借助现代服务业先行优势，通过支持服务企业拓展经营领域，加快业态和模式创新，形成了“金融+”“旅游+”“数字+”等服务业跨界融合模式，加快了服务业内部细分行业融合。

（一）创新扶持机制助推“金融+”发展

金融与其他服务业的融合发展，能够有效引导社会资源配置，加快解决制约其他现代化服务发展中的资金瓶颈问题，其中金融与科技创新的融合发展诞生出了科技金融业。美国政府通过放宽养老金投资标准和大幅削减资本利得税，缔造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最成熟和竞争力最强的风险资本市场，除了为初创的科技创新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外，还给予其人际网络、介绍客户、参与公司治理等增值服务。硅谷银行作为科技银行的先驱，能够提供股权投资与信用贷款结合的投贷联动、认股期权贷款、供应链融资、中长期创业贷款、全球财务管理等涵盖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产品和服务。［31］以色列政府为了推动科技金融发展，1992年政府投资1亿美元成立了YOZMA风险投资基金，并通过设立多个子基金的方式吸引更多民间和外国资金，在1998年完成了基金私有化改革，实现了本土风险投资基金的市场化运作和成长壮大。［32］

随着人口老龄化，发达国家逐渐形成了成熟的现代金融服务养老模式。美国金融服务养老的主要形式有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住房反向抵押保险、养老信托投资和养老基金投资等，美国允许居民在银行、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自由选择开设个人退休账户，同时避免对金融机构的养老金资产管理进行过度的行政干预。日本以信托为手段，开展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按照各自不同的意愿提供量身定制的养老生活保障。英国是最早开展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国家之一，借助发达的资本市场，能为养老者提供养老基金、养老信托等多样化金融服务。［33］

（二）优化要素配置促进“旅游+”发展

发达国家结合自身优势文化资源，因地制宜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模式。英国充分挖掘数量庞大、藏品众多的博物馆资源，免费开放国立博物馆和美术馆，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博物馆运营和文化产业开发，借助名人故居活化文化资源，依托文物藏品复制创新文创产品和节庆活动，打造出了“博物馆文化旅游”模式。美国将科学技术、娱乐内容、休闲要素和服务接待设施融于一体，打造了成功的“文化主题公园旅游”模式。韩国确立了“文化立国”战略，通过扶持发展影视产业，打造出了风靡全球的“韩流影视文化旅游”模式。［34］

随着人口健康意识的增强，不少国家涌现出了体育医养与旅游融合发展热潮。美国通过举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马拉松、橄榄球、篮球、网球、棒球等体育联赛，吸引了大批游客和观众。［35］澳大利亚资源、能源和旅游部、卫生和老年保健部等政府部门与澳洲旅游出口委员会、澳洲水疗协会等行业组织，共同促进康养旅游发展。阿尔卑斯山脉地域内的奥地利、瑞士、意大利和德国等欧洲国家，利用地理和文化上的相近性，通过产业集群建立区域养生旅游品牌，如自2003年开始联合打造“Alpine Wellness”，现已成为集高山疗养、休闲观光、运动娱乐与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养生旅游目的地。［36］韩国政府在法律政策保障、相关部门协同、国际标准认证、患者权益保护、专业人才培养、品牌宣传推广、医疗旅游产品开发、海外市场开拓等多个方面，引导和支持各类医疗机构积极开展面向外国患者的医疗旅游业务。［37］

（三）拓展信息技术应用场景加快“数字+”发展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日益成熟和广泛渗透，为传统服务业转型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数字化升级方案。其中，欧美国家在金融数字化方面走在了前列。欧美银行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发展了网上银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美银行更加重视虚拟渠道对降低成本的作用［38］，并通过对客户开户、信用卡还款、贷款申请等业务流程的数字化改造，进一步降低运营成本，还借助大数据建设，开发数字化金融产品，进行差异化定价和服务，塑造更加丰富的客户交互场景。［39］

发达国家在健康服务的数字应用方面也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2002年，澳大利亚就推出了Health Connect计划，目的是建立全国性的电子健康纪录系统，并于2018年提出了澳大利亚国家数字健康战略，旨在为患者和医疗服务供给者提供一系列易于使用的创新供给。［40］以色列发布了“全国数字健康计划”，计划建立一个包含约900万居民的电子医疗档案数据库，在隐私保护原则下实现医疗机构、研究机构、市场机构间的数据信息流通互动。［41］美国大力支持健康数据服务发展，推动虚拟客服、远程监测、远程保健、临床决策辅助、护理流程优化、健康消费引流等健康服务创新业态加速发展［42］，并通过HIPPA系统对患者信息隐私安全进行有效保护。

欧美国家积极推动物联网技术在物流业中的应用，促进了物流智慧化发展。美德两国均高度重视物流标准化，对物品编码规范、射频识别技术、数据采集与处理标准等都有统一规定，降低了企业之间信息交换和处理的成本，为信息技术在物流行业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43］英国Tesco、美国沃尔玛、德国麦德龙等龙头企业都宣布了各自的射频识别计划，美国联邦快递（Fedex）、联合包裹服务（UPS）等大型快递企业已实现了对包裹自动跟踪和配送末端路径优化，在有效提升物流配送效率的同时，也提高了用户满意度。

五、国外推进产业融合的共性经验和政策启示

发达国家产业融合除了充分发挥企业自身产业融合的主动性外，也通过完善产业融合发展的组织体系、要素条件和制度环境，打造现代服务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的良好生态，值得我国吸收借鉴。

（一）鼓励发展产业融合型组织

产业融合不仅需要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主动优化业务结构，积极获取更高附加值的跨行业收益，也需要能够有效整合多个行业、多个部门的融合型组织，确保协调推进业态创新和利益分配。美国电子信息制造企业发起成立的工业互联网联盟，抱团确保美国信息技术保持领先优势，农业综合企业打造出了全球最具竞争力的融合型农业产业链。日本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中的产业联盟，使其制造业一度获得了全球领先的竞争优势，自上而下的六次产业化组织体系，大大促进了日本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德国工业联合会和慕尼黑菜园园丁协会、法国乡村旅游协会等行业组织，在发挥与政府产业融合政策沟通协调的同时，也极大地规范了产业融合的竞争格局。近年来，我国各类产业联盟获得了长足发展，但跨行业的联盟数量较少，联盟内部的运行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风险分摊机制不健全，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后，行业协会职能弱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力普遍较弱、产业融合发展能力不强，今后亟须发展壮大这些产业融合型组织，充分发挥其沟通协调和资源整合作用。为此，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立法赋予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部分行业管理职能，选择若干条件成熟的行业中间组织开展政府职能转移试点，支持融合型产业组织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给予其一定的财政补助、公共技术研发推广项目等支持。同时，借鉴日韩经验，开展产业融合型主体认证，并给予认证主体用地、信贷和项目资金等倾斜性支持。

（二）充分发挥数字经济跨界渗透作用

数字经济是产业融合的润滑剂和放大器，也是我国借此实现赶超发达国家产业融合水平的加速器。发达国家充分发挥大型ICT企业的技术领先优势，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农业以及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发展出了美国工业互联网、智慧农业和智慧物流、德国工业4.0、澳大利亚数字健康等产业融合型业态，为现代服务业内部及其与制造业、农业的融合提供了数字化转型方案。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研发处于世界第一梯队，在海量数据收集和应用场景方面走在全球前列，未来除了持续加大对数字经济发展的财政投入，支持农业生产经营智慧化，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外，也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加快制定统一的数据采集与处理标准，在加强个人数据保护的基础上，强化数据资源确权、开放、流通、交易的相关制度建设，激活数据要素跨界融合潜能，推进产业融合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和更高效率迈进。

（三）加强要素供给与市场开拓

产业融合衍生发展出的新型业态，往往需要经历一段时期的市场认可过程，而且因为市场风险较高或者盈利模式尚不成熟，经常面临要素配置不到位的窘境，这时就需要政府及时补齐这些短板。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为推动产业融合，从技术研发支持、人力资源供给、金融创新服务、公共数据开放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政策创新。在市场预热和市场开拓方面，美国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设立了“服务出口工作组”，法国通过带薪休假、举办乡村旅游博览会等提升农旅融合需求，韩国支持医疗机构面向外国患者开展医疗旅游业务。我国两业融合、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和服务业内部融合均存在一定程度建设用地短缺、人才支撑不足和融资难融资贵等要素制约，未来应该加强产业混合用地供给，在构建专精人才跨界协同机制的同时，统筹各方教育培训资源培养复合型人才、混合型管理人才，并鼓励金融机构根据产业融合需要开发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通过政府采购、宣传推介、对接海外市场等预热市场，还可以借助我国国有企业资金、人才等优势，支持国有企业进入融合型人才培养、基础设施建设、外销市场开拓等外部性较强的领域。

（四）及时完善融合型新产业新业态的监管制度

产业融合意味着打破旧有的产业边界，既容易遭遇已有监管障碍，导致发展不畅，也可能进入监管空白点，引发市场混乱或垄断。对此，发达国家在尽可能方便产业融合发展的同时开展包容审慎监管。如2010年，美国政府提高横向并购中市场垄断的认定标准。2015年，英国金融监管局提出“监管沙盒”的创新监管理念，开启了监管主体和被监管对象沟通、互动，加快产品和服务创新的新模式，极大地促进了金融科技创新产品的发展。［44］日本政府为防止形成农民对工商资本的依附关系，长期限制工商资本前向兼并农业［45］，但是为了解决农业经营活力不足、推进六次产业化，日本政府修订法律逐渐放松了对进入农业主体的管制［46］，将工商资本流转土地由事前设置准入门槛向事后监督土地用途转变。同时，主要国家从数据隐私保护、反垄断、保护消费者权益等方面，最大程度地发挥数字经济赋能产业融合的作用。我国在推动产业融合的过程中，也要借鉴国外经验，行业主管部门既要适时检视有效期内的监管政策，及时清理、废止和修订不利于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措施，强化行业“负面清单”管理，营造宽松、包容的产业融合监管环境，同时也要规范市场主体的产业融合行为，构建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防止在产业融合中形成侵犯隐私、垄断市场等资本无序扩张乱象。